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经典战术精心设伏

解放军经典战术精心设伏（屈怡李国栋陶大勇）
依山布阵，恃险设伏
既然是伏击，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将自己隐蔽起来。

从历史经验看，除了沙漠里的伊拉克反美武装不得不利用城市街区隐蔽设伏外，其他军队都无一例外地选择山地进行伏击战。

解放军的战史上，有三个伏击战的“高产地区”，分别是：江西井冈山山区、陕北黄土高原和山西的太行、吕梁山区。

熟悉中国地理的人都知道，这些地方不是山高林茂就是沟壑纵横，为开展伏击战提供了绝好的战场。

但面对崇山峻岭，如何选择利于隐蔽、便于展开、制敌反击、进退自如的伏击阵地，则要依靠指挥员独到的分析眼光和具体的战术设计，解放军的经验就是依山布阵、因地制宜。

1947年3月，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指挥下，选定青化砭作为伏击胡宗南的战场。

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30余公里，南北是15公里长的蟠龙川，大川两侧高山连绵，咸榆公路蜿蜒穿过，一个标准的“两山夹一川”地形，更为难得的是“两山”以北及东西两侧的战场容量，足以容纳我军6个旅形成口袋布势，而这“一川”的长度，刚好兜住敌31旅的行军纵队，如此苦心孤诣的谋形布势，使得这场解放军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仗，打得如行云流水，以260人的伤亡全歼敌31旅。

作风硬朗的彭德怀元帅对伏击阵地的选择尚如此用心，被称为“军神”的刘伯承元帅就更是用兵细腻了。

1937年10月，八路军129师经过缜密侦察，获悉日军劲旅第20师团的迂回部队，在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

师长刘伯承判断：日军为了切实控制正太路南的平行大道，必然加紧从井陉至平定的小路运兵运粮。

鉴于以上判断，129师决心在此进行伏击，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七亘村伏击战”。

熟读兵书的刘帅，深知地形之利对伏击之胜的影响，此战前亲自组织了几次沿路勘察，权衡利弊、几易其址，最终将伏击阵地选择在七亘村、南峪之间的有利地形。

七亘村是井（陉）平（定）小道的必经之地，从七亘村往东到石门，正好是10里峡谷，谷深数十米，底宽不足3米，地势十分险峻，用理想的伏击阵地来形容毫不为过。

10月26日，当日军的辎重车队通过时，八路军129师突然发力，前后夹击，将鬼子压缩在七亘村预设战场的狭小地带。

据说，当时八路军步枪手的歼敌数只与其装弹速度有关，而手榴弹只消打开保险盖垂直往下扔就行了，可见此处真可谓恃险设伏。

战果可想而知，毙敌300多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伤亡10余人。

出其不意，敢为人先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伏击战赖以取胜的优势所在。

事实证明，为了达成这种突然性，解放军在组织山地伏击战时，不仅在战场选择上追求能“藏于九地之下”的形胜一筹，更在心理对抗上强调“反道用兵、敢为人先”的胜于无形。

1938年3月，八路军第129师，为策应第115师在晋西地区的作战行动，钳制日军向黄河南岸和西岸的进攻，准备于邯（郸）长（治）公路沿线组织伏击作战，由于敌情和时间原因，386旅旅长陈赓根据地图选定神头岭地区作为伏击战场，该地区从地图上判断：邯（郸）长（治）公路在神头岭村以西的沟底通过，又是一个标准的伏击阵地。

但部队进入设伏地区时，发现公路是在岭上，而神头岭山梁长约几公里，宽不过一二百米，山梁北侧以一条山沟相隔同申家山遥望，其西部是不足20 户人家的神头村，两边的地势略高于公路，除了紧贴路边有一些国民党军队修筑的旧工事，再无任何隐蔽物。

这样的地形，部队不易隐蔽，又难于展开，背临北面的深沟，预备队行动不便，还有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

按常理，这些废旧工事，距离公路仅百米，早被来往的日军反复检查，任何有军事常识的指挥员都不敢伏兵于此。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情况，陈赓处变不惊，抓住日军对废旧工事司空见惯，对山梁狭窄地形放松警惕的心理，大胆做出调整，命令侧击部队利用这些旧工事，实施近距离潜伏，决心在狭窄的山梁顶部打日军一个“独木桥式的伏击”。

用陈大将的话说：
这是“独木桥上打架，先下手为强”。

为了切实隐蔽企图，各级指挥员要求各部队不要挖动工事上的旧土，踩倒的草一定要顺着风向扶起来，由于我军巧妙的伪装隐蔽，敌侦察搜索队在距我伏击部队十余米的情况下，仍毫无觉察。

