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旱灾

古代旱灾

连年久旱，亡有平岁，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饥民死者十七八。

天顺三年，“辰州、永州、常德、衡州、岳州、铜鼓、五开等府卫自五月至七月不雨，民之饥殍者不可胜记。”

徐光启云：“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农政全书》卷四四）长时间持续的旱灾往往还会导致大规模瘟疫的流行，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如《史记·孝景本纪》载后元二年“大旱。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旧唐书·德宗本纪》载贞元六年夏“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众”。

王莽地皇三年（22年）四月,“枯旱霜蝗,饥馑荐臻,百姓困乏,流离道路。”而当年夏天“蝗从东方来，蜚蔽天”，“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汉书·王莽传下》）。东汉安帝初，“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时饥荒之余，人庶流迸，家户且尽”（《后汉书·樊宏列传》）；桓帝延熹九年（166年），“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后汉书·陈王列传》）。

——————————中国古代旱灾特点、社会影响与应对

2010-04-13作者:□刘伟查看评论进入光明网BBS手机看新闻

●中国古代，旱灾发生得非常频繁，而且在发生周期上有逐渐缩短的趋势。由旱灾开始，往往形成一个范围广、时间长、危害大的灾害链。

●旱灾使农业生产难以开展，造成局部地区人口锐减，导致经济恶化和财政危机；旱灾引发的流民潮极易引发社会动乱，轻则转为流寇盗贼，重则发生武装暴动甚至大规模起义，危及王朝存亡。

●在与干旱的长期斗争中，古人也积累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抗旱方法，如灾前预防、赈济救灾、移民就食、保护植被、改良作物、改进农耕技术等。

“散吏驰驱踏旱丘，沙尘泥土掩双眸。山中树木减颜色，涧畔泉源绝细流。处处桑麻增太息，家家老幼哭无收。下官虽有忧民泪，一担难肩万姓忧。”这是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时任平江主簿的王梦雷在亲眼目睹湖南大旱引起饥荒，农民颗粒无收、生活无着的凄惨景象后写下的一首《勘灾诗》，为我们留下了旱灾发生后社会生活面貌的真实记录。由于气候变化、地理环境变迁和社会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旱灾在我国历史上发生频率较高，造成的危害和影响很大。而随着文明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人们也逐渐摸索出一系列应对旱灾的方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历代旱灾发生时的情况以及人们的应对措施作一番检讨，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提高我们对于旱灾的认识和抗旱减灾能力，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中国古代旱灾的主要特点与危害

首先，在中国古代，旱灾发生得非常频繁，而且在发生周期上有逐渐缩短的

趋势。根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的统计，从公元前206年西汉建立到1936年，我国共发生旱灾1035次，平均每两年就发生一次。如果把界定旱灾的标准降低，那么这个数字就显得非常保守了。如袁林在《西北灾荒史》中统计出隋至民国（581―1949年）期间仅陕西就发生旱灾652次，甘宁青地区也有601次，总的数字要比邓云特的统计大得多。从中国古代旱灾发生情况来看，时代越晚，旱灾发生的次数越多。邓云特曾以世纪为单位做过统计：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文献记载的旱灾共有39次；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的400年间有78次，3―6世纪共发生了161次，7―10世纪共有185次，11―14世纪有237次，15―18世纪有291次，19世纪则有73次。这其中固然有资料多寡的因素，但仍反映了旱灾发生日益频繁的情况，到明清时期，甚至经常发生连年旱灾。以湖南为例，据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编《湖南自然灾害年表》统计，连续6年发生旱灾的有2次，连续5年发生旱灾的有3次，连续4年发生旱灾的有3次，连续3年发生旱灾的有8次，连续2年发生旱灾的更是多达15次。

其次，旱灾发生周期的不断缩短，固然与几千年来冷暖交替的气候变迁有关，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巨大影响。随着人口的增长、农耕的发展、定居生活的普遍化，对部分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逐渐超过了其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造成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水旱等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史念海先生曾对黄土高原生态变化的情况进行考察，认为森林的破坏、生态失衡与农业生产有很大关系。战国以前这种破坏还不太明显，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土高原上的平原地带已经没有了森林，这种破坏在隋唐时期延伸到了山区，而明代中期以后的破坏则是毁灭性的，已经到了难以恢复的地步。另外，历代一些不合理的农耕制度和耕作技术也是重要原因，滥垦土地、广种薄收既无法解决粮食问题，又破坏了植被，也加剧了水土的流失（《河山集・三集》148―149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近来又有学者指出，为了追求产量，人们逐渐放弃耐旱且稳产的黍稷等作物，改种需水量大的小麦、玉米等作物，农作物种植品种的这种变化也是旱灾增多的一个原因（樊志民、冯风：《关中历史上的旱灾与农业问题研究》，载《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综而言之，山林破坏、耕作不当、黄沙遍地、水流干涸、旱灾日重，形成难以阻遏且日益加速的恶性循环。

