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运动及其影响】 运动桂林

【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运动及其影响】运动桂
林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八年抗战无疑是最悲壮的一页。

抗战时期的桂林，汇集了全国大量文化名人，他们办刊、出报，他们写作、绘画，他们演戏、合唱，用文化吹响战斗的号角，激励各族人民团结抗战，使桂林成为一座举世闻名的文化城。

一、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概况
1939年，随着大批文化人士、文化机构和文艺团体的到来，桂林形成第一次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高潮。

1941年初在皖南事变的影响下，桂林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陷入低潮。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和香港沦陷，又有大批文化人从沦陷区辗转来到桂林，1942至1943年，桂林再现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高潮，直到1944年春的西南戏剧展。

当年夏秋，受战局的影响，文化人撤退，桂林沦陷，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结束。

尽管运动在初期面临敌机轰炸的直接威胁，中期出现政治生态环境恶化，后期有文化人的生活窘迫以及文化市场上出现种种不良现象的重重困难，但在抗战旗帜下，在中国共产
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方针政策的指导和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抗战文化运动在桂林轰轰烈烈地开展。

（一）抗日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抗战期间，桂林的书店、出版社、印刷业、图书、杂志出版、社会科学研究诸多方面都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

书店、出版社的建立如雨后春笋。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期间桂林先后有各类书店、出版社共200余家[1]2，党直接领导和影响下的进步书店和出版社，如《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文化供应社、三户图书社等，其出版物在广大读者尤其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出版业的发展带动印刷业迅速增长。

抗战前桂林印刷企业不到30家，大部分属手工印刷，没有一家专门印制书版的印刷厂。

抗战以后，据1943年7月的统计：桂林已有大小印刷厂109家，其中从事书版印刷的大型印刷厂8家，还有从事彩印、铸字、装钉的，设备比较齐全。

每月的生产用纸达1万令到1.5万令，排字生产达3000万字到4000万字[1]2。

著名出版家赵家璧曾说：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书刊，有80%是桂林出版的[2]37。

随着出版社、印刷厂的激增，图书、杂志的出版也显得空前繁荣。

抗战时期在桂林出版的文艺著作多达1000多种，丛书50余套，杂志共出版了200多种，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学、戏剧、美术、音乐、青年、妇女、
少年儿童等方面[1]3，发行的网线遍及全国。

新闻出版也相当活跃，当时在桂林的通讯社有5家，出版发行的大小报纸有13家，是桂林历史上出版报纸最多的一个时期。

在社会科学方面，抗战期间桂林有多个社会科学团体，其中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广西建设研究会等影响较大，发行的刊物达数十种，内容涉及抗战时政、农村及广西建设、教育、文化、青年、妇女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一些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也在桂林传播。

（二）抗日文艺运动空前活跃
抗战期间，文化团体之多，文化活动之活跃，是桂林以往所没有过的。

文学方面，在诗歌、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小说的创作以及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上取得累累硕果;音乐方面，除了出版一批音乐刊物，还经常开展音乐活动，30多个歌咏队，活跃在桂林的学校、厂矿和街道，抗战歌曲广为传唱，后来还举行万人大合唱，桂林成了抗战的歌海;美术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漫画与木刻，美术工作者用画笔和刻刀宣传抗战主题;戏剧活动则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中成就最为突出的部门，当时活跃在桂林的戏剧团队约有70多个，街头剧、独幕剧几乎天天上演，场场爆满，影响较大的除了街头剧和话剧，经过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改革的广西地方剧种桂剧《梁红玉》、《桃花扇》等也深受欢迎。

1944年春举办的“西南剧
展”，时间持续了3个月，参演者来自粤、桂、湘、赣4省的28个单位，演员近千人，演出剧目60多个、175场，观众总数超过十万人次[2]332，堪称为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高潮，也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壮举。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加入，赋予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更为丰富的内容。

国际反法西斯文化战士如朝鲜的李斗山、越南的胡志明和日本的鹿地亘等是其中代表，他们通过办报写文、演讲排戏等各种文化活动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战。

