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世》中女性丑怪身体书写

《艰难时世》中女性丑怪身体书写
摘要：《艰难时世》是查尔斯·狄更斯的社会问题之一，小说以漫画式的手法塑造了几个女性的身体：堕落的身体、愚蠢的身体、怪诞的身体，从身体修辞文化批评的角度来探寻作品中女性的丑怪身体书写，不仅可以窥见作者的理想女性身体本质，也是对英国十九世纪时代巨变中丑恶现实的探寻，呈现出狄更斯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和对社会严厉控诉上的魄力。

关键词：女性丑怪身体堕落愚蠢怪诞
《艰难时世》创作于1854年，是一部描写工业城镇各种丑恶生活现状的小说，在作品中，查尔斯·狄更斯为我们展示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工业大革命时期英国的社会动态生活图景，各种社会中的矛盾冲突尖锐，社会问题丛生。

与狄更斯同时代的英国评论家、文艺史家约翰·罗斯金曾言：“所有这些书，尤其是《艰难时世》这本书，凡对社会问题发生兴趣的人们都应当仔细和认真地阅读。

”并认为狄更斯的创作观点“是尖锐地、粗狂地表达出来的。

”[1]在这部有关社会问题的描述小说中，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而其中女性形象又是狄更斯的圣经救赎思想和人道主义情怀的集中体现。

女性由于生理等特点具有更强烈的身体意识，更加留意自己的身体特征，所以，在工业大革命这个时代交替的巨大矛盾冲突中，对女性丑怪身体进行书写成为狄更斯展现时代丑恶的特殊视角，也使得狄更斯成为身体叙事的早期实践者。

雨果说：“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情的美，她会发觉，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
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丑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

”“美只有一种典型，丑却千变万化”，“古代的丑怪还是怯生生的，并且总像躲躲闪闪。

相反，在近代人的思想里，滑稽丑怪却具有广泛的作用。

”[2]实际上，正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丑怪”才成为一种独立的美学范畴并以强有力的姿态冲击着传统的艺术殿堂，丑怪的表现形态与美学意义成为美学研究的热点。

从身体修辞文化批评的角度来探寻《艰难时世》中女性的丑怪身体书写，不仅可以窥见作者的理想女性身体本质，也是对英国十九世纪时代巨变中丑恶现实的探寻。

一、堕落的身体
斯梯芬·布拉克普儿的妻子在小说中仅出现两次，且没有姓名，没有交代背景渊源，也没有交代在小说中的结局。

她并不是小说的主角，却是一个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

斯梯芬和妻子结婚已经十九年了，但日子又长又无味。

年轻时，他的妻子很漂亮，也很自重，不久，就变坏了，喝上了酒，再也不去做工，卖掉家具，把衣服都当光了，进行捣乱破坏。

一天晚上，斯梯芬的妻子又喝醉酒回家，“这样的一个女人！一个醉醺醺的废物，用一只龌龊的手撑着地板才勉强坐了起来，而另一只手白费劲地想把披在脸上的乱发拉开，结果手上的泥垢反而把她的眼睛抹得更看不清楚了。

一个看起来那样令人恶心的家伙，穿得破破烂烂，浑身点点斑斑，尽是污泥，而她那丑恶的品质比她的身体更要肮脏，即使只看她一眼，也叫人觉得讨厌。

”[3]（77）“她以一双那么憔悴、疯狂，那么大而
迟钝的悲惨的眼睛，看了屋子的四周，……当她又一次手搭凉棚似地看着的时候——与其说是看他，不如说她凭着畜生一般的本能发觉他在那儿，所以就向那边找他——他觉得在她那放荡的面貌上，或者在她那随着面貌一道放荡的心灵中，他找不到一丁点儿在十八年前和她结婚的那个女人的影子。

”[3]（98-99）这个曾经漂亮、自重的女孩现在却变得酗酒、丑陋，不但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本分，甚至还成为了斯梯芬的生活累赘，成为了斯梯芬与瑞茄之间的一个障碍，使本来糟糕的生活变得雪上加霜，在此，堕落成了小说中的罪恶主题。

