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梁启超文学研究中的情感特质.

谈梁启超文学研究中的情感特质

【内容提要】

梁启超是一位感情丰富热烈的人，他的文学研究著作，也打上了这种印记。他往往能够在“知人论世”的传统方法的基础上，通过体会作者之“意”而深层次地求得作者之“情”，而且他是有意识地用自己的超乎强烈的感情去观照、碰撞研究对象的感情。此外，他的论文语言也充溢着浓厚的情感。富于情感，可以说是梁启超文学研究的一个鲜明特质。

【关键词】梁启超；情感；知人论世；观照；语言

沧海横流、风雨如晦的中国封建末世，却造就出许多足以名传千古的风云人物。梁启超便是其中之一。这个热血的政治活动家，同时又是一位多情的诗人，一个渊博的学者。而无论从政、做诗文还是做学问，他都表现出不同于别人的个性色彩。本文拟从梁启超的《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和《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三篇论文出发，谈谈他的文学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独到之处。

“知人论世”是孟子针对怎样与古人交朋友这个问题提出来的，后来被用作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今天研究梁启超的文学研究方法，也理应知其人、论其世，方能脉络清晰，切中肯綮。鉴于梁氏名满天下，他的一生经历也多被了解，不需多谈，所以在这里只简要讲讲他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多情。

梁启超说自己是感情最丰富的人，确实，这种自我评价并不夸张。他对国家、人民、朋友、亲人都怀有一腔火热而真挚的情感，而且他也不肯刻意加以掩饰和压抑。在很多时候，他忠实地按情感而非理智立身处事。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炽烈的情感，才成就了这位过渡时代在许多方面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以满腔热情去灌注他的一切事业，他的文学研究论文，不是以严谨翔实见长，而是以情感充溢取胜。

《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和《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均是梁启超学术观点和风格成熟时期的著名论文，对它们加以比较和归纳，能够以一斑而窥全豹，概括出梁启超文学研究的大致特色，而这些特色又都以一个“情”字关摄。

一、“知人论世”“以意逆情”

“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都是孟子的名言，它们被后世学者广泛地应用于文学研究和评论当中。关于“知人论世”，学界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但是“以意逆志”一词，却引起了很多争论。争论的焦点一般在“意”字上。而“志”字被公认为是指作者的本意。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获得作者之“志”，是否应该是文学鉴赏的目的和终点？获得作者之“志”，是否就真的能领略作者诗文的全部妙处？对于不完全写实的诗文，当然只得其志是不够的。如果以享受诗文的美感为目的，那么最主要的，应该是理解诗文表达的感情，然后通过读者与作者情感的兴会和碰撞达到一种审美的愉悦境界。杜甫《与元九书》中曾说过：“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1](345~346)。”情是诗之根，是诗之为诗的根本所在。而文学欣赏，归根到底也是一种情感的流动。正如刘勰所说的：“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2](715)。”当然，这后面的“情”是经过读者再创造的。(本文讲文学研究的方法。文学研究与文学欣赏并不等同，但后者毕竟是前者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作者)

在梁启超的这几篇论文中，都在一开篇即应用知人论世的方法，从社会学的角度，叙述诗人们的家世和经历，从而为论说其诗文奠定了“了解之同情”[3](10)的基础。而后，梁氏并没有通过阅读作品而过多地探求并讲述作家之“志”，而是花费了很多笔墨来赏析作家之“情”。《情圣杜甫》通篇都在说杜甫如何“可以当得起情圣的徽号”[4](38)，又如何把这种“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屈原研究》从屈原的自杀入手，再现其“高寒的理想”和“热烈的感情”[5](55)，以及他的“为情而死”[5](55)，《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以渊明之诗证明他是“一位极热烈极有豪气的人”[6](5)，又是一位“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6](7)和一位“极严正——道德责任心极重的人”[6](8)。而且，这些情都不是梁启超臆测出来的，而是有诗为证，以意逆之而得。

梁启超尤为让人佩服之处，还在于他很能找准获得作家之情的视角。这一点在《屈原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该文中，梁启超直截了当地说：“研究屈原，应该拿他的自杀做出发点[5](55)。”为什么要以“自杀”做出发点？我的理解是，因为自杀是屈原传奇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他情感矛盾无法释怀时所做出的激烈行为，或者说是他的情感处于颠峰状态的作法。而对于屈原是怎样走到自杀这一步的，梁启超并没有使用社会学的方法加以考证，而是从其诗歌所表现的情感脉络加以再现。而通过这一过程本身，作家之情已经“逆”得。

当然，情是文的要素，但并非唯一要素。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说：“王济有言：文生于情。.然而情非文也。性情可以为诗，而非诗也。诗者，艺也。艺有规则禁忌，故曰-持.也。-持其情志.，可以为诗；而未必成诗也。艺之成败，系乎才也[7](39~40)。”梁启超在再现作家之情的同时，也并没有忽略作家在表情上的“才”和技巧。比如在《情圣杜甫》中，梁启超就对杜甫卓

越的表情功夫和他所达到的境界做了深刻的分析。鉴于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所以此处不再深谈。

二、以研究者之情观照研究对象之情。

前文已述，梁启超是一个感情最丰富的人。他也把这种感情带到了文学研究中。梁实秋曾描述过梁启超的一次学术讲演：“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12](183)。”我们不得不佩服梁先生的“入情”之深。为何他能达到这种境界？我想那是因为他是在用他的整颗真心在做学问。他的深厚浓烈的感情，能够与作家在诗文中所表现的感情得到共鸣，帮助他更深刻地感受作家的心灵，进入甚至超越作家所营造的艺术境界。屈原、杜甫都是爱国的、热血的，陶渊明是愤世嫉俗的、道德责任心重的，梁启超又何尝不是？这些相通之处，使他对作家的情感感同身受，体会至深，即使是写实的作品，他也能十分贴切地揭示出其中所包含的情感因素。正是这种情感与情感的碰撞，使他写出了出色的研究著作。试想，如果是一个缺乏感情，冷漠麻木的人来做这样的研究，即使能够发现研究对象身上的情感，也必定是欠缺的、肤浅的。

三、“笔锋常带情感”“纵笔所至不检束”的论文语言

一般认为，学术著作当以理路清晰，逻辑性强，文字翔实严谨者为佳。但是，强调这些方面并不意味着应该丢掉论文语言本身的魅力。毕竟，学术论文是写给人看的，学术讲演是讲给人听的，过于严肃枯燥的文字会损伤读者和听者的兴趣。那么如何才能吸引读者和听者，使他们能更好地接受自己的研究成果呢？梁启超在这方面很成功。胡适曾回忆：“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9](47)。”他的武器，仍然是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