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夷秩序的构建——兼论明朝是否向东南亚扩张问题
郑和下西洋与中国的海外扩张政策
郑和下西洋与中国的海外扩张政策中国历史上，郑和的下西洋之行是一段备受瞩目的历史。
这位明代著名航海家和探险家率领的强大舰队帆向远方，征服了大洋的浩瀚与未知。
郑和的下西洋之行不仅是一次商业活动，更是中国海外扩张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篇文章将探讨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外扩张政策的影响和意义。
首先，郑和的下西洋之行展示了中国在航海技术上的强大实力。
郑和所率领的舰队数量庞大，船只巨大，装备精良。
这使得中国在15世纪初期成为世界上最具实力的海洋国家之一。
当时，欧洲国家只是刚刚开始探索海洋的奥秘，而中国已经掌握了许多先进的航海技术。
郑和的航海活动证明了中国在航海方面的强大实力，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海洋实力。
其次，郑和的下西洋之行加强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联系。
郑和的船队曾经到达过东南亚、南亚、中东和非洲等地。
他们带去了中国的文化、贸易和友谊。
这些交流不仅产生了巨大的商业利益，还加强了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
通过海外扩张，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了更加牢固的友谊和合作关系，这对中国的海外利益和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郑和的下西洋之行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贸易与文化交流。
在郑和的统治下，中国与东南亚、南亚、非洲和中东等地的贸易繁荣起来。
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产品成为世界各地的宠儿，也为中国带来了丰厚的商业利润。
与此同时，中国也从其他国家引进了许多珍贵的物品和文化。
这些贸易和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中国的货币和资源，还为中国带来了更广泛的视野和文化的开放性。
然而，郑和的下西洋之行也引发了一些质疑和争议。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对外扩张的浪费，而不是自我保护的必要措施。
他们认为，郑和的航海活动对国内的发展和经济进行了不必要的消耗。
此外，他们还表示中国应该更加关注国内的问题，而不是追求所谓的“国际地位”。
这些质疑和争议体现了不同人对于海外扩张政策的看法和立场。
总而言之，郑和下西洋对中国的海外扩张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航海活动展示了中国在航海技术上的实力，加强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联系，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贸易与文化交流。
郑和七下西洋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贡献——郑和下西洋的伟绩同西欧早
Vol.38 No.5Oct. 2017大连大学学报JOURNAL OF DALIAN UNIVERSITY 第38卷 第5期2017年10月郑和七下西洋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贡献——郑和下西洋的伟绩同西欧早期殖民扩张的对比刘明翰，陈月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 100089）摘 要：从郑和与达・伽马和哥伦布的远航对比中，说明因不同的背景、目的和影响，其结果与性质则迥异。
明成祖的中国的天下观与中国传统的协和万邦对外思想，引领郑和作为和平使者，扩大了同亚非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促进了彼此之间互通有无的经济文化交流，而在西方殖民扩张的世界秩序论指导下达・伽马和哥伦布的远航，则给亚非拉的人民带去了一个整整持续了三、四百年的殖民主义暴力侵略、掠夺的时代。
郑和下西洋对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充分贯彻和体现了华夏文明天下观的伟绩，是永载世界史册的。
新时代的中外交往是我国历史上中外交流的继续和发展。
“一带一路”是由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大的战略决策，也是中国寻求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载体，反映了我国新时期积极的国际战略思想。
关键词：郑和下西洋；天下观；郑和与达・伽马、哥伦布远航的比较；一带一路中图分类号：K 2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17）05-0001-10收稿日期：2017-08-20作者简介：刘明翰（1932-），男，教授，主要从事世界中世纪史与中外关系史研究。
陈月清（1932-），女，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与中外关系史研究。
15世纪对于人类发展的历史而言是属于海洋的。
在这一世纪中，东西方先后出现了三次历史上空前的航海活动。
1405—1433年，我国郑和七次下西洋，跨南海、渡印度，远航西亚直至东非海岸。
1415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于1498年抵印度。
1492年哥伦布横越大西洋，直航美洲。
这三次大航海，都极大地扩大了世界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但因不同的背景、目的和影响，其交往的结果与性质则迥异。
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夷秩序的构建——兼论明朝是否向东南亚扩张问题
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夷秩序的构建——兼论明朝是否向东南亚扩张问题内容摘要：施琅与其叔施福所率军队为郑芝龙部下的主力，早年，施氏叔侄有随郑芝龙降清的历史，并为清军作战。
施琅再次回归郑成功部下，攻袭南明大将郝尚久、郑联，反对郑成功勤王，表明他对清朝的态度十分暧昧。
郑成功将其驱逐，是海上武装内部拥明派铲除亲清派的一场权力斗争。
郑成功取胜以后，这支海上武装才成为南明的军队。
关键词：郑成功施琅南明史权力之争1651年的厦门事件中，郑成功诛杀大将施琅的父亲与弟弟，迫使施琅离郑出走，进而降清。
