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晚清新型的小说杂志《绣像小说》

文_学术探讨382摘要：论述《绣像小说》与“小说界革命”的承继关系及其办刊特色。

由于小说功能及读者定位改变，晚清小说杂志对阅读市场的关系从依附转变为起主导作用，即通过刊物出版实现对文化市场的更新与重建。

《绣像小说》征稿原则及其所刊内容，均体现出对文化消费市场的主导性。

关键词：绣像小说；李伯元；文化市场；小说杂志一、《绣像小说》的时代性继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之后不久，商务印书馆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在上海创办了《绣像小说》，显示出对文学变革的敏锐捕捉。

此时正值《新小说》因梁启超赴美考察出现严重愆期，维新人士提出小说具有改良社会、开启民智之作用的观点已经在文学界产生影响，一股新的小说热正在酝酿，商务印书馆此时办刊，可谓抓住了有利时机。

创刊号刊载《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表达了与维新派类似的小说观：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扶桑崛起，推波助澜。

其从事于此者，率皆名公钜卿，魁儒硕彦。

察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赜理，潜推往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以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

揆其用意，无一非裨国利民。

支那建国最古，作者如林，然非怪谬荒诞之言，即记秽亵邪淫之事，求其稍裨于国、稍利于民者，几几乎百不获一。

夫今乐忘倦，人情皆同，说书唱歌，感化尤易。

本馆有鉴于此，于是纠合同志，首创此编。

远摭泰西之良规，近挹海东之余韵。

或手著，或译本，随时甄录，月出两期，藉思开化夫下愚，遑计贻讥于大雅。

[1]这段发刊词前半部分是在 《清议报》第六十八册刊载的《小说之势力》一文基础上，在字里行间稍作补充而成，由此可以看出“小说界革命”思想对《绣像小说》影响的痕迹，而发刊词中提出“藉思开化夫下愚”的办刊思想，也可看作是对新小说“改良群治”的一种响应。

同时，《绣像小说》也吸取了《新小说》的经验教训，表现出与《新小说》不同的办刊趣旨。

《绣像小说》的主编同时也是主要撰稿人李伯元，在思想上鄙视康梁和投机维新者，又不赞成革命主张。

他的创作态度，正如文学理论家阿英所分析的：“作者是意识到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新旧过渡的时代，正是黑暗和光明的交替处，是动乱的时代。

他对于这期间所发生的许多事是不满意的，但他相信这是过渡期的必然。

他把这些事无情的揭露出来，希望能为改进的一助。

”[2]因此，李伯元把重点放在改革弊俗、富国强民上面，也就是发刊词中所提到的“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故《绣像小说》的小说作品从“政治小说”转向密切关注现实的“社会小说”。

社会小说脱离《新小说》前期那种将新学新理“用少许结构，以对话叙述方式出之”的创作倾向，它以小说为武器，对政府和一切社会恶现象进行抨击。

欧阳钜源、刘鄂、连梦青、杞忧子等一批写小说的行家里手加盟，使《绣像小说》刊载的小说能够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如暴露官场黑暗，力诋列强侵略，呼唤救亡爱国，反映教育改良和留学生生活，以及提倡破除迷信、改革风俗、普及科学等等。

