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三个抄袭大家

中国历史上的三个抄袭大家
<p><font face="Verdana">中国历史上的三个抄袭大家——司马迁、董仲舒、班固——谈谈中国文人的抄袭恶习来源问题</font></p><font face="Verdana">
<p><br/>笔者是介于自然科技和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学人，笔者本身是吃自然科技饭的，也长期穿插于人文社会学科之间，自然对两个不同学科的队伍中的一些治学习气也有一定的了解。

笔者毫不讳言，笔者不太喜欢人文社会学科领域里好吹牛、好高骛远和好说大话的一些恶习，这也是笔者坚守自己自然科技人的原因。

无可否认，自然科技领域里也有僵化、教条和不善创新的一些恶习，但是，相比之下，自然科技人终极还是比较实在。

比如，抄袭这种恶习，自然科技领域里是基本上看不到的，即使有，其一旦被发现，当事人几乎是无地自容，他自己也会从此灰溜溜的。

但是，大家看见了近年来中国人文社会学科领域里的情况了，一些人文学者尽管已经被确证剽窃，但是，你看看当事人和当事人身边的学者们，那是一个个都是打死不认账和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赖皮样，看了，就让人恶心！</p>
<p>近年来，笔者有时候也在思考发问，即：为什么中国自然科技人少有剽窃？为什么中国人文社会学人的剽窃现象却又如此多呢？我想，大致有这样几个原因吧！</p>
<p>自然科技人，大多从进入高校起，无论是课堂作业、课堂设计还是进入社会以后的科技实践，他们的学习、工作程序决定了他们不太可能剽窃！比如，理工科的课堂作业和设计，无论你引证公式、定理和参数，你都必须注明式中来源，因为，你不注明，老师根本就无法批改你的作业！即使你参加工作了，你在进行科技实践的时候，你的单位中都是有“标准室”的！科技单位中的标准室，就相当于科技监察部门，你的设计图纸和课题任务书及其课题结论报告书，都必须经历标准室的审定，他们审定你的这些科技文件，那也是必须参照相关国际、国家、行业部委标准的，或者，必须根据你提供的参数来源进行审核，审核之后，这些复制的科技文件一律要被装订存档，随时可以被当事人自己和他人查看。

所以，你想作假，你也几乎是没门路的！那么，科技领域里有没有剽窃呢？当然是有的，但是，那多半是模仿别人的设计，也就是测绘仿造，这样的测绘仿造，可以让你暂时领先，但是，却无法让你掌握领先的理论和核心技术，因此，这样的仿照往往是没有后劲的。

所以，仿照，只可能发生在科技生产厂家和一般低级的科研单位之中，稍微大型的科研单位和高校，都是不愿意去仿造的，因为，这是吃力不讨好的！</p>
<p>至于科技文献之中的剽窃问题，当然也是有的。

但是，在笔者看来，凡是在科技论文中搞剽窃的人，大凡脑袋有包块！因为，科技行业是隔行如隔山的，是狭窄的，一个行业，全国就那么几份科技杂志，阅读人数相当有限，甚至，全国内的该行业内的科技人几乎都互相认
识，你要剽窃，几下子就会被人发现的！所以，笔者凡是听到科技文献剽窃的事情，大凡都会想到剽窃者是不是有精神衰弱导致的智商低下的毛病。

</p>
<p>但是，相比之下，中国文人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就不是这样的了。

笔者曾经听闻过几个文科人讲述他们大学四年和研究生的学习情况，真是惊叹不已！他们说，他们进入专业基础课程以后，几乎就不上课了，大家经常聚会在一起吵闹争执各式各样的文化问题，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学习课程本身！笔者听了以后，立即就会想到自己当年做课堂作业时候的情况，那是几乎从早上就泡在实验室和绘图室及其图书馆之中的，一直到深夜都还回不了宿舍。

</p>
<p>不过，话又说回来，文科与理工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的差异，并非就一定是文科人好抄袭的唯一原因。

因为，笔者发现，中国古代的治学方法不当，或者说是中国的文科开源就没有把规矩兴好，也可能是导致了中国文科人好剽窃的重要原因。

下面，笔者略举几例去说明。

</p>
<p>司马迁的剽窃问题。

</p>
<p>司马迁可谓称之为中国文史界人的祖师人物，也在中国文史领域内的威望极高。

但是，历史上，司马迁的确是个公认的剽窃大家，这
个问题，中国史家是没有疑义的！</p>
<p>比如，《史记》52万言，恐怕一大半都是司马迁抄袭别人的作品。

《汉书?司马迁传》的“赞”说：“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

其言秦、汉，详矣。

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

”</p>
<p>董仲舒的剽窃问题。

</p>
<p>董仲舒，是中国儒家文人极端推崇的圣贤之一。

但是，笔者阅读他的书籍，就发现，董仲舒这老头子的许多言论，好像都在哪里见过，后来才发现，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的许多观点和说法，几乎都来自于抄袭百家，特别是抄袭《韩非子》的特别多！</p>
<p>比如，今人都说董仲舒创造了天人感应和天人相副之说，其实，天人感应和天人相副之说，早就见于《韩非子》、《黄帝内经》、《淮南子》等了！笔者这里举一例对照说明</p>
<p>韩非子说：人始于生而卒于死。