而堕落的原因在小说并没有做交代，仅仅由斯梯芬斯说到：“这并不是因为我的缘故。

”[3]（81）并非由斯梯芬造成的堕落却要由他来承担堕落的痛苦。

斯梯芬曾向庞得贝倾诉时说到：“我时常回到家里就发现什么东西都不见了，只有她昏迷不醒地躺在精光的地板上……她越变越坏，越变越糟糕。

她离开了我。

她苦苦地、狠狠地作践自己。

但是，她回来，回来，总是回来。

”[3]（82）斯梯芬对妻子已难以忍受，向庞得贝请求如何摆脱这个女人，并告知庞得贝有的时候自己整夜在街上走，走到桥上真想往下跳，想以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来把这女人摆脱掉，但庞得贝的回答让斯梯芬万念俱灰。

一次斯梯芬的妻子正要喝下可以迅速致死的药水时，斯梯芬的内心激烈地挣扎着，“是梦幻还是真实，他既说不出话来，也没有力量移动。

假使这是真实的，而她的死期还没有到，那么醒醒吧，瑞茄，醒醒吧！”[3]（99）斯梯芬的痛苦皆由这个堕落的身体所带来，他极力地想要摆脱，但道德律令又让他永远对这个“走上
极端”的女性负责，永远也无法摆脱这样一个堕落的身体。

作者将斯梯芬·拉克普儿妻子的姓名、堕落的原因、结局等一切人物所需的背景全部隐去，旨在突出其堕落身体的丑怪特质。

作者的道德律令促使斯梯芬·布拉克普儿的妻子成为了令人厌恶的身体，而斯梯芬·布拉克普儿的道德律令却又规训着他不能抛弃这个丑陋的身体转而追求自己的所爱。

在富有激情的叙述中，狄更斯难掩对其的极度厌恶。

斯梯芬成为了作者的代言人，对一个自暴自弃、不承担责任、连累家庭的女性的控诉，当斯梯芬死后，本来已经摆脱了这个堕落身体所带来的一切痛苦，包括道德律令带来的心理煎熬，但可悲的是，附着在美好人物身体上的毒瘤却并没有随着美好人物生命的消逝而消失，这个堕落身体的负担又转移给了瑞茄，就像一个影子，伴随在焦煤镇的沉渣中。

二、愚蠢的身体
葛擂硬太太在小说中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病弱，没有生气，“是一个矮小，瘦弱，脸色苍白，眼圈淡红，被披肩裹成一团，在精神和身体方面都非常衰弱的人；她时常吃补药而不见效，一旦她表现出有点活气的时候，又总是被那倒在她身上的沉重的事实压得头昏眼花” [3]（19）。

在丈夫面前她是软弱而怯懦的，在家里的地位也显得无足轻重，可有可无，“象是一个随随便便制造成功的里面不够明亮的、小小的玻璃女人儿。

”[3]（20）当露意莎和小汤玛士看马戏被父亲捉住时，葛擂硬太太只能抽抽噎噎，以一副可怜样来得到儿女对家庭教育的理解，表现出对丈夫绝对服从、支持的姿态，
没有作为母亲的态度，也没有自我，而葛擂硬先生显然对这样“痛切有力的话”没留下好印象，而是不耐烦地皱着眉头。

她在丈夫面前一切附和的努力都显得徒劳和多余，在丈夫所遵循的“事实哲学”中，葛擂硬太太只是一个附属品，可以可以映衬凸显“事实”的工具。

“说真话，葛擂硬太太所掌握的‘事实’货色，一般说来是贫乏得可怜的；但是葛擂硬先生抬举她，和她结了婚，主要的是考虑了两个原因。

第一，关于计算方面，她是令人满意的；而第二，她这个人绝对‘不胡思乱想’。

所谓‘不胡思乱想’，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幻想；事实上，她脑子里当真没有这类东西掺杂在内，虽然作为一个人，她还没有达到绝顶白痴的地步。