3月16日9时30分，我阻击、侧击和断后部队同时开火，实施收网，这个狭长口袋中的日军不知所措。

如此诡异的地形实施伏击，不仅在心理上达成了突然性，更在兵力火力运用上极大限制了日军骑兵和炮兵的发挥。

以至我军以1个旅的兵力，仅用2小时就歼敌1500余人，击（烧）毁汽车百余辆，这是抗战初期对日军作战少有的效费比。

“神头岭伏击战”不仅是一场山地伏击战，更是一场心理伏击战，“以形伏之”尚有可防，“以心伏之”防不胜防。

在解放军伏击作战历史上，最具创造性和突然性的战例，还属刘伯承元帅指挥的“七亘村重叠伏击战”。

前面谈到日寇在七亘村被刘伯承指挥的129师打了个伏击战，死伤300多人，落荒而逃。

第一次伏击胜利后，刘伯承再得情报：正太路西段的日军正向东运动。

他很清楚日军的意图是急于要打通正太路，从背后威胁太原。

据此，他判断前方需要弹药和粮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尽快再向平定运输军需品。

七亘村仍然是日军进军的必经之路。

但兵法上有著名的“战胜不复”的原则：即不在相同的地方用同样的战法对付同样的敌人。

中日双方指挥员都深谙此法，按推理是：我军不敢在七亘村再打，日军不信我军敢在七亘村还打。

面对这样的惯性思维，刘伯承元帅断然决定“冒兵法之大不韪”，反道用兵、重叠设伏。

于是，八路军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随后第772团第3营绕了一圈又返了回来，集结在七亘村西改道庙公路南侧山地里。

10月28日，日军又进入七亘村地段，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就在第一次挨打100米远的地方，再遭伏击。

这场被国民党将领杜聿明赞为“用兵的典范”的“七亘村重叠伏击”，给日军扎扎实实上了一堂军事原则运用方法的补习课，日军不可想象，在它的这个对手的战术字典中，任何“原则”都是靠“灵活”来注解的。

历史上没有先例，是因为还没有人创造。

利而诱之，攻其必经
中国有句老话：“天上不会掉馅饼”。

在作战中，不能指望任何对手自觉地钻进你布下的“口袋”。

对“两山夹一川”这类险要地形，双方指挥员的判断是一致的，打伏击绝对是一个需要极高智商的脑力劳动，依靠“守株待兔”的方式来进行伏击只是初级阶段，能让敌人心甘情愿的进入伏击阵地，才是这一战术的最高境界。

正所谓“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孙子兵法）。

解放军不过是这一原则的忠实践行者。

抗战中，日军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每遭打击必急于报复，正是日军这种睚眦必报的习气，成就了八路军无数的经典伏击战例。

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杨成武将军指挥的“黄土岭伏击战”。

1939年10月底，日军分多路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军区进行冬季“大扫荡”。

11月3日，由涞源城出动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独立步兵第1大队主力500余人，被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歼灭于涞源雁宿崖。

战场的失利，激怒了一向刚愎自用的阿部规秀。

这位日军“驻蒙疆屯军”最高长官兼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亲率1500多人，再次向雁宿崖方向急进，企图寻歼我军主力。

八路军因势利导设计了一个“以利动之、以卒待之”的圈套：以小部队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日军，把他们引向银坊，使其扑空，然后隐蔽起来，迷惑敌人。

而后以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3支队在银坊北出击，诱敌东进。

待敌进至黄土岭口有利地形后，集中主力将其包围歼灭。

5日，日军进犯银坊扑空后，阿部规秀率队向白石口进发，3支队诱敌成功，日军紧追至银坊，末发现我军主力，便放火烧了银坊一带的民房。

6日晚间，阿部规秀率部进入黄土岭口一线，此时八路军加大了向银坊推进日军的侧击力度，抓住日军急于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的心理，诱其东进。

面对这样的战场态势，聂荣臻命令杨成武，如果
日军7日还继续沿黄土岭东进，我军即利用这一带有利地形全线出击。

6日夜，我军参战部队完成了伏击部署。

阿部规秀也不愧是所谓的“山地战专家”，行军队形组织严谨，不断进行掩护侦察，但急于寻歼八路军主力的浮躁心态，使得这位“名将之花”终于在11月7日下午进入我军伏击圈。

