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新闻调查性报告探析

电视新闻调查性报告探析
曹培鑫蓝旭
电视作为人类大众传播史上成长最快的媒体，每一天都在诞生更新形式的节目，每时每刻都在演绎更加五花八门的表现方法，从而将任何对它所作的深入思考和理论研究都远远抛在后面。

就拿我国电视新闻来说，1976年打倒“四人帮”之后短短十几年中飞速发展，90年代初的中国电视新闻报道已经呈现出信息向荣的景象。

1993年中央电视台又一次新闻节目改版，5月1日《东方时空》开播，早间新闻节目为之面目一新，其中的小栏目《焦点时刻》成为继《观察与思考》之后又一个关注社会热点的电视新闻节目。

1994年4月《焦点访谈》开播，1996年5月《新闻调查》开播。

这些节目在以其关注社会，关注平凡人的生活而备受欢迎的同时，一种新的电视新闻节目样式也在中国电视新闻界迅速成长，它就是电视新闻中的“调查性报道”。

中国的第一个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何时出现，这恐怕还没有定论，但关于调查性报道的规律的探析早就已经开始，新闻工作者们目前仍在热烈的争论：“什么才是真正的调查性报道？”这种争论今天还在《新闻调查》的办公室里进行着 (1)
调查性报道界说
调查性报道首先出现在报纸上。

1972年，《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报道了“水门事件”的内幕，这一轰动全美，最终导致了尼克松引咎辞职的新闻报道，不仅使两位记者一举成名，也使得这种“调查性报道”在美国新闻界风行起来。

1974年获普利策新闻奖的6项报道中，这类调查性报道就占了4项(2)。

在澳大利亚，调查性报道同样处于绝顶重要的地位，在新闻界最高奖“沃克莱新闻奖”（TheWalkleyAwards）一年一度的评奖中，最佳新闻奖的90%授予了调查性报道(3)。

那么调查性报道是如何界定的呢？
单就调查性报道进行界定，就会面临一个问题，每一个合格的记者对报道中所需要的事实都必须进行调查，那么还有必要单独定义调查性报道吗？正基于此，各国新闻工作者对调查性报道与记者日常调查采访的一般新闻作了严格区分，中外新闻工作者们所研究的结果也不尽相同。

一、西方新闻界对调查性不到的界定
“调查报道是对某人或某集团力图保密的问题的报道”，“报道的事实必须是你自己挖掘出来的”——《新闻日报》记者，鲍伯·格林（Bob Green）(4)
罗伯特·格瑞斯（RobertW·Greeace）认为调查性报道“一般是报道某些人或某些组织企图掩盖的新闻”。

他强调，在调查性报道中，调查和收集材料必须是记者的原创行为，而不是另一个人或另一个组织的调查行为。

选题和采访必须由新闻媒体独立进行。

调查性报道面对的是一个重要事实，对这个事实，某些人某些组织力图使其保密(5)。

“调查性报道”指的是一种更为详尽、更带有分析性、更要花费时间的报道，因而它有别于日常的大多数报道”，“调查性报道目的在于揭露被隐藏起来的情况：其题材相当广泛，广泛到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密苏里新闻学院《新闻写作教程》编写组的意见(6)。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以上3种是西方新闻界比较典型的定义。

对于大多数新闻报道来说，几种定义均在某种程度上显得过于严格了。

比如格林的定义中含有的两个要素：1.有人力度保密信息，2.报道事实必须是自己挖掘出来的，实际上的有些调查性报到不一定有人力图使其保密。

比如《60分钟.不可能的事实》（ImpossibleTruth）中，一位妻子和她的情人被控告谋杀了她的丈夫。

整个案件是围绕医学鉴定展开的，他们有罪与否取决于法医的鉴定能否被陪审团接受。

整个案件中没有人力图保密，倒是处处有人在说明真相。

还有，应该说好的调查性报道是由丰富的事实构成的，这些事实中有些很可能已经受到大众传播媒体的关注而众所周知，但如果记者挖掘到了内幕或有独特的发现就仍有报道的价值，所以不应该苛刻地要求所有的事实都是自己挖掘出来的。

格瑞斯的定义是受到广泛支持的，定义中提出了这样几个要素：其一，他必须是媒体的独立、原创之作，而不是新闻媒体报道的他人行为；其二，它的题材是重要的、公众所关心的；其三，一些人或一些组织企图掩盖真相。

