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势与未来经济的展望(DOC)

经济形势与未来经济的展望
（一）经济基本形势的判断
2013年，在面对换届、政策宽松、四季度经济回升态势明显的形势下，我国经济并没有出现社会普遍预期的明显回升趋势，原因值得反思。

就像我们长期坚持认为的那样，主要原因是我国经济进入到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导致经济由高增长阶段转向次高增长阶段，不再具有9%以上的增长能力，连实现8%以上的增长也较为困难。

宏观经济将在较长时间在7%～8%的区间运行。

2013年以来，受周期性、趋势性调整和历史积累矛盾凸显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增大。

一是需求支撑条件减弱。

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谈判试图建立国际贸易新规则，应对来自新兴经济体的挑战，出口大幅回升的可能性不大。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高增长过分依赖政府高强度投资的负面效果日益明显，投资效率下降，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产能过剩严重，长期下去不可能持续。

二是要素供给条件变化。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出现转折性变化，劳动成本上涨较快，主要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投入、生产和出口低附加值产品的发展模式遇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我国在高速增长中资源消耗大大增加，很多污染物人均排放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增强。

三是经济发展面对的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

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大量出口产品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少数高端产品出口也受到打压，与发达国家竞争处于明显劣势。

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成本提高、汇率上升，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以较低的成本和价格参与国际分工，我国在一些传统领域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

这种“前堵后追”的局面使我国拓展国际市场的空间缩小。

2014年，这一总体趋势并没有变，而且短期经济运行仍然存在较大的下行压力。

我国经济出现的“稳中向好”并不会转化为“企稳回升”。

一是全球经济尽管处于明显的复苏态势之中，但复苏的基础不牢，主要是仅为美国经济的好转，其失业率高企于7%也显示这种复苏是局部的，力度有限，而且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欧洲的复苏相对较弱，新兴经济体则相反出现了加快调整的态势。

更主要是我国在国际竞争中面临“前堵后追”的局面，对我国出口增长形成巨大的制约。

二是我国经济调整是在房地产仍然十分繁荣的基础上实现的，金融危机以来，所有的方面都在调整(出口、投资、消费、工业等)，只有房地产未调整，我们的看法是房地产不调整，中国经济就看不到底，只有调整后出现的底部才是真正的底部，因此，我们认为，未来经济调整的主要压力将是房地产景气反转。

房市是过去高增长的重要支撑，但房地产增长不可能长期繁荣不变，调整迟早会来。

从相关数据看，我们认为2014年房地产可能会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三是消费相对不足的形势将会继续。

2013年居民收入增长的放慢特别是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会对未来一两年的消费增长产生一定的压力。

因此，我们预计2014年经济增幅是走平，上下波动不大，不会出现明显上升，下调的空间有限，在7%～8%区间内运行。

可能的变化在结构变化上，行业分化较为明显。

(二)对重要经济指标增长的预测
1.出口有望保持平稳增长，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在2013年都不同程度出现
企稳复苏态势，预计2014年美欧日都将进入缓慢复苏通道，但复苏进程都存在一定风险。

全球经济整体向上带动中国出口趋势回升，但受复苏进程缓慢、受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出口回升幅度有限。

2009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了15%，即使考虑到这一时期海外需求的萎缩，人民币高币值对出口的抑制仍然比较明显。

预计2014年出口增长8%左右。

2.投资增长将与上年持平未来5～10年，投资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中西部和广大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仍然非常薄弱。

十八大以来，新型城镇化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一方面，2013年房地产投资基数较高，二、三线城市去库存压力较大；另一方面，偏紧货币政策以及表外融资清理增加了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成本。

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赋予市场在资源配臵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且给予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样的权利。

这对土地财政是一大挑战，但却给社会资本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

城乡一体化带来的大量投资机会只能依靠民间与社会资本。

三中全会以后，预期随着投资领域的放开和投资项目审批权的下放，2014年社会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活动会逐步活跃，从而带动整个社会投资的较快增长。

2014年，预计社会投资增长与2013年持平。

3.消费增长将小幅回落2014年推动国内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居民收入的增加，不利因素是“八项规定”以及以后的一系列规章对政府消费的抑制。