往来于桂林的各国记者、作家，如美国记者爱泼斯坦、作家史沫特莱和德国作家王安娜等人，通过他们的文章和言论，将世界各地反法西斯运动情况介绍给桂林，也将桂林和中国的抗战情况介绍给世界[3]。

从1938年到1944年湘桂大撤退的6年间，桂林的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文化艺术各方面空前繁荣，桂林也成为中国南部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中心，被誉为“文化城”，名扬海内外。

二、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出现并得以蓬勃发展的原因
在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并不发达、又地处边疆的一个规模不大的城市，为什么会短时间内聚集如此大规模的文化力量、出现这样一场轰轰烈烈又波澜壮阔的文化运动？它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社会现实和抗
战进程、政治开明的新桂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文化运动的共产党以人以及各界进步文化人士的各种努力，共同造就了这一场文化运动。

（一）桂林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
桂林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们就留下了甑皮岩这个中国南方重要的文化遗址;秦代修建了水利工程灵渠，沟通了漓江和湘江，中原文化从此逐步传入，与岭南文化有机融合，孕育了桂林的地域文化。

桂林从宋代至民国期间历为广西首府，千百年来，它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盖世的山水风光，吸引历代文人骚客，留下无数诗文碑刻。

明清乃至近现代，桂林文化空前发展，学校林立，学子万千，文风炽盛，名人辈出，明清两代广西举人有半数以上出自桂林府，后来更有如石涛、陈宏谋、王鹏运、况周颐、梁漱溟、马君武等思想文化界名人永载史册。

清末康有为曾两次到桂林讲学，传播维新变法思想，造成很大影响，梁启超称赞桂林是“新学的源泉”地之一[4]。

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桂林积极传播进步思想文化，营造了一种进步的文化氛围。

20世纪30年代崛起的广西新桂系基于“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政治诉求，在广西提出并实施过自卫、自给、自治的“三自政策”，并根据“三自政策”大规模地开展政治、经
济、文化、军事四大建设，在发展教育上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大提高了广西特别是桂林人民的文化素质。

这样的文化传统，加之后来的文化建设，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出现、桂林成为抗战时期文化城的历史基础。

（二）桂林抗战时期特殊的地理位置
从地理上来看，桂林是广西的省会，地处西南和东南的交界地。

广州、武汉失守后，桂林是全国仅剩的几个未被日军占领的城市之一。

这里西通云贵川陕，东达湘鄂浙皖，南及越南、香港和南洋，不仅是西南和东南的交通枢纽，而且还是由重庆至江南数省及皖南新四军、东江游击区和西南各省党组织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延安党中央的中转站，无论是由重庆到东南各省及新四军根据地，还是由东南各省前往重庆、昆明以至陕北，都得由桂林中转。

加上桂林接近香港和东江游击区，又是通过香港联系海外、沟通信息，特别是与南洋各地联系的重要通道，在地理上可进可退，相比于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重庆，大有迥旋余地[2]114。

所以，许多进步文化人出于战略上的考虑，都不去重庆而愿来桂林。

（三）抗日战争客观形势所需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不仅需要前方将士奋勇杀敌，也需要用文化去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为抗战胜利
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援。

正因如此，全面抗战以后，国统区文化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然而，武汉、广州失守，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受到沉重打击，而面对正面战场的节节失利，文化的宣传和鼓动工作更为迫切，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正是在旧的文化中心沦陷后，战争的形势发展又迫切需要文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情况下兴起与发展的。

中国现代文化的中心在北平、上海。

在两地相继沦陷以后，文化界人士和文化事业机构撤至汉口、广州。

1938年10月，由于敌人的进攻，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武汉、广州又相继失守，许多文化人又往桂林、香港转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也沦陷了，当时战斗在那里的文化人，除少数人去重庆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外，绝大部分又内迁桂林。

所以，桂林在这一时期内，集中了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

随之而来的，是报刊杂志、出版社印刷厂和文艺团体等等[5]。

在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下，短时间内大规模的文化力量和文化机构聚集桂林，以此为阵地，开展抗战文化救亡运动。

