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贸易来往

公元前3世纪——公元6世纪, 东汉光武帝时起,中日就开始零星贸易,这是中日贸易的起始,由于受造船、航海条件的制约,加上日本商品交换意识淡薄,中日民间贸易只是一种偶然的、非定期的往来,且以简单的物物交换方式进行, 日本多次遣贡使来中国期间自然都有一定数量的物品交易。

东汉时日本还接受了汉王朝颁赐的“汉委 倭 奴国王”金印。

此金印至今尚存日本。

不难看出两国之间的还是贸易一定有所发展,它成为两国民间贸易长河的源头,为以后大规模的贸易往来奠定了基石。

公元9世纪中叶——14世纪,为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民间商船往来频繁,隋唐朝由于经济发达，文化在当时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

朝鲜、日本派来许多留学生到长安学习。

唐朝和日本的海上贸易较前代更加频繁，日本的遣唐使，名义上虽是遣使贡方物而唐亦回赐丝绸作为礼品，裨上是变相的官方贸易。

北宋时，浙东沿海对外贸易的主要国家是日本和高丽。

这一时期，来往于中日之间的几乎都是宋朝的商船。

这些商船大都从明州出发，回国时也在明州上岸。

他们去日本时还携带明州的牒文。

如神宗元丰三年（1080）宋商孙忠就是携带明州的牒文到日本越前敦贺港的。

进入南宋时，从日本输入的贸易品更多。

根据《宝庆四明志》记载，细色有金子、沙金、珠子、药珠、水银、鹿茸、茯苓；粗色有硫磺、螺头、松板、衫柏、罗板。

日本的木材，曾大量输入明州.元灭宋时蒙古铁骑攻打崖山，以陆秀夫背负小皇帝投海结束，而1279年崖山之战标志着南宋灭亡。

而1279年日本全国戴孝追悼南明小皇帝，哀悼南宋亡了，并拒绝承认蒙古，导致与蒙古交恶发生战争。

但是日本之所以举国哀悼，是哀悼中华文明的灭亡而不是宋的灭亡。

日本人认为中国沦于异族统治即代表中华文明从此消失。

这也是日本人对中国人态度的转折点。

在此前，日本人以中国为华把自己当作夷，此后日本人就以中国文化唯一的继承人（朝鲜也在元统治下）自居。

日本人拒绝元朝的统治，元朝曾经两度攻打日本，但因为碰上台风失败了。

元朝由于战争原因贸易不多，但元朝造船业的大发展，为明代建造五桅战船、六桅座船、七桅粮船、八桅马船、九桅宝船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迎来了我国造船业的新高潮。

明朝时期造船的工场分布之广、规模之大、配套之全，是历史上空前的，达到了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最高水平成为无国交时代两国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奠定了明清时期两国民间贸易鼎盛的基础。

16世纪20年代——19世纪中叶,为鼎盛及由盛转衰阶段。

明由日输入：硫黄、铜等矿物、扇子、刀剑、漆器和屏风等日由明输入：明钱（永乐通宝）、生丝、织品和书籍等此时代的贸易中，日本的铜以高价输出至明朝。

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慢性的铜的缺乏，另一方面是日本的铜混杂有较多的银，当时的日本无提取技术而明朝拥有，故而铜以介于铜与银之间的价格进行交易
公元1683年(天和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次年宣布开放海禁。

公元1685年(贞享2年)令福州、厦门官员运糖赴日销售，日中贸易额上升。

日本没有相应出口货物，不得不以金银
政策，把日中贸易额定为每年白银6000贯(荷兰为3000贯)，支付手段也由金银改为以铜为主。

公元1715年(正德5年)又制定“正德领”除保持原定贸易额外，又限制赴日船只不得超过30艘(贸易额仍为6000贯)，并须持有幕府发放的“信牌”。

后因铜也日减，幕府开始附带出口海参、鲍鱼、鱼翅、海带等海产品及黄铜、镀金、描金等器物及名瓷“伊万里烧”，这些商品在中国备受欢迎。

中日贸易在当时日本锁国下，居日本外贸首位。

中国货输日者，以丝、绸、各类纺织品、书籍、字画、文具、茶、瓷器、漆器、中药材、香料、皮革等为主中国海外贸易的进出口货物品种之多，数量之大是空前的，其中出口的主要是丝、丝织物、药材、糖、纸张和书籍。

