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逻辑和局限

“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逻辑和局限作者：张文璞来源：《法制与社会》2016年第22期摘要学者林毓生通过反思五四精神，提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观点，他分析了中国近代人文的内外危机以及五四反传统思想的形成逻辑，认为中国需要一种“比慢”的态度进行人文精神重构。

同时借鉴西方自由主义关于自由、民主的观念，积极倡导中国进行自由民主社会的构建。

然而，这一转换视角下的理论仍然存在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内容和力量主体单一，创造性转化的范围局限于思想系统而缺少与社会其他系统的配合。

关键词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五四反传统思想自由主义中图分类号：B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ki.1009-0592.2016.08.009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一种社会转型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场思想的决斗，这种决斗一般发生于新旧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由此而引发出“古今之争”。

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特殊之处在于，西方的入侵带来了社会各方面的转型。

就思想而言，争论的焦点不仅存在于传统与反传统之间，也在于西方的价值在中土的可行性，而这两个焦点又无法完全隔离开——在“古今之争”中又穿插进“中西之争”，原因是中国旧的价值体系难以抵挡西方的入侵，而西方输入的价值在国内又没有类似的文化传统作为支撑，这也成为中国传统与现代化融合的一大困境。

一般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启蒙的源头，象征着与传统决裂的五四传统和五四精神也为后来的社会所承继，并至今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代表着人们对于社会价值的基本诉求，因此，对五四运动及其思想的研究成为近代思想史中关键的一个环节和不可或缺的一块阵地。

自六十年代以来，海外和港台学界出现了从深层对五四全盘反传统倾向进行批评反省的热潮，其中学者林毓生基于殷海光、博兰霓、哈耶克等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主张，对中国传统在五四运动时期发生“命运转折”的原因进行了深层分析，提出要将中国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以期进行自由民主社会的构建。

此观点作为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解读和对社会建设的前瞻性预言，其最大价值在于以一种转化的视角对于历史和思想进行的学理性探讨。

一、基于传统又超越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内在逻辑在林毓生处，“传统”一词代表了中国文化再次复兴的希望，包含着他对于历史资源难以割舍的情怀和对历史内驱力的信心。

基于此，林教授以一种历史的基本眼光，将中国近代社会思想的弊病及其深层原因进行了阐释，又引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基本主张对五四反传统思想进行矫正，最后落脚于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构建自由民主社会的具体结合。

这条逻辑主线的特点在于，它摒弃了那种将五四思想简单地归因于外来思想冲击和民族主义兴起的看法，而是沿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理路对五四时期的思想转型进行阐释，将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和具体的历史情境相结合，更具有说服力和历史感。

（一）中国近代人文危机及其原因林毓生首先对于中国近代人文学科的危机进行了描述，他认为中国近代的人文危机包括内在危机和外在危机。

内在危机在于“权威的失落”，这里的权威是指“真正具有权威性的或者实质性的权威而言，不是指强制的或形式的权威”。

林毓生认为，就国内权威而言，主要原因在于五四运动的发生——“我们传统中的各项权威，在我们内心当中，不是已经完全崩溃，便是已经非常薄弱。

” 这是林毓生对于五四运动反传统思想对于人文学科产生负面影响的严厉批评，也是他认为五四运动是全盘反传统的主要依据。

同时，他还指出，这种内在权威的衰落使得一些人因缺乏使自己心悦诚服的权威而对权威产生疏离感，不能从对于权威的敬佩之心中发展自己；而另一些人面对传统陷入崩溃而自己又无力拯救，心中常感失落，于是对传统进行牵强的辩护。

在林毓生看来，他们都不能使传统成为有生机的系统，不能使传统在现代环境中适应并发扬，因此也就难以达到“创造性的转化”。

除此之外，林毓生还认为，近代国人容易将外来权威进行简单的口号式处理，“把外国的一些观念从它们的历史的来源中切断，断章取义地变成了自己的口号的时候，自然就会犯形式主义的谬误”。

“形式主义”被林毓生看作是五四反传统思想的一个外部错误根源，代表了五四知识分子对于外来文化内容的误解和形式的混淆。

外在危机主要是指近代中国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学习目的和学习方式不妥当造成的谬误。

国人学习西方的最初目的是“以夷制夷”，林毓生认为这是一种功利性的冲动，而非人文冲动，“当功利性的冲动导使我们学习西洋的时候，常常发生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于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就产生了，只学习新的，完全抛弃旧的，对于西方的学习也专拣有用的学，而舍弃一些有实质意义的观念，最终走上只注重学习方法的错误道路，这是五四知识分子形式主义错误的另一表现。

对于这两种危机，林毓生提出要采取一种“比慢”的精神来进行人文重建。

在他看来，这需要国人重新树立具体的历史感，明白在今天这个古老文化的基本结构已经崩溃的情况下，我们现在的问题非常严重，我们的责任非常巨大，短期内不可能彻底解决其中的问题，我们只能按照国内的实际情况虚心地进行改造，这实际上反映了林毓生所持有的渐进性改革的历史观。

作为一个熟知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史研究者，一方面他懂得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必须存在于一个有生机的社会系统里，而这种系统首先要具有稳定性，只有渐进性的改革才能提供保证；另一方面他也深知由于传统的复杂性和历史性，任何一种文化的转型都需要通过文化工作者的作品来体现，“当他们深切感到他们过去自鸣得意、沾沾自喜的作品，实际上不过是中国文化危机的反映的时候，他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得意与自喜了，写作时便可能斟酌起来。