研究明郑史的学者多叹息郑成功这一决策错误，从而化友为敌，埋下32年后施琅率清军攻克台湾消灭明郑政权的种子。
我认为：郑成功与施琅的斗争其实质是海上武装中拥明派与亲清派的一次冲突，施琅随郑芝龙降清后，其政治态度一直倾向于清朝，而郑成功的政治倾向是拥明，他与施琅最终分道扬镳不是偶然的。
一、从施福到施琅——作为郑氏重臣的施氏叔侄施福的崛起。
施福在郑芝龙的部下是后起之秀，郑芝龙率海盗队伍降明，部下多叛明入海，仅剩下少数原部跟随郑芝龙。
郑芝龙在福建官府支持下重组军队后，对其老部下并不十分信任，而是提拔了一些没有任何背景的人，施福既为其中的一员。
施福为施琅的堂叔，晋江衙口人。
衙口距郑芝龙安身的晋江安海镇不远，郑芝龙起用施福，是在重用老乡。
据施伟青的考证，施福十八岁时投入郑芝龙的部下，其时为郑芝龙降明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祯二年[2]。
施福应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物，因此很得郑芝龙信任，施琅为其所写的传记云：“叔讳福……少倜傥，有大志。
年十八投笔从戎。
于时海寇蜂起，巨魁角立。
叔与郑芝龙密策方略，有向化者，说降之；倔强者，破灭之。
海氛以靖，叔之为谋居多。
因得与郑同奏肤功。
郑补南粤游击，叔补中军都司。
时崇祯四年也”[3]。
可见，施福是郑芝龙的智囊。
他投入郑芝龙部后，仅仅三年时间，既升任中军都司，郑芝龙对其宠信，由此可见。
施琅加入郑芝龙所部。
施琅自称“生长滨海，总角从戎，风波险阻，素所履历”[4]，看来，他很早就进入军伍，当兵为生。
论郑和下西洋与明成祖的威慑外交战略
论郑和下西洋与明成祖的威慑外交战略作者：许宇鹏王磊来源：《速读·下旬》2017年第05期摘要：发生在六百年前的郑和下西洋体现了明成祖的雄才大略，是当时最伟大的一次海上远征。
立足于一位历史学家的角度，郑和下西洋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激起了后人的世代思考与探索。
本文将此历史事件结合明成祖朱棣的威慑外交，将郑和下西洋置于广博的历史环境当中考察并探究其动因，并充分结合明成祖的雄才大略全盘揭示了在他个人理想中的天下格局中郑和创举的伟大意义。
关键词：郑和；下西洋；明成祖；外交战略在朝贡贸易体系中，为纪念中国古代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与那次宏伟的航海远征的热潮正在进行中。
明成祖继续执行太祖皇帝制定的朝贡贸易，郑和下西洋就是开放朝贡政策的后继产物与缩影。
针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历来众说纷纭，其在近代被誉为中国航海史的一大壮举，并与明成祖发起下西洋活动的最初原因及和平的初衷有关，也与一定的战略威慑因素相关。
一、朝贡体系同明成祖的外交战略关系洪武皇帝在位期间，明成祖朱棣掌握驻藩北平襄赞军务，获得了丰富的军事资本与政治经验。
其后他发起于靖难之役卒于漠北出征，以卓著的军功巩固与发展了朱元璋开创的宏伟基业，他将中国的国威和影响步伐大力向前推进，在其统治期间印证了历史的辉煌业绩。
然而在其称帝之后，其战略定位与作战对象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将独当一面或靖难之役时夺取王位的内部冲突转化成全局式的巩固王朝的对外战争。
这种变化不仅与其身份的转变结果相关，同时也同其身份的变换方式有关。
其在位期间的战略与政治策略事实上服从和服务于朱元璋制定的朝贡贸易政策，并体现出他好大喜功乐于篡位的皇帝本色。
正是由于这个特征，使其在外交策略上极力突破朝贡贸易的极限，但物极必反，永乐时期的对外关系最终透支了明朝所能承受的能力，走向了朝贡贸易体系的另一面。
如果通过对外军事行动来评价明成祖的外交思想，将郑和下西洋也囊括在内，显然永乐皇帝的对外政策富有一定的进攻性。
郑和下西洋与明朝对东南亚的睦邻安邻政策
郑和下西洋与明朝对东南亚的睦邻安邻政策Zheng He's Expeditions and the Ming Policy ofGood Neighbourly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梁立基(LIANG Liji)摘要郑和下西洋开创了中国-东南亚关系史上的新纪元。
明朝以“和为贵”的睦邻安邻政策在东南亚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出现了“辑睦邻国，无相侵越”的安宁局面。
然而为什么以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和成功的对外政策却没能使中国真正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明朝从内源上还是一个封闭的封建主义王朝，其经济仍停留在自然经济的状态，所以一个世纪以后便被西方资本主义所超越而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如今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政府对东盟国家提出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主张，这正是总结了郑和下西洋时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把睦邻安邻政策建立在世界市场经济和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之上，通过富邻政策达到共同繁荣和进步，使“共享太平之福”得以真正实现。
AbstractZheng He's voyages opened a new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outheast Asia梁立基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教授、原印尼-马来文化研究所所长、东南亚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
