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建国后主要发展脉络

一、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50——70年代的畸变与一元化独尊
以下提到的就是“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70年代文学）”用50——70表述
文坛概括：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其独特的地位和影响,依附超文学力量并完全排斥其他的文学创作方法和文学思潮,逐渐成为“独尊”乃至惟一的文学思想。

在这一时期,除浪漫主义还偶有提起之外,其他文学思潮都销声匿迹。

由于政治体制的更加统一、集中,意识形态权利话语的不断中心化,现实主义因此严重畸变,直至完全丧失其本真意义,取而代之的是按照极左路线炮制、打着现实主义旗号的“瞒”和“骗”文学。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50-70年代的嬗变,与三次文代会和几次文艺批判运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确定为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总方针,确定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新中国文艺运动的总方向。

50年代初文学创作明显继承40年代延安工农兵文学思潮,是解放区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延续。

从此,文学为工农兵服务,尤其是狭隘地为政治服务方向被写进文件,成为束缚新中国文学发展近30年的桎梏。

第一次文代会单方面地强调学习和推广解放区的文艺经验,忽视广大国统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优秀现实主义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现实主义的表现力量。

第二次文代会于1953年9-10月召开,大会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原则。

这无疑是从世界观的高度给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文艺作品在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性的前提下,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

第二次文代会以后,我国当代文学的政治色彩和倾向更加突出。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成为惟一合法的创作方法。

1958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即“两结合”)的创作方法,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将其正式认定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最好的创作方法”,从而取代了原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

所谓的“两结合”实际上是强调“浪漫主义”,是为当时大跃进文艺提供理论依据的。

大力提倡粉
饰现实及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出现了“人神同台”“人鬼同台”和所谓的“畅想未来”的文学作品,因此,粉饰生活、拔高人物、神化英雄成为六七十年代的主要创作倾向。

在这三次文代会之间,文艺界开展了多次思想批判运动,其中最著名的有三次: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这三次文艺思想的批判,把学术问题看成是政治问题,开了以群众运动和政治批判的方式处理学术问题的先河。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对胡风文艺思想新账老账一起算的全面批判运动。

胡风文艺思想是提倡现实主义文学的,但在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认识、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解释等方面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有较多相左地方。

这本是现实主义自身多元化发展的一种表现,纯粹是学术问题。

但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很快变成一场政治斗争,把胡风及其追随者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酿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大错案。

这三次文艺批判运动,实质上是文艺领域的政治运动。

它们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地背离学术精神和文艺批评原则,并给文艺工作者划定了不准逾越的界限:
(一)文艺必须严格为工农兵服务、必须严格按照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创作,如有背离,胡风便是下场。

(二)现实主义理论必须按照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解释,如有异议,必然遭到挞伐和批判。

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本身都如此限制,当然就更别说采用现实主义以外的其他方法了。

因此50-70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只能是单一的工农兵文学。

“文革”10年,文艺沦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

他们首先将所有的文艺都打入“黑线”之列,继而提出了他们自己的一套集教条主义、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大杂烩式的极左文艺思想。

所谓“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根本任务论”以及“三突出”原则,把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生活变成了单调枯燥的公式,把生动复杂的人物变成两个对立阶级思想概念的符号。

这里已完全没有什么现实主义可言了。

如果说,17年的文学创作和理论对现实主义的某些方面有所强调、有所限制、有所扭曲的话,那么,“文革”期间,现实主义的生命完全被扼杀,而作为专制文化奴婢和帮凶的“伪现实主义”则肆虐成灾。

在50-70年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虽然经历了如此多的畸变和变异,但是现实主义文学作为17年的文学主潮,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尤其
是革命历史题材和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本身的严重缺陷,加上政治对文学日渐趋紧的钳制,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越来越政治化、庸俗化、畸形化。

其主要表现为:(一)主题先行。

以方针政策来图解、演绎生活,将丰富多彩多样化的生活统统纳入敌、我双方斗争的框架之中,将同样丰富多彩的人物按照阶级划分来设计,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多重性被概念化、公式化、雷同化。

(二)以倾向性替代真实性。

以所谓“反映生活本质”的教条来回避、掩盖、粉饰现实生活与政治宣传并不一致的真实性。

革命战争、革命历史是一片“净土”;现实农村是一片“艳阳天”。

至于革命战争中的残酷、现实中的苦难则讳莫如深或视而不见。

(三)人物塑造方面。

以主要人物来表达政治倾向和图解现实,“神话”英雄人物。

(四)艺术表现手法单一,情节雷同,美学底蕴严重不足。

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极左路线的泛滥和文学领域庸俗社会学的恶性膨胀,这种文学思潮一直被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供奉在现实主义祭坛之上。

现实主义的美学性质和精神以及文艺发展的内在要求,不断被阉割、扭曲,直至“文革”期间,彻底沦为“瞒和骗”文学。

二、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恢复和深化
（80年代文学）
进入新时期以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得以恢复和发展。