原创性应该如何界定？格瑞斯没有详细说明，实际上，大部分的调查性报道的题材都不是媒体独家发现的，而调查本身无一例外的却是媒体独立发起的。

包括“水门事件”的报道，窃听事件是警方首先发现的，而调查却是《华盛顿邮报》“原创性”发起的；独立到何种程度？完全由媒体独立进行的调查也是很难进行的，比如对贪污受贿等案件的报道，没有警方的配合，新闻调查是很难深入的。

看来即使已经有较长时间的实践，国外新闻界对调查性报道的界定仍需进一步诠释。

不过同时也应该承认，以上几种定义已经很锐利地触及到了调查性报道的某些本质。

综上所述，可以如下总结国外新闻界对调查性报道的概念界定：
调查性报道以暴露或揭丑为核心；以大众所关心的社会的腐败现象、犯罪、内幕新闻以及被某些人企图掩盖的事实为主要目标；它是媒体相对自发、独立地进行的调查采访，并有所发现；它的新闻采制时间与报道所需的篇幅、时长都较长。

二、我国新闻界对调查性报道的研究界定
调查性报道肇事于西方，但目前在我国已经越来越受到广大受众的欢迎，而且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色。

比如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起步较晚，在各种媒体中发展却是最快的，也是最受受众欢迎的。

不过，不管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来说，都是不太成熟的。

实践的迅速发展亟需理论的完善，国内的新闻工作者也正在积极探讨调查性报道的界定和相关规律。

处在与西方不同的新闻制度下，有着与西方不同的新闻发展道路，我国新闻界对调查性报道的界定与西方的也有所不同，差异尤其集中地体现在待查性报道的题材上，即：调查性报道的题材一定是揭露性的么？
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先从事件的关切度上来分析。

不管哪个国家的记者，都应该同意“调查性报道的题材是重要的、公众所关心的”。

《新闻调查》的制片人之一王坚平对这个“公众所关心的”作了分析：大部分西方国家是法制社会，人们最关注的是法律的公平公正，所以西方的媒体中，从好莱坞大片到《60分钟》到处都是“人与法”的问题；我国正在建设法制社会体系，面临的最大社会问题之一就是腐败问题，所以中国的受众最关心腐败的题材。

可见，揭露性报道确实是调查性报道的一个倾向，对播出的调查性报道的分析也显示了这一特点。

那么如何看待我们的调查性报道中主题性的、中性的和正面的报道呢？比如《恢复高考二十年》、《中国的品牌》、《生命的公主》和《大官村里选村官》（以上各节目均由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播出）等，都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调查性报道。

尤其是《大官村里选村官》，此片获得了1998年蒙特卡洛电视节的女神银质奖，成为正面调查性报道的成功典范。

主题性、中性、正面性的调查性报道在中国新闻界的兴盛发展，一方面自然是处于特殊的文化背景、政治体制下的中国新闻界的现状所致，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调查性报道本身在题材上更大的包容力和内涵。

与此相比，西方的“以揭露性主题为核心”似乎过于严格地限制了调查性报道在题材上的广泛可选性。

分析了两种不同的调查性报道的观念可以发现：
1.调查性报道题材总体上倾向于揭露性报道的，揭露性（或曰反面）报道更接近调查性报道的原始意义，但调查性报道不排斥主题性报道，非揭露性报道在未来的发展中大有所为。

2.从调查的手法上，调查进行的原创性、独立性的，西方新闻界的实践更接近于调查性报道的原始意义，而我国新闻界（尤其是电视界）所做的调查性报道则更多地注重于一种调查式的避嫌方式上。

另外的一个特色是，中国新闻界所进行的调查性报道实践，报界进行的报道远早于电视界，而电视界进行的报道却比报界更引人注目。

目前，电视化的摆线手段已经使调查性报道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普通观众的密切关注。

调查性报道的发展历程
调查性报道的前身叫揭露丑行新闻（muchraking），它是以揭露政治、经济和社会丑行（政治活动的内幕、政府的贪污腐化、公司企业的营私舞弊行为、犯罪集团的活动等等）为内容的新闻报道。