始之谓出，卒之谓入，故曰：‘出生入死。

’人之身三百六十节，四肢，九窍，其大具也。

四肢与九窍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动静尽属于生焉。

属之谓徒也，故曰：‘生
之徒也十有三者。

’至死也十有三具者皆还而属之于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动，动尽则损也，而动不止，是损而不止也，损而不止则生尽，生尽之谓死，则十有三具者皆为死死地也。

（《韩非子·解老》）</p>
<p>董仲舒说：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lt;疒火&gt;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物&lt;疒火&gt;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

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

物旁折取天之阴阳以生活耳，而人乃烂然有其文理，是故凡物之形，莫不伏从旁折天地而行，人独题直立端尚正正当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当之，此见人之绝于物而参天地。

（《春秋繁露·人副天数》）</p>
<p>韩非子说：摇木者一一摄其叶则劳而不遍，左右拊其本而叶遍摇矣。

临渊而摇木，鸟惊而高，鱼恐而下。

善张者引其纲，不一一摄万目而后得则是劳而难，引其纲而鱼已囊矣。

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

（《韩非子·说四》）</p>
<p>韩非子说：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

’则
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

《韩非子·忠孝》</p>
<p>董仲舒说：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此圣人之善也。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p>
<p>董仲舒说：天出至明，众知类也，其伏无不照也；地出至晦，星日为明不敢闇，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取之此。

大礼之终也，臣子三年不敢当，虽当之，必称先君，必称先人，不敢贪至尊也。

《春秋繁露·观德》</p>
<p>由此可见，董仲舒的三纲来源，就是来自于韩非子的君主专制法家思想。

由此也可知，后人将董仲舒说成是儒家大师，恐怕是不妥当的，这就犹如你再怎么仿照某一机器的那样，你的机器的功能还是母本的。

所以，董仲舒应该归属于法家。

或者说，至少董仲舒不是朱熹判断的“汉儒最纯者莫如董仲舒。

”（《朱子语类》卷87）</p>
<p>班固的剽窃问题。

</p>
<p>说起《汉书》，人们都会说其是东汉班固的作品。

但是，班固是个剽窃大家，早就被人所知晓了，比如，《颜氏家训?文章》中就有“班固盗窃父史”一说。

</p>
<p>班固（32年——92年），班固出生在今陕西扶风的一个平民人家，父亲班彪曾经在东汉初期出任过短暂时间的徐县令，后就回家著作汉史。

班彪（3年——54年），父亲班稚，曾经出任过西汉晚期的外任都尉职，也曾经是扬雄的黄门侍郎同事，与扬雄关系极好；王莽新朝灭亡的时候，班彪才20岁，他流落江湖多年。

班彪在王莽新朝时代当过太学生，他可能是扬雄的学生。

</p>
<p>班彪父子，虽然也是官宦家后代，但是，他们父子二人并非学官世家，他们班氏家族也没有任何渠道和可能收集到西汉的大量宫廷官方文件。

但是，大家看看《汉书》中大量的宫廷官方文件，那是一般的白丁人物无论如何都收集不到到手的！况且，23年王莽新朝灭亡的时候，长安图书馆也全部被农民乱军焚毁。

</p>
<p>既然如此，那么，白丁的班彪、班固父子的《汉书》是怎么著作成的呢？这桩历史天大疑案，曾经被班彪的学生王充揭露过，王充说：“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

”（《论衡?须颂篇》）</p>
<p>由此可见，早在东汉时代，王充就一语道破了《汉书》的真正作者，是蜀人扬雄的《续太史公书》，也就是说，东汉末期的王莽新朝时代，中散大夫的扬子云（扬雄）就已经著作成功了《续太史公书》，其中，就遗留有大量的西汉宫廷官方文档，这，就是为什么今人可以
从《汉书》中发现大量宫廷和官方的文劄的缘故。

因为，西汉后期，能够进入西汉图书馆和文秘馆的“石渠阁，天禄阁”的人，除开著名学者的扬雄和新朝国师的刘歆，就没有其他人了！</p>
<p>这就是说，《汉书》的第一作者，是蜀人扬雄，这是有明确史载的，唐朝刘知几的《史通》也对此就明确说法。

</p>
<p>那么，为什么后世之人就会说《汉书》是班固所著作的呢？这是因为，王充虽然是班固的师哥，但是，王充的《论衡》出来以后，由于其书宗旨与东汉班固等人的《白虎通义》有冲突，因此，王充的《论衡》早在东汉时代就被打入另类了，这样，班彪的学生和班固师哥的王充在《论衡》中说明的《汉书》第一作者是扬雄的证词，也就长期被儒生们忽视了。

如此，这桩天大的史学冤案，也就至今还没有昭雪了。

</p>
<p>大家试想，既然司马迁、董仲舒、班固等人的剽窃是那么铁证如山，也不影响他们的大文豪和大儒的地位，如此，东汉以降的“文化小偷，文化大盗”也就多如牛毛了！</p>
<p>中国文人的剽窃，应该追根寻源挖病灶！</p>
<p>16:252010-7-22</p>
<p><br/></fon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