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世界中的孤独“呐喊”

作为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名作之一，《六号病房》以思想与艺术的高度结合标志着契诃夫的创作走向成熟。文学与作家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契诃夫的现实生活实践对其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19世纪80年代末转型期的作品《六号病房》也不例外。1888年契诃夫凭借小说《草原》获得了普希金文学奖，但随着日益增长的荣誉与地位，契诃夫越来越意识到作家身上的责任与义务，在他1889年5月写给苏沃林的信中，他叙说了自己的内心：“我的热情太少，此外，我还犯了一种精神病，已经有两年了，我无缘无故地不喜欢看见自己发表出来的作品。而且对评论冷淡，对文学的方面的讨论冷淡，对诽谤、成功、挫折冷淡，对巨额稿费冷淡――一句话，我变成了十足的傻瓜了，我的灵魂里有一种停滞状态。我用个人生活的停滞来解释这种停滞。我并没有绝望，也没有厌倦，也没有害忧郁病，而只是忽然间不知什么缘故对一切东西都变得不大有趣味了。必须在自己身子底下放上点炸药了”，迫于这种内心的忧虑与苦恼，1890年契诃夫拖着病弱之躯来到了萨哈林岛考察流刑犯与当地居民的生活，亲眼看到了俄国政治犯的悲惨生活与斗争精神，正如他给苏沃林的信中所说，“除了绞刑以外，我什么都看见了……我现在知道了许多东西……我觉得萨哈林岛简直是一座地狱”，“在我出门旅行前，《克莱采奏鸣曲》对我还是件大事，可是现在，它对我是可笑的，似乎不近情理。要么因为这是我在这次旅行中成长了，要么因为我发了疯”。萨哈林岛之行的生活阅历使契诃夫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成长，他由昔日的托尔斯泰主义作家转变为了正义的化身，《六号病房》正是其远游归来的转型之作，作者在作品中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对人生的探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深度。契诃夫曾说医生是他的“合法妻子”，文学则是他的“情妇”，《六号病房》从医生与作家的双重视角出发描写了一个发生在外省小城医院里的故事，以文官伊万与医生拉京两个知识分子的争论为主要发展情节，塑造了这两个变态心理“患者”形象，并从生理、心理、社会等多种层面剖析了社会的病因与人性的弱点，赋予了作品双重内涵，一方面，放在当时敏感的政治环境中，小说通过描绘沙皇俄国监狱的一般生活状态从而揭露了俄国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若脱离时代背景，小说又通过伊万与拉京心理世界的展示揭示了人生的荒诞与无意义。本文通过分析伊万拉京两个变态心理“患者”的行为论述二人“呐喊”背后所潜藏的双重意蕴。

一、孤独的“呐喊”

《六号病房》以一间关押着五个人的小病室为背景，描绘了契诃夫在库页岛上的真实所见所闻。小说中的精神病人并没有得到医院的合理治疗，相反，暴虐与痛苦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天的活动场所仅仅局限于病房，他们能够见到的人除了理发师外就是每天对他们进行殴打的看门人尼基塔。这种凄惨的生活模式使他们逐渐变成了一具丧失灵魂的“活死人”，但伊万?德利特米奇?格罗莫夫是病房中一个独特存在。虽然社会的残忍使他成了制度的牺牲品，但内心的反抗意识让他在狭小的病房里发出了孤独的“呐喊”。当托尔斯泰主义的信仰者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与伊万交流后，拉京内心愁闷的“呐喊”也开始发出声音，伊万拉京二人的多声部“呐喊”构成了小说中的孤独存在。

契诃夫从医学角度通过对伊万被送进医院前后病理症状的描写尤其是被害妄想症凸显了伊万的软弱。在被关进医院前，出身贵族的伊万曾是法院的民事执行吏与十二品文官。由于对社会的理性思考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内心的压抑使偏执多疑的伊万陷入了长期苦闷，这在伊万的日常生活中主要表现为严重的被迫害妄想症。当他在大街上看到四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押送着两名犯人时，他会突然联想到自己也会被关进监狱。随着这种胡思乱想的频繁发生，伊万的被害妄想症愈发严重，以至于他认为所有路过窗户和走进院子的人都是奸细与侦探，认为“全世界的暴力都结合在一起，正在后面追赶着他”。但契诃夫却又将伊万设置为一个具有自知力的病人，即伊万意识到了自身的恐惧是心理状态在作祟。于是在自知病态下无能为力的伊万被家属送进了医院。在被送进医院后，性情刚烈的伊万继续坚持对社会弊病的抨击。六号病房的遭遇让伊万的变态心理得到了更进一步地发展，他把短小的病服裹得紧紧的，全身发抖，牙齿打战，立即开始在房间里从这边走到那边，或者在床铺之间走来走去”“他说得语无伦次，像是梦呓，断断续续，常常叫人听不懂”，这种行为下伊万紧张焦虑的内心被凸显得淋漓尽致，但契诃夫的写作目的并不仅仅这种表层透视下的变态心理，还有病症背后所指涉的深层含义。

