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大学分析

中国近代的大学
1、何谓大学
大学是国家的高等教育学府，是提供教学和研究条件、授权颁发学位的综合性高等教育机关。

它选拔具有高中以上学历者进行教育和培训，并以考试、考核的方式检验其所学的知识和技能。

现在的大学，一般包括一个能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研究生院和数个专业学院，以及能授予学士学位的一个本科生院。

综合性大学还应包括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关系与对外交流学院、成人教育学院、远程网络学院等。

今天通常意义上的大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

在英文中，大学（综合性高等学府）一词为“University”，是由“universe”（宇宙）这个词的前身派生而来的，它首次被记录下来是在大约1300年前。

在中世纪的西方，拉丁文在政府、宗教和教育等领域得到使用，universitas这个词被用来指由教师和学生所构成的新联合体，这即是今天的大学的最初形式。

在更早的时代，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于公元前387年在雅典附近的Academos建立“Academy”，教授哲学、数学、体育等，这被一些人认为是欧洲大学的先驱。

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是从教会所办的师徒结合的行会性质学校发展起来的。

在11世纪，“大学”一词和“行会”一词同样被用来形容行业公会。

但是到了13世纪，“大学”一词就被用来专指一种学生团体了。

中世纪的大学主要有3种形式：
教会大学，学生和教师在一个校长领导下形成一种密切配合的团体，像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

公立大学，由学生选举出来的校长总揽校务，如博洛尼亚大学、帕多瓦大学等。

国立大学，由帝王征得教皇认可而建立的，如西西里的腓特烈二世成立的那不勒斯大学、卡斯蒂拉的斐迪南三世成立的萨拉曼卡大学。

后来大学发展到中国，也是走了类似样一条路：从教会大学（还有部分非教会经营的私立大学）到公立大学到国立大学。

那么，哪所大学是全世界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历来便有争议。

1088年在意大利波罗尼亚（Bologna）建立的博洛尼亚大学，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

这所学校先由学生组织起来，然后再招聘教师。

博洛尼亚大学是作为法学院开始自己的校史的。

诞生之初，就以高擎理想主义旗帜、富于使命感的形象出现于世。

（在意大利还有一所萨劳诺大学，比它还早数十年诞生，但也许当时办学体系还不够成熟，所以并未得到多少人承认。

）而有“欧洲大学之母”之称的巴黎大学，要比博洛尼亚大学晚数十年创建，则是先由教师组织起来，之后再招收学生。

巴黎大学还在中世纪率先打出“师生自治联合会”的旗帜，并率先以罢课斗争的形式确立了自治地位，争得了结社、罢课的自由特权，具有生气勃勃的斗争精神。

大学的独立以及作为独立标志的自由特权，都是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得来的。

欧洲所有古老大学，没有哪一所不曾经历过争取独立的斗争。

大学需要积淀，今天世界著名大学的校史一般都很悠久。

1168年，南宋宁宗皇帝赵扩出生，英国牛津大学创办，这所名校保持了近千年不易的特质：理想主义、博大、古典、宽容、同情失败者；1209年，蒙古大军在成吉思汗带领下第三次进攻西夏，英国剑桥大学创办，这个学术上常开风气之先、孕育了许多科学、文化巨人的著名学府，事事讲究传统，孤傲、恬静、富有书院气息；1638年，清朝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出生，美国哈佛大学创办，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真正的哈佛”乃是一个“无形的、内在的、精神的哈佛”，这就是“自由的思想”与“思想的创造”。

整个欧美至少有50个大学是在550年前，即15世纪以前
创立的。

1810年，威廉·冯·洪堡建立柏林大学，将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并确立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原则，这被认为是现代大学的开端。

这种模式，在美国最早被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所效仿，到现在被世界各地的大学所广泛采用。

