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影响文化

自然环境影响文化

在人类文化创造的自然环境中，河流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天然的“摇篮”。举世闻名的我国的仰韶文化就是在黄河流域形成的。它虽然因发现于河南仰韶而得名，但其分布却遍于黄河中下游。它的遗址有l000多处，最主要的有陕西省西安半坡、临漳姜寨、宝鸡北首岭、华县元君庙，河南省的陕县庙底沟、安阳后冈、浙川下王冈等处。这些遗址都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仰韶文化为什么能在黄河两岸广阔的台地上发展起来?这是和那里肥沃的土壤、有利的地形、适宜的气候、充足的水量以及密集的动植物分布联系在一起的。在黄河河道在陕、甘、晋高原一带，有渭、径、汾、伊、沁等十多条支流，周围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在古代，这里土壤层厚而且肥美，生长着茂密的森林及野生动物。即使到了西周时期，这种自然生态环境仍然保存着。这些地方生有巨大的森林。林中栖息着野鸡和飞禽，古代，黄河中下游地带还布满了湖泊。当时水草丛生，鱼虾遍于湖中，仰韶文化正是在黄河两岸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农业和渔猎的经济生活得到发展，村落一类的氏族公社的社会结构也发展起来。当时人类为了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创造了石斧、石铲、石刀及石磨一类生产工具；为了从事捕捉野兽、鱼虾等渔猎活动，创造了弓箭、矛以及鱼叉、鱼钩、石网坠等渔猎工具同时还学会了饲养家畜。在农业生产基础上，他们掌握了简单的纺织技术，制造了陶纺车。而纺织技术所需的骨梭、骨针、骨锥一类文化则是狩猎经济生活的直接派生物。仰韶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彩陶制作，盆、碗、盘、杯、瓶、钵、罐、瓮，细泥红陶、

灰陶，给以人面及动植物花纹和几何图形，有的并赋予彩绘，形态生动、逼真，构成了一个独具特征的文化系统。因此，人们又把仰韶文化称之为“彩陶文化”。它说明人们当时不仅已经产生了初级的几何概念和审美观念，而且已掌握了相当可观的烧陶物理、化学知识。由于有了村落氏族公社，房屋的建筑也有了相当可观的规模，西安半坡遗址中的房屋有半地穴式的和地面木架式的两种，造型有圆的、方的。建筑材料是取自周围的泥土、木料、茅草。在这些村落中，已划分出了居住区、烧陶场、墓地等区位，这无疑是当时社会结构的产物。在浙川下王岗仰韶文化中所发现的骨，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巫术而且有迹象表明当时人类已经有了灵魂的观念，有了宗教信仰的萌芽。这些都是人类刚刚从动物界摆脱出来在思想意识上寻求自己与自然界之间的联系所产生的精神文化现象。从仰韶文化的各种特征来看，不论是知识、技术以及物质文化，还是社会组织、制度性文化以及审美观念、巫术信仰等精神文化，可以说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植根于当地黄河流域自然环境之中的，是当时人类尚不能脱离自然界的文化创造，带有明显的生物生态的特征。

这一点我们从古埃及文化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埃及位于非洲的东北部，南有撒哈拉大沙漠，北临地中梅，尼罗河流贯其间。尼罗河两岸有一大片狭长的沃野，加之地近热带，气候温和，宜于农业生产，特别是河流入海处有一个广阔的三角洲，为古代埃及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古代埃及文化发源于尼罗河两岸。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埃及人就种植谷物、麻类，发明象形文字、草纸。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他们还发明了历法；

为了算出尼罗河泛滥的时期及泛滥后丈量土地的需要，他们创造了天文学、几何学；同时也创造了祭司等级，埃及的国家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出现了。当时的国君法老既是政治统治者，又是宗教首领。日神和地神的宗教崇拜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为了墓葬法老，象征着权力的陵墓金字塔出现了。他们能够建筑

这样庞大的建筑物，是和当时人口的增加以及能够从事非生产性劳动分不开的。为了使死者制成木乃伊而不朽、医学也发展起来了。所有这些文化都是在尼罗河流域的环境中创造的。

类似的由自然环境影响文化创造的情况在美索不达米亚、印度等地方也同样存在的。在古代西亚两河流域，不仅苏美尔人关于洪水的传说直接来源于河流泛滥，而且当时的度量制度、法典也都与水利灌溉、土地占有密切相关；至于说到城池建筑及城邦国家，它虽然是与当时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但是它也是在当时的地理范围内形成的。