在伊万病症背后，契诃夫实际控诉的是沙皇俄国政府的残酷冷漠。作为一个不同寻常的病态心理“患者”，伊万之所以患上被害妄想症是因为他认为老有人会来抓他，而现实社会的动荡残忍则直接促成了这种想法的诞生。伊万发疯的时代正是亚历山大禁锢思想、迫害进步力量之时，伊万身边的人尽是一些麻木不仁的法官、医生和警察等，日常生活中的他们感情淡漠，敷衍了事，这样一个在当时大部分人看来都习以为常的俄国专制社会在极具反抗意识的伊万眼里却成了不合理的存在，他认为“这个城市的生活既烦闷又无聊，交往的人们中没有高尚的趣味……到那里只有形形色色的暴力、粗野的淫荡和伪善。卑鄙的家伙吃得饱、穿得好，正直的人却忍饥受寒”。契诃夫借伊万之口对沙皇政府的残忍与恐怖进行了强烈批判，但最终这种批判未能改变现实，伊万的反抗在腐朽的现实下变成了歇斯底里的疯狂与无谓的挣扎。此外，一个人变态心理的产生不只是当时所处社会作用的结果，个人的性格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他身上，空有反抗的软弱与消极使其成了社会的牺牲品。尽管伊万用独特敏锐的眼光认识到了腐朽的黑暗现实，但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实践中却表现出了言行不一的态度：“我痛，我就用叫喊和泪水来回答。对卑鄙，我就愤怒；对污浊，我就憎恶。……只有这才叫生活。机体越是低级，它的敏感性也就越差，从而对刺激的反应也就越弱：机体越高级，感受就越敏感，对现实生活的反应就越有力”，这种意志上的懦弱使得伊万不会有更自觉的行动去改变这种现状。尽管对社会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在社会与性格的双重作用下，伊万只能将强烈的反抗意识寄生于变态心理下，在具体实践中他却选择了屈服，这种病态的转化也就更凸显了改造社会的艰难。与伊万相比，医生拉京像伊万一样意识到了社会的丑恶，但善良软弱的他却消极地选择了“勿以暴力抗恶”作为生活的信条，用自欺欺人的方式即通过精神上的慰藉解释与淡化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而向社会妥协。在这种妥协的怯懦中，可以看到医生拉京对先前契诃夫小说创作中“小人物”形象的秉承。在刚进入医院工作时，拉京同样也曾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最初他也想要在周围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他认为“这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机构，对病人的健康极其有害”，于是购置了“两柜子的医疗器械”，只“要求医院的杂役和护士不要去病房里过夜”，但对那些总务处长却予以“搁置”的态度。这种生活实践中的妥协奠定了拉京性格的基础，当他渐渐发现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改变现实时，在对内心平静与安定的要求下他开始了自欺欺人的妥协。但随着现实的残酷，拉京的内心愈发苦闷，加之与伊万的交流使他更清醒。这种愈发的清醒就意味着他在“正常人”眼里“精神病症状”就越严重，最终他像伊万一样被当成疯子送进了六号病房并被看门人尼基塔殴打中风致死。在尼基塔殴打的背后，拉京因为与伊万的结识而不幸，他们被共同关进病房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某些带有反抗性的行为与言语让周围人深刻地感到了不安，但不同的是，拉京的死亡表层下所潜藏更多的是沙皇政府的荒谬。

在医生拉京的人生遭遇中，契诃夫从另一个方面对沙皇政府进行了讽刺与批判，拉京的死在很大程度上为社会所逼。虽然俄国专制社会的法律规定“未经审判人的自由不可被剥夺”，但意识清醒的拉京却被骗进了病房，向社会妥协的他也未能逃脱荒谬社会体制的摧残。与伊万一样，拉京的“小人物”性格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他的悲剧，他身上有的“不是哲学，不是思想，也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是江湖杂耍，是浑浑噩噩的痴呆”，就像拉京自己所说“我温暖舒适的书房跟这个病房也没有什么差别……人的宁静和满足不在于人的外部，而在人的内心”，这种对托尔斯泰主义信条的信仰使拉京走进了自欺欺人的死胡同，他与伊万的交流就如同井底之蛙对头顶天空的仰望，但怯懦的他始终却困在其中，最终也成了维持沙皇政府统治的牺牲品。

在狭小的病室生存空间里，契诃夫通过被囚于监狱的伊万与原本掌握权力话语的医生拉京之间的争论展示了俄国大社会的千姿百态。社会权力等级的高低决定了不同的人生哲学态度与社会立场，伊万与拉京的变态心理对这种相异性予以了证明。前者徒有思想而无行动，后者怯懦顺从，因此二者的思想交锋构成了一种多声部“呐喊”。这种呐喊的实质一方面传达了对沙皇俄国政府的控诉，但另一方面又构成了双方所代表的社会阶级运用思想武器夺取权力的象征。反对托尔斯泰主义的伊万对现实有着强烈不满，而最初拥有社会统治阶级权利话语的拉京以怯懦妥协的方式寄生，直到与伊凡智慧中的非理性因素交流，他的“呐喊”开始发声。一个原本处于社会上层的医生在想要进一步理解精神病人伊凡对生活自由的渴望之时，他却因为与伊凡的接近被骗进了为社会所疏离鄙视的“禁区”，由理性的社会正常人被变成了变态心理“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