大学通常被人们比作是“象牙塔”（Ivory Tower）。

象牙塔，根据圣经《旧约·雅歌》第7章第4节，睿智富有的以色列王所罗门曾作诗歌1005首，其中《雅歌》都是爱情之歌。

在第5首歌中，新郎这样赞美新娘：“……你的颈项如象牙塔；你的眼目像希实本巴特那拉并门旁的水池。

”很清楚，这里的“象牙塔”只是用来描述新娘美丽的颈项。

后来，这个词被逐渐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是指“与世隔绝的梦幻境地、逃避现实生活的世外桃源、隐居之地”。

在汉语中，象牙塔的外延涵义主要是“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小天地”。

而大学、研究生院、科研院所正是这样的地方。

2、近代大学五大阶段
在中国古代，类似于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有国学（太学、国子监）以及后来的高等书院等，是指聚集在特定地点整理、研究和传播高深领域知识的机构。

中国古代的高等学校，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

如虞舜之时即有上庠，“上庠”即“高等学校”的意思。

不过，中国古代的高等学校与西方现代的大学存在差别，尤其官办学校以培养治理政府的仕人及从事文化教育的文人为主，在学科上自然科学尤为缺乏，所以到近代整个的传统教育体系都面临着转型、革新。

到了近代，中国与西方交流以来，西方的“University”早期被翻译为“书院”等，后又称为“公学”、“学堂”、“大学堂”、“大学校”等，民国以后“大学”成为正式的称呼。

中国近代的大学，按历史的纵向发展脉络来说，可大致分为5个阶段。

萌芽时期从1879年圣约翰学院创立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
中国近代大学最初的滥觞，一般都具有3种形式：教会学校仿效欧美，国立学校仿效日本，还有的则是从传统书院升级而来。

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美战争以后，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通了很多通商口岸。

欧美传教士为更好地在中国人当中传教，就利用通商的权利，兴建高等教会学校，开始有了大学的萌芽，其中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和山东的齐鲁大学是比较早、也比较成熟的两所学校，它们应该就是诞生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的第一批真正的高等学府。

至于中国传统的民间书院和朝廷办的太学、国子监，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大学，并不具备西方的“大学”特征。

如湖南大学的前身岳麓书院，创立于北宋时期，千余年来办学不辍；四川大学的前身尊经书院、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等都是如此。

而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滥觞的源头，就是清朝的国子监。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以后，中国开始大量兴办近代学堂，如1895年的北洋大学堂、1896年的南洋公学等。

它们就是中国最早的自办、官办（公立）大学了。

日本的学校成为其主要的借鉴对象。

而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北洋大学、交通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大学、东吴大学到后来的浙江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清华大学等中国的主要大学，在这个时期已经基本创建。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各大学纷纷改制，效法美国，真正全面走向西方的近代大学体系，如分文、理、工、农、医等学科，分研究生、本科、专科等层次，男女同校，以及多少学年、学分及考试制度、毕业标准、颁发学位等。

定型时期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到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
这一时期，中国的高校有了长足发展。

蔡元培初任民国教育总长时，在当时的国力下，他觉
得国家能集中力量办好首都的这所大学（即北京大学）就已不错。

结果，高等教育的发展令他自己也很意外。

国立大学连连创办不说，各省办学热情和能力更是令人吃惊，且不管地方是由何等人掌管，对大学教育都不吝投入。

民间私立大学也不断涌现。

这个文明古国自古高度重视教育的脉流，在民国得以延续。

南京政府成立后，国家再次调整大学体系，综合大学下分学院，并分成国立、省立、市立和私立4种，有些学校还创办了研究院，中国方面收回对教会学校的管理权等，大学的近代模式与西方格局更加明确。

所以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真正的大学应该是这个时候才开始的（如以1925年清华设立大学部为标志）。

另外，有许多重要的大学是在这个时期创建的，如武汉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东北大学、中山大学、辅仁大学、光华大学等。

成熟时期从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到1937年抗战爆发
这一时期被称为“黄金十年”，国家局势稳定，大学迅速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达到鼎盛时期。

不管是国立、私立、教会大学，都出现了不少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学府。

1937年，全国共有大学及独立学院78所，教师6615人，大学生及研究生37330人。

1929年7月26日，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目标；大学下设的学院分文、理、法、商、农、医、工、教育8种；拥有不少于3个学院的方可称大学。

