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浅见

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
08电科一班指导老师：
内容摘要：“历史认识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问题。

这个问题
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

主要由于美国冷战政策的实施，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法西斯思想未得到彻底的铲除，日本社会民众未能建立起正确的历史观。

在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之后，日本右翼想以歪曲历史美化侵略作为迈向政治大国的出发点，由此造成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在日本冷战后长达十年的经济低速期中，日本右翼又利用这个问题凝聚人心，企图把日本引向他们希望达到的所谓振兴目标。

关键词：中日关系、历史认识问题、发展过程、对策分析。

参考文献：吴广义《解析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步平《战后五十年日本人的战争观》
中日之间的交往历史是问题是很悠久的，一般所说的历史问题发生在近代中日间不幸的历史中，中国与韩国之间的历史问题也是指这一时期。

19世纪中期，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都遭受了来自西方列强的方式对待东亚其他国家，将朝鲜强行变为殖民地，并对中国进行了野蛮的侵略战争。

战后，是否承认战争的侵略性质和接受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正义审判，是否承认日本的战争责任等，就成为是否接受历史教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的试金石。

历史问题的争论就是由此发生的。

战后日本社会各界在不同的时期的历史认识是有变化的。

认真进行反省和谢罪的进步力量一直在努力，但坚持战争期间的“皇国史观”，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的保守势力始终存在。

日本投降后，反法西斯同盟的国家对日本的战争罪犯进行了正义的审判。

由于是否接受对战争罪犯的审判是日本能否回到国际社会的基本条件，所以日本政府通过1951年缔结的《旧金山条约》表示“接受远东军事法庭及同盟国在日本国内和国外的法庭上对战争罪犯的审判”。

此后，由于追随美国冷战时期敌对中国的政策，一度使日中间政治关系尖锐对立，历史认识问题也不可能进行讨论。

1972年中日间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做出了“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的正式表态，中日从经济、文化到政治方面的友好关系获得了发展的机会。

多数有影响的政治家能够把握中日友好的大局，对历史的表态比较冷静克制，历史问题没有激化。

而在日本战败投降的初期，日本国民出于对战争与军队的厌恶，也对战争进行了批判，特别是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以陆军军人为中心的国家及军队指导者进行了强烈的批判，明确了这些人对发动和扩大战争的直接责任。

伴随着这一批评，日本社会也曾涌动过一些反省战争的思潮。

著名政治学家丸山真男针对知识分子曾经提出过“悔恨的共同体”概念，是对当时知识分子思想的概括。

因为战争期间知识分子为保护自己而迎合当权者的战争政策，或直接或侧面支持战争，还有对反战者进行告密。

即使有人并不积极，但也缺乏斗争的勇气，没有明确提出来反对战争，跟没能阻止战争。

“悔恨”其实是知识分子对曾经允许错误战争横行而导致悲惨的失败结果的反省。

由于“战争中的记忆与悔恨是后来的动力”，所以知识分子的反省有积极的意义，特别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学者和教师对侵略战争的性质认识更为深刻，一针见血地指出
了导致侵略战争发生的以“皇国史观”为中心的历史教育作用。

在这些知识分子的推动下，日本历史教育在战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到70年代，反对美国对越南战争的思潮又从反面促使日本的年轻一代思考日本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和加害性。

以至当时民意测验对中日战争性质的回答中，认为是侵略战争的占一半以上，而回答自卫战争的只有一成。

特别是由于以家永三郎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就历史教科书中是否记述日本侵略暴行的问题长达32年教科书诉讼，在日本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正确或比较正确地反映历史事实的历史教科书陆续出现，甚至一度占据了主流。

日本知识界关于战争的上述反省，特别是坚持对“皇国史观”的批判，虽然触及到日本加害责任的认识，但对广大日本国民来说，对战争的侵略性的认识还是薄弱的。

他们的反省还主要出于对厌战的考虑，是站在战争被害者的立场，而不是建立在加害者的立场。

日本的和平思想固然有价值，但是其最重要的思想基础是“再不要战争”，“不要把我们的孩子送上战场”。

仅从这一立场出发是有局限性的，难以抵御来自保守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

而在日本学术界还流行一种“无构造”的历史观，即不关心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不考虑历史环境与背景，单纯强调证实研究。

例如不把明治维新后日本帝国主义所发动的战争看作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系列有前因后果的必然行动，而是美化其中一部分，如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另外则强调一些问题之间的非连续性、偶发性、外因性，如对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及偷袭珍珠港事件等。

日本的大多数人，包括多数进步的和平人士和历史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这种无构造史观的影响。