八路军炮兵一炮了结了这位不可一世的日军中将，当时日本的《朝日新闻》，连续3天的通栏标题都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如果说“黄土岭伏击战”只不过多了一招“诱敌深入”，还不能说明解放军伏击战的技术含量，那么彭德怀指挥的“羊马河伏击战”中“多计并用、丝丝相扣”，就足以完整诠释伏击谋略了。

这场战役，彭德怀用3个阶段来最终实现战役目的。

第一阶段，隐蔽主力、疲惫对手。

1947年3月青化砭战役后，胡宗南得知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已到延川、清涧一带，遂于3月25日令整编第1、第29军主力共11个旅迅速东进，寻求解放军主力决战。

这次胡宗南吸取了分散行动易遭解放军伏击的教训，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改变了战术，部队开进时，全军轻装，携带干粮，布成横直15－20公里的方阵，集结几个旅为一路，数路并进，缩小间隔，按说这样的部署确实让解放军比较为难，因为当时彭德怀手中的西北野战兵团，只有6个旅零3个团2万多人，面对胡宗南如此布势，很难下手。

为此彭德怀决定首先隐蔽我军主力，伺机再战。

在这个关键时刻，国民党军开始了非常戏剧性的行军，由于饱受解放军伏击之苦，胡宗南命令部队行军时只走山顶，不走大路，白天行军，夜晚露营，要知道陕北地区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原峁林立，脱离公路行军就只能重复爬山和下山的动作了，结果国民党军每日前进速度只有1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恐怕也是广大国民党军将士拼了老命争取来的，这样就给了解放军充分时间将主力进至蟠龙西北地区隐蔽待机，只留下少量部队与胡宗南周旋。

不到12天，胡宗南的部队不但丢掉了解放军主力动向，自己也疲惫不堪，给养困难，无奈之下胡宗南令整编第76师守备延川、第135旅守备瓦窑堡外，主力于4月5日南撤休整补充，这样76师和135旅逐渐脱离主力。

第二阶段，冒充主力、调虎离山。

国民党军南撤后，解放军不断采取军事行动，让胡宗南侦悉到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已转至蟠龙以北地区集结，于是迅速命令主力再次向北开进，由蟠龙镇附近地区逐次扫荡牡丹川以北各山沟，同时命令瓦窑堡的135旅迅速南下至李家岔一带，阻止我军向东北方向机动。

我军在获悉如上调动后，认为敌135旅脱离主力孤军南下，便集中兵力予以伏击。

为了进一步达成战役目的，彭德怀令358旅采取机动防御，节节抗击敌整编第1军，引诱敌主力继续向西，进一步拉大与135旅之间间隙。

胡宗南果然就范，误认为我军主力位于蟠龙、瓦窑堡大道以西地区，遂令本已孤立的135旅迅速南撤向主力靠拢，同时其它部队迅速西进。

这样135旅也顾不得什么只走山顶、不走大路的规矩，开始南下。

第三阶段，集中主力、伏击孤军。

鉴于前期行动已成功实现“诱敌主力西进、孤立135旅”的目的，西北野战兵团迅速集中第2纵队和教导旅、新编第4旅共4个旅的兵力，在子长县城西南羊马河地区设伏。

4月14日晨，第135旅沿子长、蟠龙公路两侧高地南下，10时进至羊马河西北高地时，解放军突然对其发起攻击，迅速分割包围，135旅旅长麦宗禹早年就是彭德怀当班长时手下的一个兵，和彭德怀打仗他从心里发怵，孤军南下时就心有余悸，发现被伏击后更是斗志全无，战至16时，第135旅4700余人被全歼。

是役后，中共中央在《致彭德怀、习仲勋并告其他战略区领导的电报》中，有一句颇具讽刺意味的话：“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2万余人）,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

”此时胡军多少人？34个旅25万余人。

《百战奇法》中有一句论述伏击的名言，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凡与敌战，其将愚而不知变，可诱之以利。

彼贪利不知害，可设伏兵以击之。

”难怪这位长期拥兵几十万的胡长官，却被其黄埔同学评价为“胡宗南也就是一团长”。

运用自如，炉火纯青
在各个历史时期，由于解放军对伏击战术的大量运用，也造就了一大批精于此道的指挥
员，他们对伏击战术的理解和运用，仍为今人击节赞叹。

首先，解放军的战术伏击打得十分精致。

战术伏击，都是师团以下规模的伏击战斗，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韦岗伏击战”。

1938年，新四军抗日先遣支队来到了苏南地区，当时该地区恐日情绪严重，初来乍到的新四军决心打一打日寇嚣张气焰，而具体战术就选择了最拿手的伏击。

粟裕的指挥风格向来注重谋略、精于计算，他在地图上量出韦岗到南京、镇江的距离，计算日军增援部队到达的最快时间，并选择了公路拐弯处作为具体伏击地点，这样使得日军前后不能相顾。