（四）广西抗战时特殊的政治环境
比起沦陷区，比起政治上控制森严的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重庆，对于抗日进步文化人来说更适合栖息和工作，更具吸引力的，是广西相对民主的政治气氛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新桂系实力派一向与蒋介石集团貌合神离，既有合作又有矛盾。

为了与蒋介石抗衡，新桂系利用抗日之机，拼命扩充自己的力量和影响。

他们顺应抗日的历史潮流，做出抗战的姿态，在一段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不但允许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士在桂林进行抗战活动，而且还给予一定的合作和支持，比如同意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广西建设研究会，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亲任会长、副会长，后来举办西南剧展，省主席黄旭初慨允担任会长，李宗仁和白崇禧任名誉会长，给大会拨付经费，广西当局介入扩大剧展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并保障剧展的顺利举行。

特别是以李济深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和以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为代表的桂系民主派，他们一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要求民主，同情并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与中共保持着密切关系，与党外进步文化人也有着广泛的联系，对进步文化事业曾给予积极支持，如桂林较大的进步文化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就是得到他们的支持创办起来的[2]32。

由于这些人特殊的身份和民主的政治态度，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新桂系上层的活动和决策，推动新桂系在广西采取开明的政策措施。

在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遇到某些困难的时候，给以方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掩护和保护的作用。

由于有新桂系和民主派的参与，进步的文化活动能公开、合法的进行。

总之，新桂系支持文化团体和文化机构的建立，参与大型进步文化活动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

（五）大批文化界进步人士的积极推动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因素把战时的桂林变成了一个暂时相对比较安全、相对比较稳定的避难地。

全国抗战开展后，沦陷区大批的文化人先后来到桂林。

从1938年10月到1944年9月，在这一时期内，集中在桂林的文化人，达千人以上，其中，有文化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有科学家教授和学者;文学艺术方面，有作家、诗人、戏剧家、美术家和音乐家，这是桂林开展各项文化活动的重要力量，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发展的强大原动力。

这些文化人士流亡到桂林后，即与活跃在桂林的广西进步文化人士汇聚在一起，家仇国恨驱使他们以笔当枪，把歌声当号角，走街串巷，深入农村、工厂，深入敌后，走上前线，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鼓与呼，给广西官兵和民众送去精神食粮。

他们的创造和实践活动使桂林的文化运动充满了活力，不但对于桂林，而且对整个国统区的进步文化和文艺运动，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

（六）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贯彻
早在抗战前夕，中国共产党就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的社会各阶级和政治情况，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了争取中间势力中地方实力派，党中央早在抗战前夕就已同新桂系当局保持着联系。

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多次接触新桂系首脑，做了很多工作。

由于中共对新桂系采取谦诚的态度，注重他们的利益，真心实意支持广西团结抗战，新桂系接受了中共关于坚持抗战、团结、民主的主张，双方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为桂林创造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

这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出现并得以蓬勃发展最为关键的原因。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建立之后，即对新桂系当局和桂系民主派开展积极的统战工作;周恩来同志曾先后三次到桂林对统战工作和抗战文化宣传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和具体部署。

同时，党组织还有意识地从武汉、广州撤退了一部分党的干部和文化工作的骨干来桂林。

以郭沫若为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自武汉撤退往重庆，路过桂林的时候，也留下一部分党的文化方面的骨干力量，安置在以白崇禧为主任的桂林行营政治部，组成第三科（宣传科）。

除了公开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之外，在文化人中还有一部分地下党员和左翼文化工作者，在桂林出现的众多的文化团体和报刊中，多数为他们所掌握。

在党中央和南方局的领导下，战斗在桂林的党组织始终将抵桂的进步文化人士视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栋梁，关心、信任、
依靠并保护他们。

香港沦陷后，党组织对困在香港的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实行了成功的秘密大营救，妥善安置在桂林。

由于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桂林争取到了一个宽松的环境，振奋了广大文化工作者。

按照中共的有关指示，他们坚持文化工作为抗战服务的方向，深入工厂农村军队，深入群众，创作、演出许多反映抗战、歌颂抗战的作品。

即便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离，许多地下党员也被迫转移，但党的工作还在继续，南方局专门派了直辖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李亚群与桂林的地下党员取得联系。

