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世》中女性丑怪身体书写

《艰难时世》中女性丑怪身体书写

摘要：《艰难时世》是查尔斯·狄更斯的社会问题之一，小说以漫画式的手法塑造了几个女性的身体：堕落的身体、愚蠢的身体、怪诞的身体，从身体修辞文化批评的角度来探寻作品中女性的丑怪身体书写，不仅可以窥见作者的理想女性身体本质，也是对英国十九世纪时代巨变中丑恶现实的探寻，呈现出狄更斯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和对社会严厉控诉上的魄力。

关键词：女性丑怪身体堕落愚蠢怪诞

《艰难时世》创作于1854年，是一部描写工业城镇各种丑恶生活现状的小说，在作品中，查尔斯·狄更斯为我们展示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工业大革命时期英国的社会动态生活图景，各种社会中的矛盾冲突尖锐，社会问题丛生。与狄更斯同时代的英国评论家、文艺史家约翰·罗斯金曾言：“所有这些书，尤其是《艰难时世》这本书，凡对社会问题发生兴趣的人们都应当仔细和认真地阅读。”并认为狄更斯的创作观点“是尖锐地、粗狂地表达出来的。”[1]在这部有关社会问题的描述小说中，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而其中女性形象又是狄更斯的圣经救赎思想和人道主义情怀的集中体现。女性由于生理等特点具有更强烈的身体意识，更加留意自己的身体特征，所以，在工业大革命这个时代交替的巨大矛盾冲突中，对女性丑怪身体进行书写成为狄更斯展现时代丑恶的特殊视角，也使得狄更斯成为身体叙事的早期实践者。雨果说：“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情的美，她会发觉，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

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丑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美只有一种典型，丑却千变万化”，“古代的丑怪还是怯生生的，并且总像躲躲闪闪。相反，在近代人的思想里，滑稽丑怪却具有广泛的作用。”[2]实际上，正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丑怪”才成为一种独立的美学范畴并以强有力的姿态冲击着传统的艺术殿堂，丑怪的表现形态与美学意义成为美学研究的热点。从身体修辞文化批评的角度来探寻《艰难时世》中女性的丑怪身体书写，不仅可以窥见作者的理想女性身体本质，也是对英国十九世纪时代巨变中丑恶现实的探寻。

一、堕落的身体

斯梯芬·布拉克普儿的妻子在小说中仅出现两次，且没有姓名，没有交代背景渊源，也没有交代在小说中的结局。她并不是小说的主角，却是一个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斯梯芬和妻子结婚已经十九年了，但日子又长又无味。年轻时，他的妻子很漂亮，也很自重，不久，就变坏了，喝上了酒，再也不去做工，卖掉家具，把衣服都当光了，进行捣乱破坏。一天晚上，斯梯芬的妻子又喝醉酒回家，“这样的一个女人！一个醉醺醺的废物，用一只龌龊的手撑着地板才勉强坐了起来，而另一只手白费劲地想把披在脸上的乱发拉开，结果手上的泥垢反而把她的眼睛抹得更看不清楚了。一个看起来那样令人恶心的家伙，穿得破破烂烂，浑身点点斑斑，尽是污泥，而她那丑恶的品质比她的身体更要肮脏，即使只看她一眼，也叫人觉得讨厌。”[3]（77）“她以一双那么憔悴、疯狂，那么大而

迟钝的悲惨的眼睛，看了屋子的四周，……当她又一次手搭凉棚似地看着的时候——与其说是看他，不如说她凭着畜生一般的本能发觉他在那儿，所以就向那边找他——他觉得在她那放荡的面貌上，或者在她那随着面貌一道放荡的心灵中，他找不到一丁点儿在十八年前和她结婚的那个女人的影子。”[3]（98-99）这个曾经漂亮、自重的女孩现在却变得酗酒、丑陋，不但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本分，甚至还成为了斯梯芬的生活累赘，成为了斯梯芬与瑞茄之间的一个障碍，使本来糟糕的生活变得雪上加霜，在此，堕落成了小说中的罪恶主题。而堕落的原因在小说并没有做交代，仅仅由斯梯芬斯说到：“这并不是因为我的缘故。”[3]（81）并非由斯梯芬造成的堕落却要由他来承担堕落的痛苦。斯梯芬曾向庞得贝倾诉时说到：“我时常回到家里就发现什么东西都不见了，只有她昏迷不醒地躺在精光的地板上……她越变越坏，越变越糟糕。她离开了我。她苦苦地、狠狠地作践自己。但是，她回来，回来，总是回来。”[3]（82）斯梯芬对妻子已难以忍受，向庞得贝请求如何摆脱这个女人，并告知庞得贝有的时候自己整夜在街上走，走到桥上真想往下跳，想以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来把这女人摆脱掉，但庞得贝的回答让斯梯芬万念俱灰。一次斯梯芬的妻子正要喝下可以迅速致死的药水时，斯梯芬的内心激烈地挣扎着，“是梦幻还是真实，他既说不出话来，也没有力量移动。假使这是真实的，而她的死期还没有到，那么醒醒吧，瑞茄，醒醒吧！”[3]（99）斯梯芬的痛苦皆由这个堕落的身体所带来，他极力地想要摆脱，但道德律令又让他永远对这个“走上