这些物资都是外国特别是日本需要的，大量商品输往日本贸易
此后,由于日本政府对贸易的限制明显加强,两国贸易才走向衰落
近代中甲午战争之后,日本逼迫中国开放港口,这个时期日本制造商品涌进中国,日本对中国贸易往来迅速增长,民国时期也因为军阀混战,日本对中国在此期间都是对中国侵略性的贸易,抗日战争时日本占领下的东北。

其经济发展是二战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部分，当时整个中国的投资率是5％，而东北1937年高达17％， 1939年高达23％。

这主要是日本经济法律制度对私人企业产权的保护很好，政府不办国营企业，没有什么机会主义行为。

日本人在东北的高投资率也刺激了中国私人企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之间早在恢复邦交之前，就以“民间协定贸易”（20世纪50年代）和“友好贸易”，“友好备忘录”（20世纪60年代）等形式保持着贸易往来,到1972年至1979年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初期阶段,中日两国在政治上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尤其是日本方面作为推动邦交正常化的主动方在这一时期积极与中方展开沟通,形成了日后少有的政治关系蜜月期。

借助于政治层面上的良好关系两国的进出口贸易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对华采取的贸易政策主要是以本国国家利益为前提推动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

在日本采取的积极对华政策和美国的支持下中日贸易关系从无到有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1979 年中日贸易额达到了 67.1 亿美元与 1972 年恢复邦交之初的 10.4 亿元相比增长了 6 倍。

尽管如此由于两国经济体制的不同再加上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悬殊两国贸易关系仍处于低水平阶段规模不。

进入20世纪80年代,使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社会中喜欢中国的人首次超过了讨厌中国的人。

此后，日本人的中国观进一步朝着良性的方向转化，到80年代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度达到战后以来最好的状态。

以此同时以邓小平为领导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的改革开放促使中日贸易保持较高的增速到1989中日贸易额为146亿。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大,中日两国的政经关系开始了90年代的蓬勃发展。

在20世纪最后的十年间,中方总书记江泽民访日以及日本天皇皇后访华都为两国关系打开了政治新局面。

与此同时,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在贸易与投资双管齐下的作用中进入大跃进式的发展模式。

第一小阶段(1991-1995年) 这5年间我国对日本出口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年均增长率达到29.2特别是1994年比1993年增长36.8%成为90年代最高增幅。

特别是1994-1995三年贸易额分别比上一年增长了137亿美元、89亿美元、94亿美元三年上三个百亿美元台阶。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日本企业纷纷到中国投资办厂许多以返销日本为主要目的的投资既提供了我国对日本的了解和直接进人市场的途径又促进了我国产品质量的提高。

与香港、台湾的对华投资带来的是对欧美的销售渠道恰恰相反日本的对华投资带来的是我们对日本的销售渠道从而大大带动了对日出口的增长。

第二小阶段(1996-1998年) 这一阶段对日贸易出现起伏1996年对日出口增长率由上年的30%以上陡降到8. 5%此后一路下滑1998年甚至出现负增长。

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这一阶段日本经济陷人衰退国内需求低迷再加上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日本企业对我国的投资大幅度下降直接影响了我对日出口的发展。

第三小阶段(1999年以后) 这一阶段对日出口重新恢复增长特别是2000年同比增长率达到28.5%并突破400亿美元大关占当年我国出口总额的16.7%第三大出口市场的地位得以巩固和加强。

其原因主要在于日本经济逐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再加上我国加大了促进出口的政策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对日贸易的重新快速增长
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经济关系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

近100多年来，日本从来没有如此重视过中国的发展。

总体来看，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日本经济增长和企业赢利越来越依赖于中国。

根据日本政府财务省发布的2006年财年度（2006年4月—2007年3月）贸易统计速报显示，中日之间（不含香港）贸易额为254300亿日元（约合16600亿人民币），同比增加了16.5%。

中国与日本贸易额首次超过美国，中国也首次成为二战后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对华贸易支撑着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恢复，这个形势已经越来越清楚
截止到2011年中日贸易额达到3449亿美元,同比增14.3%,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第四贸易伙伴.
2011年时间段中日进出口结构表 (单位.百万美元/%)中国对日本出口结构日本对中国出口结构
可以说中国和日本不仅都是东北亚地区的大国,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大国。

因此,中日两国的关系如何,不仅对于促进东北亚经济圈的形成及其今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于维护亚洲地区的和平乃至世界和平也同样具有重大影响。

在中日两国的诸种关系中,经济贸易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当然中日贸易也会一直持续下去,而且会有个很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