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一)

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一)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又因其文明自起源发展至今，传统从未被割断而备受世人推崇与关注。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历来有种种猜想与说法。

最近几十年，其中尤其是最近30余年，中国古人类学和中国旧、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因而关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的研究，可谓近20年中国人文科学独领风骚的一个领域。

在师辈启迪和社会需要推动下，我自20世纪80年代初，从东北史地之学和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过渡到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研究，关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成为我用力较多的一个方面。

1984年，阴法鲁教授约我为其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史》撰写第一章：《中华文化起源和中华民族形成》。

1987年我开始就《中华民族的含义与中华民族起源初探》和《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辐射》发表文章。

这些文章是受苏秉琦教授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启发，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对中国旧、新石器时代文化进行梳理的初步成果，对中华民族的结构也提出了“多元集合体”的观点。

不久，费孝通教授召我，说已读过我关于中华民族含义及中华民族起源的文章，指出“中华民族是多元集合体”的提法有些模糊，应是“多元一体”。

1989年费老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一著名论文。

自此，我便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核心理论，先后协助费老出版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其修订本、《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并出版了个人专集《中华民族研究初探》。

在我关于中华民族研究一系列论文陆续发表以来，学术界师友给了我多方面支持，尤其是费老、苏老，都是我在大学时期的老师，他们一再勉励我坚持研究，并指出综合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材料与研究成果一炉共冶，从而得出自己的体会，这种研究方法也很对头。

这些支持和勉励，使我在自己学业根底不深且研究条件有种种缺陷的情况下，坚持了20年，取得了一些成果，并以中华民族形成史为专业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

同学们希望我逐步将自己的研究归纳一下，那我就先从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说起吧。

总括20年来，关于中华文明以及其早期发展已发了一系列文章，其要点包括：
一、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

二、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起源，具有鲜明的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的特点。

三、中国的农业从起源时期起南北不同，最近10余年的考古发现证明南北农业起源均可追溯至距今万年左右，与世界农业起源最早的各地区大体同步。

四、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萌芽，可追溯至距今5000余年以前，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这一个千年纪，考古学界称为“古文化古国”，我称之为“王朝前古国”。

这个历史时期，在考古学上大体相当龙山文化期向青铜器时代过渡；在社会发展方面，是从无阶级社会向有阶级社会过渡；在文化发展方面，是从无文字向有文字文明过渡；在国家和民族发展方面，是从部落联盟向国家和民族形成过渡；在中国文献记载方面，是从黄帝至尧舜的五帝向夏商周过渡。

因而，我所说的“王朝前古国”时期，是王朝前夜、文明初曙、国家雏型从萌芽至发展的漫长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时代。

五、中华文化的发展在不同区域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导致了不同区域间的互补关系，是中华文化产生汇聚和向一体发展的动力因素。

六、中华文化的发展延绵不绝，连续而未有中断，与其他任何古老的文明相比都是不同的。

但，中华文化又是兼容并蓄的，是一种“和合”的文化，故其“内聚”和“外兼”是对立统一体。

正因为中华文化的这些特性造就中华文化的丰富与长久生命力，也是中华民族结构形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原因。

应该说，这些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和早期发展特点的认识，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成就，它凝聚了多个学科数辈学者的共同心血。

除了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外，还有历史学和民族学的成就。

大
致说来，对我影响较大的前辈学者除上面已提的老师，还有顾颉刚、傅斯年、蒙文通和徐旭生等先生。

若说我自己还有些成绩的话，可以归结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时代在进步，而我们站在前辈学者的肩上，故比前辈看得稍微远一些；二是新中国的考古学成就可以说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我们有幸看到这么丰富的地下资料，眼界和认识自然会提高一些。