1938年6月17日，新四军先遣支队100余人按时进入伏击阵地，上午8时，日军车队从镇江方向如期而至，新四军迅速采取截头、断尾、打中央的战术手段实施伏击，仅半个小时即毙伤日军土井少佐、梅村大尉以下30多人，烧毁日军汽车5辆，新四军无一伤亡。

当反应迅速的日军增援部队赶到时，新四军早已撤离战场。

战后，这位日后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大将粟裕，给新四军总部的报告中专门列出一节，论述今后伏击敌汽车应注意之事项，从地形选择、火力配备、截获后的处置等十个方面，分别加以详细阐述，连一些细节都介绍得很周到，如投掷手榴弹的提前量应为多少米。

解放军伏击战术之精致可见一斑。

其次，解放军的战役伏击打得非常大气。

战役伏击不同于战术伏击，参战部队都是几万人以上，绝不能像战术伏击那样静待敌人，所以战役伏击的部队大都是依靠远距离的集结或是不断的机动来隐蔽企图，一旦战机成熟迅速占领预定伏击地域，这中间涉及到对预伏对象的牵制、对战机的火候把握、各部队之间的任务区分和协同动作，其难度要远远大于普通的战术伏击，没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魄力，是无法达到数万大军“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高超境界。

在解放军中首开战役伏击纪录的，是林彪指挥的“黄陂伏击战”。

1933年1月底，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起第四次“围剿”。

2月26日，国民党军由乐安向黄陂开进。

由于所经的登仙桥以东地区，山高林密，便于大兵团伏击。

年仅25岁的林彪，决定集中主力，以红1、红3军团和红21军为左翼队，红5军团和红22军为右翼队，在固岗、登仙桥以东，河口、黄陂以西地区选择有利地形，伏击歼灭国民党军第52、第59师。

2月27日，第52师沿登仙桥、大龙坪、蛟湖、桥头向黄陂前进；第59师沿固岗、西源、霍源向黄陂前进。

两师间有摩罗嶂大山相隔，联络协同困难。

在待机地域隐蔽集结的红军部队，迅速向预定伏击地域开进，于当日13时，红军左翼队向第52师发起进攻，至28日11时将其全歼，俘师长李明。

红军右翼队对国民党军第59师发起进攻，至3月1日上午，第59师除在西源地区1个多团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于登仙桥附近，师长陈时骥被俘。

是役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

此后，解放军不断上演这类大手笔的伏击战役，刘邓大军在高山铺伏击国民党整编40师和82旅，彭德怀在瓦子街伏击刘戡整编第29军等等，每一役都打得气势如虹，足见解放军伏击战之功力深厚。

解放军对伏击战术的熟练程度，还体现在能针对不同敌人迅速转变战法。

仔细回顾解放军各个历史时期的伏击战例不难发现：在与国民党军作战时，无论规模大小，伏击战大都是全歼被伏之敌；而在对日军作战时，伏击战大多是伏击其辎重部队，快打快收，很少全歼；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除了出国伊始在温井地区伏击土耳其营外，以后罕闻志愿军伏击战例。

之所以形成这种现象，是因为解放军在运用任何一种战术时都因敌、因地而变。

正如《孙子兵法》所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

”国民党军战斗力普遍较弱，对解放军作战存在相当的心理压力，一旦形成被伏击之势大多放弃抵抗。

但到了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尽管这是一场成功的伏击战，但日军士兵此战竟无一个被俘虏。

鉴于对敌我实力的客观分析，八路军迅速转变战法，避免在伏击战中与日军主力硬拼，所以此后在太行山区进行的一系列伏击战，日军小股部队、辎重车队、战地观光团等非战斗部队，成为八路军打击的重点，而且
针对日军友邻部队反应快的特点，一般都是快打快收，决不恋战。

到了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由于战争双方始终以大兵团的正规战为主，保持着较为规整的战线，很少出现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态势，加之，朝鲜地域狭长，部队机动空间受限，美军侦察能力极强，使得伏击战逐渐失去突然性，所以此战法很少被志愿军所采纳。

（摘自《世界军事》2008-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