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

《大西洋月刊》：美国公立中学教育体制之失作者：乔尔·克莱因译者+审校：鬼手、annita、xdxl813425、zuo、zzard、cms_k、maomao1991060 9（按先后顺序排序）在领导教育体制改革上，谁能比那个曾经起诉过软件巨头微软的检察官乔尔·克莱因更优秀呢？不过在他主政（全美最大的）纽约市中学教育系统的八年期间，克莱因却收获了一些惨痛的教训：如无能的政客、顽抗的联合会、平庸的教师和其他一些将长期阻碍学制改革的因素。

上图：乔尔·克莱因在开学第一天来到布鲁克林，两个月之后他辞去教育局长一职。

三年前，兰迪·温加滕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中详细地描述了她竞选全美教师联合会主席的整个过程。

她夸口说：―尽管我（指本文作者乔尔·克莱因）呼吁对纽约市中学系统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迈克尔·布隆伯格市长和我仅仅收获了―小打小闹式‖的改变。

她的洋洋自得尽管看上去有点奇怪，但确实说到了点上。

过去九年间，纽约历经了罗伯特·施瓦茨（哈佛教育学院院长）所描述的―全美范围内最为激烈、最为考量的大范围系列改革‖，毕业率也因而获得了将近20%的飞跃。

但是纽约市的学制改革仍然进行得不够彻底。

总的来说，那篇报道对于美国而言还非常适用。

差不多30年前，国家优质教育委员会发布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报告：《危机中的国家》（A Nation at Risk），警告说―正在兴起的平庸潮流将威胁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近30年来，尽管算上通货膨胀的因素，在K-12*公共教育方面的支出已翻了一番，但我们在改善教育体制方面取得的成绩依然乏善可陈。

美国最近举行的考试（全国教学进展评估），仅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少的八年级学生熟练掌握了数学、科学和阅读。

教学研究中心编辑课题组在2010年的报告中指出，高中生毕业率继续在70%下方徘徊，而那些高中毕业生很多都不准备进入大学学习。

颇具名望的负责大学入学考试的全国性组织ACT最近发现，76%的高中毕业生都―未能在学术要求方面为大一的课程做好充分准备‖。

*―K–12‖是指从幼儿园（Kindergarten，通常5-6岁）到十二年级（grade 12，通常17-18岁），多用于美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的部分地区。

当美国学生还陷在沟渠中裹足不前时，其他国家却在阔步前行。

在国际经济论坛对各国数学和科学教育水平所作的排名中，我们排到了第48位。

在国际数学测试中，美国几乎在工业国家（经合组织的34个成员国）中垫底；而在科学和阅读测试中也仅仅位居中等。

同样地，尽管过去我们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曾拥有顶尖的高中生和本科毕业生，现在则是高中生排名垫底，本科毕业生排名居中。

这些数字也尚未将中国、新加坡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教育方面的飞跃考虑在内。

在上世纪前75年里，美国先是普及了高中教育，接着在二战之后通过推行G.I法案（军人安置法案，为二战老兵提供大学教育或职业教育和一年失业补偿的法律）和奖学金计划，让上大学更加容易，成功孕育了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