由于居民收入增长乏力、政府消费。

支出减小，因此2013年的消费是比较低迷的，消费对GDP的贡献比2012年下降1.8个百分点。

我国消费增长一直较为平稳，2013年初严控“三公消费”的举措对消费增长产生了一定的压力，预计今后几年抑制“三公消费”的政策不会有明显松动，对消费的影响将会持续。

在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民众“无钱可花”，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民众“有钱也不敢花”的背景下，转向消费引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仍需时日。

受上年收入增长偏慢的影响和企业效益增长不均衡的影响，2014年消费增长有可能小幅回落。

但服务消费将会保持较快增长。

CPI温和上升，PPI有望转正预计2014年国内农产品生产稳定，受惠于农村改革以及投资的持续增长，我国农产品产量稳步提高，保障了我国的食品安全和价格稳定。

预计2014年肉禽食品类价格基本与2013年持平，涨幅在6.0%以内，而水果蔬菜供应充足、粮食价格小幅上行，预计全年CPI增长3.2%。

PPI 与经济景气高度相关，从运行周期看，PPI似乎正在触底反弹。

但如果2014年国
际资源价格表现不佳，那么PPI也缺乏上行动力。

但由于基数问题，2014年PPI 仍然有可能跌幅收窄。

2014年主要经济指标预测见表1。

(三)政策建议
1.对宏观调控目标和货币政策的建议，宏观要稳，微观要活，社会政策保底，这是新一届政府对三大政策的基础定位，2014年仍将坚持这一定位。

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其中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部分，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在六大任务中不提年年必提的“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类似的内容，我们认为这体现了政府工作重点的变化，由短转向长，避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宏观经济的小幅波动上，只要经济处于合理区间内，不必频繁地调控经济，即宏观经济政策要稳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把主要精力放在促改革、调结构、转方式上来。

就2014年的宏观调控目标和货币政策，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把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由7.5%下调到7%以上。

从2013年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经验和长远目标的综合考量，建议从2014年起将年度经济增长目标确定为7%以上，且到2020年前基本不变化。

主要理由是：(1)将下限和底限目标统一起来，以免形成对下限、底线目标不统一所带来的增长预期不稳定性。

(2)7%的经济增长目标在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在世界上都是属于高增长，主动性适当降低点经济增长目标，有利于调结构，从2012年和2013年经济增长目标由8%调到7.5%的情况看，社会已开始适应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变化，负面影响不大，
而结构调整的主动性却在增强。

同时，适当下调经济增长目标，也有利于国家把更多的宏观资源用于调结构、促转型上。

(3)经济目标适当下调和下限、底限目标的合一，能兼顾短期和中长期发展的需要。

要完成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目标，未来7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6.8%就可以了，而从潜在增长率角度看，我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大概率是7%～8%，高于和低于这个区间都可能引发更多的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不协调性、不可持续性。

(4)经济增长目标下调0.5个百分点，对就业的影响不大。

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大和服务业加快发展趋势的逐步形成，我国GDP每1个百分点的增加能创造出更多的新增就业量。

二是将CPI增长的调控目标确定为4%以内。

主要理由是：(1)经济增长在7%～8%之间运行，通胀压力不大，但考虑到为近两年资源品价格改革留下空间，可适当调高物价增长的目标。

为了减弱一定程度、一定时期的物价上涨压力，可从稳农业、增加低收入家庭补贴的办法予以化解。

(2)2013年上限、天花板不统一的矛盾不突出，为了避免对通胀目标的误读，增加政策的操作性，有必要将上限、天花板合一，将合理区间的上限更加明朗化。

(3)这一目标的确定既考虑通胀压力也考虑通缩的影响。

总结过去十多年的经验，我国CPI增长超过5%的仅出现过两年(2008年和2011年)，原因都是由于食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内在性的通胀压力不大。

从未来趋势看，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需求相对不足反而可能导致轻度或中度的通货紧缩。

