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在抗战时期的形成原因和对抗日
战争的影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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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

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20余日军，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

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

此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关键字】武汉会战；抗日战争；战略相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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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battle of Wuhan,the Anti Japanese war is the largest strategic defense stage,the longest,most annihilating battle.The Chinese army fought a bloody war,the size of the fight hundreds of times,with Japanese casualties of more than 40 million cost of killing and injuring 20 million,much consumption Japanese effective.Although the Japanese captured Wuhan,but its quick,force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 yield strategy to end the war attempt was not reached.Since then,the war entered the stage of strategic stalemate.
【key words】The battle of Wuhan;Anti-Japanese War;Strategic stalemate;Turning point
武汉地处华中，经长江水路东下可直抵南京、上海；西进可抵重庆、成都，同时也可通铁路干线达河南、湖南、广东等地。

而自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南京沦陷以后，大量人员、物资都被迫迁往西南大后方。

武汉也就由此成为人员、物资大转移的一个中转站，同时国民政府还将大部分机关和全国的军事指挥中心设在武汉，而武汉也因此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

一、武汉会战在抗战时期起到的作用和抗敌时的因素
1.武汉会战正确的指导
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提出的《论持久战》，主张“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认为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双方力量对比上，中国也必将由劣势到平衡再到优势，而日本则必将由优势到平衡再到劣势。

继而各领导人也积极发动群众的很多工作，给了群众、士兵以激励，群情沸腾。

由各个军长带领的师、连，都秉持着这个方针路线。

在坚守的各个战区顽强杀敌，抱着必死的决心保卫家园。

必要时也会英勇果敢的作出正确的决定，保存兵力，他日再战。

有了正确的指导，士兵情绪高昂，为打武汉这场恶战有了充足的准备。

而中国的民族大义也空前绝后的在这个时代强烈迸发。

2.武汉会战中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部队抵御外敌如火如荼时，人民群众是士兵后方的经济补给线，也是在战场杀敌、无所无谓的中国士兵的精神动力。

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就在汉口刊发了《怎样保卫大武汉》的社论，使群众感受到中国抗战胜利就在不远的路上，且给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再之后日军第106师团在万家岭被围之事，轰动了武汉三镇，武汉各大报纸也争相报道、大肆宣扬，国内外报纸也竞相转载，后传到日本天皇耳中，十分震惊与恼怒，岛国的日本人也感受到深深的战火气息。

所谓肉体的伤痛比不上心理的伤痛。

让日军溃败的不仅是中国的顽强抵抗，还有中国人民的这个最强大的后盾，给予浴血奋战的士兵的精神动力。

同年7月7日，隆隆炮火中，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提议下，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发起了武汉百万人大献金活动，周恩来和陈诚等国共人士带头捐款，武汉各界人士在国难当头之际纷纷响应，将献金台挤的水泄不通，大家踊跃捐出自己的的一份爱国之心，支援抗战，抗战到底。

这就是人民的力量，一点点自己的积蓄不足以救中国，但成千上万的一点点便可颠覆当时中国的现状。

中华民族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终将守得云开见月明。

3.武汉会战对日本的打击
在1938年5月下旬，长崎、福冈等地的日本人收到了一些从天而降的一些传单，上面写着“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

”给了在岛国的日本人以警示，且在精神上给以压迫。

而后在“七七事变”的时候日本的黄金储备量不过是13亿5千万日元。

然而在1938年8月，日本大本营却要求内阁增拨军费32亿5千万日元，为了进行武汉会战，日本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建的师团。