另外，多年来，曾从事历史地理和民族史研究的经历对我的帮助也甚大。

历史地理的背景，使我在历史的研究中时刻关注与空间的关系，考虑空间问题时又会照顾到历史的时序；而民族史的背景，使我更关注“纵横时空网络”中族群关系的变化，由历史事件真实性的探求深入到探讨“中国性”(Chinese-ness)诸问题。

我始终相信，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后人必定要超过前人，所以我的这些认识也会随时代的更替而被不断补充和发展，我自己也随时准备更新认识，向更高的目标前进。

一关于中国人及其文化的来源，长期存在外来说和本土说、一元论与多元论的争辩〈1〉。

以往由于受到当时政治背景和流行学说的局限，科学发现也不充分，因而很难得有说服力的认识。

如关于中华文明的种种西方起源说，就带有明显的虚构、编撰和假想成分。

而且，从18世纪法国人约瑟夫．德．古尼(甚至更早的17世纪)开始，止于20世纪初叶的安特生之前，所有西来说的立论都是站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立场之上(包括古埃及文明中心说和西亚古文明中心说等)〈2〉。

考古学发展起来以后，有的研究也不免有种种偏见和浅见。

当前，中国境内古人类学的材料已相当丰富和系统，旧、新石器时代(特别是万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在中华大地上已是“遍地开花”。

这些系统而又丰富的发现，文化性质明确，内涵清楚，相互关系也易于得到证明，用来与中国文献记述的远古神话传说互相印证，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和多元特点，以及新石器时代以来由多元向一体发展的特点。

人类起源于何方？是一个中心还是多个中心？古人类学界尚在不断探讨之中。

中国古人类学研究有近80年的历史，在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坎坷中取得了喜人的进展；人类起源各阶段的人骨遗骸化石材料，在中华大地上均有所发现，且分布广泛；人类起源序列各主要环节，在中国古人类学的发现中没有缺环。

从体质特征方面观察，早期智人阶段已经出现了向蒙古人种(黄种人)方向演化的萌芽；到晚期智人阶段，以柳江人(广西柳江市发现)和山顶洞人(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发现)为代表，蒙古人种已出现南北异型的分化现象。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早期遗存有不同于他处的特点，北京人遗址文化堆积之厚、内涵之丰富早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瞩目。

可以说，世界上普遍承认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存在，得益于北京人遗址的丰富文化内涵和鲜明特点。

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盆地小长梁遗址的遗存，其特点也是非常突出的，主要表现在石器的制作和加工上，大型球状石核以外，其它石器普遍较小，一般重约5─10克，最小仅有1克左右，但数量众多，已发现有2000多件！据其形制可分为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锥型器等，反映了当时人们过着狩猎的生活。

从这些旧石器的精细程度推测，在此以前其文化当有漫长的发展过程，人们必然具有足以保证技术传授、模仿、改进和继承的语言交流。

长江流域也发现了一系列腊马古猿材料。

将这些材料综合起来考虑，有理由推断：人类起源当在四五百万年以前，中国处于人类起源地区的范围之内〈3〉。

早期智人及与之相应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分布范围已明显扩大，尤其以黄河中游及其支流渭河、汾水流域，所发现的地点为多。

晚期智人已几乎遍及整个中华大地，其相对应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和地点在现今行政区划的各省均有分布，仍以黄土高原较为密集。

从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分析，中国南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既具有不同的风格和传统，又具有共同的特点。

至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部出现了不同区域类型的发展倾向。

综上所述，人类起源的问题还会进一步争论下去，但人类起源仅非洲一个中心之说，过去就已受到一系列新发现的质疑；最近在中国山西曲垣发现的世纪曙猿化石，则已将“人类起源
于非洲”的论断推翻，“夏娃理论”不能成立。

因资料的限制，“基因证据”的研究也远未解决人类起源是一个中心还是多中心的问题。

当然，讨论人类的起源不能局限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狭小范围之内，应该站在全球和全人类的视角来讨论和分析问题，实际上，中国人的起源问题正是人类起源问题的一部分。

