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贺岁片(三)：贺岁片内涵

二、贺岁片内涵
关于贺岁片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影片，众说纷纭。大致可以将这些不同观点分为三类，即“类型说” 、“档期说” 和“模糊说” 。
（一）类型说
所谓类型说，就是认为“贺岁片是一种喜剧类型片” 的观点。持这种观点者有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电影学专家胡克、《大众电影》杂志社总编辑蔡师勇以及北京新影联公司经理高军等人，这种观点有成为主流观点的趋势。
胡克在1999年春节后分析贺岁片《不见不散》的导演时提出了类型说。当然，他更多地是指《不见不散》符合某一种类型：“这（《不见不散》）是一部浪漫喜剧片，在我国不多见，但是在美国好莱坞，却是一种成熟类型” 。而没有明确提出整个贺岁片是一种喜剧类型片。
蔡师勇同样是在1999年春节后提出了类型说，他的类型说比胡克的更鲜明，他说：“贺岁片作为一种类型电影体现了走向市场产销一体化的趋势，它首先考虑观众的需求、好恶是值得鼓励的，但是片子如果一味地以笑闹见长，多了会令观众反感。观众最终呼唤针砭时弊，揭露假丑恶，服务于现实生活的喜剧贺岁佳作。” 蔡师勇的观点中包含有这几层意思：⑴首先，贺岁片是一种类型片；⑵其次，贺岁片以市场——观众的需求为依托；⑶再次，贺岁片的类型是喜剧片；⑷最后，贺岁片应接近现实生活，而且不能一味笑闹。但是，蔡师勇也没有明确界定出贺岁类型的特征。
在北京晚报2001年1月12日的文章《贺岁片离贺岁市场还很远》中，作者戴方这样说：“除了探讨档期外，我们再看一看贺岁片这种类型。我们在这方面很快就掌握了贺岁片的基本要素：喜剧、明星、炒作。但是，掌握了要素并不就意味着你能拍一部成功的贺岁片。” 在2001年1月22日《北京日报》的《观众买不买“贺岁片” 的帐？》一文中，记者赵文侠也指出“喜剧＋明星＋炒作似乎已成了贺岁的代名词了” 。
曾多次负责推广发行贺岁片的高军则认为，贺岁片应具备三个条件：“首先，它必须是喜剧。影片的格调必须是喜庆的，大团圆结局。正剧、悲剧都不适合的。这也是受民族文化根源的影响……其次，贺岁片必须具备知名度的主创阵容，组合要有新意。最后，就是运作要注意档期。” 从整段话来看，高军肯定属于“类型派” ，他提出的“喜剧+知名度主创阵容” 和前面“类型派” 提出的“喜剧+明星” 如出一辙，只是他最后提出“档期” 一说反映出了他在“档期说” 上的犹豫，当然，他说的是“运作” 而不是“创作” 。
对于“贺岁片是什么” 这个问题，“贺岁” 导演冯小刚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用四部走喜剧路

子的“贺岁片” 给出了答案，不过他也觉得“‘贺岁片‘对于我们也有疲劳感，没有新鲜感，我们想尽办法给观众一道好菜” ，“明年贺岁片可能有大的变化，也许会拍《我的青春往事》或者《我的1942》” ，但是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认为这个充满了“悲喜故事” 的《我的1942》（在另一本杂志上被称为《温故1942》）不大会是贺岁片，不知他说的这部影片不是喜剧片还是不在春节档期放映。特别是在大洋网（）2002年12月21日的新闻中，冯小刚这样说：“贺岁片不一定非得是喜剧，你的吸引观众，拍得好看。要么非常可笑，要么催人泪下，要么深入剖析了人性，如果拍不好，贴什么标签也没用。也许我下次拍部感情戏，讲点青春往事，进行各种类型的尝试。” 从这些话来看，冯小刚似乎很接近于“档期说” ，但是就目前来说，冯小刚实际操作的贺岁片肯定是走喜剧路子，关于《大腕》的名字就证明这一点——冯小刚说：“刚开始是《大腕的葬礼》，后来考虑到是一部贺岁片，重要的是它在新年之际放映，希望给大家带去笑声，而不是沉重的悲情，也为了发行。现在看来《大腕》更好一些。” 不但影片的名字为了喜庆而被更改，就是影片的结尾也因考虑到春节的观众心理作了调整。基于此，把他放在“类型说” 似乎适合一些。
“类型说” 派基本上认定贺岁片是一种喜剧性类型片，但是，作为一种类型片的贺岁片究竟应该包括那些基本类型元素，在当前电影界和学术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二）档期说
所谓档期说，就是认为“贺岁片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是在春节档期放映的影片而已” 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也为数不少，最为突出的当数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的制片人刘沙，他也是贺岁片《美丽的家》的制片人。
在一次采访中，刘沙这样说道：“首先，贺岁片不是电影的种类，只是一个档期。没有规定贺岁档期的电影一定要怎样。如果说这也不是贺岁片，那也不是贺岁片，倒让人奇怪了，贺岁片究竟应该什么样呢？” 随后他指出“《美丽的家》定位也不是一部喜剧” 。于是他推出了“定位不是一部喜剧” 的《美丽的家》，作为继冯小刚贺岁三部曲之后的紫禁城影业公司的第四部贺岁片，很可惜，他的这一次创举未能在票房上获得成功。
正是《美丽的家》《幸福时光》等贺岁片的票房失利，让“贺岁片应该是喜剧类型片” 的呼声在随后的两年里成为最强音。
准确地说来，虽然刘沙声明《美丽的家》定位不是一部喜剧，但多少还是倾向于“含泪的微笑” ，并不是一部彻底的悲剧或者正剧。
此前，影评家贾