大学体制成熟了，栖身大学或大学出身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

相对于数亿人口的中国而言，他们还只是万分之一的凤毛麟角，确实是“精英”啊！
国难时期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5年抗战胜利
8年漫长的抗日战争时期，乃民国高等教育史上特殊的一页。

在民族危难中，一座座圣洁、宁静的校园受到严峻考验。

70多所大学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纷纷内迁，辗转跋涉，维持
教学。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先后迁到长沙、昆明，组成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学、科研均成果斐然。

北洋大学颠沛流离迁到西安，与其它学校组成西北联合大学。

中山大学和交通大学迁到陪都重庆（但在南京和上海都留下了伪中大和伪交大），浙江大学迁到贵州发展成为“东方剑桥”，交通大学的唐山和北平分部在茅以升带领下也迁至贵州。

战争烈焰熊熊，大学薪火不灭。

西南联大、浙大是其中两个辉煌的个案，而别的学校则大受影响。

分流时期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
抗战胜利后，各校迁回旧址，大学教育恢复正常，各校继续发展。

到民国覆亡两年前的1947年，这一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高峰，中华大地共有大学210所，其中国立大学31所、私立大学25所；国立独立学院23所、省立独立学院24所、私立独立学院32所；国立专科学校20所、省立专科学校32所、私立专科学校23所。

全国大学聘任助教以上教师8964人，其中教授2700人；在校生155036人，其中研究生424人、本科生130715人、专科生23897人。

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时，带走了多数重点大学的设备、图书、财力、师资等，在台岛重建或改建了台湾大学、（新竹）清华大学、（新竹）交通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政治大学等，这些学校现在已经成了驰名亚洲甚至全球的著名学府。

留在大陆的大学则经过多次改造与调整，私立学校包括教会学校被彻底取缔，改造成为公立学校或并入公立学校；后来又学习前苏联举办单科大学的做法，将综合性大学严重分解，调整重建成为一个个专门性的工业学院，并将教学大纲、学分制也大加修改，甚至还取消了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许多学科。

3、近代大学三大类型
依据西方对大学发展的整体梳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大学包括国立大学、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从广义上说也是属于私立大学）。

本书主要介绍了这3类大学中35所具有代表性的院校。

至于公立大学，在中国其实主要就是指各省的省立大学，以及一些行业与部门类的大学，因为本书的篇幅有限，而其数量有不少且实力有所不够，所以就不多介绍了。

其实，其中许多国立大学，当初就是从公立大学或省立大学（甚至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升格而来；而且，在介绍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时，也捎带介绍了一些省立大学的相关内容。

教会大学
出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最早的近代性质的大学，应该还是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大学。

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其卓越成就也是人们有目共睹的。

但它不管从数量、规模、质量来看，毕竟不是中国晚清民国大学的主体，所以本书把它放在最后一章介绍。

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大学，一共有14所，本书重点介绍了其中8所，如中国第一所大学——圣约翰大学（1879年，上海），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齐鲁大学（1872或1902年，济南）；中国最好的两所教会大学——金陵大学（1888年，南京）、燕京大学（1916年，北京）；以及华南最好的教会大学——岭南大学（1888年，广州），近代最好的法科大学——东吴大学（1900年，苏州），“最中国化的大学”——沪江大学（1911年，上海）；中国第二所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1912年，南京，但也有人认为金陵女大是第一所女大，北京女师大是第二所女大）。

另外没有单独介绍的6所教会大学，还有华中大学（1903年，武汉）、华西协和大学（1910年，成都）、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11年，福州）、湘雅医科大学（1914年，长沙）、之江大学（1914年，杭州）与福建协和大学（1915年，福州）。