另外，假若“人种”的划分是可行的，中国人的起源问题还涉及到蒙古人种的起源问题。

虽然，目前尚难确断中国是否是人类起源的中心地区，但已知的材料已经证明中国是蒙古人种的故乡。

谁也无法否认，中华大地上的这些人类化石，从直立人一直到现代人，其体质形态的进化表现有明确的连续性。

将化石材料与现代中国人体质形态的基本特点相比较，也能发现中华民族的历史连续性。

正如吴汝康教授所总结的那样，中国人具有四大突出特征：(1)铲形门齿，中国人为98%，白色和黑色人种相加也仅为5%；(2)印加骨，出现的比率也相当高；(3)面部扁平；(4)下凳圆枕〈4〉。

因此，中华民族，包括其主体──华夏/汉民族，从总体上来说，其远古祖先应来自那些起源于中华大地，并留居于本土继续创造历史的人们。

因此，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5〉。

二对中华大地上万年以来的考古文化，许多学者都有极其精彩的归纳和总结〈6〉。

从这些归纳和总结中，可明显看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由多元起源而向一体汇聚的特点。

传统史观认为，中华民族是从黄河中下游最先发端，而后扩散到边疆各地，于是有了边裔民族。

司马迁综合春秋、战国诸说，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这样表述：由于共工、欢兜、三苗、鲧有罪，“于是舜归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

这种史观影响甚大，直至近现代也还有一些学者相信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

过去史家总是用“礼失求诸野”的观点来推测区域间文化发展变化的关系，把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当作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

这就是本土起源说中的一元说。

一元说的论点已被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所推倒，中华文明不是从黄河中下游单源扩散至四方，而是呈现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又互相渗透，反覆汇聚与辐射，最终形成为中华文明。

我在许多场合都讲到过这样的认识。

在《中华民族起源说的由来与发展》一文中，曾对此加以总结，提到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与近代以来史观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7〉。

当然，多区域不平衡发展的观点并非我的发明。

1927年，蒙文通先生首先将古代民族分为江汉、河洛和海岱三大系统，其部落、姓氏、地域各不一样，其经济文化也各具特征〈8〉。

傅斯年继之于1930年和1934年提出“夷夏东西”说，认定中华文明来源的两大系统〈9〉。

1941年，徐旭生先生将中国古代民族概括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三大“古代部族集团”〈10〉。

徐说晚出，最详。

上述诸说，对考古研究的促进是非常明显的。

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创办人，中国学者进行的最早的考古发掘就是由他支持下开展的。

他关于“新史学”的主张对古史研究有相当的推动〈11〉。

徐旭生先生参加过1927年的西北考察，1959年又开创了“夏墟”调查和“夏文化”研究。

后来，考古学界开创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的苏秉琦教授就是他的学生，追溯起来，受他的影响最大。

众多的考古发现，以及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成果已经昭示：中华文明起源有多个中心，长江、黄河都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对于中华文明的多元性特征，我曾做过如下概括：“中华大地上的远古居民，分散活动于四面八方，适应各区域不同的自然环境，创造着历史与文化。

旧石器时代已显出来的区域特点的萌芽，到新石器时代更发展为不同的区系，各区系中又有不同类型与发展中心。

而神话传说中，远古各部落所奉祀的天帝与祖神及崇拜的图腾也有明显的区域特点。

考古文化与神话传说相互印证，揭示了远古各部落集团的存在，从而成为认识中华民族起源多源特点的科学基础。

”〈12〉
我所以强调考古与神话传说的“相互印证”，就是为了改变“考古自考古，神话自神话”的两分
局面。

中国没有发达的神话，或者说，中国的神话体系与西方是不同的，它是古史的传说，即古史的一部分。

诚如徐旭生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掺杂神话的传说(legend)与纯粹神话(myth)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古史传说并不是纯粹的神话〈13〉。