在古代南亚印度河流域，公元前22 公元前18世纪的摩亨佐·达罗城文化和哈拉巴文化在这里出现。到公元前12—公元前10世纪，印度雅利安部落占据印度河流域以后，在河谷地带利用水利进行灌溉，发展了农业，并向恒河上游发展。正是在这个时期他们建立了第一个王政时代。这种政权组织的出现虽然是征服土著民族的结果，但是水利的布置和管理的需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河流正是造成这种自然环境的一个重要条件。正如中国、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等古代文化历史所表现的那样，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带有河流文化的特征。

如果说古代我国的仰韶文化、古埃及文化、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等都属于“河流文化”的话，那么，古代希腊文化则可谓之“海的文化”。所谓希腊文化，实际上是爱琴文化。它是在爱琴海诸岛及周围沿海陆地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爱琴海位于欧洲东南部，北有巴尔干半岛，东有小亚细亚半岛，西有希腊半岛。海上岛屿星罗棋布，周围陆地曲曲折折净是港湾，特别是南部的克里特岛，位于埃及与希腊半岛之间，土地肥沃，水产丰富。爱琴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区域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大约在公元前8000一公元前6000年，这里已经有了早期彩陶文化。后来，爱琴海地区的居民受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文化的影响，到公元前3000一公元前looo年，爱琴文化已经取得相当高的成就。他们有了文字，学会了航海，学会了炼钢，会制造扁斧、短剑，能建筑宏伟的王宫。希腊半岛南端山脉纵横，港湾曲折，有无数的小平原。公元前2900年左右，北方游牧的希腊人在此定居下来，并且得到了发展。到公元前五世纪经过希腊波斯战争，希腊遂成为爱琴海上的宿主。其后以雅典为中心，发展了极盛一时的希腊文化。它的文学、艺术、哲学都成熟于这个时期。由此可见，古代希腊文化乃是在爱琴海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是海上文化的继承和延续。研究希腊文化的产生、发展的历史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但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爱琴海周围的自然环境，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条件。不仅爱琴海诸岛及周围沿海陆地的土地、气候为它的居民提供了生存的条件，而且那里的港湾及便利的海上交通条件，也为他们从周围先进居民中吸取知识、技术等提供了机会。可以说，没有爱琴海及爱琴海特殊的自然环境，也就没有古代希腊的灿烂文化。这些文化不仅是从海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且带有海的性质和特征，如航海技术、海上商业和贸易，甚至连奥林匹斯神系及荷马史诗中的英雄观念的产生，也无不和海上争夺密切联系着。

游览一些古老市镇或总观世界著名大都市，都可见到它们与河流、海洋的紧密关系。可以说每个自然生成的城市几乎都有自己的母亲河或者面向大海。

现在埃及的开罗新、旧两个城市文化区就是这样。开罗原是一个古老的城市，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但是随着城市现代化，开罗呈现为两个文化中心。一个中心是中世纪的开罗，它位于市中心的狭长地带。另一个是现代化的开罗，它位

于尼罗河两岸。两个开罗城区文化个性和特征完全不同。在旧开罗，南边10英里左右是大大小小的金字塔，市内建造着星罗棋布的迷人的清真寺，一般民居房屋也是古老的建筑。它很低，木制的格窗、镶嵌的大门，雅致而富有古老民族的美。虽然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但四轮或两轮马车依然存在，甚至还有骆驼和毛驴缓步街头。白天，人们从事传统的手工民间生产；晚上，人们群集在小巷之中，有时买上一杯咖啡，饮着聊天，有时点上水烟袋，悠闲地听人讲天方夜谭，自古于今延续着无数个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星期天人们则去做礼拜，听阿訇讲《可兰经》。总之，这里的一切生活方式中的风俗、礼俗文化都遵守着伊斯兰教的古老传统。新的开罗则截然不同。这里到处是现代化的高层建筑，公寓、楼厅，富丽堂皇，有地中海风格的，也有法国巴黎风格的，它显然受欧洲建筑风格的影响，即使漂亮的小别墅，也筑起高高的围墙。交通工具也是现代化的电车、汽车，还有一驶而过的摩托车。这里居住的大多是商人、企业家、银行家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他们拥有自己的公寓、别墅、小汽车及电视机、录音机等；男人西装革履，妇女有时还穿巴黎流行的超短裙，过着灯红酒绿的夜生活。总之，新的开罗完全抛弃穆斯林的传统文化，追求的是一种新的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开罗两个文化区的形成和对比，有力地向我们说明，随着现代化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的文化区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的变迁过程。

