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莱姆文艺复兴背景下的新黑人女性成长三部曲-精选文档

哈莱姆文艺复兴背景下的新黑人女性成长三部曲
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又称黑人文艺复兴或者新黑人运动。

大致起源于1919年， 1925至1928年间达到巅峰， 1932年逐渐停止，因发生于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的黑人聚居区哈莱姆而得名。

因其开创了一个民族回头探索自己过往历史的先例而成为美国黑人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段文学繁盛时期还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黑人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及思想渊源，是这一时期黑人文学的发展出现相对沉默后的再度繁荣，是以被称作“哈莱姆文艺复兴”。

哈莱姆文艺复兴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种族歧视，批判并否定以往作品中塑造的汤姆叔叔型温顺的旧黑人艺术形象，鼓励黑人作家在艺术创作中歌颂新黑人的精神，树立新黑人的形象，因此有人把这次文艺复兴称作新黑人文艺复兴（New Negro Renaissance）。

这一时期正值女性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宣告落幕。

在这次运动中，“女性要求享有人的完整权利，向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挑战，向所有造成女性无自主性、附属性和屈居次要地位的权力结构、法律和习俗挑战”。

[1]这一时期的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品因其特殊的身份和经历表现出许多不同于黑人男性作家作品的特点，反映了黑人女性在白人主导和男权统治的社会环境中积极构建种族身份、寻找女性自我的强烈愿望，她们的笔下呈现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女性形象。

佐拉•尼尔•
赫斯顿既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她在 1937年发表的长篇代表作《他们眼望上帝》中塑造的黑人混血姑娘珍妮就成为新黑人女性的艺术经典。

《他们眼望上帝》是赫斯顿第一部充分展示黑人女子内心女性意识觉醒的作品，在黑人女性形象的创造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这部小说不仅打破了传统美国文学的禁区，也为后来黑人文学整体振兴铺平了道路。

正如川大程锡麟教授所言，赫斯顿具有超前的女性主义意识，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完全不相适宜的[2]。

同时期的另一位美国男性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1908-1960）在1937年写的《他们眼望上帝》的书评中批评这部小说“没有主题、没有启示性、没有思想”。

认为赫斯顿的作品只是风俗记事，描写了黑人的日常生活，毫无文学性。

“在赖特阴影中赫斯顿和她的作品埋入了岁月的尘土之中，直到七十年代，女权运动发展壮大，才受到应有的重视。

”[3] 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1891-1960)，出生于美国南方，哈莱姆文艺复兴的活跃分子，毕生为保持黑人文化传统而奋斗，是一位命运坎坷的非裔黑人女作家，从小浸润在丰富多彩的黑人民俗文化传统之中, 后师从美国人类学之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博厄斯学习人类学,两次到南方进行民俗调查，所有这些孕育了赫斯顿强烈的黑人民俗文化意识,增强了她传播正宗的黑人民俗文化的历史使命感。

她对20世纪许多黑人作家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被包括艾丽斯•
沃克在内的许多新一代非洲裔黑人作家称为“文学之母”。

著名批评家哈佛大学教授亨利•路易斯•盖茨也认为赫斯顿是美国黑人的文学经典，女性主义文学经典和美国小说经典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并在其主编的《诺顿美国黑人文学选集》中称她是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赫斯顿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得过多种文学奖项。

哈莱姆文艺复兴的高潮过去后，以理查德•赖特为代表的黑人“抗议文学”成为当时黑人文学的主流，赫斯顿及其作品被湮没在美国文学的尘埃里无人问津,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权利运动兴起，黑人民族主义意识被唤醒，1973年赫斯顿才在一片荒冢中被重新发现。

她的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四部：《乔纳的葫芦蔓》《他们眼望上帝》《山里人，摩西》及《萨旺尼的六翼天使》；自传一部：《道路上的尘迹》；短篇小说、剧本及散文等50多篇，另外她还整理了反应黑人民俗文化的黑人民间故事集两部：《骡子与人》和《告诉我的马》。

