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爱情主题的现代性内涵

2012年1月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Jan．2012第29卷第1期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Vol．29

No.1

金庸小说爱情主题的现代性内涵

熊

婕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武汉430205)

摘

要:爱情，是金庸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金庸笔下描写了许多具有现代气息的青年男女的情爱故事，反映出其小说

在爱情主题方面的现代性内涵，即追求男女平等和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权利;讴歌为爱奉献的舍己精神;肯定个体生命意志和实现

“自我”的精神。关键词:金庸小说;爱情主题;现代性内涵收稿日期:2012－01－15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44X (2012)03-0006-03作者简介:熊

婕(1977－)，女，湖北武汉人，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金庸小说塑造了许多具有真实人性，性格丰满、

生机勃勃的青年男女形象，他(她)们在追逐爱情的道路上，表现出和现代人一样的勇气和执着。他(她)们在弘扬自由精神，最大程度上实现个体生命价值方面，极具魅力。这种具有超越时代精神的爱情婚姻观念使得金庸小说洋溢着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光彩，凝聚着现代性的精神内涵。

一、追求男女平等和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权利武侠小说描写的江湖，是一个古代化外社会。金庸借用描写这个化外社会中发生的故事，使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摆脱传统社会的束缚或少受社会制度的约束，最大程度的实行男女平等，实现自由自主的权利。

江湖世界是武侠小说的依托和背景，没有江湖世界，就没有武侠小说。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不同于现实世界，它是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性色彩的文学世界。江湖世界是虚拟性的世界，在这个不受王法和一般社会规约束缚的独特天地里，侠客们拥有绝对的自由，可以与官府没有瓜葛，自由地行动。官府是现世里的存在，侠客是虚拟的江湖世界里的存在。他们在江湖世界里独来独往，逍遥自在，除非在官府世界与江湖世界发生冲突的时候，比如官府世界压迫江湖世界，或者官府世界与江湖世界的败类勾结，为非作歹的时候，侠客

们才会“以武犯禁”。所以，在虚拟的江湖世界里，侠客们是平等而自由的，除了肩负惩奸除恶的责任外，他们并不需要承受其它更多的社会压力。江湖世界里的法律和现实世界的法律也是不同的。现实世界的法律是文书化、教条化的法律，而江湖世界的法律是道德化的“法律”，其宗旨是“义”，是惩恶扬善、扶危济贫、行

侠仗义。“义”，是侠客们行事的准则，也是衡量侠客

们能否真正成为“侠”的标尺。古往今来，多少侠客讲

义气、重承诺，舍生取义而成就千古英名，成为百姓心中的英雄。而侠肝义胆的英雄总能受到温柔多情的美女的青睐，由此引出一段段摇曳多姿、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金庸小说中的很多男女主人公也是这样。郭靖一生为国为民，赤胆忠心，义薄云天，他的正义与豪气深深感染了黄蓉。黄蓉敬他爱他，而郭靖对黄蓉也是千般呵护、万般宽容，不知为多少女性所羡慕。萧峰身负沉重的国恨家仇，为化解民族矛盾，鞠躬尽瘁，他对阿朱一往情深，为她终生不娶，又不知令多少女性感动和钦佩。江湖世界还是一个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男女平等的世界，男女侠客们可以自己选择爱情和婚姻，实现自由、自主的权利。在金庸小说的江湖世界里，男女侠客们不问出身，不论民族，不讲家庭和社会背景，只求两情相悦，婚恋自由，这与现代人的爱情婚姻观念是相同的。

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千姿百态，丰富多彩，有的绚丽灿烂，有的缠绵悱恻，有的凄美哀艳，但不管这些爱情描写如何变换，都流露出鲜明的两情相悦的现代性特征。让我们来看看他武侠小说中的爱情主角们，郭靖与黄蓉、杨过与小龙女、张无忌与赵敏、令狐冲与任盈盈、段誉与王语嫣……这些男女主人公们，很少有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恋爱结婚的，基本上都是偶然相识，两情相悦，自由恋爱的。即便如杨康和穆念

慈的婚姻有“比武招亲”这样变相的媒妁之言在前，但

他们的结合归根结底还是建立在两情相悦、自由恋爱基础上的。

在封建时代里，自由恋爱对于青年男女来说，无疑是艰难的选择，甚至是不可能的痴梦。即使有个别自

由恋爱的例子，也未必能成功。《西厢记》里的张生与

崔莺莺互相倾慕，结为秦晋，都是瞒着相国夫人暗地进行的，要换回光明正大的婚姻，必须要以张生中了状元，与莺莺门当户对才行。梁山伯与祝英台两情相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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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遭到父辈的棒打鸳鸯，最终双双含恨死去，化为蝴蝶。金庸小说的背景也是封建礼教社会，社会伦理规范虽然也曾干涉男女主人公们的婚恋，可比起小说所存在的古代社会显然要小得多，并没有张崔、梁祝那样的麻烦，而且往往以主人公获胜而告终。郭靖与黄蓉自由恋爱，虽然师父“江南七怪”对黄蓉有偏见，但是他们并没有为难靖蓉二人;黄蓉的父亲黄药师起先瞧不起郭靖的愚钝，但是几番波折后，他最终变反对为支持。父辈们的反对对于靖蓉的情路来说，是客观的障碍，但这并非制度性的障碍，决不同于传统伦理道德压迫，而且小说最后是花好月圆的完美结局，郭靖与黄蓉成了最令人羡慕的人间眷侣。还有杨过与小龙女，他们是金庸所有小说中反抗封建礼法最激烈的一对情侣。他们以师徒关系恋爱，违背了当时的社会伦理，是“畸恋”、“乱伦之恋”。但生性倔强，执着偏狂的杨过不理睬那些纲常伦理，他将一帮反对他和小龙女的人———包括自己也曾追求自由恋爱的郭靖黄蓉夫妇骂了个痛快。金庸笔下还有许多青年情侣，他们爱情之路的发展情形不尽相同，但都没有受到多少来自社会的阻挠，更没有官府的压迫和伦理的障碍。因此，这些青年男女才能追求自主平等，充分实现爱的自由权利。可以说，男女侠客自由恋爱，携手江湖，行走天涯，是金庸小说最富理想主义和现代气息的浪漫乐章。