近代作家毕树棠曾指出，若想搜寻初期维新的小说资料，《绣像小说》是极为值得推荐的一种。

[3]阿英在《清末小说杂志略》中评价《绣像小说》云：“所刊者，又皆以能开导社会为原则，除社会小说外，极少身边琐事、闺阁闲情之著作。

若《文明小史》、《活地狱》、《老残游记》、《邻女语》、《负曝闲谈》、《扫迷帚》等，均足以说明一时代之变革”。

[4]除了关注社会现实，针砭时弊，《绣像小说》还有一个特点也颇值得注意，即呼吁振兴工商。

“杞忧子”在《苦学生》中提出：“二十世纪杀人灭种的手段，兵战倒在其次，很不过的，是商战，是工战。

”[5]反映作者对工商业的高度重视。

《绣像小说》刊载了两部与工商实业有关的小说，一是忧患余生（连梦青）译述的《商界第一伟人——戈布登轶事》，一是姬文创作的实业小说《市声》。

由于“历来写商人的小说是很少见的”（阿英语），可见对工商主题的关注，是《绣像小说》的独到之处。

关于《市声》，阿英在他的《晚清小说史》中作了较详细的介绍，评价它是“仅有的一部晚清反映商业的小说”。

其内容着重“暴露当时的一班商人，在‘振兴工商业’的美名下，做了些怎样欺骗的事，使自己暴发起来，而又失败下去”，作者意在“把这一切暴露出来，引起大家注意，希望有所改革”，可以说这是从反面说法的角度来呼应振兴工商的主题。

另一部《商界第一伟人》是忧患余生（连梦青）采自留美学生的译本加以润色而成，述英国巨商戈布登的创业经过，而英国亦仰赖其殖民通商的倡议终于成为“地球莫大富强莫可抗衡之国”。

译者在文中呼吁道：“世苟有倡开放之策者，行戈布登之行，言戈布登之言，则可以赞助其成矣。

……英之富，日本之强，何尝不先开放其国，借人之资本以为己之利用哉！”[6]译者主张的这个“开放之策”，虽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否果然奏效还很难说，但他以商兴国的见识仍令人钦佩。

与此同类，《绣像小说》第1至40期还连载了十二卷《振贝子英轺日记》，出洋考察的振贝子认为，西方国家强盛的根本原因是政府鼓励工商实业，再就是开学堂，培植人才，而能够综合两者的，则在于实业教育。

以上这些构成了《绣像小说》关于工商实业方面的主题，这在其它晚清小说杂志中并不多见。

清末从洋务运动开始，实业救国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绣像小说》里面陈述的这些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可供时人借鉴，因此也可以看作实践以小说改良社会宗旨的一个方面。

二、读者定位的改变附属《申报》的文学副刊《瀛寰琐纪》、《四溟琐纪》和《寰宇琐纪》等，由于《申报》主笔多为江浙人，该报针对江浙人多喜舞文弄墨的传统，免费为文人发表文学作品，这种特点影响了其文艺副刊的风格，它们都属于“以刊载诗、文为主的‘提倡风雅，发挥文墨’的文学刊物”。

[7]依附《申报》发行的《海上奇书》，主编韩邦庆抓住上海来自吴地的文化人素有阅读小说的嗜好而形成的小说阅读市场，创办了近代第一份小说专刊。

该刊重头之作吴语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内容“专叙妓家”，反映上海通商以来日益繁盛的娼妓业，投合了当时都市市民的口味。

以上刊物无论是以刊载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主，还是以载描写都市娱乐生活的小说为主，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的阅读市场，也只有这样刊物才可能更好地生存下去。

但是《新小说》出现以后，小说刊物对文化消费市场的关系从依附性转变为主导性。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指出好的小说可以改良群治，不良小说则可能成为群治腐败的根源。

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时提倡小说当以觉世新民为要，故不能一味迎合读者的趣味，而要对读者起引导作用，“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

[8]在《新小说》的影响下，上海的小说家及时作出反应，其典型表现就是，办《游戏报》谈风月说勾栏，借海上“欢场”以畅销，被奉为“小报界鼻祖”解读晚清新型的小说杂志《绣像小说》张汉波学术探讨383的李伯元，发生了转向。

光绪二十三年（1897）李伯元办《游戏报》，虽标榜该报“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亦觉世之一道”，[9]实则为赢利所驱动，投合都市市民趣味，与上海的娱乐圈“欢场”结缘。

所谓“欢场”，指上海华人出入的妓界、伶界．包括歌台舞榭、青楼烟馆、酒家旅店、俱乐部、夜总会等。

《游戏报》为之捧场，特设“记注倡优起居”栏，又首创为妓界“开花榜”，即由狎客投票，名流点票，揭榜之时，整个十里洋场沸沸扬扬，《游戏报》因此举而致发行量超过万份。

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伯元创办《世界繁华报》，该报连载他写的《庚子国变弹词》，已明显指涉时事。