E-mail:ljliang@鬁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Kuala Lumpur200526梁立基relations.The Ming policy of emphasizing harmonious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was put into practice to produce an environment of peace and mutual non-aggression.However,that China was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aritime power then and scoringforeign policy successes had not enabled it to adopt a maritime policy and to open up tothe world.This was because the Ming dynasty was an inward-looking feudal stateruling over a stagnant economy.A century later,China was overtaken by Westerncapitalism to become an economic laggard.In the current age of"globalization",Zheng He's peaceful expedition has inspired China to adopt a good neighbourliness policy of respect,peace and prosperity towardsSoutheast Asia.By building this policy on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scientificapproach to development,and through a"prosper thy neighbour"policy,China willhelp to promote mutual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in an atmosphere of peace and stabilityin the region.东南亚是郑和下西洋的必经之地，也是郑和积极贯彻明朝睦邻安邻政策最为成功的地区。
郑和下西洋对当代中国与东南亚诸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启示
郑和下西洋对东南亚诸国的影响
• 郑和七下西洋 ,有效地清除了自明洪武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和东南亚地区 的海盗之患 , 完全打通了由中国至东南亚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 , 增 进了中国人民对东南亚各国的认识和了解 , 并在东南亚建立起明帝国 的巨大威望 。 • 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伊期兰教 、佛教和妈祖信仰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 。 • 郑和下西洋进一步增进了中国人民对东南亚的认识和了解 。
郑和下西洋对当代中国与东南 亚诸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启示
1、加强与东南亚国家间的物质文化交流 2、加
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区域贸易网的建构
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区域贸易网的建构作者：万明古代东西方海上交往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大, 也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莫过于郑和下西洋。
自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历时28年之久，“涉沧溟十余万里”，遍及亚非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航海史以及中国对外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这一古代航海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以威武雄壮的海上音符，迎来了15世纪这一海洋世纪的到来，以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使中国登上了人类历史上航海事业的巅峰。
同时，作为国家行为，以强盛国力为后盾的郑和远航，完成了中国对外交往从陆路向海路的重大转折，形成了史无前例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的态势，促成了东南亚区域贸易网的建构，并对其后海外华商在东南亚地区的创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一、明初朝贡体系与对外贸易类型明朝初年，自古以来，朝贡一词包含有外交和贸易两种含义。
在中国与外国的交往中，朝贡和回赐占有重要地位，它既是外交活动，又是经济贸易交流。
然而，明初朝贡贸易在历朝中十分特殊。
说它特殊，是因为除在明初短暂的一段时间内允许中外民间商贸往来外，对内实行海禁，禁止中国商民出海贸易；对外在朝贡贸易中强调外国入贡使团的外交文书，即国书表文，并进一步推行勘合制，从而将海外贸易限定于朝贡形式下，由官方垄断。
于是，朝贡本身遂带有了相对历朝更为浓重的贸易性质。
对于明朝统治者而言，朝贡贸易是得到外来之“宝”的必要途径；而对于海外诸国来说，“虽云修贡，实则慕利。
” 总而言之，实际物质需求构成中外交往的本质特征。
关于明王朝将海外贸易严格限定在朝贡范围之内，明人王圻曾如此评论：贡舶者，王法之所许，市舶之所司，贸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不许，市舶之所不经，乃贸易之私也。
根据记载，洪武时海外各国与中国往来的“凡三十国”。
到永乐时，派遣规模空前的郑和使团七下西洋，“通西南海道朝贡”，“自是蛮邦绝域，前代不宾者，亦皆奉表献琛，接踵中国。
使朝贡贸易达于极盛。
明代对南亚与东南亚的海外扩张
明代对南亚与东南亚的海外扩张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其对南亚与东南亚的海外扩张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重要的外交活动。
这种扩张是建立在国力强盛的基础上的，也是明朝对海外贸易的需要，同时也体现了明朝国家主权的维护。
明代对南亚与东南亚的海外扩张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明初。
正统年间，朱棣即位后，明朝开始对海外的探索与扩张，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多次抵达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与当地的国家进行贸易，巩固了明朝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而正德年间，明代对南亚和东南亚的扩张活动进一步加强。
当时的南亚地区，主要是由各个小国家组成的。
明代派遣使节前往这些国家建立贸易关系，以加强明朝的影响力。
同时，明朝还对东南亚地区的苏门答腊、爪哇等地进行了频繁的探索与扩张。
这些海外扩张活动，不仅使明朝的贸易范围得到了拓宽，也进一步巩固了明朝对海外地区的掌控力。