此类报道在18世纪70年代就已见著于美国报刊。

1902年底《麦克卢氏》杂志发表的3组重要报道，标志着美国新闻界揭露丑行报道的开始。

1905年，以其社论在国内颇有影响的《柯里尔》杂志揭露美国假药和食品掺假的报道，导致美国通过了食品和药物纯洁法，从而使此类报道声威大振。

1906年，揭露性新闻报道进入极盛时期，一些著名的记者和专栏作家和李普曼等都是此类报道的积极撰稿人。

本世纪60年代，此类报道与调查性报道融为一体。

记者们开始抓住某一丑闻事件，追根溯源，深入调查，搜集大量资料揭露事实真相。

1972年，《华盛顿邮报》记者罗伯特·伯恩斯坦揭露”水门事件”，使此类报道开始风行美国(7)。

这类报道在报界可以说是长盛不衰的，直到今天调查性报道仍然是许多报业机构的“重头产品”，很多报纸都设有专门的调查性报道组。

国外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美国），《文艺春秋》、《朝日新闻》（日本），《悉尼晨锋报》、组《每日电讯》（澳大利亚）等大报都有过因为某篇调查性报道而声名鹊起的历史。

在我国，虽然电视新闻中的调查性报道更引人注目，但报刊上的调查性报道却远早于电视。

1956年《人民文学》发表《在桥梁工地上》揭露官僚主义；1980年《工人日报》发表“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船的报道，锋芒直指政府高官的渎职和官僚主义。

这之后的《唐山大地震》（钱钢）也是影响十分广泛的调查性报道。

近两年比较著名的报告文学《兵败汉城》（赵瑜）、《落泪是金》（刘建明）都是比较典型的调查性报道。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近年来《南方周末》的头版头条经常有优秀的调查性报道出现，这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看报纸不看头版头条的习惯。

调查性报道由于其在报界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风行美国之时，美国的电视新闻界也开始了调查性报道的尝试，以CBS的《60分钟》为代表的一批电视节目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60分钟》从创办至今的30多年里一直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保持了长时间的高收视记录。

除《60分钟》之外，类似的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栏目《20、20》《48小时》等也受到了观众的肯定。

中国电视新闻界的调查性报道出现得就更晚了。

1980年中央电视台的《观察与思考》开播，这是中国电视新闻中较早进行深度报道的栏目，其中播出过不少调查性的报道。

比如，第2期就采用偷拍的办法报道了“公车私用”现象。

大规模的调查性报道的出现应该从1993年的中央电视台新闻栏目改版算起。

1993年5月1日，早间新闻节目《东方时空》创办，其中的小栏目《焦点时刻》（现名《时空报道》是一个社会焦点类栏目，其中有了不少调查性报道的尝试。

由于它是每天播出，扩大了这种报道的影响，同时也培养了观众的收视心理（从原来的不收受批评性报道转变过来）。

1994年4月，中央电视台又推出了新闻评论性栏目《焦点访谈》，这一尝试又很快得到了观众的肯定。

《焦点访谈》不仅作了出色的深度报道，在调查性报道的实践中也有突出的贡献。

《惜哉，文化！》、《仓储粮是怎样发霉的》、《小车难载高收费》等都可以称得上是典型的调查性报道。

正是在我国媒体逐渐走向开放和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的不断创新中，《新闻调查》应运而生，于1996年5月17日正式开播。

它定位于“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每期片长45分钟，是迄今为止中央电视台播的片长最长、最有深度的新闻栏目。

《新闻调查》的理想是“内容上突出故事性，通过调查使某一社会团体或某一个人有损公众利益的内幕得以曝光，形式上创造一种电视调查文体”。

经过3年多的实践探索，《新闻调查》已经成长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下的优秀的电视新闻深度报道栏目。

选题上，《新闻调查》注意新闻性（社会热点问题）、广泛的大众关切度和足够支撑45分钟情节冲突的类似张力(8)，从而“在重大新闻事件的主战场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仅以1998年播出的部分节目为例，《大国的握手》、《跨世纪的政府》、《面对分流的公务员》、《保卫荆江》、《大官村里选村官》分别关注了1998年发生在中国的克林顿访华、政府机构改革、长江洪灾和中国基层民主制度改革等重大事件。

