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司法解释权扩大化成因分析

２００８．１２（上）１４２我国司法解释权扩大化成因分析郭红敏摘要司法解释对于法制的建立与完善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司法解释权却逐步走向扩大化的道路，这不仅损害了司法权威，同时也侵犯了立法权威。

致使司法解释权扩大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立足于立法与司法两个层面对其予以分析，以期还原司法解释权的真实面目，为控制司法解释权探寻路径。

关键词司法解释权扩大化控权中图分类号：D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8)12-142-02在我国，无论是建国初立法严重匮乏时期，还是立法状况明显好转的现阶段，司法解释都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我国司法机关通过这样一种抽象或者具体的解释工作，弥补了法律的漏洞，统一了法律的适用，极大的丰富和扩大了法律的意义空间。

①时至今天，随着“规则之治”趋势的不断加强，法律公平正义价值日益受到重视，立法产品供应严重不足的现状让我们不得不承认，司法解释依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合理性。

但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司法解释权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夹杂了太多现实因素的考量，所以动摇了司法解释权本有的正当性，造就了当今司法解释立法化②、司法解释与宪法或法律相冲突、高级人民法院越权解释、以及司法解释多、杂、乱、冲突严重的扩大化现状，造成了诸如侵犯立法权、损害法律权威、不利于法官素质提高等很多恶果，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因此，伴随着我国法制现状的好转、法治国家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司法解释权扩大化产生的原因势必成为我们认真面对、冷静思考、严肃分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要通过对产生原因的理清来对这一现象有更深刻的认识，并为进一步作出解决方案提供基础。

一、立法层面的原因（一）法制不健全建国前夕，我党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新中国的立法几乎是从空白开始的。

建国后的将近三十年里，我国立法状况并没有太大的改观，除了一部宪法、一部人民法院组织法以及一部婚姻法以外，在立法领域内的作为不大。

这么长一段时间里，法院在审判案件时主要依据的是政策而不是法律。

然而，审判实践对审判依据的客观需求使得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承担起将政策法律化的工作，而这种政策法律化恰恰是通过司法解释来实现的。

尽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大规模的立法工作，制订了一大批法律法规。

但伴随着社会发展的加速以及法治意识的提高人们对于法律的需求也急剧扩大，这直接导致立法仍旧处于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

（二）立法粗疏我国立法的粗疏是导致司法解释权扩大化一个极其重要的外在因素，而造成这种粗疏现状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第一，立法机关立法能力的不足，这是由立法机关身份的多重性以及工作机制的局限性决定的。

作为立法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只召开一次，会期只有二至三周，且作为其常设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只是每年召开四次会议，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所要处理的事情远非制定法律这一项，立法只是上千件议案中的一项而已。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能力的不足使得本应顺时而出的法律缺位，这为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司法解释权创造了条件，从而间接助推了司法解释权的扩大化。

第二，“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原则。

基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相差较大，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法律规范不可能订得太细、太具体，立法时应追求一种比较“原则”的作法。

但这种太原则、太笼统的条文，因为不明确、不具体而缺乏可操作性、可执行性，所以实践中往往需要由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省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等制定实施办法、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给予具体化。

③（三）立法解释的缺位无论是《宪法》、1981年《决议》，还是《立法法》都明确赋予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法律的职权，从法律规定上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法律解释体系中地位卓著，处于核心位置。

但是现实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并没有起到理论所阐述的那些作用。

据统计，至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并且真正可以称之为标准的“立法解释”的规范只有9个。

④司法解释的“斗志高昂”和立法解释的“萎靡不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方面是作为法律解释主体配角的最高司法机关（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越俎代庖，大肆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司法解释权的扩张熟视无睹，心安理得的享受着司法解释所带来的成果。

致使此种“异化”的原因主要是：第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能与工作机制以及其缺乏实践经验为最高人民法院扩张司法解释提供了契机。

第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越权司法解释所享有的“否决权”也让它对这种现象的存在可以熟视无睹。

这种“否定权”的规定确保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司法解释所享有的最终决定权，为其一边在立法解释上不作为一边分享着司法解释权力扩张带来的现实成果消除了后顾之忧。

二、司法层面的原因（一）司法解释控权制度的不足1．实体权限模糊现今司法解释的权限是由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予以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

”此种规定的缺点在于表述过于笼统，且没有具体的下行规定，使得司法解释权限与立法解释权限之间界定不明确，导致最高司法机关在进行司法解释时常常扩张自己的权力，侵犯立法解释的领土。

例如，如何阐释“审判工作中具体作者简介：郭红敏，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2006级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学理论。

司法天地２００８．１２（上）应用法律、法令”中的“具体”一词的语义呢？如果将“具体”二字做缩小解释界定为“具体案件”的话，那么司法解释中的抽象司法解释的存在就不具有合法性；而如果将“具体”二字做扩大化解释，那么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的权限界定似乎就难以明朗化。