因此，我们的教育成就与强劲的技术进步保持同步。

但自从80年代起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如今我们的技术进步要远远快于教育成就。

从60年代至80年代，对大学毕业生的供给每年几乎以4%的速度递增；而从80年代开始，增速则降至大约2%。

其后果是使美国快速地两极分化——一个富有的精英阶层和一个日渐庞大、缺乏成功所需技能的下层。

在教育方面，尽管花销大幅提高，我们却看不到丝毫改善。

这就会使得很多人怀疑贫穷是注定的，上学读书起不了大的作用，因此无论这个问题是多么严峻，我们都无法解决。

那么为什么还要尝试呢？这种分化摧毁了构成我们社会的基本骨架。

尽管如此，国家并没有采取什么紧急措施来纠正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

不像糟糕的经济，成就不佳的教育只会悄悄地降临在我们身上。

如今，如果你竞选公职，失业和教育你会更关注哪一个呢？还有，不像恐怖主义，教育危机对权势阶层的影响不同于它对大多数民众的影响。

权势阶层的子女就读于私立学校或者名牌公立学校，接受着一流的教育，因此很难让他们全身心投入更为广泛的全国性的辩论。

而且不像在卫生保健方面，我们认同保健水准良好，但又担心无法控制开支及覆盖那些未参保人士；而在教育方面，尽管花销大幅提高，我们却看不到丝毫改善。

这就会使得很多人怀疑贫穷是注定的，上学读书起不了大的作用，因此无论这个问题是多么严峻，我们都无法解决。

那么为什么还要尝试呢？尽管推动改革的力量看起来既分散又薄弱，但是那些拱卫现状的工会、政客、官僚和商人则组织有序，财力雄厚。

八年来，在布隆伯格治下我一直试图点燃纽约学制改革之火而无果，因此我深信如果不对政治力量进行重大调整，就不可能取得泽被后世的巨大进步。

为了深入剖析该问题，我先给大家说说至今仍然令我触目惊心的一幕。

早在2006年，按照联邦法律的要求，纽约州3至8年级的学生每年必须参加英语和数学学科的统考评测。

这些评测的成绩使我们第一次能够对学生逐年的进步作出分析，并且能够将学业进步与教师的工作表现联系到一起。

在教育领域，这种教师评估标准被称为教师增值评价法。

从本质上来说，价值增长评价就是保持学生上一年的成绩、人口统计数据、班级大小、教师的教龄等众多因素不变，然后基于统考评测成绩，从而鉴别教师是否能够促进学生取得学业进步。

例如，有些教师的教学进度平均较预期快了一学期，而有些教师比预期慢了一学期。

教师价值增长评价法并非一套完美的评估标准，但是将其纳入教师评价体系却值得考虑的。

根据该评估标准我们建立了一个数据库，决定在授予终身教职时以此为依据。

终身教职入职三年才能评定，旨在给教师提供终生职业保障。

根据当时的州法律，我们可以随意使用该数据。

然而，被全美教师联合会纽约分会否决后，我建议纽约市只对前20%的教师和后20%的教师采用价值增长评价方法：前20%的教师将获得表扬，反之，后20%的教师将受到批评。

而且，要求校长只有进行更大型、更综合的终身教职评审才会将价值增长评价考虑在内。

即便设定了这些限制，美国教师联合会仍然持反对意见，并且前往奥尔巴尼，企图通过立法来阻止评估系统的实施。

恍如一夜之间，一份禁止在终身教职决策中使用统测成绩的预算修正案突然出现在民主党占多数的州议会。

时任州参议院多数派领袖的共和党人乔·布鲁诺向我保证，不会通过该修正案：原因是他掌控了多数票而且他会确保与民主党保持和谐。

然而，几个星期以后，我接到了布鲁诺参议员的一个电话，他抱歉地告诉我，他的几个共和党同僚已经屈服于教师联合会，原因是教师联合会威胁他们，如果共和党不采纳他们的建议，在下届大选上他们将采取报复行动。

因此，根据纽约法律，在审议终身教职时，你也不能将教师对学生学习产生的影响考虑在内。

这种卡夫卡式的结果恰恰准确地展示了学校的体制是为成年人设置的。

该体制不希望有所改变，原因是它不仅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都契合了那些成年股东的要求。

让我们先说说对政客的看法。

依他们而言，学校的体制在很多方面对他们有利，比如，提供赞助费，给相关选民提供学校安置服务，提升相熟的社区和商业项目被选定接受赞助的几率，在政治活动中获得所在社区学校以及学生家长的帮衬。