明代对南亚与东南亚的海外扩张，除了经济贸易的需求外，还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密切相关。
明代时期，南亚与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小国家常常试图拉拢明朝的敌对势力，威胁着明朝的安全。
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领土完整，明朝采取了积极的外交政策，对这些势力进行牵制和反击。
明代对南亚与东南亚的海外扩张，同时也将中国的文化和制度传播到了海外。
郑和下西洋期间，明朝的文化和技术都得到了广泛传播，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国家进行文化交流，使这些地区的国家也受益匪浅。
明朝对这些地区的扩张，不仅是经济和政治的扩张，更是文化和文明的传播。
然而，明代对南亚与东南亚的海外扩张也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
一方面，明朝对这些地区的掌控力并非完全牢固，一些小国家仍然存在反抗与独立的动向，对明朝的统治形成一定的威胁。
另一方面，明朝的海外扩张也引起了其他国家的警惕，西方列强开始进入南亚与东南亚地区，与明朝进行竞争和争夺。
总的来说，明代对南亚与东南亚的海外扩张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它不仅在经济和政治上加强了明朝与这些地区的联系，也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契机。
明朝与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与争夺
明朝与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与争夺明朝（1368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时期的代表。
在明朝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达到了新的高峰。
本文将探讨明朝与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与争夺。
一、交流的契机明朝建立之初，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商业需求和对外贸易的迫切需要。
作为一个农业国家，明朝缺乏一些重要的商品，如香料、珍宝等，这些商品正好是东南亚地区的特产。
于是，明朝与东南亚地区之间建立了初步的贸易联系。
二、明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明初，海上丝绸之路是在原有陆上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重要性不可忽视。
明朝通过积极出海和探险，开辟了新的海路。
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郑和七次下西洋，将中国的贸易网络延伸到了东南亚各国，加强了明朝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三、明朝与东南亚贸易的繁荣明朝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逐渐繁荣起来。
明朝对外贸易地区主要集中在广州、泉州等沿海城市。
而东南亚地区的一些港口城市也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如马六甲、泗水等。
此时，明朝商人和东南亚地区的商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大量的贸易活动，互通有无。
除了商品的交换，双方之间还进行了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
四、争夺与竞争的背后明朝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在繁荣的同时也引发了争夺和竞争。
明朝时期，东南亚地区规模庞大的王国纷纷成立，如爪哇王国、马六甲苏丹国等。
他们为了获取更多贸易利益，与明朝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明朝也曾多次出动军队参与东南亚地区的战争，试图通过武力争夺更多的贸易优势。
五、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明朝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也非常活跃。
明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的艺术、科技、建筑等文化带到了东南亚地区，同时也接受了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影响。
例如，明代的建筑风格中融入了东南亚的特色，如马来风格的屋檐。
此外，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也在明朝与东南亚之间互通有无，相互影响。
六、明朝与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明朝晚期，海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
明朝中后期的海外探险与殖民扩张
明朝中后期的海外探险与殖民扩张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不仅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在海外探险和殖民扩张方面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明朝中后期的海外探险和殖民扩张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是郑和的七次航海和明朝政府的南洋经略。
这些活动不仅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在亚洲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郑和的七次航海是明朝的第一次海外探险活动。
在明成祖朱棣的命令下，郑和率领了船队进行了七次航海，行程范围包括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
这些海上探险打开了中国对外交往的大门，也拉近了中国与海外国家的距离。
郑和的船队在远航过程中不仅在商业和文化方面展示了中国的强大实力，也促进了与海外国家的和平友好关系。
此外，这些航海为今后的海外殖民扩张建立了基础。
明朝政府的南洋经略则是明朝在海外进行殖民扩张的第二个阶段。