” 此处，林毓生显示出了一个受传统文化影响颇深，并对于传统文化的未来持乐观态度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未来进行客观分析。

（二）五四反传统思想形成的原因对“五四反传统思想”的重新探讨是林毓生论述中国传统实行创造性转化的学理背景，也是当下中国探讨自由主义不可绕过的问题。

林毓生认为对五四传统必须审慎地对待，进行创造性地继承，要将五四精神、五四目标和五四思想加以区别分析。

林毓生认为五四精神是“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因为我们具有使命感，所以我们有所归属。

即使我们对政治与社会许多不平、不合理的现象深感愤慨；但我们不消极，不气馁，不自怨自艾，不上山静思，也不玩世不恭。

” 五四目标则是使国家强盛，因为五四运动是合乎文明原则的爱国运动，它的目标和自由、民主、法治、科学这些价值都是分不开的。

因此，在林毓生看来，五四运动留下的精神财产是一种在社会范围内提倡积极入世的人文关怀，和社会由腐朽落后走向现代化文明所必须坚持的观念和原则，这是他大力支持和赞许的。

然而，林毓生对五四思想却做了严厉的批判，认为五四思想的内容没有真正承接西方精神的实质要义，而只进行了简单化的口号式处理，甚至为了提倡这些西方精神将中国传统全盘而彻底地打倒，最终导致了五四反传统思想的错误。

但是林毓生并没有仅仅抛出这样一种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说法，而是对这种全盘否定传统主义的原因进行了深层的分析，他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个。

就第一个原因而言，林毓生认为五四运动的激进成分与五四知识分子对自由的新价值与传统权威的误解有关。

“五四”前后，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传统的权威已失去生机，于是人们认为，要接受自由、民主、科学等观念，就非得先从传统权威中解放出来不可，并且只有把自己的传统全部抛弃，脑子里才可“空出地方”接受新的价值。

在林毓生看来，他们这样做是本末倒置，只学到了外在权威的皮毛，却将真正的内在权威抛弃，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

他认为：“对另一思想系统深刻的了解，往往需要把它与我们自己的思想的特性及自己思想中的实际问题相互比照才能获得。

”第二个原因是普遍王权的崩溃带来传统政治与文化秩序的完全瓦解，这是林毓生极富洞见的看法。

他认为普遍王权“是指人间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必须依靠秉承‘天命’的君王才能获致，在这个观念的笼罩之下，我们传统中的思想家压根儿就未曾想到过国家的秩序可以来自人民的自治。

” 由于普遍王权对于政治和文化秩序有着高度的整合作用，当王权在中国崩溃后，传统文化和道德脱离开，传统中没有什么被视为理所当然，那些要维持传统观念和价值的人被迫寻找新的辩词，而知识分子不再轻易地相信任何传统事物，反倒对其进行怀疑和攻击。

林毓生提出的第三个原因是五四知识分子未能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中解放出来，迷信“思想与文化的变迁必须优先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

这种观念的实质是五四知识分子传统的“整体观思想模式”，他们仍然将中国传统看成一个有机体，而传统儒家思想模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强调人类意识的功能，将人类意识中最根本的改变看作基本观念的改变。

林毓生认为，“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内容虽已不是传统性的，但他们的思想模式仍受儒家影响，强调思想变迁是其他一切变迁的源泉。

因此，当五四反传统主义者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又因内在传统崩溃而与之产生疏离的时候，他们机械地将中国传统的价值、符号当成与基本思想有机联系的整体，于是，思想革命就变成了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首要任务。

（三）通向自由主义之路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林毓生认为五四精神中的“自由民主”仍然应该是当今社会建设的目标，但由于中西文化背景不同，且西方自由民主价值是深深存在于其历史传统之中的，西方的思想也并非单线式的发展，是在相应的制度建立之前就有的，中国将西方自由民主价值移植过来必须做一些适当的处理。

因此林毓生一方面积极提倡建设自由主义的中国，另一方面借用殷海光、哈耶克、博兰霓的自由主义思想提出要基于中国传统对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其目的是“迈出五四以发扬五四”。

林毓生认为，自由分为外在自由和内在自由。

外在自由是“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遭遇到的外在的强制压力已经减少到了最低程度的境况”，需要由法治来加以界定和保障。

外在自由保证一个人的意志不受干涉，不至于沦为别人的工具，是生命有尊严的前提。

由于在互相承认并尊重自由的社会中，人们遵守普遍的抽象的规则，效仿和学习令自己信服的权威对象的具体行为，因此，当一个人对于生命有清楚的自觉、对生命的资源有清楚的自知的时候，才能发展内在的自由，即一种具有创造意义的自由，而这种创造的依据同样是令自己心悦诚服的“奇理斯玛的权威”。

在林毓生看来，无论内在自由还是外在自由“在实质层面，均与权威有密切的关系”。

对于以平等为基础的民主观念，林毓生认为它在理论上是反权威的，但是他也指出了没有权威的大众民主社会是一个被大众文化主宰的社会，一个肤浅的、趋附时尚的社会。

当民主作为一种制度的时候，它的目的就是保障自由，而它本身则成为一种手段。

因此，对于民主，“我们应该努力使它在中国真正的实现，在它实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监督它，使它不至泛滥，同时我们更要努力使民主制度不断改进，使它成为有效的维护自由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