新黑人女性形象的建构赫斯顿在《他们眼望上帝》中用自己“超前的女性意识”塑造了一个在男性压迫之下内心不断完善和强大、最终建立起精神独立意识的全新黑人女性形象。

这个新黑人女性形象的“新”就在于摆脱了以往作品中俯首帖耳、驯顺听话的黑人保姆和勾引白人主子的荡妇两类被固化了的黑人女性形象。

“珍妮这个形象虽然还是在传统的混血儿模式的框架之中的，但她对精神生活的向往追求却使这个形象具有了现代色
彩，使她比以往任何一个混血儿形象都更为丰富和复杂。

”[4]赫斯顿笔下的珍妮是一个有着自己的地平线----“梦想”，用双脚的行动来甩掉羁绊，依靠自己的独立判断选择方向，勇敢追梦的新一代黑人女性。

虽然珍妮的命运和非裔黑人整个族群的悲惨历史紧密关联着，然而她却不像祖母南妮这一代黑人女性，完全将自己的命运交托他人手上，任人摆布。

1.1 珍妮的“三”次婚姻《他们眼望上帝》讲述了黑人姑娘珍妮在一个白人文化占主导的复杂社会里经历三次婚姻终于成长为具有独立意识、内心成熟的黑人女性的心路历程。

“三”在民间故事和传奇中是一个笼统的数字，通常喻指主人公为寻求宝臧所经历的多次磨难和挫折。

熟谙非洲民间故事和传说的赫斯顿在作品中给珍妮姑娘也设置了三次婚姻、三个男人来成就她的成长之路。

第一次是外祖母安排的“温饱型”的婚姻。

十六岁青春懵懂的珍妮躺在一棵盛开的梨树下看蜜蜂采蜜，顿悟了“结婚”的真谛，于是听从外祖母南妮的劝说，嫁给了比自己大很多岁、却有着六十英亩土地和骡子的中年黑人男子洛根，婚后不久即发现原来结婚并不会使自己对原本不爱的丈夫产生爱情，自己原不过是洛根用来劳作的一头“骡子”，于是她和有着远大梦想的黑人青年乔私奔了。

对于摆脱了第一次婚姻获得解放的珍妮的心情，小说有一处细节描写：“清晨路上的空气就像是一件新的衣服，使她意识到了自己腰上还系着围裙，于是她把它解下来顺手扔进路
旁的灌木丛。

”“一种新的蜕变了的感觉油然而生，珍妮匆匆出了大门掉头向南。

即使乔不在那里等着她，这一变化对她而言肯定也是好的。

”[6]走入第二次“摆设型”婚姻的珍妮发现自己不过是丈夫的一件漂亮摆设，她没有发言的自由，也没有被当做和丈夫平等的人来对待。

乔对她的女性的自然之美只有压制和占有，冲突随起，他当众说:“看你屁股上的肉都快垂到膝盖弯上了，…你不是个谈恋爱时的妙龄少女了，你是个快四十岁的老太婆了。

”珍妮反驳道:“我不再是个年轻姑娘了，可我也不是个老太婆。

我估摸着自己看上去就是这个岁数，但是我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是个女人，而且我知道这一点。

这可比你强多了。

你腆着肚子在这里目空一切，自吹自擂，可是除了你的大嗓门外你一文不值。

哼!说我显老!你扯下裤子看看就知道到了更年期
啦!”[6]这次顶嘴对乔是致命的打击，珍妮把他的尊严当众撕了下来，乔一病不起直至抱恨而死。

第二次的婚姻留给珍妮一笔不菲的财富，使她成了镇上最富有的女人。

然而她依旧矢志不渝地等待十六岁梨花盛开时所渴望的浪漫，第三次“滋养型”婚姻出现，她遇到了视自己做朋友的“茶点”，“茶点”不言而喻，寓意着生命的滋养。

这一次的婚姻使珍妮的天性得到了释放:可以和黑人男子一样穿着喜欢的工装裤劳动，一起聊天、大笑、下棋。

然而茶点身上也摆脱不掉黑人男性的通病---他依旧认为自己是珍妮的老板。

当特纳太太领来自己的弟弟介绍给珍妮的时候，“这在茶点的头脑中引发了一场风暴，就在这周快结束的时候，
他用鞭子教训了她，并非是珍妮的行为使做丈夫的他嫉妒发作，而是对珍妮的鞭笞释放了他内心可怕的恐惧，能够教训她使他确信了自己的地位。