在明英宗的时期，政府制定了南洋经略策略，开始对南洋地区进行探索和殖民。
中国海员和商人开始在东南亚地区建立商业贸易站点和军事要塞，而政府也逐渐开始对这些地区进行统治。
这些殖民地的建立促进了明朝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往来，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的海洋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还积极与海外国家进行外交活动，与日本、韩国、荷兰等国签订了贸易、友好和和平条约。
尽管明朝的海外探险和殖民扩张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些活动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长期且坚定的投资和管理。
在整个探险和殖民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财政支持非常有限，无法提供足够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来维持和扩大殖民地的运作。
此外，政府的管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缺乏必要的行政和法律机构来维护殖民地的稳定和秩序。
总的来说，明朝中后期的海外探险和殖民扩张活动是中国海洋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这些活动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促进了与东南亚和其他海外国家的和平友好关系。
然而，这些活动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更加有效的管理和投入，才能实现真正的殖民扩张和带来更大的收益。
郑和下西洋与中国的海上霸权
郑和下西洋与中国的海上霸权在中国历史上，郑和下西洋是一段较为重要的海上历史，也是证明中国海上霸权的一部分。
在明朝时期，郑和率领船队多次出海，至东南亚、南亚、非洲、中东等地，开展贸易、外交活动，并且丝毫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压制，反而在当地建立了一定的影响力。
下面我们通过本文，来探究郑和下西洋对于中国海上霸权的贡献。
一、郑和的下西洋郑和是明代著名的航海家，其曾率领七次下西洋，总共走遍了中国、东南亚、南亚、非洲、突尼斯和中东等地。
在郑和的七次下西洋中，他不仅开展了大型贸易活动，而且还进行了许多外交活动，甚至签订了一系列的外交条约，将经济贸易和政治外交结合在了一起。
这不仅有利于明朝政府掌握国际贸易和海上航行的主导权，同时也增强了中国在海上的霸权地位。
二、中国的海上霸权在明朝时期，中国的海上霸权可谓“举世无双”。
由于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许多海上贸易都经过中国的海域，中国掌握着东西南北四大海域上的航行主导权。
这不仅使得中国的船队可以随意出海，也使得中国可以控制国内海上交通，同时防范外敌的海上侵袭。
三、郑和的贸易活动郑和率领的船队不仅仅是一个外交团队，更是一个庞大的贸易商队。
在他的船队中，有大量的货物，包括瓷器、丝绸、银器等等。
他的贸易活动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和南亚地区，但他也曾到过非洲等地。
雄厚的贸易实力，不仅使中国的商品深入到了其他国家，同时也让中国得到了许多其他国家的产品。
四、郑和的外交活动除了贸易之外，郑和的船队还开展了许多外交活动。
在东南亚地区，他曾经与暹罗王国、爪哇等地建立了贸易往来，同时与他们结盟，防范外敌的侵略。
在南亚地区，他曾经与锡兰王国进行了贸易，同时也与锡兰王国的攸关部落结盟，并为中国争得电视锡兰王国的权益。
这些活动，不仅使得中国的商品走向了世界，还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证明了中国的海上霸权地位。
五、海上霸权的意义作为一个拥有多岛海洋的大国，中国对于海上霸权一直是重视的。
明代的海外扩张与文化交流
明代的海外扩张与文化交流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不仅在内政和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还在海外扩张和文化交流方面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和影响力。
在这个时期，明朝通过海上贸易和探险活动，积极拓展海外领土，并与其他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
明代的海外扩张始于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
郑和是明朝的一位著名航海家，他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穿越印度洋，到达了东南亚、非洲和阿拉伯等地。
这些航海活动不仅巩固了明朝在东南亚的势力，还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珍稀物品和文化遗产。
郑和的航海活动不仅仅是一种军事行动，更是一次文化交流的机会。
他带去了中国的文化和技术，同时也接受了其他国家的文化和技术。
这种互动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除了郑和的航海活动，明代还通过海上贸易来扩张海外领土。
明朝时期，中国的海上贸易非常繁荣，丝绸、瓷器等商品远销海外。
这种贸易活动不仅带来了巨额的财富，还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
中国的丝绸和瓷器成为了海外各国的宝贵物品，而来自其他国家的商品也进入了中国市场。
这种贸易活动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了解。
明代的海外扩张和文化交流不仅仅局限于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还延伸到了欧洲。
明朝时期，葡萄牙和荷兰等欧洲国家开始向中国进口商品，并试图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
这些欧洲国家的航海家通过海上贸易和探险活动，到达了中国的沿海地区，并与中国进行了文化交流。
他们带去了欧洲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同时也接受了中国的文化和技术。
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欧洲国家的文化，也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明代的海外扩张和文化交流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