再次，由旱灾开始，往往形成一个范围广、时间长、危害大的灾害链。旱灾使农业生产遭受巨大损失，粮食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往往引发大面积饥荒。如《汉书・王莽传》载：王莽时，“连年久旱，亡有平岁，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饥民死者十七八。”又如，《明英宗实录》载：天顺三年，“辰州、永州、常德、衡州、岳州、铜鼓、五开等府卫自五月至七月不雨，民之饥殍者不可胜记。”诸如此类，史不绝书。而历史经验和现代科学研究也已经证实，蝗灾多与旱灾相伴而生。徐光启云：“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农政全书》卷四四）长时间持续的旱灾往往还会导致大规模瘟疫的流行，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如《史记・孝景本纪》载后元二年“大旱。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旧唐书・德宗本纪》载贞元六年夏“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众”。此外，长期干旱也是引发火灾的重要诱因。

二、古代旱灾的社会影响

旱灾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发展和百姓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旱灾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食物与用水短缺，农业生产难以开展，人们无法在土地上获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因饥渴或饥饿而死者所在多有，造成局部地区人口锐减。据《文献通考》卷301记载，北宋明道二年（1033年）“南方大旱，种粒皆绝，人多流亡，因饥成疫，死者十二三。”明末崇祯年间的特大旱灾发生前，全国人口为9987万，灾后则为8848万，减少了1139万，数字之大可谓触目惊心。而劳动力的减少必然造成大片土地荒芜，导致经济恶化和财政危机。

因旱灾而引发的流民潮在历代官私史书中屡见不鲜。仍以两汉之际为例，王莽地皇三年（22年）四月,“枯旱霜蝗,饥馑荐臻,百姓困乏,流离道路。”而当年夏天“蝗从东方来，蜚蔽天”，“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汉书・王莽传下》）。东汉安帝初，“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时饥荒之余，人庶流迸，家户且尽”（《后汉书・樊宏列传》）；桓帝延熹九年（166年），“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后汉书・陈王列传》）。魏晋以后，战乱频仍，加上水旱灾害不断，人民更是饱受迁徙流离之苦。

明代思想家丘?指出：“劫禾之举，此盗贼祸乱之萌。”（《大学衍义补》卷一○）邓云特也强调，“大暴动兴起之以空前灾荒为其背景者，几为不可逾越之定律。”（《中国救荒史》168页）日益频繁的旱灾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构成严重威胁，特别是汹涌的流民潮极易引发社会动乱，轻则转为流寇盗贼，重则发生武装暴动甚或大规模起义。

事实上，对于水旱灾害与王朝兴亡之间的关系，有识之士早已谈到。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三川竭，岐山崩”，发生了一次由地震引发的旱灾。王室卿士伯阳父由“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的历史经验出发，认为“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国语・周语上》）。十年之后，犬戎攻进镐京，幽王被杀，西周宣告结束。夏、商、西周三代之灭亡都与旱灾有关，既说明当时社会经济水平、抗旱救灾能力的低下，也与统治集团未能有效应对有关，这一点在后世王朝兴衰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明代中期以降，政治腐败，而水旱灾害连续不断，大批农民背井离乡，流民遍及全国。成化年间，荆襄地区聚集的百万流民先后揭竿而起，沉重打击了明廷的统治。到崇祯时，陕北大旱，流民激增，地方官员处置不当，终于引发明末农民大起义，明朝统治也随之而终结。

三、历代应对旱灾的措施

《管子・度地》云：“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可见早在上古时代，人们就已经把水、旱等自然灾害与治国联系在一起了。由旱灾引起的种种自然灾害与社会危害可以看出，如果统治者应对不当，不仅会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和人口减少，还会招致社会动乱甚至亡国灭家的恶果。正因如此，历代政府大都能在旱灾来临时积极应对，其举措可大略分为以下几方面。

灾前预防。在与干旱的长期斗争中，中国古代也积累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抗旱方法。西汉政治家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曾提出通过“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