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拉自然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课程论文
题目《左拉自然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课程名称外国文学
专业汉语言文学
班级2013（1）班
姓名严学刚
所在学院人文学院
完成时间：2016 年 4 月
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严学刚
《左拉自然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埃米尔·左拉（法语：Émile Zola，1840年4月2日－1902年9月29日），法国著名自然主义小说家和理论家，自然主义文学流派创始人与领袖。

19世纪后半期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自然主义文学理论，被视为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遗产的组成部分。

左拉从28岁到54岁，勤奋写作了26年，终于写完了巨著《卢贡-玛卡一家人的自然史和社会史》，包括20部长篇小说，登场人物达1000多人，其中著名的有《小酒店》《萌芽》《娜娜》《金钱》等。

自然主义（Le Naturalisme）是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一种倾向。

作为创作方法，自然主义一方面排斥浪漫主义的想象、夸张、抒情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轻视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典型概括，而追求绝对的客观性，崇尚单纯地描摹自然，着重对现实生活的表面现象作记录式的写照，并企图以自然规律特别是生物学规律解释人和人类社会。

在文学艺术上，以“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仿”作为出发点的自然主义创作倾向，是同现实主义创作倾向一样源远流长的。

但作为一个比较自觉的、具有现代含义的文艺流派，自然主义则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在法国兴起，然后波及欧洲一些国家，并影响到文化和艺术的许多部门。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西方各种思潮进入中国，自然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也被带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之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并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时至今日，不少人在考察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关系时，仍旧停留在仅仅强调自然主义大胆直接的描写方式，过分关注背景和外在层面的定性问题，而忽略了自然主义形式技巧的思想源泉和美学意味，以及由此给中国文学带来的突破性的影响。

因此，本文试图从两个角度入手探讨这一时期西方自然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发展过程。

首先通过对其在中国现代文坛的传播、译介等事实的考证，明确自然主义最初进入中国以及其在传播发展中所发生的变异并分析原因。

其次，运用比较的方法，简要分析具体的作品，着重选取茅盾、李劫人等受到自然主义影响的作家作品，与经典的自然主义原作进行比较，从而确认自然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实际影响，以及国人对它的转化性接受。

文章共分三大部分，分别介绍自然主义概念的起源和流变，自然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坛的传播和发展，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影响。

在第一部分中，将通过对“自然主义”概念来源的梳理，来明确下文将要叙述的核心问题。

第二部分中，重在梳理中国现代文坛对“自然主义”的接受过程。

文章提到自陈独秀撰写《欧洲文艺史谭》一文，首次向国内详细介绍自然主义理论，到茅盾利用《小说月报》为阵地大力宣扬自然主义，主持有关大讨论，直至最后热潮退去。

自然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经历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交融，最终被转化性吸收。

最后一部分主要是运用比较的手法进行作品分析。

尽管并没有人真正承认自己是自然主义作家，创作过自然主义作品。

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学者的接受视野和选择性阐释在那场思潮中确实产生了变化，并创造性地学习吸收自然主义、直至为我所用，时代的文学印记终究无法抹去。

茅盾仔细考察了“一部西洋文学思潮史”，认为，若以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或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这一世界近代“文艺进化的大路线”来衡量，中国文学的发展“尚徘徊于‘古典’‘浪漫’的中间，大大落后于西欧文学。

”中国文学现代化，自然也要受这个路线制约，“西洋文学进化途中所已演过的主义，我们也有演一过之必要”。

按茅盾最初的认识，西方后出的“新浪漫主义”最为理想，但当时的中国“却还是停留在写实以前”，中国文学尚未受过自然主义的洗礼，而未经自然主义的洗礼，就侈谈“新浪漫主义”，在茅盾看来，“简直是等于向瞽者夸彩色之美”。

茅盾反复强调中国文学必须“经受自然主义的洗礼”，他的本意并不仅仅囿于世界文学这一“进化通则”，而是从中国新文学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基于“为人生”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的深层考虑。

就是说，驱使茅盾在二十年代初(1920
—1922年间)集中精力介绍自然主义文学的直接的、主要的动因，就是为了补救国内小说创作的“时弊”，更好地建立“为人生”的新文学。

从当时的文坛创作看，茅盾认为，当时小说创作的“时弊”不外乎二端：一是旧派小说存在着严重地背离人生的错误倾向，二是新派小说存在着不能深刻地表现人生的缺陷，而所谓的旧派与新派，在茅盾那里是以文学与人生之关系而加以区分的：“旧派把文学看作消遣品，看作游戏之事，看作载道之器，或者看作牟利的商品，新派是文学表现人生的，诉通人与人间的情感，扩大人们的同情的。

”充斥于“五四”初期文坛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多属这种“消遣”游戏，完全背离人生的文学，茅盾深感这一旧派的弊端，指出：“以文学为游戏为消遣，这是国人历来对于文学的观念，但凭想当然不求实地观察这是国人历来相传的描写方法，这两者实是中国文学不能进步的主要原因。