总之，尽管国民层面与学术层面的历史认识存在局限，如果日本政府能够坚持中日共同声明的原则就能够引导国民逐步正视侵略战争的加害责任，今天中日之间也不会有严重的历史认识问题。

遗憾的是，日本总是有一些国会议员和内阁成员不承认侵略战争的责任，不断地在历史问题上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还作出了许多伤害被害国国民情感的实际行动，这样就使历史问题复杂化了。

冷战开始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潮开始抬头，同战前一样把战争定位在“自卫战争”及“亚洲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上，用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掀起了战后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浪潮。

80年代中期，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一部分急于把日本变成政治大国的政治家便把战后对日本的审判与处理视作成为政治大国的障碍，提出了对战后40年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认为：战后40年来把日本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是错误的，要以大东亚史观代替侵略战争史观，要用“终战”代替“战败”，要抛弃被东京审判束缚的日本近代史观,叙述历史的时候应强调“国家的光荣”，使日本建立自豪感。

显而易见，所谓的“总决算”，其实就是针对历史的翻案。

1986年，文部省大臣藤尾正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日韩合并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事实上，都是经两国商量好的。

…韩国也是有责任的。

”他还说：看一看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不能说只有日本进行了侵略战争。

”
1988年4月，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又说：“（战前）白种人把亚洲作为殖民地，如果说谁是侵略者，是白种人。

”因此，他明确提出：日中战争“对于日本来说没有侵略的意图”。

这些政治家的“妄言”说明：企图改变战后民主主义的历史观，对历史进行修正的思想意识在国家政府与政治家的层面开始公开化。

这些发生在中日关系处于“黄金时代”的问题，也说明历史问题是埋在中日关系之中的不安因素。

不过，由于当时的日本国民对复活国家主义的路线还没有的到广泛的接受，对战前一代的政治家的“怀旧”式的“妄言”还有所警惕。

所以藤尾正行、奥野诚亮相继被罢免或辞职，日本政府就历史教科书问题提出要考虑“近邻国家”的原则，而中曾根首相也表示不再去参拜靖国神社，并强调：“日中关系有超过二千年的和平友好的历史与五十年不幸的站在历史，
为了消除五十年战争历史给两国国民的感情造成的深刻的伤痕与不信任，我们要接受历史教训。

”由于有这样的表态，历史问题在80年代虽然不时对中日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但还没有发展成为中日关系的重要障碍。

90年代中期，日本国内首先开始了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论。

1993年，新当选的首相系川护熙在回答记者关于当年战争性质的提问时侯表示：“我认为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

同年11月，他在与韩国总统会见时，就日本对朝鲜进行的殖民统治表示了谢罪。

1995年8月15日，村山富市首相就战后50周年发表谈话指出：“我国在不久前的一个时期，由于错误的政策而走上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有于殖民地统治和侵略，给许多的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的人民以巨大的损害与痛苦。

为了不再发生历史的错误，我们应谦虚地接受历史教训，从内心表示痛切的反省，向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牺牲的国内外的人民表达我们的哀悼。

在迎来战败的50周年的今天，我国要站在深刻反省的立场，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使日本成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的一员而进行国际协调。

”这一谈话被认为是日本政府对战争历史的明确表达。

其后的历届首相尽管党派背景与之不同，但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基本都表示了赞同意见。

本来细川首相和村山首相的表态不过是表达了战后日本队历史问题应当采取的正确的认识，但他们的讲话当时都引起了日本保守势力的强烈批评。

1993年8月，部分自民党国会议员成立了“历史研究委员会”，反对细川首相关于侵略战争的表态，表示要建立“正确”的历史观。

他们认为导致错误战争史观的根源是日本当代的历史教科书，呼吁为改正历史教科书的记述进行“新的战斗”。

该委员会事务局长、参议员板垣正（A级战犯板垣征四郎之次子）称日本的历史认识正处于严重的危险状况，原因是战后的占领政策和左翼为基础的教育“片面地断定日本有罪，并把自虐式的历史认识强加于人”。

他们把历史认识和历史教育作为攻击的主要目标。

为什么对历史问题的正确表态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呢？这是因为90年代中期的日本经济陷入停滞，而周边国家和地区则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快速发展。

明显的反差，搅动了一部分日本人焦躁不安的心理，使历史问题突出出来。

另一方面是冷战结束后，使战后半个世纪被冻结的民众层面关于战争的记忆开始苏醒。

亚洲地区许多在战争中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伤害者开始追究日本的国家责任，向日本法庭提出诉讼。

其中最能够对日本人的心灵产生冲击的是远日军在亚洲的侵略暴行，如对妇女的性暴力即“慰安妇”问题;违背国际公约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问题；对劳工的强制迫害与压榨问题等。