光绪二十九年（1903），受梁启超《新小说》的影响，李伯元创作了《官场现形记》，在《世界繁华报》上连载。

这部小说将社会上流传的、载于各类报刊的官场趣闻轶事收集起来，编织成小说情节，不仅在形式上与梁启超的“报章体”小说十分接近，而且通过官场故事表达对清廷的痛恨情绪，在庚子事变后的上海民众中产生相当大的反响，于此反映出李伯元对新小说觉世新民的特殊作用的认识。

李伯元的转向，引起商务印书馆的特别关注。

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礼聘李伯元入商务编译所，创办《绣像小说》半月刊。

李伯元担任《绣像小说》主编时，读者定位已经不再是编小报时所迎合的那些都市有闲阶级，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文化程度较低的广大平民百姓。

《绣像小说》发刊词中“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以醒齐民之耳目”、“藉思开化夫下愚，遑计贻讥于大雅”等语，即体现了该刊的读者定位。

李伯元在小说《中国现在记》楔子中曾表明自己写小说的动机在于开化愚蒙，令知时事，其文云：穷而在下，权不我操，虽抱着拨乱反正之心，与那论世知人之识，也不过空口说白话，谁来睬我？则何如消除世虑，爱惜精神，每逢酒后茶余，闲暇无事，走到瓜棚底下，与二三村老，指天划地，说古论今，把我生平耳所闻，目所见，世路上怪怪奇奇之事，一一说与他们知道。

他们虽是乡愚，久而久之，亦渐渐地心领神会，都道现在的事不过如此。

[10]小说功能及读者定位的改变，致使小说杂志对阅读市场的关系从依附转变为起主导作用，即通过刊物出版实现对文化市场的更新与重建。

《绣像小说》第三期别士（夏曾佑）的《小说原理》中亦云：“必使深闺之戏谑，劳侣之耶禺，均与作者之心，入而俱化，而后有妇人以为男子之后劲，有苦力者以助士君子之实力。

”[11]这种对阅读市场的引导其实是“小说界革命”的内在要求与必然结果。

由于《绣像小说》是一个既反映重大社会内容，又比较重视文艺性的新型杂志，集中了当时许多优秀的小说作品，因此可以说，晚清小说杂志这种对文化消费市场的主导性，滥觞者是《新小说》，真正打开局面并形成潮流的，是依托商务印书馆的《绣像小说》。

三、从征文看《绣像小说》的办刊风格《绣像小说》“内容文字以章回小说为主，多半是描写时事，讥讽朝政，激励革新的血气文章”，这种批判现实主义特点的形成与商务印书馆的小说征文存在很大关系。

《绣像小说》创刊时没有《新小说》那样的人才阵容，创刊号的小说作者只有区区两人——李伯元及其合作者欧阳钜源，为抢得文学变革的先机，《绣像小说》匆促上阵的痕迹是很明显的。

到后来它陆续约到了连梦青的《邻女语》和刘鹗的《老残游记》等稿件，阵容也逐渐壮大了。

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申报》等报纸刊载“上海商务印书馆征文”启事云：“本馆创办教科书、《绣像小说》、《东方杂志》，以饷我同胞。

幸蒙海内不弃，惟同人智识有限，深恐不克负荷，无以副四方之期望。

兹拟广征艺文，以收集思广益之用。

”[12]所征之文包括“教科书”、“小说”和“论文”三大类，显然，小说是专门为《绣像小说》征集的。

商务印书馆此次征集的小说限定为教育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和实业小说四类，征文中明确指出每类小说的创作宗旨，如要求教育小说“述旧时教育之情事，详其弊害，以发明改良方法为主”，社会小说“述风水、算命、烧香、求签及一切禁忌厌胜之事，形容其愚惑，以发明格致真理为主”，历史小说“从鸦片战争起至拳匪乱事止，详载外人入境及各国致败之由，割地赔款，一并述及，以明白畅快，能开通下等社会为主”，实业小说“述现时工商实在之情事，详其不能制胜之故，以筹改良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