同时《新闻调查》的许多节目还创造性地运用各种手法，关注平凡人的生活，关注人物命运，关注人间情感。

《从窑洞到法庭》关注的是中国少有的一起“民告官”案，而且告赢了；《“黑脸”姜瑞锋》、《贩毒死囚的忏悔》深入挖掘人物心灵伸出的丰富情感；《第二次生命》是关于一对母女换肾的感人故事，是人间母爱的礼赞。

《新闻调查》还创造性地定位于“电视新闻调查文体”，成为中国电视界第一个全力投入实践调查性报道的电视新闻栏目，制作播出的调查性报道从数量和质量上都可以称为是中国电视界最好的。

《新闻调查》所作的调查性报道的探索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目前仍有一些困难：舆论环境，这包含两方面的舆论，一方面是我国的新闻制度，媒体不能脱离政府机构，必然
导致其在运用“独立的声音”报道方面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习惯了中国旧式电视新闻报道模式（正面报道多，反面报道少）的中国观众对真正有监督力度的节目也存在一个接受问题，这些因素使很多好的题材在选题时即被排除（幸运的是，两方面的情况都在不断好转）；没有借鉴，在我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新闻制度下，《新闻调查》完全在走一条创新自立的道路，对于很多调查性报道的规律性认识尚待深入，如何使这种报道在现有的条件下发挥最大的监督功能，是记者们正在探讨的问题；期待成型的制作队伍，《新闻调查》栏目的制片人之一王坚平认为，一个栏目的运作是一种生产性劳动，与创造性劳动有区别，制作出同一水准、统一特色的节目才能代表一个栏目的成熟。

目前《新闻调查》的节目仍在水平相差较悬殊的现象。

而且独立性、原创性的调查性报道还不是栏目的主题节目构成，这些情况都有待于制作者素质的提高(9)。

调查性报道的构成要素
《新闻调查》的记者们所讨论的“什么才是真正的调查性报道”，焦点之一就是调查性报道的构成要素问题。

比如，调查性报道一定要有悬念吗？调查性报道里一定要有侦探式的人物吗？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界定调查性报道根据不同题材、运用不同的“叙述方式”所进行的不同方式的报道。

《60分钟》的缔造者、执行制片人唐·休伊特在一段话中提到了“叙述方式”。

他认为《60分钟》能够广受欢迎是因为它继承了一种“叙述传统”：
过去纪录片的收视率差别不大，不论是在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是全国广播公司……都是相同的15％到20％的观众收视率。

我告诉自己：“我敢打赌，如果我们能使主题多样化，并采用个人新闻——不是处理事件，而是讲述故事；如果我们能像好莱坞包装小说那样包装事实，我担保我们能把收视率翻一倍。

”(10)
这种讲述故事根据不同的题材所运用的叙述方式是不同的，就像老祖母讲故事的内容和口气永远不会与柯南道尔相同。

那么调查性报道所使用的叙述方式有哪些呢？就我们所了解的节目作出了以下的分类（分类时参考了《保持“中国地带”——论<60分钟>的叙述模式》）。

叙述模式之一：侦探模式
这是一种常见的调查性报道，也是最接近调查性报道原始意义的报道，内容一般是调查一个案件或揭露某人想掩盖的秘密。

在这种叙述方式中有时记者的身份是公开的，报道主要是通过记者重新调查案件的经过，让观众感受案发时的惊心动魄；主题一般是案情复杂、情节严重、涉案人员多的大案，如《新闻调查·哈尔滨反腐行动》。

有时一些违法或不道德
的现象还未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记者经常采取隐蔽采访、偷拍等报道方法，此时的记者真的成了一位侦探。

《新闻调查·透视运城渗灌工程》调查了山西省渗灌工程的真实情况，记者王利芳深入采访了当地的普通农民，揭穿了官方“渗灌工程，利国利民”的谎言，将这巨形的新时期的形式主义曝光于屏幕上。

叙述模式之二：社会观察与分析模式
社会的飞速发展，事物的纷繁复杂的变化，都让社会观察家和分析者在受众心中有了独特的地位，很多调查性报道就以这种姿态出现，这种分析者的功能有很多：■揭示社会不合理的现象
这种报道的宗旨常常是促成立法或者制定政策。

《60分钟·最危险的职业吗？》（A MostDangerous Job？）通过大量的案件让受众了解到，小超市的收银员在深夜工作时是非常危险的，抢劫、强奸时有发生，而政府还没有具体的保护收银员的立法。