这些战争责任在战后的东京审判中都未能涉及。

其中，对妇女性暴力的问题还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曾作出了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妇道歉和赔偿的决议。

这些情况激烈冲击着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意识，日本社会于是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首先引起争论的是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为首成立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

该研究会坚决反对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追究，相反却提出：战后日本的历史观是一种“自虐史观”，即由美国占领军强加的历史观（东京审判史观）和一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势力影响的历史观（共产国际史观）的混合物。

他们认为这种历史观对日本来说是“黑暗史观”，接受这一史观的日本学者的反省就是在“自虐”，并不是日本国民主体意志的自由表达，所以主张要在“东京审判史观”和“共产国际史观”之外寻找第三条路，即不受意识形态束缚，而且是描写“光明日本”的历史观，即“自由主义史观”。

为了给“自由主义史观”寻找理论根据，他们声称是受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的“健康的民族主义”历史观的影响。

“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认为提出“慰安妇”的问题是“内外的反日势力联合起来”策划的使“日本的国家精神解体”的阴谋，所以在日本全国上下掀起了将“慰安妇”的记述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删除的运动，同时连篇累牍地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细菌战与毒气战，否认对劳工进行强制性迫害等文章。

1996年末，“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针对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逐步改善的趋势而决定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到2001年，编写了得到文
部科学省审定的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

在遭到了采用率极低的挫折之后，该编纂委员会继续在2005年推出修订本，从而把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变成了亚洲社会关注的历史认识问题。

而这一时期，日本国会通过诸如《日美方为合作新指针关联方案》等法案，首相发表关于“神的国家”的讲话，甚至连年参拜靖国神社，对历史认识的争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结果，“自虐史观”这一概念在80年代之有一部分有复古倾向的政治家在使用，而到了90年代后期，则成了流行于日本全社会的概念。

无论是“自由主义史观”，还是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政治家，都竭力表白与“大东亚战争史观”不同。

但是，《新历史教课书》以及那些政治家的言论，都证据确凿地表明他们在历史认识方面完全接受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观点。

在这种情况下，否认侵略责任的历史认识遭到来自日本国内以及亚洲各国的批评是必然的。

日本有一种意见认为中日历史问题是中国方面制造出来的，是中国在大“历史牌”，甚至有人明确提出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是从1998年后才发生的。

但是回顾上述战后的历史过程就会了解到，历史问题其实是战后在中日两国间，甚至是在东亚地区就一直存在的客观事实。

日本历史问题的核心，是围绕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进行的战争的性质的判断，围绕日本队中国（包括亚洲）战争加害责任的认识展开的。

战后，首先是日本社会出现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言论，引起日本社会争论，才使中日间历史问题产生。

历史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程度，是根据否认战争性质和日本加害责任的程度决定的。

所以，在中日关系不同历史时期，历史问题时而突出，时而缓和。

中日历史问题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日本，并不是中国主观愿望能够解决的。

那种“避开历史问题而发展中日关系”的认识，是一厢情愿。

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日本的右翼势力一再否认侵略战争责任而挑起历史问题的争论，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我们只能正视历史问题，寻找积极解决方法，这样做并不是背历史包袱，更不是打“历史牌”。

但是也需要指出：在日本，不同的社会层面和不同的政治集团其实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是不同的，其间甚至有根本的差别。

事实上，战后的日本社会围绕战争的侵略性质和加害责任认识并非铁板一块。

对于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当然需要进行批判，而作为国家间，特别是两国国民间的不同历史认识，更需要相互沟通与理解。

因此，需要关注日本国内围绕历史认识问题的争论，需要了解日本国内和平与进步力量在历史问题上的努力。

对于日本社会不同层面、不同政治集团的历史态度，这是解决历史问题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日本政府为何在历史问题上反复无常，到底是什么阻止日本队历史问题的态度呢？
首先，冷战时期美国埋下的祸根。

二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实施单独占领后，对日本实行了非军事化和非民主化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虽然有助于消除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的影响，但随着冷战开始，美国急于将日本纳入其反共攻阵营。

特别是1948年9月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和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美国便把日本作为反苏反共战线的最强大堡垒，抛弃了在日本实行的非军事化和非民主化的政策，在政治上草草结束了对军国主义的整肃，转而扶植日本的反共右翼势力，解除对日本战犯的制裁；在军事上接触了对旧陆军军校学员的整肃，允许他们参加“自卫队”，这批军人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自卫队”的基础。

美国的根本目的是利用这些势力的反共本质服务于它的冷战遏制战略。

美国队日本政策的改变，使日本战前的部分军国主义战犯、军人和右翼官僚政客重新回到军界和政界，导致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死灰复燃。