在州议会举办的首次听证会上，我表示将会终止赞助费。

在旧体制下，赞助费可谓恶名远扬，那时的32个校区由32个校董事会和32个校长负责管理（2002年州议案授予布隆伯格市长对纽约市学校的控制权，取消了32个校董事会）。

当我提及赞助时，那些立法者，像电影《卡萨布兰卡》中的那个警察局局长雷诺一样，都声称―十分震惊‖。

然而，听证会结束后，当我走过去对委员会成员表示感谢时，他们中的一个人把我拉到一边说，―听着，他们想解雇我所在社区的一个校长，他为我们民主党建了一个俱乐部。

如果你维护他，我不会让你难堪。

‖这种遭遇时有发生。

同样，他们也多次要求我提供―选民服务‖，即给相关选民在学校安置中提供好的服务。

在我们对学校体制进行了整改并将当地32个校长（在旧体制下他们为政客充当掮客）的权力限制到最低后，一个当地政府官员打电话问我：―你们整顿了学校体制，我该向谁要求选民服务呢？‖我问他：―你什么意思？‖他不耐烦地说：―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怎么才能让孩子上学呢？‖我开玩笑地说，―哦，我们在整改时忘记考虑那件事了。

‖（而我心里在想，真是荒谬。

学校体制本应该就给学生提供公平的入学机会。

）他说了一句―去死吧‖，就挂断了电话。

尽管我们不断努力，或者由于这些人的缘故，如果我们不做出积极反应，这种政治上的压力和报复随时随处都会发生。

更重要的一点，政客们在政治上从代表教职工利益的联合会那儿得到了鼎力支持。

这两大教师联盟(美国教师联合会和全美教育协会) 总共大约有470万会员，他们为当地、所在的州及整个国家支付数十亿美元会费，这些会费很大一部分都用来从事政治性活动。

一直以来教师联合会都是政治活动最大的赞助者。

而且，当被传唤作证时，数百万计的会员会挨家挨户游走，不断打电话、参加公众集会，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教师们非常擅长将信息传达给学生家长、社区组织、宗教团体以及民选官员。

而且教师联合会也深知如何利用他们。

如果联合会乐意，他们会大力支持一个政客，反之，一旦惹怒了他们，后果也将不堪设想。

民主党人伊娃·莫斯科维茨对此深有体会。

2002年我刚任教育局长，她则是纽约市教育委员会主席。

伊娃才华横溢，为人精明而且胸怀大志，经常让我觉得头痛。

她对那些民选官员无所畏惧。

在她就纽约市教师分会签署的一份合约举办了几次听证会之前，大家一直都预期她2005年会当选曼哈顿区区长。

该合约很特殊，长达数百页，主要规定了教师的人选、授课内容和授课时间、负责走廊和餐厅事务的人选、必须在教学日抽空负责联合会工作的人选等等。

而事实上，会员们的所作所为无情地嘲弄了合约中的规定。

因此，当莫斯科维茨指出合约中的规定如同儿戏时，时任美国教师联合会负责人的兰迪·温加藤明确表示，莫斯科维茨竞选区长不够格。

从那以后，其他民选官员会告诉我：―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不准备重蹈伊娃的覆辙‖。

其结果是：无论努力工作与否，无论学生们成绩如何，无论是否从事数学或者特殊教育，无论是否在一个缺钱的社区里的一所很难招到教师的学校任教，你的工资都是相同的；你只有在那里多待一年，你的工资才会有所增加。

这一切对于成年人来说再好不过了。

总之，政客尤其是民主党政客，通常遵从联合会的意愿行事。

反过来，联合会对此也是了如指掌。

首先，他们期望这些会员顺心，以便联合会的负责人有机会再度连任。

其次，他们期望加入的人更多，那么权力、资金和影响力也会随之增加。

正如已故的美国教师联合会标志性人物、前主席阿尔伯特·尚克曾经尖锐地指出：―当学校里的孩子们开始给教师联合会支付会费时，那就是我开始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