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了重大的调整。

1980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代替了前30年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开始了把现实主义从畸变和扭曲状态中恢复过来的工作。

80年代初,文艺界开展了恢复、坚持和发扬现实主义的讨论,深入批判“文革”中“假、大、空”的伪现实主义,引发了对以真实性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的一些问题的反思。

从1954年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和1957年批判“写真实”以来,真实性长期成为禁区。

新时期之初恢复文学真实性也就成为恢复现实主义精神的第一要义。

“伤痕”、“反思”、“改革”等文学创作潮流,对恢复现实主义精神和文学的真实性起了重要作用。

作家们努力通过文学寻找更直接地进入社会的途径,以实现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干预。

“恢复”或“回归”现实主义成为新时期初期文学的主导潮流。

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及其批判精神,在揭露“文革”以及极左思潮对我国社会和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过程中复苏,在
反映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得以恢复和回归。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学的反思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冲击,使现实主义不再象往日那样处于“定于一尊,攘斥百家”的地位。

它必须通过与其他创作方法的共处与竞争来发展自己,现实主义也因此而得以不断“深化”。

作家们普遍认识到,19世纪以来的经典现实主义并不是今天必须固守的惟一模式,现实主义在与其他创作方法和艺术流派的碰撞与融合中,必须创造出新的形态,才能适应新的社会生活对文学的要求。

因此,现实主义广泛吸收非现实主义的手法,突破传统的单一模式,逐渐形成了多样化形态。

80年代中期以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呈现出新的特征,首先,是题材意识的淡化,文学不再局限于反映重大社会生活事件,小说的思情之于现实及社会问题的关系也不再那样直接,而是变得曲折和深层化;其次,是对人的描写开始从“英雄人物”转向“普通人”直至“人的存在状态”,对人的刻画不再仅仅表现人的阶级性和政治倾向,而是探讨人的命运、人类的命运、人的生存状态等恒久性的课题;再次,是文学传达途径的大幅度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现实主义小说的叙述形态方面:它既保持传统现实主义的某些基本描写方式,如广义的“故事性”,描写的“写实”,人物刻画的“求真”等,又引入许多非现实主义的因素,如生命的直觉描写、意识流的心理刻画等,这种充满了包容性的叙述特点,使现实主义在80年代具有新的、更丰富的形态。

三、多元化格局中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
（90年代文学）
8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浪漫主义的萌发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崛起,新时期文学进入了多元化发展时期。

浪漫主义思潮的萌发及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一股颇有声势的文学潮流,是新时期文学中引人注目的现象。

80年代初,张承志以《黑骏马》开始了他的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

乌热尔图的《七插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冯苓植的《驼峰上的爱》等作品,表现出回归大自然和回归传统的倾向。

另外,梁晓声、叶辛等人的知青文学所表现出来的返回青春意象,汪曾祺、刘绍棠等人的乡土风俗文学,都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

80年代初“寻根文学”出现,它将形式环境虚拟化、人物性格精神化、艺术细节象征化等特征,则进一步激活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潮流。

现代主义在新时期的崛起,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生活背景。

从最早一些现代主义技巧的运用和“朦胧诗”的崛起,到意识流小说、现代派小说、新写实小说、先锋派文学、新历史小说、新生代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另类写作、网络文学的兴起与发展,表明现代主义文学已成为新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潮。

新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受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而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状况。

虽然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非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新时期形成蔚然大观,但现实主义文学依旧贯穿其中,并在文学的多元化格局中得到很大的发展。

在1993年长篇小说热潮中,《白鹿原》、《废都》、《曾国藩》等都是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主的优秀作品。

在1995-1996年出现的“新现实主义”或“现实主义回归”的创作思潮中,出现了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谭歌的《大厂》、何申的《年前年后》等具有发展观、开放观等新特点的现实主义作品。

在90年代的主旋律文学和精英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比如“五个一工程”和“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要都是现实主义作品。

在近期的“官场小说”或“反腐倡廉文学”中,其主要运用的也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因此,现实主义文学仍然是新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潮。

当然,90年代以来,新时期文坛客观上已形成多元化状态,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已不再象80年代以前处于“一元化独尊”的地位。

随着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出现和发展,随着新写实小说、先锋派文学、新生代文学、新女性文学、另类写作、网络文学等多种文学流派的交替兴盛,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开始从原先一元化独尊的位置上被挤兑下来,而成为多元文学景观中的一景。

实际上,现实主义地位的这种变化,符合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是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历史本相。

文学发展的多元化不仅在于现实主义一家的内部的热闹(如1956年短暂的文艺春天),而应该是有多种文学思潮共同繁荣的格局。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20世纪中国的百年嬗变,反映了中国20世纪百年历史中,文学在各个时期与社会、政治千丝万缕的联系,既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强大生命力,又揭示了现实主义文学过分依附政治的弊病。

这一过程告诉人们,多元化是文学发展的方向,是文学的生命力之所在。

现实主义文学只有恢复文学的本来面目,在文学的多元化格局中才能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