这种扩张和交流不仅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为中国带来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多的机遇。
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中国的文化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和尊重，中国的技术和思想也为其他国家所借鉴和学习。
同时，明代的海外扩张和文化交流也为中国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和问题，如如何保护自己的文化和利益，如何与其他国家进行平等和互利的贸易等等。
明清时期的海洋贸易与海外扩张
明清时期的海洋贸易与海外扩张明清时期是中国海洋贸易和海外扩张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航海史上的黄金时期。
中国的航海活动不仅仅是贸易，更是一种对外交流的方式，也展现了中国当时在航海技术、船舶制造和导航应用方面的领先地位。
一、海洋贸易的繁荣明清时期，中国的海洋贸易经历了一个高峰时期。
明朝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上对海洋贸易进行了一系列的发展和改革，洪武年间实行了一系列的海禁政策，促进了国内工商业的发展。
随着政策对海上贸易的放宽，国内商人开始积极参与到海外贸易活动中。
在贸易方面，中国主要输出的商品有丝绸、陶瓷、茶叶、铜器等。
丝绸和陶瓷是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丝绸制品在国际市场上极具竞争力。
陶瓷器的出口也非常活跃，明清时期的景德镇瓷器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二、明清时期的航海活动明清时期，中国开始了一系列的远洋航行，远航到了南海、东海、印度洋、东非沿岸以及波斯湾等地。
这些远航活动首先起源于中国的贸易需求，后来也成为中国扩展海外影响力的一种方式。
这些远航活动是由中国政府支持和组织的，明朝时期，郑和七次下西洋就是最具代表性的航海活动之一。
郑和下西洋的航行路线涵盖了东南亚、南亚和非洲东海岸等地，有效地拓展了中国对外关系的网络。
三、中国的船舶制造技术明清时期，中国不仅在航海活动上有所突破，船舶制造技术也达到了一个高峰。
明代的官营造船厂有数十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世纪之船——宝船。
宝船是郑和远航使用的标志性船只，是当时远洋船舶制造技术的代表。
这种船舶结构坚固，船体宽大，可以上百人居住。
宝船还配备了先进的航海设备，如指南针、沙漏、天球仪等，使航行更加准确和安全。
四、中国的航海导航技术明清时期，中国在航海导航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配有一定数量的水手、航海员和导航员，他们熟悉星象、帆风和水流等航海因素，能够准确地确定船舶的位置。
此外，中国还发明了重要的导航仪器和方法，如南十字星观测，该方法通过观察南十字星的位置来判断船舶所处的纬度。
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夷秩序的构建--兼论明朝是否向东南亚扩张问题
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夷秩序的构建--兼论明朝是否向东南亚
扩张问题
陈尚胜
【期刊名称】《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5(000)004
【摘要】郑和下西洋,使明朝在东南亚地区全面建立起华夷秩序.明成祖在东南亚地区所推行的华夷秩序,完全基于"王者无外"和"怀远以德"的传统理念,从而排除了明朝对于东南亚的不良企图,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东南亚诸国对于明朝的向心力.然而,他所推行的华夷秩序由于偏重于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完全排斥了民间交流的基础,又缺乏必要的文化交流所孕育的文化认同,因而没有形成明朝与东南亚地区关系的长效机制.
【总页数】10页(P63-72)
【作者】陈尚胜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48;D829
【相关文献】
1.制度与调适--郑和下西洋和朝贡体系下的东南亚华侨 [J], 林翠茹
2.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侨 [J], 周媛;刘锡涛
3.郑和下西洋对东南亚华侨的影响 [J], 廖楚强
4.郑和下西洋对明朝与东南亚关系的影响 [J], 龚敏
5.明朝前期海外贸易研究——兼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 [J], 田培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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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郑和下西洋看古代的对外关系
从郑和下西洋看古代的对外关系安徽/胡茂志郑和的船队远比欧洲航海时拥有的船队强大，可中国并没有在东南亚地区建立起殖民统治或海上控制网，更没有在海上称霸、争霸，与欧洲航海的殖民扩张迥然不同。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说过：“千百年来，中国从来就没有向海外拓展领土的野心。
历史上，中国虽三度强盛，但从来没有占领过东南亚。
当年郑和来到马六甲，并不是要占领马六甲，而是来同马来西亚的苏丹建立良好关系。
”美国历史学家马克·曼考认为“中国对自己文明的认识是不包括侵略性使命的。
”郑和航行目的不同于哥伦布，除了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长与资本原始积累需要这一经济根源外，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造成航海目的、内容的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是反霸道崇王道的，中国格言中的“君子以厚德载物”“德不孤并友邻”“协和万邦”“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为贵”等，都是强调以德服人的对外安全战略思想。
中华民族是和平、善良，重文轻武、安土重迁的。
形成这种文化心理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其根源在于中国几千年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