《焦点访谈·江桥岂是摇钱树》告诉观众，集资修建的桥梁、公路收费是有期限的，而目前还没有哪个收费站停止了收费，到底要收到何时也没有明确的法令政策。

■探讨道德伦理
这种报道主要是将水上有争议的伦理问题拿出来讨论，并尽力在讨论中形成一种伦理观念的引导。

《60分钟·爆发》（Outbreak）讨论澳洲为了制止兔害将未经论证是否对人类有传染性的病毒注射在兔子身上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道德。

《新闻调查·丢失的眼球》讨论的是一个人为了做好事可不可以违反法律。

■社会现象分析
社会朝着多元化发展，人们在不断更迭的社会现象面连都想知道如何理解它、如何去反映它。

有一类调查性报道就是对这样的社会现象进行分析。

《新闻调查·跨世纪的政府》就是分析在20世纪末中国将进行怎样的改革，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新知识的传播
一般是介绍解释自然现象，介绍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和成就等“新知识”，调查性报道对这种新知识题材的一般性要求是，不为人知或人们知之甚少，与社会发展和受众生活密切相关。

《新闻调查·冷链》对全国的新生儿进行预防接种时运送疫苗的全过程进行了跟踪调查，并作了详细的展示。

《新闻调查·厄尔尼诺探密》在厄尔尼诺气候疯狂发作时，通过电视屏幕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60分钟·手术的希望》（OperationHope）介绍了一种通过在头部钻孔剪除帕金森症状的手术。

叙述模式之三，精神引导模式
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一个充满温情的故事往往能治愈心灵的创伤，让人们对社会、对未来充满希望，在任何社会制度中这种报道总是需要的。

《新闻调查·山顶上的希望》讲述了第一位接受“希望工程”自主的学生完成学业之后，返回大山做一名人民教师的感人故事。

《新闻调查·第二次生命》是一个母亲为女儿捐肾的故事，片中父母为决定谁来捐肾而争吵时，父母的爱的伟大就不言而喻了。

《60分钟·勇敢的心》（BraveHeart）讲述的是救火队员的生活状况，他们为了别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每天都在面临着丧生的危险。

这种报道产生的社会凝聚力和向上的动力可以说是一种最好的精神文明建设。

这类报道从各个方面讲都很靠近艺术。

对这类报道的要求是在充满感人的情节的叙述中加入信息量，使报道在本质上不脱离新闻报道的本质。

有了对叙述模式的分析，再分析调查性报道的要素就可以水到渠成了。

1.个性化的调查者
如果将调查性报道对新闻事实的再现当成一种叙述，那么无疑，一个个性化、具体的讲述者是必不可少的，调查者往往由记者来担任，他在指导思想上是代表媒体的，在调查过程中是有知识的和善发现的，在观众面前又应该是个性化的、值得信赖的。

虽然在各种叙述方式中调查者所担任的角色不同。

在侦察模式中记者更像是一名侦探，层层拨开别人企图掩盖的真相，与影视作品中侦探的探案模式基本相似，只是记者会不断地对着摄像机解说调查的进展情况。

这代替了办案间隙福尔摩斯与华生医生关于案情进展的对话。

《新闻调查·透视运城渗灌工程》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记者王利芬到达山西时，官方与老百姓对“渗灌工程”的评价截然相反。

在官方的口中，“渗灌工程”立国利民，很好地解决了运城缺水的状况；而在老百姓眼中这个工程是一个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

王利芬通过到现场勘察，听取各地群众的看法，终于使这一形式主义做法在屏幕上得到了曝光。

观察分析模式中的记者则成了一位社会学家，就某一受众关心的问题访问各方面，组织讨论，同时提出观众们想知道的问题，观众们会觉得自己参加了讨论。

没有一个调查者的引导，这种报道是不易进行的。

《60分钟·特殊教育》（SpecialED）报道了美国残障儿童教育的经费问题。

在美国，对残障儿童实行义务教育，这种教育的经费在不断提高；又因为全国的教育预算总额是一定的，这必然减少了正常儿童的教育经费，“残障儿童值得花那么多钱吗？正常的孩子怎么办？”就成了残障儿童家长与正常儿童家长争论的焦点。

记者利丝莉·斯托（LesleyStah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