因此，取过去10年CPI增长2%～6%的中间值作为未来物价调控的目标值可能比较合适。

三是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基调不变，重在促改革激活力。

我们认为，市场预期和央行调控之所以屡屡错位，是因为央行关注的流动性层次更高，考虑问题的视角也更宏观。

尽管货币市场动辄“寒意逼人”，央行关注的总量流动性仍是较为充裕的。

2013年6月以来货币市场利率不断抬升，但金融机构超储率并未下滑。

由于表外融资的快速膨胀，广义货币增长也显著高于名义经济增速。

在增长数据稳健、通胀中枢抬升之际，实在看不到央行有“放水”的理由。

且在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之前，资金流动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央行政策不会有较大调整。

因此，预计M2增速将自2013年的14%降至13%，社会融资总量在2013年18万亿元的基础上提升至19.5万亿元。

应把重点放在推进利率市场化上。

《同业存单管理
暂行办法》颁布，银行间大额可转让定存市场有望逐渐发展壮大，如果再辅以存款保险制度的落地，那么利率市场化进程将可能超出市场之前预期。

当然，作为利率市场化的关键前提之一，即商业银行“硬预算约束”的真正构建，仍是形式上已完成而本质上尚未竟的。

因此，利率市场化对金融体系重塑的“倒逼”可以期待。

货币政策难以放松。

为了遏制地方债务无序扩张，控制金融风险，央行从今年开始，对表外融资的态度已经从之前的“松”变为现在的“紧”,货币政策调控思路从“内紧外松”转向“内松外紧”，导致货币调控政策总体偏紧。

央行行长周小川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内在动力较强，不会出现连续性下滑，国内经济形势总体上“挺好”，当前经济增速在7.5％左右，是一个正常的水平。

表明未来两年，如果经济增速能够保持在下限以上，央行就没有迫切放松流动性的需要，当前稳健的货币政策则有望延续。

李克强也强调了货币政策的定力，“即使是货币市场出现短期波动，我们也沉着应对，不畏艰险，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重点是通过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

我们还通过加强监管和规范发展，积极防范与化解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潜在风险。

”
2.对深化改革的建议2014年中国经济的最大看点是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起步实施，将会显著地提振社会发展信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要“以改革促发展、促转方式调结构、促民生改善”。

这是发展思路的重大改变，以改革促发展促转型，替换过去的“刺激政策稳增长”思路。

淡化短期稳增长，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调结构、促改革上。

2014年经济领域改革将显著提速。

我们建议应加快推进以下改革：一是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更好地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继续推进简政放权。

按照“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继续深化改革，逐步向市场放权、向基层放权、向社会放权，把该管的管到位，该放的放到位。

二是全面启动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释放巨大的潜力需求，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三是加快金融“两率”市场化。

即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提高金融资源的配臵效率，优化金融结构，主要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四是适
时出台资源品全面市场化改革方案。

分步放开水、电、气价格，加快运价(铁路运价)市场化，完全取消煤电价格管理，实行类似于油价联动和煤电联运机制。

同时，放开除网络型垄断环节外的所有相关产业的上下游准入和定价管制。

五是重视地方政策性债务风险防控，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六大重点任务中，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策性债务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这是有深义的。

一方面，地方债务风险确实已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必须尽快予以化解。

另一方面，甚至更重要的是，着力防控债务风险，将会为深化相关领域改革创造条件。

具体来讲，就是地方融资平台的转型以有其潜力的风险化解，有利于推进地方债券市场的发展和地方税收体制的重组，还有就是从根本上纠正不正确的政绩导向。

五是城镇化是内需的“最大潜力”。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持久的内生动力，扩大内需的主要着力点；城市道路管网、智能交通、垃圾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城市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发展方面，城市景观保护与营造方面，智慧城市、网络城市发展方面，都有很大发展空间；研究制定全国城镇化发展规划，在有条件的地方形成各具优势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继续有力推进保障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鼓励地方先行立法，创新机制拓展资金来源，更多吸引社会资金参与。

创新运行管理模式，逐步将廉租房向公租房并轨，实行租补分离、明收明补。

全面深化改革一方面会整体上提振社会发展预期，有利于产业升级和长期投资增长，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深水区”的改革在刺激经济活力的同时，也意味着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一些行业和企业将会由此步入深度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