小农经济的模式需要土地主人守护自己的一份土地：“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小农经济的守土性决定了中国军事战略的防御性。
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从战国、秦汉到明朝历经建造、维修加固都是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骚扰中原而修建的。
中国古代的城墙、也基本上是自卫的。
有学者曾对中国古代的文学与欧美的文学作过对比研究发现，西方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都充满着对战争的讴歌，对武勇的赞美，中国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都是征战之苦，而不是征战之乐，唐诗宋词比比皆是。
鲁迅曾对中国的国民性有过这样一番描述：“中国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
”这里鲁迅更多的是对中国国民性软弱的批评。
中国传统文化重道德、重和谐的安邦兴国思想，在近代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斗争中形成为民族主义自强救国思想。
古代中国与亚洲邻国友好往来历史悠久；近代都有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压迫的共同境遇；这些国家都面临共同发展民族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
明朝的东南亚政策和对外扩张 (2)
03
明朝对外扩张行动及影响
郑和下西洋及影响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
宣扬明朝国威，加强与海外国家的联 系，寻找建文帝下落。
郑和下西洋的影响
加强了明朝与海外国家的友好关系， 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同时也展 示了明朝的强大国力和海军实力。
郑和下西洋的路线
从南京出发，经过东南亚、南亚、中 东、东非等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 岸。
激化民族矛盾
明朝对外扩张往往伴随着对当地民族的征服和压迫，导致民族矛盾激化。一些被征服地区的民众对明朝的统治产生不 满和反抗，加剧了社会动荡。
破坏生态环境
明朝对外扩张过程中，大量移民和屯田等活动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森林砍伐、土地开垦等 行为导致水土流失、气候恶化等环境问题。
历史经验教训总结
拓展海外市场
明朝希望通过与东南亚国 家的贸易往来，拓展海外 市场，促进国内经济的发 展。
传播中华文化
明朝希望通过与东南亚国 家的文化交流，传播中华 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在东 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东南亚地区政治经济格局
01 02
政治格局
东南亚地区政治格局复杂多变，存在多个国家和政权，包括暹罗、爪哇 、占城等。这些国家和政权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对明朝的东南亚政 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05
明朝东南亚政策与对外扩张评价
明朝东南亚政策积极作用
维护地区稳定
促进经济交流
推动文化交流
明朝通过实施一系列东南亚政 策，如朝贡制度、海禁政策等 ，有效维护了地区稳定，减少 了东南亚地区的战乱和冲突。
明朝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 往来频繁，推动了双方经济的 繁荣和发展。明朝的丝绸、瓷 器等商品深受东南亚人民的喜 爱，同时东南亚的香料、珠宝 等也大量输入中国。
明代的海上探险和殖民扩张
明代的海上探险和殖民扩张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不仅在内政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而且在海上探险和殖民扩张方面也有很重要的贡献。
这篇文章就来介绍一下明代的海上探险和殖民扩张。
一、明代海上探险的背景明代海上探险的背景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
政治上，明朝初建，国力强盛，海上贸易的需求和政治需要促成了明朝对海洋的开发，以巩固对南海周边地区的控制。
此外，世界史上著名的郑和航海，使明朝加强了与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国家的联系，为强化国家威望和对外关系的维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经济上，海上贸易的繁荣是明朝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朝初期对于海外贸易发展比较重视，经过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和实行，逐步拓展了对外贸易渠道，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
文化上，明代文化上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从地理上看，明朝东南沿海地区接壤了南海周边地区，海上贸易必然带来不同文化的交流，这是在当时有利的文化环境。
二、明代海上探险的成果明代海上探险在地理、经济和科技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果。
地理方面，明代探险家郑和航海7次、翻越南海、印度洋，到达马六甲海峡以南的非洲东海岸，这是当时的人最远到达的地方，并且，他还从事了星空观察和地理录制，积累了许多翻译古代史籍，这些海外探险成果被明代的地理学家、天文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等整理、发扬光大，极大推动了中国地理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的发展。
经济方面，明代海上探险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使中国经济迎来了另一阶段的繁荣。
除了南海周边地区以外，郑和航海还将亚非欧洲的物品带到中国，促进了物资的流通和贸易的繁荣。
科技方面，明代海上探险推动了造船技术、指南针和海图制作等技术的进步，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郑和航海采用大型木质船，使得中国的海洋运输能力、技术和管理水平都在当时世界领先。