由此看出，侵华战争规模的扩大已经完全超出日本的国力。

然而，穷兵黩武的日本法西斯仍然要一意孤行，继续他们的侵略行径。

他们并未明白过来，日本可能面对的战略困局。

直至后来由冈村宁次带领的日军第106师进军万家岭，却被第九战区军长薛岳设置的“倒八字”阵围困在了万家岭地区。

双方激战再起，杀声四起。

同年9月29日，当薛岳发现106师团孤军深入后，觉得机会难得，便致电武汉军委会和第九战区司令部，请示将其敌军歼灭在万家岭地区，安定后方。

经过批准，在10月2日，10余万军队开始围歼日军106师。

而此事在国内外大肆宣扬，日本天皇也从而得知。

这对日本天皇和日本都是一件难以相信和接受的事，日本一时忧虑重重。

对此，日本天皇也做出了决定，势必要救出第106师团。

这对当时的日本影响极大，打击也极大。

不仅是兵力的损失，还在精神上给日本以痛击。

武汉会战带给日本的是一个又一个的震撼，心理与生理的双重打击，也让日军快速侵占中国的目标变得十分困难。

4.武汉会战重要地理防线被侵的原因
安庆，是马当的前哨，也是保卫武汉的咽喉要地。

日军入侵，先由杨森带领第27集团军先把日军击退，外围由徐源泉第26集团军一部当守卫工作。

但日军又从一侧进攻，守军迅速溃败，安庆飞机场瞬间易手，日军轻松占领。

一方面是兵力悬殊，还有另一方面是杨森为了保全自己带领军队撤退太快，导致日军直逼马当要塞。

马当要塞，所谓保卫武汉之要塞，武汉的第一个屏障。

驻守此地的就是第
16集团军军长李韫珩。

但因他过于自傲，好大喜功。

致安庆被占领后，向司令部报告无将领在，传达不成。

后接到电话却质疑真伪，并未派兵。

再到后来蒋介石从武汉来电，李韫珩才答应派兵增援。

而李韫珩派的却是“远水解不了近火”的驻在彭泽的第167师来增援，马当要塞处于存亡之际。

而后又因为第167师的军长薛蔚英没听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白崇禧的指令从公路火速驰援，而是听从李韫珩的话从小路绕行。

就因这改变，薛蔚英带领的部队还未赶到，马当要塞的守军早已无力再支撑，马当要塞彻底失守。

这是当时部队领导人的失误。

也许杨森带领士兵们再坚持几天，留给其他部队的也许就是明明生机。

而好大喜功的李韫珩，蒋介石以明白发电告知马当要塞不可轻易就丢，他却只顾自己一时虚荣，不仅成千士兵命丧黄泉，而且如此重要的地理防线被轻松攻破。

在这样的时代并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能作出对的决定，也是在这样的时代极小的错误也可能会有重大的损失。

这些客观存在的因素也会不断伴随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战争。

5.武汉会战中国共领导人所做决定和其影响
日军在后穷追不舍，在无法防堵日军追击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只好于5月底炸毁了平汉铁路上的郑州大铁桥。

而在这种时候，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形成一个像样的防线挡住日军；第二个，是要把被日军追着的这几十万部队救下来。

又因没有兵力去挡住日军，所以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扒开黄河大堤，用洪水来挡住追击的日军。

而后就派遣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决堤放水，决堤地点选在中牟县的赵口，但挖了两天无功而返。

程潜又把任务交给了新编第8师师长蒋在珍，而他决定把决口地点放在郑州的东边的花园口。

之后他的两个团连挖带炸，于1938年6月9日上午9时黄河终于决堤。

这一举措的确让追击的日军绕道而行，使前方的部队不被围堵，可代价也是惨重的。

花园口决堤前，并没有告知泛洪区的老百姓疏散，豫东地区和安徽北部地区的老百姓统计淹死了近89万人，受灾人口是1200万，整个灾民过千万，而这对当时中国付出的代价是很沉重的。

但问题总有两面性。

论是人民重要还是阻击日军重要，在当时的中国都是不可回答的。

二者只可选其一，这是遭人唾弃与赞扬同在的决定。

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提出的《论持久战》，给了军方以路线、方向；人民高涨的情绪，对于抗战意义深远。

还有周恩来等领导人对人民群众做的思想工作，大大激励了大家对抗外敌的信心和永不屈服于敌人的坚定信念。

二、武汉会战对当时的中国总体的影响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爱国主义和民族大义具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

古典爱国主义的含义有两层，其一是如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情，祖逖“渡江击楫”，扫尽胡氛的壮志，其二便是象岳武穆般集爱国忠君于一体的“精忠报国”的观念。

古典的民族主义则基本上是以中原汉民族的利益为中心，以保护农业文明不受游牧文化骚扰破坏为宗旨。

虽然古典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们在思想上有着中古时代的局限性，可是他们的节操、骨气与事迹对后世的人，尤其是对投身抗日洪流的志士影响极为深刻，我们在研究抗战历史的时候，不能忽视传统文化对广大国民党军人的深刻影响。

比如说在武汉会战里指挥中国军队取得万家岭大捷的名将薛岳，原名为薛仰岳（即崇仰岳飞之意），他后来认为要做就做真岳飞，遂去“仰”字。

另一位抗战名将白崇禧，是回族人，据其子白先勇回忆，其父一生只会唱《满江红》这一首歌，还常常教子女唱，并以做匡复宋室的岳鹏举自勉。

抗战中的国民革命军新一军军歌也流露出很强烈的古典爱国主义色彩，歌词云：“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

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弛无少停！（未完）”，俨然透露出汉唐边塞诗歌的悲怆和慷慨，而当郝梦龄、刘家琪殉国后，以蒋中正名义发表的祭文可谓慷慨悲歌、古风十足：
“……维两君子、义愤填膺、整我六师、为国干城、跃马横戈、转战三晋、忘家忘身、风云气奋、十郡良家、八千子弟、步伐止齐、指挥如意、矢尽援绝、空拳犹张、裹创鏖战、洛血封疆、关张效命、巡远效忠、生养浩气、死为鬼雄……”
随着时代的变迁，爱国主义的内涵和外延也都相应地丰富和扩大，抗日战争则将传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武汉大会战则是抗战８年里我国爱国主义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首先，国共两党在武汉时期的合作是两党关系史上的蜜月期，统一战线在武汉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巩固，这表明抗战时候的爱国主义已超然于党派和民族与各个阶层，有了焕然一新的面貌。