这些学校也都各有其特色与优
势，在办学上成果斐然。

国立大学
中国近代大学的主体是国立大学，所以放在3类大学的最前面，一共介绍了16所。

它们是紧接着教会大学就开始创办的，如中国第一所自办的、公立的大学——北洋公学（1895年，天津，即后来的天津大学）；以及随后创办、号称“东方麻省理工”、民国最好的工科大学——南洋公学（1896年，上海，即后来的交通大学），号称“历史最曲折的大学”——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1896年，山海关，即后来的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西南第一学府——四川大学（1896年，成都）；以及中国的第一所中央大学、民国时期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京师大学堂（1898年，北京，即后来的北京大学），民国时期中国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1901年，南京，即后来的南京大学），民国时期中国最好的大学——清华大学（1911年，北京），差点成了中央大学（或者说短时间做过中央大学）的华南第一学府——中山大学（1924年，广州），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创办的“中央大学”、号称“红色大学”——陕北公学（1937年，延安，即后来的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号称“东方剑桥”、“民国四（五）大学府之一”，与北大、清华、中大（及交大）齐名——浙江大学（1901年，杭州），齐鲁第一学府——山东大学（1901年，济南），号称“千年学府”、中国坚持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湖南大学（1903年，长沙），民国时期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1906年，南京），中原第一学府、中国校友最多的大学——河南大学（1912年，开封），华中第一学府、校园最美丽的大学——武汉大学（1913年，武汉），东北第一学府——东北大学（1923年，沈阳）；以及由私立大学或教会大学升格的复旦大学（1905年，从上海迁到重庆）、同济大学（1907年，上海）、厦门大学（1921年，厦门）、南开大学（1919年，天津）。

本书没有单独介绍的近代中国国立大学（这些大学背后所附的年份是该校成为国立大学的时
间，而不是它最初成立的时间，所以地点在前、年份在后），还有劳动大学（上海，1927年）、云南大学（昆明，1938年）、西北联合大学与西北工学院（西安，西北大学前身，1938年）、广西大学（桂林，1939年）、中正大学（南昌，1940年）、贵州大学（贵阳，1942年）、重庆大学（重庆，1942年）、山西大学（从太原迁到陕西韩城，1943年）、台湾大学（台北，1945年）、安徽大学（安庆，1946年）、兰州大学（兰州，1946年）、政治大学（南京，1946年）、长春大学（长春，1946年）与焦作工学院（焦作，1949年，中国矿业大学前身）。

而1938年成立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则放在北大、清华、南开之中介绍。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各有特色的重要公立大学（含地方大学与行业大学），如北京师范大学（1902年，北京）、北京大学农学院（1905年，北京，即后来的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08年，北京，后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1920年，哈尔滨）、北平大学（1928年，北京）、东北行政学院（1936年，长春，即后来的吉林大学）、天津农工商大学（1921年，天津，即后来的河北大学）、河海大学（1915年，南京）、黄埔军校（1924年，广州）、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1936年，瓦窑堡）等。

私立大学
中国在近代创办的私立大学，本书一共介绍了11所。

如最早创办的也是晚清民国时期最好的私立大学——复旦大学，民国时期中国最好的私立大学之一、华北最好的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德国味最浓的大学”、后成为杰出国立大学之一——同济大学，由创办人陈嘉庚先生的心血凝成的学校、华南最好的私立大学——厦门大学，这4所学校都先后由于各种原因而升格成了国立大学（上文已提及）；以及“最艰难也最浪漫的大学”——中国公学（1906年，上海），民国时期最好的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1917年，北京），“沦陷区唯一不挂日本旗的大学”——辅仁大学（1925年，北京），“最有骨气的大学”——光华大学（1925年，上海）；以及3所独特的大学——将西方高等教育体系与中国古代传统
私学书院相结合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20年，无锡），尝试乡村师范教育的晓庄学校（1927年，南京），一意从事会计教育并形成培养、出版、研究、事务等综合性系统的立信学校（1928年，上海）。

总之，民国时期（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最好的大学，国立大学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北洋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暨南大学、华北大学等；私立（包括后来变成国立）大学有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辅仁大学、光华大学等；教会大学有金陵大学、燕京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圣约翰大学等。

它们各有千秋，特色鲜明，其实力都是非同凡响的。

4、历史启示与精神传承
大学是文化科学的渊薮，是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它不但是从事教学活动、培养高级人才，从事科研工作、诞生发现发明的场所，也是臧否天下、月旦人物、关注时事、组织运动的地方。