”[3]（23）作者对葛擂硬太太的贬抑是如此直露和不留情面。

当“只剩下她单独跟她的丈夫和庞得贝先生在一道，光是这种情况又足以使这位可敬的太太发愣了，尽管并没有任何其他的事实和她发生冲突。

于是，她又变得象死去一般，同时也没有人理会她。

”[3]（23）葛擂硬太太在小说人物中的地位是尴尬和没有生气的，她矮小、瘦弱的身体没能接触广阔的社会，除了计算，智力相当平庸，无法理解世界的复杂性，对事物难得有正确的观察和认识，也缺乏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不愿动脑筋，自甘处于幼稚状态，这种状态也正好迎合了丈夫的“事实哲学”，甚至因为主体意识的淡漠还充当了“事实”教育的帮凶，露意莎和小汤玛士的人生悲剧似乎也成了必然。

葛擂硬太太终其一生她也没弄清楚儿女应该学习的最重要的东
西究竟是什么。

在弥留之际对露意莎说到：“但是有一样东西——
根本不是什么学——你父亲没碰到过，或者是他忘记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我时常同西丝坐在一道，想到这东西，现在想不起它名字了。

但是你父亲可能知道。

这就使我不安。

我要写信给他，为了天老爷的缘故，务必要问出这是什么东西。

给我一枝笔，给我一枝笔吧。

”[3]（222）她无法知道，对儿女应该陶冶天真，培养性情，而不是扼杀天性，她也永远不会明白自己给儿女们带来了怎样的痛苦。

她是一个失败的母亲，不称职的妻子，身体的愚蠢致使其女性主体意识淡漠，在小说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小说中这样讲到：“因为她意志薄弱，一向很少能够摆脱任何境遇，所以现在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也就没法再挣扎出来了”[3]（218）。

而这个身体的描述也许有狄更斯的那位母亲和一直慵懒的妻子的影子，我们从中可以窥见作者的愤懑与无奈。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愚蠢的身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没有谁表示出伤心，但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原谅。

“终于从人类在那儿生活的、要挣扎而又无法挣扎出来的黑暗世界中得到了解脱，她面部象《圣经》中的贤人和族长那样，充满了使人敬畏的严肃表情。

”[3]（222）对于一个一生都处于为他人所控制的愚蠢身体来说，丧失自我，失去女性文化场域，意志薄弱，生命的结束对她来说正是身体解脱束缚的开始。

三、怪诞的身体
伍蠡甫主编的《西方文论选》中指出：“滑稽的事物是某种错误或丑陋，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现成的例子如滑稽面具，它又丑又怪，但不使人感到痛苦。

”[4]《艰难时世》中的斯巴塞太太
就是一个滑稽怪诞的人。

沃尔夫·凯泽尔这样概括“怪诞”的性质，“怪诞是一种结构，它的性质可以用一句经常向我们暗示的话来总结：怪诞是异化的世界。

”这里的“异化”一般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形式上的怪诞性，它侧重自然秩序的被颠倒，另一种是侧重内容方面，反映的是一种社会上反人性的异化。

[5]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艰难时世》所有人物中，作者对斯巴塞太太的背景资料是介绍得最详细的，恰恰与那个令作者生出无限厌恶的堕落的身体——斯梯芬的妻子形成强烈发差。

斯巴塞太太是个贵族、寡妇、庞得贝的女管家，作者对这个“见过大世面”、“出身高贵”、“生着柯理奥蓝楼斯型的鼻子和又密又黑的睫毛”的傲慢贵族如何沦落为一个管家有着较为细致的交代，但斯巴塞太太的不幸婚姻从开始到结局都显得怪异，而本来高贵的人却甘愿沦为低贱的管家本身也是一种怪诞的表现。

斯巴塞太太和庞得贝正是在相互各取所需的关系中和谐相处，庞得贝需要借她的贵族身分来炫耀他自己的权势，“庞得贝惯常把她献宝似地献了出来；就算庞得贝是征服者，斯巴塞太太是被俘的公主，他在凯旋式的行列里把她作为俘虏献出来，其戏剧性也比不上他平时对她的所作所为。

”斯巴塞太太需要庞得贝的经济支持以维持生计，竭力想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和既得利益，所以对庞得贝极尽奉承拍马之能事，处处迎合主人，表现出物质化身体的焦虑，使自己成为丑怪化的身体，而为了维持贵族的美好身份，内心又极度鄙视这个出身卑微的暴发户，表现出女性权力身体焦虑。

