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理念创新的思考

关于教育理念创新的思考

摘要：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需要变传统型教育为创新型教育，即需要教育创新。与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法创新、教育手段创新、教育机制创新和教育系统创新相比，教育理念创新更加艰难，因为中国儒家教育之内涵只包括教育的传承性和规约性而不包括教育的生产性和创新性。教育理念创新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教育真正成为为了受教育者的教育，而为了受教育者的教育必须是对社会和世界开放的。

关键词：创新；教育创新；教育理念创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开放

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化时代，经济实力是综合国力的基础和核心，而以生产力水平为标志的经济实力的突飞猛进又使人们认识到科技创新是一切发展的动力和源泉。2004年1月17日，温家宝同志在中国科学院考察时强调说：“科技创新是增强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战略高技术对科技能力提升和相关产业发展具有重大带动作用，是当今世界科技、经济和军事竞争的制高点。”历史发展证明，谁在科技创新上走在了前面，谁就是胜利者；谁亦步亦趋地东施效颦，谁就只能跟在人家后边；谁固守传统、拒绝创新，谁就会沦为弱者甚至没有立足之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走在时代的前列，不仅要与时俱进，还要与时创新。

一、教育创新

科技创新的实现需要大批的创新型人才，而创新型人才是在创新型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当人们对李约瑟问题进行思索的时候，当人们期盼何时中国人在诺贝尔奖上能有零的突破之时，我们不得不去关注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教育问题。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对此，人类已经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即环境和教育塑造人。而从广义上理解教育，可以说“教育塑造人”，有什么样的教育，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人。封闭式教育培养封闭型的人，创新型教育造就创新型人才。哈佛大学荣誉校长陆登庭2002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演讲中说：“地球上最稀缺的资源是经过人文教育和创造性培训的智力资源。”中国严重缺乏创新型人才是因为中国没有创新型教育，而要变传统型教育为创新型教育，则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教育创新。

狭义的教育是生活经验的传授，幼小的生命通过前辈的帮助学会谋生和独立，学会在生物链中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利益。广义的教育是只有人类才具有的，是通过特定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特定的传播手段，面对受众传播某种特定的经验、情感、观念、信仰，以便营造某种特定的空间氛围和社会氛围，对受众构成某种特定的影响。不仅包括学校的教学活动，还包括政府的会议、文件、各种传媒、法律、宗教布道者的仪式、演讲等。无论是狭义的教育还是广义的教育，改革中国的教育意味着各个方面的教育创新，包括教育理念创新、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法创新、教育手段创新、教育机制创新和教育系统创新，其中教育理念创新是核心和灵魂，它统摄着其他各个方面。如认为教育者是主导者和权威者，而受教育者只能是服从者和接受者；认为在教学方法上不会太倾向于选择对话方式，因

为“对话的中心就是两个自主的人之间的会晤，他们不想给对方留下印象或利用它”(哈贝马斯)。根据社会学的“文化堕距”理论，最基础的、最需要时间和过程的也是教育理念创新，对有悠久封建史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

二、教育理念创新

中国当代的教育是否需要创新，为什么要创新，长远意义何在，难点在哪里，这些思想、理念的问题不解决，则不可能实现制度、内容及手段的成功创新。几千年来，统摄中国人思想和灵魂的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孔子贵仁”(《吕氏春秋·不二》)。何为“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而“仁”是与“礼”时刻相伴的，正所谓“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礼”用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礼记-哀公问》)。“礼”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渗透到家庭和社会的各个角落，即老百姓所说的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礼”是规矩，是标准，这本无可厚非，可悲的是“礼”的核心是“忠”和“孝”，“礼”不只是一种仪式(礼仪)，“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其最本质的东西，是人们对遵守宗法等级差别的自觉意识，即“‘仁爱’之。而一切以“忠君”和“孝亲”为出发点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对“君”和“亲”的思想及规范的永远忠诚和奉行，如“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礼”是不能轻易改变的，否则就是“不忠”、“不孝”，如“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由此奠定了中国人固守传统、以不变应万变的观念，也不难理解在19世纪末西方列强用大炮和战舰打开国门之时，慈禧太后仍可用“祖宗的规矩”这一“最有说服力的武器”来抵制变法和革新并大功告成；也并不惊讶20世纪下半叶，“两个凡是”仍有其市场。与此相反，美国从19世纪末一直到今天，始终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原因就在于它因没有传统而只有创新。1888年恩格斯曾到美国旅行，他的印象是“新世界由于藐视一切继承的和传统的东西而远远超过我们这些旧式的、沉睡的欧洲人；这个新世界是由现代的人们根据现代的、实际的、合理的原则在处女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他们这个前进最快的民族对于每一个新的改革方案，会纯粹从它的实际利益出发马上进行实验，这个方案一旦被认为是最好的，差不多在第二天就会立即实行。”

儒家这一思想反映在教育领域内，表现为教育理念创新的严重滞后，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说》)，产生了一系列在今天仍然广为存在的关于教育目的及其功能的伦理误区和偏见。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彰显人类本身所固有的德性，在于给人民带来恩惠，在于达到最完善的境界。中国古代大学的目的在于培养以“修身”为本从而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型的统治者，这就决定了教师的天职——“传道”、“授业”、“解惑”是以“传道”为根本，这里所说的“道”是指仁义之道，“墨翟之徒，世谓热肠，杨朱之侣，世谓冷肠；肠不可冷，腹不可热，当以仁义为节文尔”(《颜氏家训·省世篇》)，教育的目的在于“行之乎仁义之途”(《答李翊书》)。“传道”意味着教育的传承性，培养君子型统治者的大学之道则导致了教育的规约性，问题是教育的目的及功能是否仅仅如此，教育只能传承和规约够不够。“大学必须创造出新的东西，必须完成对于新的资源的开发，并把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