其后，在党的文化工作组组长邵荃麟的领导下，桂林的文化工作和文艺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7]。

三、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影响
桂林抗日文化运动是代表着那个时代民族精神的先进文化，它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桂林和广西，对中国抗战以及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做出了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使桂林的文化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是一次文化的全面跃进，文学艺术、科学研究各方面全方位发展，成绩斐然，对于地处西南边疆的桂林来说，是得到了地区开化和人民教育程度提高的绝好机会。

桂林抗战文化是桂林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一次尝试，是
桂林地方文化与主流文化、国际文化的一次大融合，由此全面完成了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由内向型旧传统文化转变为开放的外向型文化，尽管时间不长，但己将桂林人的文化意识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它深深地影响着桂林的文化气氛，使得桂林最终能够成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二）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要贡献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是广大文化战士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国统区开辟的一个抗日战场，在抗日救亡这一强大历史主题下，文化各门类的主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为抗战服务。

活跃在桂林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士，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核心力量。

广大文化工作者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以及中共广西、桂林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以“一致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奔走、而呼号、而报效”为使命，他们和广西本地的进步文化力量汇聚在一起，兴办各项进步文化事业，走向街头、走向农村、走进工厂，进行演讲，举办画展，从事文化创作，利用演讲、传单、标语、墙报、画刊、戏剧、歌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进行抗战文化宣传。

桂林抗战文化事业的繁荣，为桂林乃至全国人民提供了抗日的精神粮食。

无论是文艺作品，还是新闻报刊，都是投向民族敌人的枪弹。

它有力地唤醒了国统区的人民，激发了他们抗战热情，大大促进了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也鼓舞了前
方的抗日将士，坚定了胜利的信念。

后方前方紧密配合，共同对敌，推动着抗战的胜利发展。

桂林抗战文化以进步力量为主导，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广泛的群众性，是中国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也是国际反法西斯文化中的一面旗帜，它以自己的独特风格谱写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

朝鲜、越南、日本等国的国际反法西斯文化战士共同参与了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缔造，国际组织、团体如英国使馆新闻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广西支会、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等纷纷在桂林建立或由外地迁来桂林，国际文化交流活动频繁，通过往来于桂林的各国记者、作家，不仅将国际反法西斯情况和外国文艺作品介绍到中国，也将桂林和中国的抗战情况、抗战文化介绍给了世界[4]，中国人民抗战的热情和斗志，对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产生了积极影响。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与世界各国反法西斯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互相声援、互相促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

（三）对当代文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抗战时期的桂林已成为国统区文化运动的中心，培养了众多的人才，产生了大量的作品。

随着抗战的深入发展，这些人流向前方后方，这些作品深入人们心中，生根开花，潜移默化，形成了巨大的抗日力量，为夺取这场民族战争的最后胜利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它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艰
难时世，为民族的未来保存了文化力量，积蓄了进一步建设新文化的动力。

抗战胜利后，曾经在桂林文化城生活和战斗过的文化人，带着他们终生难忘的记忆，再次奔赴全国各地，或参加人民解放战争，或踏上新的文化工作岗位，继续将他们曾经传播过的进步文化思想、爱国主义思想、集体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等，传递给后来者，影响一代又一代。

同样，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里那些文化创造者传播的先进文化以及他们的文化创造态度、方式、精神也会变成广西各族人民的精神财富[6]。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启示：只要具备一定条件，关键是有适合文化发展的土壤和一定数量的文化人才，加快文化的发展速度是可能的;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产生的许多作品说明，只有和民族、时代、人民生活的脉搏相一致，才有可能成为优秀的、具有艺术和历史价值的作品;文艺工作者应当向当年的文化人学习，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以满腔的热忱和负责任的态度，创作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来。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辉煌，于当时的广西乃至整个中国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的“跨越式发展”，超越了原有的经济基础也超越了原有的文化积累，这里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召唤，有当局开明态度及其对文化的资助，有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有进步文化人不惧牺牲、不计个人得失的忘我工作……战争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种种因素，成就了文化运动，而它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