由此，维
护自尊与接受侮辱的悖论使斯巴塞太太成为一个爱谄媚，伪善的妇人，在他人面前常常表现出庄重、尊贵的一面以维护自己贵族的身份及庞得贝的虚荣，但背地里却嘲笑、鄙视庞得贝，这段引文是最好的说明，“庞得贝的夸夸其谈或自鸣得意的各种自我表现对她都无影响；斯巴塞太太决意要可怜他，把他看作‘牺牲者’。

她又有礼貌，又亲切，又高兴，又充满希望；但是，她越有礼貌，越亲切，越高兴，越充满希望，就越显得她完全是个模范人物；作为‘牺牲者’和‘祭品’的他，也就越显得可怜。

”[3]（120）当庞得贝的银行发生盗窃案后，她总是当着庞得贝先生的面表示罕见的怜悯，但是当他不在时又用极端泼辣与藐视的态度对着他的画像，叫他作“大傻瓜”。

这是一个极度扭曲的怪诞的灵魂。

斯巴塞太太以奇特的方式接受庞得贝的婚姻，但当她到银行工作时，“准备以对‘牺牲者’的同情态度来招呼那过街而来的庞得贝先生。

他结婚已经一年了；而在这一年中，斯巴塞太太从没放过对他坚决表示怜悯的机会。

”[3]（127）在这座要比庞得贝先生的住宅还要大一倍红砖房子里，“斯巴塞太太意识到，在黄昏时候来到这放了文具的写字台中间，她就能放射出女性的、用不着说是很高贵的光芒，使办公室四壁增辉。

她拿了针线活儿或编结针坐在窗口，就有了一一种自尊之感，觉得可以拿她这种贵妇人的身份使那地方鄙俗的、市侩的气氛改过来。

”[3]（127-128）她觉得自己是个有趣人物，自认为是这银行的“仙女”。

但是她却不知道市镇上的人们看见她坐在那儿，把她看做这银行的“恶龙”，在看守着那座矿
山的宝藏。

她一面祝福庞得贝的婚姻，一面又挑拨是非，象一只猎犬一样监视着露意莎，“她向那房子走去，但她还是躲在灌木丛中，在房子外晙来晙去，从树叶中偷瞟着楼下那许多窗子。

……她试探地到花园里窥探一下，也一无所得。

她想到了树林，就偷偷向那儿溜去，不管草深荆棘多，不管毛虫、蜗牛、鼻涕虫和一切爬行的东西。

斯巴塞太太那对黑眼睛留神地向前盯着，那钩鼻子向前伸着，在密密匝匝的乱树棵子里蹑手蹑脚地挤过去，她一心一意要达到目的，即使树丛里尽是毒蛇，她大概还要这样做。

”[3]（232）在经历了自己婚姻的不幸后，她似乎也诅咒起了所有的爱情与婚姻，她并非忠于庞得贝，而是极尽所能找出露意莎偷情的证据来破坏这场婚姻。

“白长袜染成了五颜六色，最显著的是绿色；她鞋子里尽是荆棘的刺；毛毛虫吐着丝从她衣服的各部分吊下来，仿佛躺在它们自制的吊床中。

小川小河从她的帽子和罗马式鼻子流下。

”[3]（235）这位贵妇人为了心里的一个可怕的念头，把自己搞得浑身肮脏，狼狈不堪。

肖伯纳指出，“《艰难时世》中的斯巴塞太太在表达她自己时，自始至终都很怪诞，即使让伦勃朗给这种类型的真正妇女画幅肖像，也不会更加逼真。

她的本性，她的举止态度上的花招，她接受庞德贝先生的婚姻的方式，她那追踪露意莎和派格拉太太的本能，这些描绘都出自无懈可击的手笔；而且她说的话也完全适合人物的性格和身份。

在一出极尽插科打诨之能事的小丑戏中没有任何丑角，能以更加淋漓尽致的滑稽台词来表达所有的这些事实。

”[6]斯巴塞太太的怪诞是逼真的，合乎人物的性格和身份，在追踪露薏
莎和派格拉太太相继触怒庞得贝后，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失衡，所剩下的只有相互鄙视了。