磊磊在《电影艺术》1999年第二期发表了名为《风行水上激动波涛——中国类型影片（1977—1997）述评》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在论述1977—1997年中国的喜剧影片的创作格局的时候，特别值得思忖的一部影片是《甲方乙方》。制作者除了沿袭了‘明星效应‘的商业策略之外，它所采取的一系列制作方式几乎都是‘非类型化‘的：王朔笔下的市民生活，‘小品式‘的电影拼贴样式，屡次受到嘲弄的影片主人公，甚至还有令人悲痛的死亡送别——这一切离类型影片的经典制作规范都相距甚远。……更为重要的是北京紫禁城影片公司事实上在京拥有的院线，使它‘占领‘了元旦至春节这样一个中国传统节日的‘最佳时段‘，从而赢得了近乎奇迹般的票房收入。” 这可以说是最早的“非类型化” 的“档期说” ，不过，贾磊磊的观点没有刘沙的那样旗帜鲜明。
（三）模糊说
所谓模糊说，就是既不完全赞成类型说，也不完全赞成档期说，也没有明确反对这两种观点提出自己观点。这种人也很多，以著名导演张艺谋为代表。2002年，中国电影资料馆设立的官方网站“银海网” 也提出了这种模模糊糊的观点。
2001年初，张艺谋在推出贺岁片《幸福时光》后说：“我没有特别在意‘贺岁片‘这个词，现在约定俗成，把这个时间段上的影片都称为‘贺岁片‘。《幸福时光》严格来说也不是专门为过年拍的，赶巧了，几部影片大体风格差不多，都是走喜庆、轻松、娱乐这种路线，这倒符合这个档期的受众心理，标志着我们的电影有了市场意识后慢慢规范化的一种做法。像好莱坞电影也是非常注重档期的，不管导演出于什么目的拍的电影，到了发行人那里，他一定根据全年的规划来做，这种方式挺好。我想观众会喜欢在过年的时候看这类影片，你弄一个特悲剧的电影，让人家哭得乱七八糟的，不一定适合元旦、春节。现在市场不太规范，对大众的口味我们也没太大的把握。我原来觉得《花样年华》是一部比较高雅的片子，是否会有那么多观众？结果却让我感到意外，还有很多人做张曼玉的旗袍。拍电影的人市场意识要强，但我还是在意过去的一句老话：要普及，也要提高。作为一个导演你只是一味地迎合市场，时间长了会削弱电影的文化内涵。……我们中国内地的电影长时间形成了自己的审美标准，老百姓其实并不满足于你给他快餐式的东西。中国内地电影多年来坚持一贯的人文个性，观众也有这个愿望，我们不要低估了老百姓。”
张艺谋这番话很有意思，可以看出他对贺岁片矛盾而模糊的认识。
首先，他将贺岁片归结为“档期片” ——因为

是“约定俗成，把这个时间段上的影片都称为‘贺岁片‘” 。不过，张艺谋认为贺岁片还是应走“喜庆、轻松、娱乐这种路线” ，因为“这符合这个档期的受众心理” 。这就是张艺谋的矛盾认识：既把贺岁片归纳为“（春节前后）这个时间段上（映）的（所有类型的）影片” ，又不太肯定地感觉到贺岁片应该是喜庆类型的影片，而不是所有的类型。这种不太肯定的感觉在他看到香港导演王家卫推出叫好又叫座的《花样年华》后加强了，因为《花样年华》在大陆上映时间也在年底，而且不是一部走“喜庆” 路线的影片，因此他的言外之意就有了这样一层意思：贺岁片说不定可以是喜剧以外的影片。这样，在走“喜庆、轻松” 路线时，张艺谋的创作思想稍稍朝“档期说” 靠了靠，就有了并不属于“喜庆、轻松、娱乐” 一类又带点喜剧意思的贺岁片《幸福时光》。《幸福时光》的票房应该说是很失败的，究其根本，还是源于他对贺岁片是档期片还是类型片的模糊而矛盾的认识。另外，他的第一句话“我没有特别在意‘贺岁片‘这个词” 更是导致票房失利的重要原因，在本文以后的部分将做进一步探讨。
中国电影资料馆设立的官方网站银海网提出“贺岁片应该是一个档期的概念，但如今却更富有了类型片的意味” （2002年1月23日版）这样的说法，这其实是将“模糊说” 明确化，既认为贺岁片应该是一个档期概念，又承认贺岁片更象是一种类型片。
对“贺岁片是什么” 的三种不同的回答，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两种：“类型说” 和“档期说” 。“模糊说” 其实不是观点，而是在“类型说” 和“档期说” 之间徘徊的一种态度。这种徘徊的态度正好说明“类型说” 与“档期说” 之间存在着同一种认识下的某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
共识就是：但凡春节上映的影片就可以贴上“贺岁片” 的语言标签，但是贴上标签不等于票房收入就有了保证。
矛盾就是：贺岁片一定是喜剧类型片吗？“类型说” 坚持贺岁片一定是、必须是喜剧类型片。“档期说” 强烈地反对“贺岁片必须是喜剧片” 的说法，认为贺岁片不是什么类型，它只是在一个特殊的档期放映的影片，因此，它可以是任何类型的影片，可以是喜剧，也可以是悲剧、正剧。总结一句话，就是“一（种类型）与（多种类型，甚至任何影片）” 的分歧。
贺岁片究竟是什么？是类型说坚持的喜剧类型片？还是档期说坚持的在春节档期放映的各种影片？或者另有说法？
让我们从类型说、档期说本身入手，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