早在徐州会战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曾专门到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就台儿庄战役的部署和周恩来与叶剑英探讨过，周建议国民党军队面对技术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时，应采取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战术，后来周恩来还委托张爱萍将他拟订的对台儿庄战役的预案转呈李宗仁，周恩来的建议得到了李、白二人的赞同和贯彻，对于促成台儿庄大捷有很大的作用。

叶剑英在保卫武汉时期，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论目前战局———注意敌人沿江跃进》的评论，对正面抗战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主张和意见。

总的来说，国民党在武汉抗战时期所作的军事和政治上的决议，基本上都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协作，两党在团结抗日的问题上有了进一步明确的共识，互动甚为默契，不仅形成了武汉会战时期“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波澜壮阔的场面，也为以后“重庆抗战时期”国共继续合作奠定了基础，同时，中间党派、海外华人、宗教人士、少数民族的代表也于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在大武汉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美国人白修德在其著作《中国的惊雷》里曾论道：“全中国都动了，人们从沿海漂流到内地，在这临时的首都（汉口）聚成混乱的涡流。

南方和西南的军阀部队开来参加战争。

中共把他们的游击队加速开入支撑日军阵线的错综复杂的交通线内。

在汉口，政府和中共人员在同一会议内开会，制定进行战争的共同计划……共产党人参加着军事委员会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武汉会战最为艰难的时期，远在陕北的国民参政员毛泽东给抗战前的夙敌蒋中正写了一封辞情俱佳的书信，节选如下：“蒋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

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

１５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励，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

……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

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

”
言辞中充满期待和鼓励，在表明了国共两党“兄弟御侮于墙外”的决心和信
念之时，也为两党的领导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瞬间。

国共两党的合作，无疑推动了爱国主义的发展，巩固了保卫大武汉军民的斗志和士气。

其次，武汉会战也升华了近代都会武汉的城市精神。

１９３８年的武汉，民众的爱国主义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止，达到了抗战前期的顶峰。

武汉大献金、火炬大游行、公祭抗日烈士等活动所烘托的气氛已具备了崇高、悲壮的美感（其昂扬澎湃之情绪在前文已有表述），中国民众团结抗日的热情在武汉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对此，白修德也曾回忆：“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３８年间的冬天，中国发生了奇迹。

政府所在地搬到了上游的汉口，……而中国空前未有的最完全的团结，在汉口存在了好几个月。

”他很惊奇地表示：“其时曾在武汉呆过的人，从没有能够精确地说明这武汉精神是怎么回事。

”的确，中国人以前所爱的国家是一姓之朝代，所效忠的民族往往是大汉族，所抗击的敌人也只是塞外的胡人，这种“华夷之辩”的种族意识甚至影响到了辛亥革命的革命志士。

民国建立后，中国第一次成了国家的名字，爱国主义也不复为以往的胡汉对立的观点，而有了新的发展，而抗日战争却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刷新了国家民族的含义，大家要保卫的是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和一个大中国，要和共同的敌人日本做殊死决斗。

在此役里，爱国精神已破除了历史的局限和民族的藩篱，为中华民族每一份子所共有。

白修德眼中的“武汉精神”既继承了古代爱国文化，又有着当时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

近代武汉以九省通衢的地理优势和三百年商业文化的积累，早已凝结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和骨气。

“汉口的政界精英，实业界的大腕与华商，时时与外商争雄。

”“在众多的西方财团面前，不惧怕、不盲从、不务虚，在人格上竖起了敢抗争、敢创新、敢藐视的精神境界，从而铸造了近代其他城市少有的一种昂扬精神，”这即是汉口精神，也是大武汉的魂魄。

历史证明，从张之洞的洋务运动到武昌首义的枪声，再从１９２７年北伐定都收回英租界到１９３８年的武汉大会战，武汉人的血气和不屈不挠的风骨已不只为商人、政界人士所有，而是弥漫于大武汉上空的民族和地域的一种文化，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气魄中，尤其在武汉抗战时期，大武汉不畏强暴、勇赴国难的气节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成为支撑１９３８年的中国抗战的铮铮铁骨，武汉精神也得以成为以坚忍、牺牲而著称的“重庆精神”的先驱和基石，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内涵。

三、武汉会战在抗战时期的意义
武汉会战是中国抗战的转折点，也是国共合作的一个高潮。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20余日军，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

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

此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而正是以为如此偶然也如此必然，形成了现在的武汉会战。

此次会战汲取了淞沪会战的经验，有了战略上等各方面的改变和提升，对怎样抗击日本有了明确的方针、计划，也使得日本成为强弩之末。

中国从此在战略上取得了主动和优势的地位。

中国军民正以无比坚忍的力量融成钢铁的意志，继续投入到抗日救国、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战争中。

【参考书目】：
《抗日战争史》何理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武汉抗战史》欧阳植染陈芳国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七七事变实录》刘绮菲编团结出版社
《中日战争史》胡德坤武汉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