“要是画像上你那副尊容能讲话，老爷——只不过它比所画的人要强些；因为他既不会瞎三话四地连累自己，又不会胡说八道地讨人嫌——它一定可以证明我很早以前就一贯地说它是‘大傻瓜’的画像。

‘大傻瓜’所做的事不会使人惊异或者生气，‘大傻瓜’的一举一动只能引起别人对他的鄙弃。

”[3]（322-323）也许这是斯巴塞太太在庞得贝面前所说的唯一一句大实话，一吐多年来胸中不快，此时与庞得贝的争锋相对、恶语报复又在情理之中。

四、结语
“文学作品中的身体现象既是客观存在的人类身体的反映，又有其自身的文化历史逻辑，并与作家的身体观念和身体认知形成对立、冲突、交织、融合等多种关系。

”[7]在狄更斯在作品中，对女性丑怪身体的书写，具有两个方面的象征性寓意：第一，表达作者的理想女性观。

无疑，在小说中，作者理想的女性身体是西丝·朱浦和瑞茄，西丝是一个给冷冰冰的石屋带来生气的天使，正是她的天真善良拯救了讲究“事实哲学”的葛擂硬一家，“发出以一种美丽的光辉照耀着对方心中黑暗的地方。

”而瑞茄是支撑下层工人斯梯芬继续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只有她能让斯梯芬波涛汹涌的海面平静下来，在斯梯芬眼中，瑞茄的头上是有一圈圣人的光轮的，在她们身上体现了作者的基督教救赎精神。

集中起来，狄更斯理想的女性身体本质应是纯朴、温柔、善良，总是为他人着想的。

第二，揭
露十九世纪英国工业文明所附有的社会罪恶。

作为一部描述社会问题的小说，《艰难时世》通过对堕落身体的极度厌恶、对愚蠢身体的鄙视、对怪诞身体的讽刺，旨在以漫画式的笔法对丑陋的事物加以批判。

肖伯纳指出：“十九世纪伟大的皈依转变不是证明个人的罪恶，而是证明社会的罪恶。

十九世纪前半期自以为是历来最伟大的时代，而后半期则发觉它是历来最邪恶的时期。

前半期对中世纪鄙视而怜悯，认为中世纪野蛮、残酷、迷信和无知。

后半期则认为除了恢复中世纪的信仰、艺术和人性外，人类没有任何希望。

”[8]狄更斯做到了这一点，资本家积累财富过程中的种种罪恶，“事实哲学”中种种弊端，教育中性情陶冶的缺失，物质化社会对人性的扭曲等等，在小说中均一一呈现，发人深省。

“《艰难时世》是写来让你感到不舒适的，它确实会使你感到不舒适（你活该如此）；虽然，它比以前任何两部著作都可能使你更感兴趣，但肯定能给你留下更深的伤痕。

”[9]狄更斯笔下对丑陋的讽刺不会少于他对美好特征的诗意刻画，正是丑怪化的书写让读者感到不舒适，因为这种丑怪不仅是个人化身体的符号式意义呈现，也包含了作者对社会弊端的揭露方式，将伤痕赤裸裸地揭露给读者看，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从而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其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对社会严厉控诉的魄力在十九世纪的英国作家中是独树一帜的，无怪乎约翰·罗斯金曾宣称《艰难时世》是狄更斯最好的小说。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英]约翰·罗斯金，读《艰难时世》札记[m]//罗经国主编.
狄更斯评论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33-34
[2] [法]雨果.雨果论文学艺术[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35
[3] [英]查尔斯·狄更斯著，艰难时世[m].全曾嘏胡文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
[4] 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55
[5] 张中锋.论丑在西方文学发展中的演变[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6][8][9] [英]肖伯纳，艰难时世[m]//罗经国主编.狄更斯评论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88，83，87
[7] 徐蕾.当代西方文学研究中的身体视角：回顾与反思[j].外国文学评论，2012（1）
作者简介：吕莉（1982-），女，四川民族学院英语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