从自然环境的物质因素来考察，影响人们选择定居地的因素主要有三。

一是具备宜于农耕的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基础，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立身之本。

在选定了可耕种的土地之后，人们就会在所耕种的土地附近寻找居住地。从住家到耕种的土地之间距离称为耕作半径，耕作半径决定着农民居住地的选择与其耕种的土地之间的关系。在以传统耕作方式生产的农业社会里，耕作半径越小，就越是有利于增加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问题在于宜于耕种的大片土地与村寨位置两者功能不同，其选择的标准不同。可耕土地的标准在土质、易开垦、易耕种及雨水等天气条件，居住村寨的选择则要看风水。两者间是否能吻合，耕作半径就成为定居地与村落居住地关系取舍间的一个尺度。今天当我们到一些古老村落去旅游，也可通过耕作半径来评价一个定居地好和劣的指数。广大江南平原地带，这个矛盾不明显，耕作半径很小。山区则不然，为了耕种一块土地甚至要翻山越岭。

二是除土地以外的其他自然环境条件，如水源、能源、地形、气候等自然要素。这其中水源是非常重要的。水是生命的保证，每个定居地必须要有足够的水源保证。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大河文明及母亲河之说，都充分说明水源对定居地的重要性。此外，山区的溪、泉、井等水源也是定居地选择的有利条件。中国风水学说所要求依山伤水，实际上解决了水源的问题。今天我们所看到一些古代文明的废墟地，很多情况下就是因为水源的枯竭而导致的。物质因素中包括能源保证，没有能源同样也没有生命。传统农业社会中能源消耗量不大，但却万不能少。农业文明的能源物质主要是森林植物、矿物燃料、风力、水力等，从新石器开始的人类定居与农耕文明，数千及上万年以来，已破坏了一个又一个原始优越的生态区域。今天的有一些村寨周围几近不毛之地，但并不能否认它当初被选作定居地时的优越生态环境。地形是另一个要素。地势高低、地面坡度、地基牢固程度均是具体选择时的考虑要素，特别是战争频繁(有些定居地可能就在战争过程中被选中)、地势低洼、山地起伏的地方，地形就成为关键因素。到山区少数民族

特别是那些曾长途迁徒的民族聚居地旅游，可知他们的祖先当初选择此聚居地的原因。而一些介绍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小册子往往也会介绍聚居地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条件。气候对于农耕社会来说，可以耕作的地方，通常也适宜人类生存。惟有气候异常、水旱灾害不断的地区，一般人口相对稀少。总之，人们总是选择那些可以通过文化创造，能避免或减少灾害损失的地方定居；出于无奈，只能在于旱、寒冷、炎热气候区居住的人们，在选择适宜地点和建造特殊房屋时，就非常用心。例如在阿拉斯加，爱斯基摩人的圆顶小屋能有效地保存热量并能抗狂风等自然力；干旱地区游牧民族的帐篷，北欧寒冷多雪地区的歌特式建筑，美国龙卷风地带的半穴居房屋，适合热带雨林气候的干栏式建筑，中东为克服高温住房的顶板都建得很高，南太平洋住家的设计充分利用常有的微风等等都是因地制宜，为适应环境、气候特点而建造；在村落文化的形成中，人口的分布主要聚集在肥沃的江河流域的河谷、平原、三角洲，或群山环抱的盆地，或沿海岸的海湾地带。虽然这种定居的选择仍然体现着人与自然的亲和力，但它较之巢居洞宿第一次表现出了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支配。这时，人类守着已被耕种过的熟土，土地中的物产尽管仍体现出自然产物，但并非完全由自然生产所提供‘人类利用自然规律，通过劳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整个村落文化，获得了一代又一代人延续和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料。这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人类就不再仅仅是适应自然环境去生存，而是利用自然条件创造自己的文化环境。自然是财富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之母，而创造文化的劳动则是财富和社会发展之父。