2．法律地位不明虽然我国法律规范中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有所规定，但基于法律位阶及法律颁布的先后顺序等的分析不难看出，我国法律规范中对司法解释权的规定并不足以促成它本身合法性的存在。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所拥有的这种现实形式如若缺乏法律的规制是十分危险的，这造成最高人民法院在行使司法解释权的时候无所顾忌，只是一味地去迎合解释需要，而不去考虑司法解释本身是否与现行的法律体系相融合，最终造成司法解释的数量繁如牛毛、司法解释与法律之间以及相互之间冲突严重等不良后果。

3．监督乏力历史和经验都告诉我们：权力要受到监督，否则必然走向腐败与专断，缺乏监督的权力必然会产生自我膨胀的欲望。

也正因为如此，监督部门的放任便进一步加剧了司法解释权的扩大化。

在我国对司法解释的监督主要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的，其监督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当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解释法律过程中存在原则性分歧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最终决定权。

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备案审查的方式对司法解释的监督。

但这两种监督方式的效果都不如人意。

首先，1981年《决议》虽然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最终决定权，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规定公布后的几十年里，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来没有行使过这项权力。

其次，我国虽然在2005年12月16日通过了《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在2006年8月27日通过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这两项法律规范的出台应该会对我国司法解释监督乏力的情况有所改善，但是问题依然明显。

第一，监督具有滞后性。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司法解释的监督是一种外部监督，其监督是在违法司法解释已经作出之后的事后监督，这种“亡羊补牢”式的监督方式所具有的与生俱来的弱点——滞后性——“不利于从根本上抑制越权司法解释的产出。

”⑤第二，监督法规不完善。

我国现行有关监督的法律在内容上还比较抽象，可操作性比较差，形式上不够系统，而且而且规定之间有时还存在矛盾。

4．程序不当罗伯特・柯维尔曾经说过：“程序是正义的蒙眼布。

”然而，在对司法解释权的控制上，司法解释程序始终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2007年3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中有关程序的规定并没有对司法解释程序的规制作出多大的贡献，应当说这其中的很多规范都只是对现行司法解释“运行过程”的一种文字上的简单复述，并没能促进司法解释程序控权功能的真正发挥，反而从某种程度上说成了司法解释权的附庸，为司法解释权的扩张道路铺上“法治的石子”。

⑥现行司法解释程序的不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公开的不彻底。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司法解释是作为一种在司法系统内部发行的资料，对于外人来讲，司法解释始终出于秘密的状态，即使在实行司法解释发布制度以后，其公开性的程度由于所面对的群体十分有限而显得依旧不彻底。

另外，解释理由及背景也没有彻底公开，最多只是以著作这种非官方的形式公开。

其次，参与的不充分。

2007年《规定》第17条虽然对参与性有所规定，但这种规定十分笼统，并不具有现实操作性，程序主体本身很少能够参与到程序中去。

再次，自治性的不足。

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常常需要承担一些政治上的内容，所以司法解释权的运行较易受到政府意志的影响，制定司法解释成为国家政策法定化的途径，这样就使得司法解释程序的结果并非在司法解释程序中形成，而是在程序外形成，失去了独立的品格。

最后，理性不足。

应当说解释方法的妥善是保证司法解释过程的理性，而解释理由及背景的充实是保证司法解释结果的理性。

但是我国目前的司法解释一方面在解释方法上不科学，另一方面缺乏解释理由及背景，这就造成了我国司法解释程序的理性不足。

（二）法院体制的行政化法院体制行政化表现在司法解释过程中就是下级法院在审判案件时遇到疑难问题通常会向上级法院请示，然后根据上级法院的批复、答复或回复来判决案件。

这种行政化的解释方式之所以被青睐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规避风险。

作为地方法院的审判人员对法律没有规定的问题或者法律、政策规定模糊的地方，独立作出决定意味着风险与责任，所以向上级请示变成了一种稳妥规避风险的方法。

二是法院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的异化。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可以得知，我国上下级法院之间关系是一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现实中却大相径庭，最高人民法院成为法院系统的最高“行政长官”，统领整个系统的工作。

这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已经异化成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司法解释自然而然的成为一种领导的方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案件的数量剧增，审判工作日益繁重，下级法院都期待着最高人民法院能出台尽量多、尽量详细、尽量系统的司法解释来指导整个法院系统的业务工作，这种需求就给最高人民法院更强的动力去颁布更多、更细、更立法化的司法解释，不能不说司法的行政化在司法解释权扩大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法官专业化程度不高我国法官长期以来缺乏正规的法学专门教育，法律素质较为低下，而且建国之后进入和平时期以来，我国法官队伍中又加入了大量的复员军人和党政干部，他们缺乏基础的法学知识，给我国法官团队建设设置了更多的障碍。

虽然，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这种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观，但是情形依然不容乐观，科班出身的毕业人员缺乏实践经验，所学理论与实践严重的脱节，无力面对迎面而来的诸多实际中的法律问题，对于“抽象性”、“原则性”的立法做出适法的解释更是超出其能力范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