”因此，茅盾要输进自然主义文学，他以为这是校正这两个毛病的“对症药”。

至于“五四”初期触及社会人生的新派小说，不只作品“内容单薄，用意浅显”，往往不能通过一段人生的描写来揭示“另一内在的根本问题”。

这些作品最大的毛病是缺乏真实性：“现在热心于新文学的，自然多半是青年，新思想要求他们注意社会问题，同情于第四阶级，爱‘被损害与被侮辱者’，他们照办了，他们要把这种精神灌到创作中去，然而他们对于第四阶级的生活状况素不熟悉；勉强描写素不熟悉的人生，随你手段怎样高强，总是不对的，总要露出不真实的马脚来。

”产生这种弊病的原因都是由于作者，“不实地观察”，“忽视客观描写所致”，据此，茅盾认为，“若不乘此把自然主义狠狠的提倡一番，怕‘新文学’又要回到原路。

”
郁达夫虽然批评了自然主义的纯客观和科学的描写方法及局面太小、模仿太过的特点(前两点是指西方自然主义文学的特点，后两点是指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特点)，但我们又分明看到他总是不自觉地在小说创作中运用了田山花袋等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注重个人自我审视、表现人的生物本能、自我暴露、不重技巧的写实的方法，同时也继承了西方自然主义文学的关注现实的特点，常常从人物内心的探索开始，既大胆地抒写人的性苦闷，又抒写人的生之苦闷。

从个人的、表面的不幸中，力求寻找社会根源，将个人不幸升华为人类不幸，乃至伸展到对社会的控诉，使小说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

也就是说他对西方自然主义和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是各有取舍的，只是这种取舍意识对他自己来说还没有意识到而已。

由此也有理由推断：郁达夫到写以上那些批评文字为止，是没有明确地分辨出日本自然主义和西方自然主义的区别所在的。

郁达夫喜欢并借鉴日本自然主义私小说作家花袋的作品的原因可以从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

郁达夫留学日本的十年正处于日本大正时期。

从时间上来说，日本大正时代大致相当于中国“五四”前后；从思想方面来看，这也正是要求“两性解放”的呼声日益高涨，世纪末的各种文艺思潮此消彼长、竟相争妍之际。

关于那个时候日本的时代风貌，他曾这样叙述道：“当时的名女优像衣川孔雀，森川律子辈的妖艳的照相，化妆之前的半裸体的照相，妇女画报上的淑女名姝的记载，东京闻人的姬妾的艳闻等等，凡足以挑动青年心理的一切对象与事件，在这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代里，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

伊孛生(今译易卜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和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凡这些问题。

一时竞如潮水似地杀到了东京，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

”
这一时期，对于郁达夫来说，已是生理、心理发育成熟的时期，也是“自我”意识张扬的时期，两性的认识更明显更精细，自然表现出对异性的向往和性欲的冲动。

但弱国子民的地位，加之独处异国的孤独和寂寞，使他更加渴望异性的关爱。

作者也曾毫不避讳地回忆起那个时期自己的痛苦：“谙熟了日本的言语风习，谋得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揖别了血族相
连的亲戚弟兄，独自一个在东京住定以后，于旅舍寒灯的底下，或街头漫步的时候，最恼乱我的心灵的，是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以及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

”欲望不能满足时也只能选择压抑，由压抑而生出无尽的苦闷，“二十岁的青春，正在我的体内发育伸张，所以性的苦闷，也昂进到了不可抑制的地步。

”他是把人对异性的要求当作极其正常的事情看待的，认为这种欲望是爱情、婚姻、家庭、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所以他才会在作品中毫不讳言性的问题。

左拉认为作家如果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去进行创作,对于读者来说就是一种说谎,是不道德的;相反,忠实于生活的创作才是尊重读者,才是道德的。

而池莉《烦恼人生》正是在创作中实践着左拉的文学道德观的。

《烦恼人生》预示了一种文化倾向,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已彻底失去了乌托邦冲动。

人们已经被日常生活琐事左右,被眼前的利益支配。

直面人生的烦恼、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真实地复制和还原出芸芸众生的生存本相,把现实与理想尖锐对立的生存现实再现出来,摒弃对现象后面所谓“本质”的挖掘与揭示,无情地拆除所有附加于日常世俗生活的主体性想象,已经成为部分作家自觉的创作追求。

池莉所描写的烦恼却又是生活之中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人们都会遇到的烦恼。

池莉似乎只注重生活本身,只执着于自己的创作信念,不在乎是否具有哲理和崇高。

然而在《烦恼人生》中,作者对生存本相的关注恰恰昭示出了关于生存本相的哲学思考。

“池莉所认定的这种社会人生哲学,在她的‘人生’系列的‘新写实’作品中,主要是表现为一种‘知足’、‘能忍’和‘顺乎自然’的人生态度。

按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说法,这种人生态度是属于道家哲学范畴的一种‘相对幸福’的人生哲学。

”
参考文献
[1]《左拉自然主义文学叙事的感受性与象征化》-傅军，刘艳
[2] 《茅盾与自然主义》-宋聚轩
[3] 《从池莉的<烦恼人生>中看自然主义的创作观》-庞珂珂
[4] 《郁达夫与自然主义》-田昊然
[5] 《徘徊在训谕与真实之间》—左拉在中国-钱林森，苏文煌
[6] 《茅盾与左拉自然主义》-顾国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