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成本上升对长三角制造业FDI的影响分析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长三角制造业FDI的影响分析在长三角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制造业fdi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实践证明，大量制造业fdi的进入不仅为长三角地区提供了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和经营理念，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长三角地区的劳动力就业问题。然而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及社会保障体制的逐渐健全，以农民工为代表的长三角制造业产业大军的工资逐步提高，并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这一现象表明，长三角地区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宣告结束。另一方面，制造业fdi的三大指标也出现了全面下降的趋势，投资商开始将目光投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如中国中西部地区、印度、巴基斯坦、越南等地。

一、长三角制造业引资面临的挑战

（一）国际环境的挑战

1. 国际经济环境不稳定性增加。国际经济大环境对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可谓举足轻重，近几年频发的金融危机对长三角乃至全国的招商引资都造成了重大影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世界主要经济实体都受到了重大打击；2010年以希腊为首的欧元区出现债务危机，不仅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而且也迫使人民币面临“被升值”的压力，直接影响到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受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来自美国、日本和部分欧洲国家的企业对外投资趋于疲软，纷纷逃离长三角。此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以美国、日本为首的发达经济体为振兴本土制造业，促进国内

充分就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010年美国出台了《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创造美国就业和结束外移法案》等政策，并通过各种形式的税收减免和经济补助，为美资企业的回流创造了条件。据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的报告，预计5年内将有30%中国制造的美资企业回流美国。

2. 来自周边国家的竞争趋于激烈。2010年中国东盟十国协定，正式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为我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发展扫清了障碍，根据中国与东盟wto成员国的谈判承诺，中国与东盟六国的全部产品（部分敏感产品除外）降至零关税。根据这一契机，很多跨国公司转而将生产基地设在东盟地区，企图利用当地低廉的劳动力生产产品，然后通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将产成品投入中国市场。另一方面，东盟国也意识到了招商引资的重要性，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提供优惠政策的措施承接了大部分流出中国的外资。2011年印度出台了促进国家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根据该政策的方针，印度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通过改善工业基础设施，建立“国家投资和制造区”等一系列促进政策以增强印度的综合竞争力。可以预见，在不久的未来，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将大大提升，届时将与“中国制造”形成激烈的竞争。

（二）国内环境的挑战

1. 人民币升值。受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我国人民币被迫多次升值，自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由当初

的8.27元升值到2012年12月的1美元兑换6.29元人民币，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幅度超过30%。人民币升值将减弱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外资企业的竞争力，使得原本依靠低劳动力成本的企业丧失竞争优势，同时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升值使同等外资进入中国折算成人民币金额有所减少，提高了投资成本，也影响了外商来华投资的积极性。以纺织业为例，据析，人民币每升值一个单位，将使得棉纺织和毛纺织行业的利润率分别下降2.26个单位和1.57个单位，而企业最终将成为这些风险的承担者，可见人民币升值对制造业

fdi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2. 制度制约。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吸引大量的外资来长三角地区投资，国家对来长三角投资的外商在税收、进出口经营权和注册资本等方面都做了极大的让步。然而随着长三角引资环境的日趋成熟和引资结构的不断优化，政府开始加强对外资质量的监控和管理，逐渐淘汰高污染、高耗能、低附加值的中小外资企业，引导外资向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保险、电信、物流等服务领域投资，将“引资”演变为“选资”。2008年初，国务院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为25%，而在两税并存时期，外资企业的实际税率为13%，仅为内资企业的一半。两税合并意味着外资企业多年来一直享受的“超国民待遇”将不复存在，受税法的调整，不少来自香港和维京群岛的外资纷纷就对华投资做出调整。

3.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长三角，特别是上海、苏南和浙东北地

区能源、原材料十分有限，长期以来都有赖于外来输入，然而近年来受国内外环境的影响，进入长三角的能源和大宗原材料等要素价格持续上涨。此外，由于近年来企业和人口在该地的大量聚集，长三角地区的土地租赁、水、电、煤等基础要素价格也正经历着一个快速上涨的过程。这些因素直接导致制造型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运输成本逐年上升，企业竞争优势不断削弱，另一方面，能源的制约对企业的发展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一些基础薄弱的企业往往因为无法为节能、减排、降耗、节水等高要求买单，纷纷选择转出外资。

4. 劳动力成本上升。古典区位论认为，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实现成本最小化。2003年以后长三角地区劳动力价格持续快速上升，就制造业而言，2001年上海市制造业平均工资为20406元，到2011年上升至44632元，涨幅达118.70%，2001年至2011年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制造业工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9.18%、13.56%、10.71%，与国内外其他地区相比，长三角的低工资优势显然已不复存在。以印度为例，2012年印度阿莫达巴德、钦奈、海德拉巴、斋普尔、加尔各答、孟买的最低工资分别为54美元、67美元、80美元、118美元、84美元、103美元，而上海市和杭州市的最低工资分别需要227美元和205美元，是孟买的一倍。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对那些缺少核心技术竞争优势，长期依赖低廉劳动力的中小外资企业无疑是致命的打击，不少外资企业纷纷选择将生产基地转出至更具劳动力价格优势的地区，以规避风险。

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长三角制造业fdi的影响

（一）劳动力成本影响下fdi总量的变化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长三角制造业fdi出现了投资比例不断下降，发展后劲不足的趋势。近几年，长三角制造业fdi的新批项目数、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三大指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其中上海市的制造业fdi下降趋势最大，2011年上海市制造业fdi实际吸收外资21.04亿美元，占上海市当年实际利用fdi的16.70%，同比2010年减少2.55%。江、浙两省的制造业fdi在近几年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2011年浙江省新批外资项目772个，同比2010年下降28.98%，实际利用外资59.82亿美元，同比2010年下降9.76%，江苏省2011年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187.25亿美元，仅占江苏省当年实际利用外资的58.28%，而在2003年，这一比值为85.63%。

（二）劳动力成本影响下fdi的区位变化

1. fdi的境内转移。境内转移主要表现为域内和域外两个方面，前者表现为制造业fdi在长三角内各城市间的转移。当前，从长三角地区的转移轨迹来看，制造业fdi的转移或扩散的方向主要表现为由上海市转向上海周边城市，如苏州、常州、无锡、杭州、宁波等城市；由苏南地区（主要是苏州、无锡、南京等市）、浙东北地区（特别是位于长三角南翼的环杭州湾地区，如杭洲、宁波、绍兴、嘉兴、舟山等市）向苏中、苏北、浙西南等地区转移。此外，长三角地区还涌现出一种新型的转移模式，即将生产基地放在中心城市，将总部放在大城市，如上海的杨浦与大丰、外高桥与启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