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建国后主要发展脉络

一、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50——70年代的畸变与一元化独尊

以下提到的就是“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70年代文学）”用50——70表述

文坛概括：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其独特的地位和影响,依附超文学力量并完全排斥其他的文学创作方法和文学思潮,逐渐成为“独尊”乃至惟一的文学思想。在这一时期,除浪漫主义还偶有提起之外,其他文学思潮都销声匿迹。由于政治体制的更加统一、集中,意识形态权利话语的不断中心化,现实主义因此严重畸变,直至完全丧失其本真意义,取而代之的是按照极左路线炮制、打着现实主义旗号的“瞒”和“骗”文学。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50-70年代的嬗变,与三次文代会和几次文艺批判运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确定为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总方针,确定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新中国文艺运动的总方向。50年代初文学创作明显继承40年代延安工农兵文学思潮,是解放区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延续。从此,文学为工农兵服务,尤其是狭隘地为政治服务方向被写进文件,成为束缚新中国文学发展近30年的桎梏。第一次文代会单方面地强调学习和推广解放区的文艺经验,忽视广大国统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优秀现实主义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现实主义的表现力量。

第二次文代会于1953年9-10月召开,大会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原则。这无疑是从世界观的高度给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文艺作品在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性的前提下,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第二次文代会以后,我国当代文学的政治色彩和倾向更加突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成为惟一合法的创作方法。

1958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即“两结合”)的创作方法,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将其正式认定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最好的创作方法”,从而取代了原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所谓的“两结合”实际上是强调“浪漫主义”,是为当时大跃进文艺提供理论依据的。大力提倡粉

饰现实及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出现了“人神同台”“人鬼同台”和所谓的“畅想未来”的文学作品,因此,粉饰生活、拔高人物、神化英雄成为六七十年代的主要创作倾向。

在这三次文代会之间,文艺界开展了多次思想批判运动,其中最著名的有三次: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三次文艺思想的批判,把学术问题看成是政治问题,开了以群众运动和政治批判的方式处理学术问题的先河。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对胡风文艺思想新账老账一起算的全面批判运动。胡风文艺思想是提倡现实主义文学的,但在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认识、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解释等方面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有较多相左地方。这本是现实主义自身多元化发展的一种表现,纯粹是学术问题。但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很快变成一场政治斗争,把胡风及其追随者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酿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大错案。

这三次文艺批判运动,实质上是文艺领域的政治运动。它们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地背离学术精神和文艺批评原则,并给文艺工作者划定了不准逾越的界限:

(一)文艺必须严格为工农兵服务、必须严格按照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创作,如有背离,胡风便是下场。(二)现实主义理论必须按照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解释,如有异议,必然遭到挞伐和批判。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本身都如此限制,当然就更别说采用现实主义以外的其他方法了。因此50-70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只能是单一的工农兵文学。

“文革”10年,文艺沦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他们首先将所有的文艺都打入“黑线”之列,继而提出了他们自己的一套集教条主义、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大杂烩式的极左文艺思想。所谓“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根本任务论”以及“三突出”原则,把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生活变成了单调枯燥的公式,把生动复杂的人物变成两个对立阶级思想概念的符号。这里已完全没有什么现实主义可言了。如果说,17年的文学创作和理论对现实主义的某些方面有所强调、有所限制、有所扭曲的话,那么,“文革”期间,现实主义的生命完全被扼杀,而作为专制文化奴婢和帮凶的“伪现实主义”则肆虐成灾。

在50-70年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虽然经历了如此多的畸变和变异,但是现实主义文学作为17年的文学主潮,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尤其

是革命历史题材和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本身的严重缺陷,加上政治对文学日渐趋紧的钳制,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越来越政治化、庸俗化、畸形化。其主要表现为:(一)主题先行。以方针政策来图解、演绎生活,将丰富多彩多样化的生活统统纳入敌、我双方斗争的框架之中,将同样丰富多彩的人物按照阶级划分来设计,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多重性被概念化、公式化、雷同化。(二)以倾向性替代真实性。以所谓“反映生活本质”的教条来回避、掩盖、粉饰现实生活与政治宣传并不一致的真实性。革命战争、革命历史是一片“净土”;现实农村是一片“艳阳天”。至于革命战争中的残酷、现实中的苦难则讳莫如深或视而不见。(三)人物塑造方面。以主要人物来表达政治倾向和图解现实,“神话”英雄人物。(四)艺术表现手法单一,情节雷同,美学底蕴严重不足。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极左路线的泛滥和文学领域庸俗社会学的恶性膨胀,这种文学思潮一直被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供奉在现实主义祭坛之上。现实主义的美学性质和精神以及文艺发展的内在要求,不断被阉割、扭曲,直至“文革”期间,彻底沦为“瞒和骗”文学。

二、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恢复和深化

（80年代文学）

进入新时期以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得以恢复和发展。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了重大的调整。1980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代替了前30年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开始了把现实主义从畸变和扭曲状态中恢复过来的工作。80年代初,文艺界开展了恢复、坚持和发扬现实主义的讨论,深入批判“文革”中“假、大、空”的伪现实主义,引发了对以真实性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的一些问题的反思。从1954年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和1957年批判“写真实”以来,真实性长期成为禁区。新时期之初恢复文学真实性也就成为恢复现实主义精神的第一要义。“伤痕”、“反思”、“改革”等文学创作潮流,对恢复现实主义精神和文学的真实性起了重要作用。作家们努力通过文学寻找更直接地进入社会的途径,以实现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干预。“恢复”或“回归”现实主义成为新时期初期文学的主导潮流。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及其批判精神,在揭露“文革”以及极左思潮对我国社会和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过程中复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