这些人的军国主义思想和“皇国史观”根深蒂固，自然对他们在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战争中所犯的罪行拒不认账，埋下了今天日本为侵略历史翻案的祸根。

其次，日本封建神道天皇制笼罩下的阴影。

在长期的天皇统治中，日本国民的思想被以
天皇为中心的神道教所禁锢，使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宗教式崇拜成为一种习惯，形成了日本式的思维定式，即日本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民族，天皇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国民应当效忠天皇并将天皇的统治扩大到全世界。

这种极端自傲的“日本主义”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右翼势力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它与天皇制结合，发展成为日本的“皇国史观”。

受这种观念支配的、近似疯狂的日本，正是打着“为天皇而战”的旗帜写下了血淋淋的侵略历史。

二战后，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利用天皇的巨大威望控制日本，天皇制的部分保留为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留下了精神支柱和“东山再起”的希望，并使以天皇制为基础的“皇国史观”和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延续下来，影响着后事一代代的日本人，成为日本国内形成“新国家主义”、“新民族主义”、“大国主义”等右倾思潮的一个重要原因，制约着日本国民对历史问题的认识。

再次，日本国家战略“重美轻亚”的弊端。

战后的日本一直将国家战略建立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

自持美国的保护和撑腰以及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实力，日本在对亚洲、特别是对华战略上不仅掉以轻心，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甚至视亚洲一些国家为安全威胁。

这种“重美轻亚”的国家战略使日本与亚洲国家的交往中缺少诚意和信任，表现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于是，在日本看来，如何对待与亚洲国家间的“历史问题”也就没有那么重要和严肃，情不自禁地表现出对历史问题的轻视。

另一方面，日本惟恐发展对华关系会影响日美关系，动摇日美同盟，但又注意到，一定条件下中日关系的改善会引起美国的担忧，从而提升美国队日本的重视程度。

于是，日本将中间的历史问题巧妙地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随着日美同盟中矛盾的来来去去，日本时而以强硬的态度否定“历史问题”，疏远与中国的关系；时而借“历史问题”向中国示好，拉近日中关系，但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日美同盟这一日本国家战略的基础。

最后，日本的政治形势的推波助澜，仅今年日本迈向政治大国的步伐越来越大、越来越快。

在政治大潮推动日本奔向“普通国家”、政治大国的进程中，日本政界众多要员在通过否定侵略、抹杀不光彩历史的方式，卸载历史包袱，树立其政治大国形象。

这给正确认识历史问题设置了一道新的障碍。

此外，1993年日本“55年体制”崩溃后，以小泉纯一郎、山崎拓等为代表，提倡“修宪、强兵、走向国际事务”的新生代政治家们开始活跃，他们多在战后出生和成长起来，没亲身经历过战争，没有老一辈政治家那种沉重的历史包袱和对侵略战争的负疚感、赎罪感，他们虽然愿意就过去的历史做出过一定得反省，但不希望亚洲邻国“翻老账”。

这些抱有“新保守主义”的新生代政治家们已经掌握了日本的政治脉搏，在政治、外交等方面表现出与前人截然不同的“独立、自信”，甚至将对历史问题的强硬态度标榜为执政的风格的果敢。

综上所述，我们再结合历史对中日关系作一个重新认识。

中日之间关系可以从古至今的详细叙述，从古代中国两国人民友好交往，鉴真高僧的六次下海为了不仅宣扬佛法，而且促进彼此的交流，然后到了近代，却是一页页血的印记，中日之间化友为敌，虽然到了战末，中日仍然处于仇视的状态。

70年代开始，邦交正常化，友好再次成为主流，可是依旧伴随着猜忌，，终于到了现代化的时候，小泉的每一次参拜靖国神社，无疑使得日中关系再一次陷入僵局和冰窖中，直到安倍的访华，才最终让日中之间的关系有了转折，直至现在中央领导仍希望可以在领导阶层中的交往使得经历了几百年的冰层快点融化。

首先必须对于中日关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或许现在我们提到中日关系时，一部分人还是会联想到在上个世纪日本队中国的蹂躏，以至于差点亡国。

这是血的教训，作为一个中国人是无法忘却，又是不能忘却的，民族爱国的热忱使然。

或许很多曾经受过南京大屠杀的人们依旧难以原谅当时日本军队在中国所犯下的种种罪行，相对于德国而言，纳粹的同盟者，1970年的勃兰特的华沙一跪让许多犹太人都原谅了德国，从而德国在欧洲也受到了各国的尊敬，而日本在侵略了中国之后却非但没有悔改之意，却有小泉以领导人身份参拜二战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