三是环境产生的人类精神作用。人类学家们注意到，人类在选择定居点时似乎并非只看重作物收获维系生存的物质因素。在万物有灵的神话时代，在某种似乎是图腾圣灵显现的地方，某种认为死后可以进入福祉的地方，会特别引起古人的注意。这些地方或许在被确认作为固定居住地之前，先被族人选中作为每年聚会的地点。古人定期返回这些地点进行一些神圣活动。所以，这些地点是先具备神灵性的磁体功能，尔后才具备经济的容器功能的。这些神圣的吸引力同生产的物质收获一样，都是让人最终决定为永久性居住的基本标准之一，或

许也是一个村落乃至一个乡镇、一个城市发展活力的一种内在因素。在古人心目中，当一个地方被选中成为墓地，特别是重要人物如体力强大有影响力的祖先的墓地后，它的吸引力或许会与日俱增。先祖的墓地所在，也像圣灵一般成为人类选择永久定居地的精神理由。人类的精神因素关系到某一种似乎是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生活，它表明人类在定居地选择开始的时代就已经意识到人的过去和未来，已经觉察到并开始忧惧性生育之谜、死亡之谜，想知道死亡以后是个什么境界。在此把图腾的、巫术的、灵感的、信仰的、理想的等等都统称之为精神作用。也即是和物质的通过逻辑关系明白的作用相对而言。这种精神作用随着村落定居的逐步进化成形，和农业社会的发育繁荣，其内容也日益丰富起来，乃至先祖的坟、宗族的祠堂、名人的故居、礼拜的建筑等等，都会成为居住地的理由(即不愿迁居的理由)和赖以炫耀的家乡的荣光。这和一个地区的物产共同构成为人类聚居地的最原始依据，而且它们是同村寨、乡镇和城市本身的人气、经济基础密不可分的‘直至今B，某种难以言说的精神性因素仍然起作用。英国南部索尔斯伯利平原上的巨石圈是个神秘的地方，研究者和旅游者络绎不绝。近年来，每到12月后英国各地的人们聚居到此，入夜后点着蜡烛朝觐巨石圈，至圣涎夜最盛。这是怎样的一种吸引力?不能十分确认，但不外乎是精神作用使然。所以，人类最早的礼仪性汇聚地点，即各方人口朝觐的目标，成为村落发展最初的胚胎。这类地点除具备各种优良的自然条件外，还具有一些精神的或超自然的感召力，

一种比普通生活过程更高超、更恒久、更有普遍意义的吸引力。因此它们能把许多家族或氏族团体的人群吸引过来。有些纪念性的人类活动纵然有其阶段性短暂性，然而承载这些活动的物质构成，不论是旧石器时代的大山洞、玛雅人的礼仪中心高大的金字塔，抑或是现代社会的圣地，都会从世代习传中形成较为经久的人类居住选择地。这种环境产生的精神作用在今天的人类定居地仍通过各种方式流传着．成为民间信仰文化的、精神文化的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重要方面。由此它们也往往成为旅游资源的利用因素‘这不仅是明确的宗教朝觐旅游，就是一般的观光性游览，也会自然而然的趋向于一些古老的圣地、历史文化遗产之地、名人名胜之地等等。当然，一定的自然环境仍然是村落文化创造的重要变量。虽然同是村落文化，人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所创造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特质，自然环境对村落建设的影响十分显著。这种居住文化特质在现代衬落中也同样可以看得出来。例如因各地降水量的大小影响到房屋的建筑形式。一般情况，降雨多的地区，屋顶坡度大，以利泄水。在干旱地区，采用小坡度屋顶建筑，并利用屋顶曝晒粮食。再如建筑材料的选择也完全与各地区的自然环境直接相关。山区建筑往往依山就势，傍山而筑，高矮参差，错落有致，形成立体建筑景观。房屋多就地取材，用石料砌墙，建筑门楼，甚至用板岩铺设屋顶。形成颇具特色的石头寨。植被影响到村落建筑材料的选取，草原地区主要用草做房屋顶铺盖材料。林区时兴用树木捆扎，建造叫做“马架子”的建筑。云南西双版纳地区人们多用竹木作为建筑材料，由此，傣家竹楼成为云南民族风情旅游的重要景观。北方黄土高原地区多建窑洞。等等这些房屋都是利用不同自然资源建成的，显示出了不同的文化特质。在原始村落文化中，许多文化特质的出现都是和自然环境中的物质资源条件密切相关的，它们都从自然资源条件中找到了最终建造房屋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