河南曲剧卷席筒

xx 曲剧卷席筒

先秦时代，河南的音乐、歌舞、杂技和优人的表演已相当盛行。《吕氏春

秋古乐》篇记有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的葛天氏之乐”《论帚》、

《礼记》、《诗经》等典籍中记有春秋战国时代的郑卫之声”《诗经陈风》

中对宛丘山下那无冬无夏”的民间乐舞作了生动描述，《列于说符》记述了宋国的兰子脚踩高跷，舞弄七剑，其中有五剑飞舞在空中的杂技技艺。反映先秦时期文化艺术活动的地下文物在河南更是大量出土，如舞阳贾湖的八千年前的七孔骨笛，禹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现藏的西周时期的青铜面具，信阳长台关出生两战国时期的十八弦锦瑟等。与歌舞活动紧密相连巫的活动当时普遍存在，安阳殷土的一些辞中记载着这种活动。祀神、折年、驱病、问战、调解纠纷经常由巫装扮鬼神雇弦乐歌舞中进行。如信阳长台关出土的十八弦锦瑟上就画有女巫的生动画像。另外，在春秋战国时代，河南境内诸侯国的国王、贵族们已有蓄养优人之风，《韩非子内储说上》曾有侏儒劝谏卫灵公的具体记述，贾谊

《新书》也提到卫懿公”贵优而轻大臣”。

汉代是一个歌舞百戏十分兴旺的时代。特别是东汉，南阳是刘秀发迹之处，洛阳乃当时之国都。南阳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有关歌舞百戏场面的达百块之多，其中有近似。“总会仙倡”的表演画面，也有“东海黄公”的类似形象。当时的《东海黄公》虽仍属角抵之戏，但已经有了服装和化妆，有了假定性故事，竞技表演必须服从假定性的故事情节。两个竞技者，其一必须装扮为绛增束发，手持赤金刀的东海黄公，另一个必须装扮为猛虎。这个节目或与此类似的节目在河南的演出较为广泛：

郑州新通桥出土的汉代画像砖，巩县柴稍出土的陶灶上都有这样的表演画面。在密县出土的汉墓中的宴饮百戏壁画上，画有歌舞杂技表演与鼓乐伴奏的场面。西起灵宝，东至项城，不少地方出土有上绘歌舞百戏演出图像的陶楼。李尤《平乐观赋》所描写的洛阳平乐观演出的。“戏车高童”、“吞刀吐火”、“骑驴驰射”、“侏儒巨人”、“鱼龙曼延”等节目，均是集歌舞、杂技为一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不仅具有高超技艺，而且有了布景道具。

汉代中原地区传统的驱傩活动声势盛大，张衡的《东京赋》对此曾有详尽描述。洛阳老城出土的西汉墓葬中绘有驱傩壁画，“方相氏”、“饭子”装扮怪异，边歌边舞，场面壮观。淮阳平粮台也出土有“方相氏”巨俑。

这些丰富多彩的歌舞百戏及俳优侏儒的表演，为河南戏曲的形成创造了良

好

条件。

宋王朝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混战局面，兴修水利，奖励农耕，农业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工商业空前繁荣，国都汴粱成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京洛阳、南京商丘，也都相当繁华。北宋的京城汴粱与唐代的京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相比，城市结构、城市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唐代的长安，商品经济尚不发达。全城只有一百零八个坊，仅东西两个商业集市，一到夜间，坊门关闭，执金吾巡街，城市一片寂静，缺乏夜生活。北宋时期，整个中州地区的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商人、手工业者大量涌向都城。特别是城市夜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太祖乾德六年四月十三日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宋会要辑稿》食货卷六十七）到了仁宗庆历、皇佑年间，城市的“坊巷制”彻底瓦解，据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载，当时夜市已经通宵达旦，“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无论宫廷还是民间，都产生了对娱乐的强烈需求。

《宋史乐志》记载，宋初循旧制，置教坊，凡四都。其后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余藩臣所贡者八十三人，又太宗潘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同时还设有“钧容直”和“云韶部”。每遇朝廷大宴，每到农历三月初一开金.一直到北宋末年均是如此。