倒谈不上什么暴揍，他只是用鞭子扫了她一下，以表明自己才是老板，第二天这事就被大家在田地里谈论起来了。

”[6]
第三次婚姻的结束起因于洪水围困，一只疯狗占据了附近仅有的一块高地，当它发现珍妮和茶点打算来分享这块“安全岛”时，它急了，朝着珍妮恶狠狠地咬过来，茶点挡在珍妮前面，不幸被疯狗咬了一口，这一隐患时不时发作，加剧了茶点内心深藏的对珍妮失去控制的忧惧，最终发展到使他丧失理智地要置珍妮于死地，已有准备的珍妮不得已反击而将其击毙。

此事在黑人和黑人社区里引发了轩然大波，遭到了黑人男性的一致声讨，在法庭调查员和白人的帮助之下，珍妮最终被判无罪，这一结果让黑人男人们愤愤不平，“ 白人不打算处置像她这样的女人”；“她不杀白人，不是吗？只要她不杀白人，她可以随意杀死黑人，只要她喜欢。

”[6]
珍妮的直接压迫者是黑人男性，她首先要反抗和摆脱的也是黑人男性。

这在作品中表现为她在三次婚姻中与三任黑人丈夫最终的的冲突与决裂。

第一任丈夫把她看作是娶来为他免费工作的骡子。

第二任丈夫则把她当作是自己商店里的一件可以炫耀的漂亮摆设。

虽然珍妮同第三任丈夫有着比较和谐的婚姻生活，但他仍然摆脱不了要控制女性命运的父权思想。

由此赫斯顿向我们揭
示出：女性只有不断地通过自己的眼界调整和选择来接近理想，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

否则，只要还处在男性主宰的世界里，女性的自我发展就会受到压抑和阻碍。

黑人女性主义者柯林斯在《黑人女性主义思想》一书中就指出过:“源于奴隶制时期的黑人妇女的传统形象，从意识形态规范了社会对美国黑人妇女的压迫…。

在美国社会文化里，种族和性别歧视意识曼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几近到了权威的地步。

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

”[5]
1.2 黑白血统的寓意珍妮的母亲是外祖母南妮被白人主子欺负后生下来的混血，珍妮自己也是母亲重复南妮遭遇后生下的具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混血儿，这种血统的历史由来隐喻了主人公珍妮生存的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历史文化语境。

珍妮一生中并无直接遭受白人欺压，不仅如此，和许多同时期的黑人男性作家一样，早年毕业于霍华德大学的赫斯顿还曾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过白人的资助，其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决定了其文学创作的独特之处。

尽管小说一开始外祖母南妮就告诉她：白人扔下肩上的担子让黑人捡起来，黑人男人不得不捡起这担子自己却没有挑，而是顺手把担子又交给了黑人女人。

我算是看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黑人女人就是骡子。

[6]同所有她同时代的黑人女性一样，南妮也经受着肤色和性别的双重压迫和奴役，是南妮把自己痛苦的奴隶经历和悲惨际遇造成的婚姻观传递给珍妮，把过去的意识带到了现在。

也许是赫斯顿看清了这点，她自己笔下对肤色压迫并无过多着墨。

混血的珍妮是外祖母南妮这代黑人女性价值观的叛
逆者，在作品中具体表现为珍妮在性意识觉醒之初听从外祖母的安排，嫁给了物质生活还算富裕的黑人中年男子洛根，然而，珍妮不久就用迈动双脚的逃走宣誓了她对传统婚姻价值观的叛逆
和不从。

经历了三次婚姻选择的珍妮在茶点去世后，发现了自身的保证和安全，且用她黑人女性的声音勇敢地表达了出来。

故事结局珍妮回到伊顿维尔，终点和出发点的重合标志着珍妮人生的一次自我寻找和自我实现之旅的完成。

在没有任何女性榜样引导的环境下她活出了自己，成为一个新人，成为其他黑人女性的的榜样。

总之，珍妮是赫斯顿理想中的黑人女性形象的代言者，是一个特定社会语境下成长起来的新黑人女性。

珍妮的三次婚姻，一方面反映了作者对女性出路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也是女性成长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因素，是珍妮离家后寻求独立、不断发现自我、走向成熟的三部曲。

经历了三次婚姻后的珍妮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姑娘逐步成长为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成熟妇女，从一个沉默的“客体”变成了一个有着自己声音的“主体”。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