极端”的女性负责，永远也无法摆脱这样一个堕落的身体。

作者将斯梯芬·拉克普儿妻子的姓名、堕落的原因、结局等一切人物所需的背景全部隐去，旨在突出其堕落身体的丑怪特质。作者的道德律令促使斯梯芬·布拉克普儿的妻子成为了令人厌恶的身体，而斯梯芬·布拉克普儿的道德律令却又规训着他不能抛弃这个丑陋的身体转而追求自己的所爱。在富有激情的叙述中，狄更斯难掩对其的极度厌恶。斯梯芬成为了作者的代言人，对一个自暴自弃、不承担责任、连累家庭的女性的控诉，当斯梯芬死后，本来已经摆脱了这个堕落身体所带来的一切痛苦，包括道德律令带来的心理煎熬，但可悲的是，附着在美好人物身体上的毒瘤却并没有随着美好人物生命的消逝而消失，这个堕落身体的负担又转移给了瑞茄，就像一个影子，伴随在焦煤镇的沉渣中。

二、愚蠢的身体

葛擂硬太太在小说中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病弱，没有生气，“是一个矮小，瘦弱，脸色苍白，眼圈淡红，被披肩裹成一团，在精神和身体方面都非常衰弱的人；她时常吃补药而不见效，一旦她表现出有点活气的时候，又总是被那倒在她身上的沉重的事实压得头昏眼花” [3]（19）。在丈夫面前她是软弱而怯懦的，在家里的地位也显得无足轻重，可有可无，“象是一个随随便便制造成功的里面不够明亮的、小小的玻璃女人儿。”[3]（20）当露意莎和小汤玛士看马戏被父亲捉住时，葛擂硬太太只能抽抽噎噎，以一副可怜样来得到儿女对家庭教育的理解，表现出对丈夫绝对服从、支持的姿态，

没有作为母亲的态度，也没有自我，而葛擂硬先生显然对这样“痛切有力的话”没留下好印象，而是不耐烦地皱着眉头。她在丈夫面前一切附和的努力都显得徒劳和多余，在丈夫所遵循的“事实哲学”中，葛擂硬太太只是一个附属品，可以可以映衬凸显“事实”的工具。“说真话，葛擂硬太太所掌握的‘事实’货色，一般说来是贫乏得可怜的；但是葛擂硬先生抬举她，和她结了婚，主要的是考虑了两个原因。第一，关于计算方面，她是令人满意的；而第二，她这个人绝对‘不胡思乱想’。所谓‘不胡思乱想’，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幻想；事实上，她脑子里当真没有这类东西掺杂在内，虽然作为一个人，她还没有达到绝顶白痴的地步。”[3]（23）作者对葛擂硬太太的贬抑是如此直露和不留情面。当“只剩下她单独跟她的丈夫和庞得贝先生在一道，光是这种情况又足以使这位可敬的太太发愣了，尽管并没有任何其他的事实和她发生冲突。于是，她又变得象死去一般，同时也没有人理会她。”[3]（23）葛擂硬太太在小说人物中的地位是尴尬和没有生气的，她矮小、瘦弱的身体没能接触广阔的社会，除了计算，智力相当平庸，无法理解世界的复杂性，对事物难得有正确的观察和认识，也缺乏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不愿动脑筋，自甘处于幼稚状态，这种状态也正好迎合了丈夫的“事实哲学”，甚至因为主体意识的淡漠还充当了“事实”教育的帮凶，露意莎和小汤玛士的人生悲剧似乎也成了必然。

葛擂硬太太终其一生她也没弄清楚儿女应该学习的最重要的东

西究竟是什么。在弥留之际对露意莎说到：“但是有一样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