民间的艺术活动更是生机勃勃，发展迅速，并且表现出与官方艺术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宋史乐志》载，太平兴国（976年至983年）期间，民间作新声者甚众，而教坊不用也。”又说“真宗不喜郑声”。从王曾的《王文正笔录》和王巩的《闻见近录》的一些记载也可以看到当时官方乐和民间乐相互对立酌情况。

《王文正笔录》载；“驸马都尉高怀德，以节制领睢阳岁久，性颇奢靡，而洞晓音律，故声伎之妙，冠于当时。法部中精绝者，殆不过之。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东西二桥，舟车交会，民居繁夥，倡优杂户，厥类亦众。然率多鄙俚，为高之伶人所轻诮。每宴饮乐作，必效其朴野之态，以为戏玩。谓之“河市乐”，迄今俳优常有此戏。”尽管这些贵族和贵族的伶人们看不惯民间的“河市乐”，笑其鄙俚朴野，但“河市乐”却在不断扩大影响，渐为四方商贾所熟知。《闻见近录》记载；“南京（今商丘）去汴河五里，河次谓之河市。五代、园初，官府罕至，舟车所聚，四方商贾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凡郡有宴设，必召河市乐人。”河市乐人就是露天作场的民间艺人。

杂剧演出在这一时期的艺术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宋史乐志》曾

经开列一个北宋初期朝廷大宴时教坊上演的节目单。在十九项节目表演中，杂剧

演出竟有两次。同书还有关于云韶部“乐用琵琶，筝，笙,, 杂剧用傀儡”的记载。而且杂剧演员在官方乐舞机构中已经有了固定编制。陈旸的《乐书》说，“云韶部杂剧员二十四、钧容直杂剧员四十，亦时之制也。“杂剧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它继承了唐代参军戏的传统，具有简单的故事情节，有时是逢场作戏，装扮人物，对白问答，调笑嘲弄，滑稽幽默，取材比较广泛，登场只限两人。荆敞《中山诗话》载：

“祥符、天禧（1008年至1021年）中，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予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尚李义山，号‘西昆体 '。后进多窃义山语句。赐宴，优人有为义山者，衣服败敝，告人日；‘我为诸馆职桪扯至此！ '闻者欢笑。”此处记述虽较筒略，亦可知当时杂剧演出之一斑。荥阳县1978年出土的宋基石棺杂剧图，棺盖刻有“大宋绍圣三年十一月八日”字样，绍圣三年即公元1096 年，宋哲宗时期。此图是我国现有较早的宋杂剧表演的形象资料，似在演出《中山诗话》记述的李义山故事，出场人物四个，左起第三人，戴圆筒尖顶高帽，穿圆领长袍，左肩上十分突出地打了个大补丁，针脚明显，双手作叉手状，身体向左，形象滑稽。

当时，不仅教坊演出杂剧，民间艺人也有演出。王安石在《相国寺启同天道场行香院观戏者》一诗中描述了他在相国寺看演出的情况；“侏儒戏场中，一贵复一贱。心知本自同，所以无欣怨。”北宋中后期，民间与官方的演出有了越来越多的交流。民间艺人，演技出众者可能被召入教坊。活跃在熙宁至元佑（1068 年至1093 年）年间的杂剧演员丁仙现，就是由民间到教坊的。民间演出和官方演出还常常同时同地进行。据盂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有一次正月十五的演出，就有“教坊、钧容直、露台弟子，更互杂剧”。还有一次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时，就让“伎艺人作场勾肆，罗列左右”。北宋杂剧在这时进一步综合了歌唱、音乐、舞蹈、故事等艺术形式，以演唱曲子来叙事表情。吴自牧《梦粱录妓乐》载；向者汴京教坊大使孟角球曾做杂剧本子，葛守诚撰四十大曲，丁仙现捷才知音。”一种新的演唱也于此时出现，《梦粱录妓乐》写遭。“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王灼《碧鸡漫志》中说，“熙丰、元佑间，,, 泽州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 ”说唱诸宫调是唱白相间的说唱形式，是孔三传在北宋汴京这个特殊的文化背景下的“首创”。它不是用一支曲子反复演唱，也不是只用一宫调的曲子唱到底，而是用不同宫调的不同曲子演唱到底，适应了戏曲向故事情节复杂丰富方向发展的趋势，给戏曲的音乐形式提供了基本构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