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义理之学的形成及确立(一)

戴震义理之学的形成及确立(一)

戴震是我国18世纪中叶著名的考据学家、自然科学家及思想家，他生处“康干盛世”，学识淹博，1]在许多学科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他的义理之学2]思想，超迈时人，独步千古，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产生了极为强烈的震撼力和影响力，使得戴震成为我国从古代思想向近代思想过渡和转变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戴震的义理之学思想确立了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下面本章从对戴震义理之学形成与确立前提的角度来剖析戴震义理之学在干嘉时期何以形成、何以确立的问题。

“志存闻道”的学术路向

1、戴震的生活经历与深厚的经学基础

戴震义理之学思想的形成与他早年在徽州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戴震出身于小商人家庭，因其家境贫寒，其父母靠“商贾东西行营于外”，贩布“以就口食”。3]戴震十岁时才会说话，据段玉裁记载：“先生是年乃能言，盖聪明蕴蓄者深矣。就傅读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4]尤其是明清以来徽歙地区重经商、重知识的社会风气，使戴震能够遍览诸经及百家之书，并对《说文》、《十三经注疏》等经学典籍有了深入的了解和把握。特别是从戴震诵读“《大学》右经一章”时所提出的一系列疑问，更可看出戴震追根究底式的为学个性及对经典对传统的怀疑、批判性格。5]戴震这一性格的养成，为其日后成为一代学术宗师和思想大师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梁启超对戴震这一早年养成的性格对清

代思想文化的影响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此一段故事，非惟可以说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6]

18—20岁期间，戴震曾随其父经商于江西、福建等地，一边教书以维持生计，一边研读经书。20岁时与同乡同学郑牧、汪肇龙、程瑶田、汪梧凤、方矩、金榜等人，师从婺源经学名儒江永，学习礼经、推步、音声及文字之学。在江永诸弟子中，由于“惟震能得其全”，故江永对戴震极为器重，引为忘年之交。这一时期，戴震在经学、自然科学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29岁，戴震补为休宁县学生，受汪梧凤之聘至不疏园，于是，不疏园成为“好学之士日夜诵习讲贯”之所，也成为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学术活动中心。32岁时，因受当地豪族迫害，“脱身挟策入都”。7]戴震以其渊博的学识，很快就在北京学术界站稳了脚跟，许多著名学者如纪昀、钱大昕、朱筠、王鸣盛、王昶等皆与戴震交往频繁，“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戴震在京师名声大躁，“名公卿争相交焉”，8]以至“海内皆知有戴先生矣”。9]35岁时，戴震离京客居扬州，并结识著名经学家惠栋，二人论学往复，“交相推重”，引为知己。自此戴震治学方式及思想观念大为改变。戴震在度过了近十年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后，40岁时中乡举，但因其思想观念与当时社会上“尊宋黜汉”的主流思想相抵牾，故此后连续六次入京参加会试，均不及第。51岁时，曾主讲浙江金华书院；后由纪昀等人推荐，入四库全书馆任纂修官，负责校订天算、历法、地理、数学等书。53岁那年，“奉命与乙未贡士一体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10]此后，

戴震一直致力于《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悉心耘治，焚膏宵分不倦”，11]以至于积劳成疾，55岁时病逝于四库全书馆任上。

戴震在干嘉时期作为皖派学术的代表人物，对音韵文字训诂、典章制度名物以及天文历算等都有极深的造诣，时人已有不少溢美之词。12]钱大昕不但许之为“天下奇才”，且概括其学术特点说：戴震“平生无他嗜好，惟专于读书，虽词义钩棘难晓者，一再读之，辄已涣然冰解，旁观者惊为宿悟，要由精诚所致。其学长于考辨，每立一义，初若创获，及参互考之，果不可易”；13]钱穆也指出：“一时学者，推服东原，本在名物度数。”14]可见戴震在当时主要是以考据学名于世的。但是，戴震学识淹博精审，并不是他学术的全部，而是为他“闻道”、“探求义理”服务的，对此戴震有非常明确的奋斗目标。戴震学识之“淹博”完全是服从于“精审”的，他是为弄清儒家经典中的圣人之道才去研究广博的各种知识。因此，戴震一再强调“学贵精不贵博，吾之学不务博也。”15]“君子于书，惧其不博也；既博矣，惧其不审也；既博且审矣，惧其不闻道也。”16]他认为，“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却到地也。”17]还说：“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为真知。”18]然而，戴震这种“闻道”、“探求义理”方面的追求和努力却不为时人所重。这一点在章学诚《文史通义》中所载的《答邵二云书》及《书朱陆篇后》等书信中已有明确的证据。戴震一生大部分成果体现在经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19]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肯定。这也表明，戴震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他提出的“以字通词，以词通道”的治学路径和

学术目标与他建构的义理之学思想就有了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换言之，戴震的义理之学思想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构想”，而是有了坚实深厚的经学基础和自然科学基础，这为他日后所创建的“自得之义理”与程朱的义理之学严格划清了界限。

2、建构在经学基础上的义理之学

戴震一生的兴奋点都在为他的义理之学而孜孜以求。对此，余英时先生说：“根据现有的资料判断，东原对义理的兴趣远比他对考证的兴趣要浓厚而真实得多。”20]此论可谓确当。在干嘉时期大多数考据学者沉湎于为考据而考据，以考据为目的的时代，戴震以其独特的个人性格不但被当时的人视为“奇人”、“狂狷之士”，而且在17岁时就已自觉地确立了“闻道”的学术目标。戴震的目的是要建构一套与程朱理学不同的“义理”思想体系。随着戴震学识的增长和对理学认识的不断加深，戴震逐渐脱离了原先设定的“闻道”目标，走上了一条与程朱理学完全不同的道路，其“闻道”的目标未变，但在内容上和价值导向上已完全不同于程朱的“义理”系统。戴震把“义理”作为一切之本，认为“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21]一切之本乃天下之大本，故戴震又说：“好道而肆力古文，必将求其本，求其本更有所谓大本者，大本既得矣，然后说：‘是道也，非艺也。”22]戴震晚年着《孟子字义疏证》，是他义理之学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戴震着《孟子字义疏证》的意图非常明确，他在完成《原善》三篇、《论性》两篇文章后，“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诚、言明、言权、言仁义礼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