二、讴歌为爱奉献的舍己精神

现代人对待爱情的态度是讲究奉献精神，把为对方付出努力，做出牺牲视为自己的幸福。中国古代社会男尊女卑的伦理思想根深蒂固，女人一生必须遵守三从四德的纲常，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规约下结婚，然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终生依附丈夫。这种心性与人身均不自由的婚恋必然使婚姻双方缺乏精神理解，不存在为由衷所爱去奉献的行为。为了维护门楣、维系家族颜面，身心痛苦的男女双方只能做出隐忍的付出。而金庸小说恰好相反，他笔下的青年男女充满了现代人为爱奉献的舍己精神，他们出于内心的、本能的、情感的原因，自觉自愿地为爱情付出、奉献乃至牺牲。《天龙八部》中的段誉对王语嫣一见倾心，一次次舍命救美人于危难之间，他的牺牲精神与慕容复的自毁长城形成鲜明对比。《笑傲江湖》中的任盈盈，明知令狐冲对师妹岳灵珊旧情难舍，却始终默默隐忍地为爱人付出，并甘愿为他把自己的性命舍给少林寺，她的牺牲精神最终感动了令狐冲，换来了对方真诚的爱情。《鹿鼎记》中的“百胜刀王”胡逸，刀法绝伦，风流英俊，当年是享有“美刀王”之称的武林第一美男子。当他无意邂逅了陈圆圆，便从此陷入对陈的单恋中不能自拔，甘愿为她退出江湖。他说:“当年陈姑娘在平西王府之时，我在王府里做园丁，给她种花拔草。她去了三圣庵，我便跟着去做火夫。我别无他求，只盼早上晚间偷偷见到她一眼，便己心满意足……”［1］1288他在陈圆圆身边待了二十三年，因为怕泄露自己的身份，平常很少与她说话，“这二十三年之中，跟她也只说过三十九句话。她倒向我说过五十五句。”［1］1288胡逸之为追随陈圆圆抛弃自己的身份地位，甘做杂役，也许这种暗恋单恋算不上真正的爱情，只是他贪恋美色的一种表现，可他却一口气坚持了二十三年，把这二十三年来两人说过几句话都记得清清楚楚。仅凭这种如痴如醉的为爱奉献精神就足以让人唏嘘、赞叹不已。小说中，胡逸之曾对韦小宝说:“你喜欢一个女子，那是要让她心里高兴，为的是她，不是为你自己。倘她想嫁给郑公子，你就该千方百计地助她完成心愿。”［1］1288这正是一种充满舍己精神和现代气息的爱情宣言。

除了敢于追求爱，现代人的爱情观念中还有着一份理性的思考，既敢于追求爱情的甜美，也勇于承受爱情带来的痛苦和折磨，坚强执著，义无返顾。金庸小说中就有许多具备这种现代爱情观的男女。《雪山飞狐》里的程灵素，爱上并不爱自己的胡斐，为追随他甘愿饱受辛苦。数万里二人风尘仆仆，无数次出生入死。对胡斐咫尺之隔的相思让她憔悴、心碎，而这份无怨无悔的爱在她死前得以昭昭。当她知道胡斐身中剧毒，无药可医，命在旦夕时，她坚定毅然地做出了抉择，用唯一的方法———舍弃自己的性命吸去胡斐身上的毒血来救治他的生命。《神雕侠侣》里的杨过，与小龙女经历几次惊心动魄的悲欢离合。对失踪的妻子，他有着十六年黯然消魂、坚定不移的等待。当鬓染白发而誓约成空时，他又万念俱灰、毅然决然地跳进断肠崖殉情。还有任盈盈、赵敏、段誉等等，都是金庸笔下对爱情忠贞赤诚、孜孜以求、甘于奉献的感人角色。这些具有鲜明个性和清新气息的武侠人物，这些带有鲜明现代性特征的爱情思想和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情节，大大增强了金庸小说的思想性和可读性，使他的作品别具风采。

三、肯定个体生命意志和实现“自我”的精神

肯定和弘扬个体生命意志，描写真实的个体人生，反映真实的人性本质和个性精神，使人物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自我”，是金庸小说爱情主题呈现出的现代性内涵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金庸曾说:“小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创造人物:好人、坏人，有缺点的好人、有优点的坏人等等，都可以写。……小说中的人物如果十分完美，未免是不真实的。小说反映社会，现实社会中并没有绝对完美的人。”［2］金庸是非常重视塑造人物的。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彰显出真实的个性风采和人格魅力。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分析社会现代性时曾提出“真实性”概念，并认为真实性的核心，是遵从自我，使“我”有“自决的自由”。“自决自由，指当我自己觉得什么东西与我有关，而不是被外部影响所左右的时候，我才是自由的，我不受他人的干涉，自由地做我想做的事情，因为这与我被社会及其要求服从的法律所塑造和影响是相容的。自决自由要求我打破所有这些外部藩篱的禁锢，独自作出决定。”［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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