大学往往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崇敬、信任、向往的神圣领土与精神家园。

科学文明和现代思想在这里朗朗传播。

一座座学府，一团团浓荫；一个个学人，一片片书声；一次次晨昏，一串串故事。

多少学子，在这里笑过哭过、爱过恨过。

大学的话题，有关知识文化的传承，有关真理智慧的求索，有关社会文明的提升，有关民族精神的进步，有关人类理想的追求，永远探讨不完。

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贝娄在给《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灵》一书作序时说：在公众舆论控制的社会中，大学应当成为一个精神的岛屿。

有了这个精神岛屿，大学才不会沦为一个精神荒芜的世俗之地，抑或才不成为一个人心浮躁、追名逐利的市肆里巷。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说：大学“追求新思想、新知识”，它“总是站在批评的最前沿”，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前沿”；牛津大学副校长说，“大学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斯坦福大学校长则说，大学是后工业社会的“轴心组织”……
大学，怎么叫“大”？蔡元培说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也”；竺可桢说大学就是“求是”之地，“办大学者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张伯苓说“教育之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就人才，三育并进而不偏废”；梅贻琦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大学，就是先要有“大”校长，起码是个教育家；二要有大师，不独是各抓着各领域的“专家”；三要有“大”学生，“只是掌握一些专门知识、专门技能是不够的，应该知识广博，拥有科学头脑，做到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考，而不致于盲从”（竺可桢）……
学者傅国涌认为：大学作为社会的精神文化中心，传播人类先进文明和道义理想是它的使命所在。

自19世纪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以来，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

学者萧雪慧则反思道：“独立自治、开放、容忍、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禀持理想以及在执守这些传统理念与作为变革前沿之间保持张力，是大学在数世纪中展示出来的形象，也是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特质。

比照比照这些特质，时下中国大学从中可否认出自己？”
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正因为有蔡元培、蒋梦麟、唐文治、张伯芩、梅贻琦、陶行知、马相伯、李登辉、郭秉文、竺可桢、茅以升、罗家伦、傅斯年、胡适、司徒雷登……这些深受近代文明熏陶、热情追求真理、具有崇高人格的教育家，全面提升了中国大学的品质，使这些大学迅速与世界接轨，融入了人类主流文明。

蔡元培、蒋梦麟身上所体现的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精神，竺可桢身上体现的浙大“求是”精神，梅贻琦等人在清华搞的“通才教育”，张伯苓制订的南开“公”“能”精神……无论在今天还是在未来，永远都不会过时。

也只有这些精神，才可能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时代。

学者谢泳认为：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动荡的时代，真正安定的时间并不长。

在这个时代里，除了外患以外，还有不断的内争。

这样的时代，中国高等教育还能发展，实属不易。

这个结果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努力造成的，也是中国国立大学校长能在政府和大学之间保持平衡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大学独立所保持的相当尊重，应当肯定。

学者杨东平则说：中国高等教育的童年是丰富、烂漫和充满活力的。

半个世纪之前民族前辈的探索和思考，是我们今天在新世纪不断纠正、改良和前进的重要精神资源。

因为是草创阶段，过去的大学当然不会是革命的，不能成为今天办学校的样板。

但是它们毕竟是父辈和祖辈们努力的成果，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前驱。

看一看过去的大学是什么样子，过去的校长是怎样当的，过去的教师是怎样教的，过去的学生是怎样学的，他们有过哪些失败的教训，又有过哪些可取的经验，这对于今天的校长、教师、学生，以及一切关心教育的人们，难道不是既有兴味又有益处吗？
过去的大学是有人愿意了解的，是有人刻骨铭心的。

过去大学的流风遗韵，只留在曾经在那里读过书的人们残存的记忆或者后人的感念之中。

岁月如歌，往事悠悠。

那些日子虽然已经逝去很久远，如烟似云般杳辽、缥缈，却像一座丰碑高高伫立着，辉映古今，光芒耀眼，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