但中国的古史传说至迟到战国时期就有了总结和归纳，表明不同来源和世系的各区域文明渐渐向一体发展。

下面就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系划分，其与远古部落集团的对应文化，及各区系间文化的内外互动、融汇等内容，详为叙说。

这是综合我以往发表的多篇论文而成的，同时针对考古研究的新认识(如碳14重新测年数据)，结合最近的考古发现作了相应的补充和修订。

需要说明的是，随着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密集分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之上，我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及其发展结构的总体认识也因之日趋精确和完善，这些不断丰富的新知更细致描绘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本土特点、多元特点以及由多元向一体汇聚的特点。

三
由地质学的研究，我们知道公元前一万年左右进入冰后期，开始了全新世，人类的历史也由此进入新的纪元。

1987年8月，考古学家在河北徐水南庄头发现一处距今约10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了一批陶器、石磨盘、石磨棒等，还发现了一些植物种子，说明农业已经萌芽〈14〉。

此外，江西的仙人洞下层和广东的玲珑岩和西樵山等地也都发现了万年左右的文化遗存。

虽然我们关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约公元前6500年之前)只有上述零星的发现，但已足以说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多元起源特点。

就旧石器时代文化的面貌和我国比较优越的地理自然环境等条件来推测，我相信未来定会有更多的发现，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

我国也是探寻农业起源的最佳地区之一。

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7000余处。

7000年前的考古学文化几乎已是遍布全国各地，如辽河流域的查海文化、兴隆洼文化，山东泰沂地区的后李文化，关中地区的大地湾和老官台文化，中原地区的裴里岗和磁山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和石皂文化，等等。

这些新的发现不仅突破了“黄河一元中心论”的传统认识，更丰富了“满天星斗说”的内涵。

苏秉琦先生将这些成果归结为“区系类型理论研究”的必然：“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对中国古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大大开阔了考古学家观察古代各族人民在中华辽阔国土上创造历史的视野，开始了从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异同等方面进行考古学区系类型的深入探索，过去那种过分夸大中原古文化、贬低周边古文化的偏差开始得到纠正，这就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的突破，开拓了新的思路。

”〈15〉这与我多年前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中华民族的形成的角度对考古发现的归纳基本一致〈16〉。

我在许多场合又进一步强调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主张中华民族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其族体结构与文化发展是以“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反覆汇聚与辐射”的方式作“多元”与“一体”辩证运动的〈17〉。

这是我试图结合区系类型划分问题，进而对文化发展变化进程的分析和归纳。

这个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在具体的细节还会有不断的反覆，但总的进程应是如上所概括的那样。

所以，我坚持认为有两点贯穿了中华文化发展的全过程：一是中华文化的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各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各有渊源，又自成系统，分布区域和范围明确，文化内涵和面貌也无法相互重合，可以明显地划分为几个独立的文化区系。

二是区域性文化呈现向中原汇聚及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双向运动。

上述认识不仅来源于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系划分，更来自对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故不妨将具体的划分结果及其认识作下列复述〈18〉，并依照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对以往的叙述稍作修改〈19〉：
1.黄河中下游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
黄河中游区，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为中心，北达河套及长城沿线，南接鄂西
北，东至豫东，西抵黄河上游甘青接壤地带。

南头庄文化以下，有磁山(公元前6100─6100年)──裴李岗文化(前6200─前5500年)、大地湾(下层)文化(前5900─5300年)，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前5000─前3000年)〈20〉，中原诸龙山文化(前2900─前2000年)继之。

与这一区域相对应的为炎帝和黄帝两大部落集团，从中可以追溯氐羌与华夏起源，并且大致可以肯定继中原龙山文化发展的是夏文化(晋南、豫西、豫中)、先商文化(豫北、冀南)和先周文化(关中)。

炎黄集团起源之地比较接近，无论从文化还是从地理的因素分析，这两大集团都是有共同起源和共同文化特点的亲缘集团。

炎、黄同出少典──有峤氏部落，后世成为异姓的相互通婚的不同氏族与部落。

我认为黄帝起源于陇山西侧，天水地区为近是。

在黄帝集团的发展中，陕北是极为重要的地区。

相传，黄帝死后葬于桥山。

黄帝并非具体历史人物的私名，其陵园所在就表明了陕北在黄帝集团发展中的重要性。

黄帝集团另一个最重要的活动地区是燕山地区。

该集团从陕北向燕山地区迁徙的证据已得到了考古学的印证。

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自渭水下游越过黄河后，沿汾河和桑干河北上，与燕山以北红山文化在桑干河及汾河发源的河北张家口地区交汇在一起。

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促进了文明曙光的出现〈21〉。

《国语．晋语》说，黄帝有25子，因母不同而别为12姓(实则是11姓)。

这11姓显然不一定出于同一来源，而是不断融合的结果。

故传说中的黄帝谱系有不同的称号，如“轩辕氏”、“有熊氏”等，说明这些后加入的群体还有自己的图腾，但均奉黄帝为共同祖神和天神。

“黄帝”既是该集团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该集团大酋长所共享的名号。

炎帝又称赤帝，是炎帝部落集团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该集团大酋长袭用的称号。

相传，前后承袭炎帝名号者凡8氏，共530年，最后一位为榆罔氏〈22〉。

炎帝集团起源之区当为陕西境内渭水上游和秦岭以南汉水上源一带。

其后不断迁移。

炎帝的后裔有姜姓诸夏及姜姓之戎，还包括氐羌。

后发展为共工、四岳和氐羌三大支系。

共工一分为二，即共工和鲧(缓读)，说明炎帝集团又有进一步的分化。

共工发展于今豫东及冀南地区，徐旭生具体指出其为辉县境内，范围显然过于偏小。

鲧兴于崇山(今嵩山)，发达于豫晋接壤地区。

故此，鲧被认为是黄帝集团的一支系。

四岳，或写作西岳，又作太岳。

其后裔有申、吕、齐、许等国。

申在今河南南阳；吕原在陕西，后迁南阳；齐在山东；许即今河南许昌；炎帝都陈(今河南淮阳)。

大约四岳一支是炎帝的主流。

氐羌则比较复杂，一直处于西北农牧交错地带。

传说中，共工与鲧治水失败后，被天帝殛死，鲧化为黄熊或黄龙；共工化为赤熊〈23〉。

这与黄帝集团以猛兽为图腾有相通之处。

可见，炎黄两大集团分布的地区内，不仅新石器时代文化系列相同，文化特点亦有相当的相似处，差别只是地方类型和文化中心的差异。

神话传说上的共同性更加说明两大部落集团的文化渊源相通。

今黄河下游，以泰山为中心，南至淮，东至海，北至无棣，实际是先秦时期济水及海岱地区。

其文化渊源和承袭关系比较清楚，发展序列完整。

后李文化(前6300─前5600年)〈24〉，青莲岗．北辛文化(前5600─前4300年)〈25〉，大汶口文化(前4300─前2500年)，龙山文化(前2500─前2000年)和岳石文化(前1900─前1500年)，诸文化前后互继。

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神话传说的太昊、少昊部落集团相对应，其中一部分与炎黄集团融合，成为夏人、商人的来源之一，大部分则为夏商周时期的东夷先民。

整体上，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应是三代时的东夷文化。

太昊，分布偏北，时代稍早于少昊，它是东方的帝，又是风姓的祖神。

少昊分布与太昊交错重合而稍偏南，以鸟为图腾，《左传》昭公十五年列举有15个以鸟为氏的部落或氏族。

传说中，少昊的后裔有后益、陶、蚩尤和羿等，今莒县是其核心区。

2.长江中下游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
随着长江中下游考古发现的增多，我们对于这一地区的考古文化面貌和结构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