三、明代的殖民扩张明代海上探险不仅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也带来了中国的殖民和扩张。
在西方文化中，殖民和扩张有着不同的定义，但在中国历史中，殖民和扩张主要表现在政治和军事征服方面。
明朝的海外贸易与海军建设
明朝的海外贸易与海军建设明朝时期，海外贸易对于国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的中国在航海技术、船舶制造以及贸易网络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同时，为了保护和拓展贸易利益，明朝也积极投资海军力量，进行了一系列的海军建设。
明朝时期，中国航海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为海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政府推崇航海探险，大力鼓励和支持航海活动。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郑和下西洋。
郑和七次远航，带领龙舟船队穿越南海、印度洋，到达非洲东部各国。
这一系列航海活动使得中国航海技术大幅进步，掌握了远洋航行的能力。
除了航海技术外，明朝在船舶制造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突破。
明朝的船舶制造以大型宝船为代表，其船体宽广，船顶高大，配备了完善的设备和武器，具备了远洋贸易的需要。
这些宝船既适应了大规模贸易运输的需求，也有利于在海上保护贸易舰队的安全。
明朝时期的海外贸易网络也日渐完善，使得海外贸易得以繁荣发展。
明政府鼓励商人海外经商，并设立了专门的贸易机构，如浙江商会、福建商会等，以促进海外贸易的进行。
同时，明朝也与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东、非洲等地建立了贸易关系，形成了广泛的贸易网络。
这些地区成为了明朝与外界贸易的重要通道。
为了保护和拓展海外贸易，明朝积极进行海军建设。
海军力量的发展成为了明政府的重要任务。
明政府扩大了海军编制，增加了军舰数量。
他们为了更好地保护贸易舰队，修建了一系列的水城和港口，以加强对海上通道的控制。
同时，明政府还加强了海防工作，修建了一批炮台和城堡，以应对突发的海上威胁。
明朝的海外贸易与海军建设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化交流和技术传播。
通过与外国的贸易往来，中国引进了许多新鲜的商品和先进的生产技术。
同时，中国也将自己的文化和技术传播给了世界各地。
这种交流使得世界各地对中国文化和科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推动了世界的文明进步。
总而言之，明朝的海外贸易与海军建设对于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通过航海技术的突破与船舶制造的进步，明朝的海外贸易网络得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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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夷秩序的构建——兼论明朝是否向东南亚扩张问题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形态，通常被称为“华夷秩序”。
[1] (上册，第10-13页)华夷秩序的基本原则是以中国封建君主为核心，四夷君王接受中国封建君王的册封并向他“朝贡”，从而在双方君王之间结成准君臣关系，并由此形成中外国家之间的宗藩关系。
从汉朝开始，中国封建王朝在与周边邻国交往过程中，逐渐把与它们的关系纳入到华夷秩序的建构中。
而对于海外诸国，中国封建王朝在它们中间构筑华夷秩序则是一个艰难而又缓慢的过程，而且收效甚微。
以海外诸国中与中国最为邻近的东南亚地区来说，虽然早在孙吴时代就曾派遣朱应、康泰一行“南宣国化”，隋炀帝也曾派遣常骏、王君政等人出使赤土国，但并未形成真正的宗藩关系。
[2] (第22-47页)即使是唐朝贞观、开元之盛，在南海诸国的华夷秩序上也未有作为。
[3] (卷一九七，《南蛮列传》)忽必烈则凭恃着游牧民族的强悍战斗力，企图在海外诸蕃国中形成自己的“天下共主”地位，但也没有效果。
[4] (卷二一○，《外夷列传三》)只是明成祖通过郑和下西洋等频繁而又大范围的外交行动，明朝才在东南亚地区全面建立起华夷秩序。
如何看待郑和下西洋对于明朝与东南亚诸国之间关系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之间曾有不同看法。
不少国内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把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往来和经济交流推向了新的高潮。
（注：参见芦苇：《论郑和下西洋与东西方交往及东南亚地区的繁荣稳定》，载南京郑和研究会编：《郑和研究论文集》(第一辑)，第64-72页，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3年；芦苇：《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贸易圈》，载南京郑和研究会编：《走向海洋的中国人》，第237-250页，海潮出版社，1996年；而比较全面的研究则推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
）甚至还有中国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推动了华人向东南亚地区的移民。
（注：林金枝：《郑和下西洋与福建华侨》，载《南洋问题》，1985年第2期，第75-85页；翁国珍：《浅谈费信及其〈星槎胜览〉》，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第93-98页。
）而一些西方学者则把郑和下西洋“说成是中国的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时常把这些远航比做以后几个世纪的西方海上帝国主义。
这样，就存在着把郑和的远航不祥地解释为中国在过去和未来对东南亚怀有不良企图的倾向”。
[5] (第45页) 不过，就国内学者的第一种看法而论，他们的关注点是郑和下西洋时期明朝与东南亚地区关系的繁荣表象，却相对缺乏对明朝与东南亚诸国关系形态的探讨。
而就国内学者的第二种看法而论，在某种程度上却模糊地认可了西方学者所提出的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向东南亚地区扩张的观点，只不过扩张的形式不是官方力量而是民间移民而已。
而郑和下西洋是否如西方学者所说，它表明了明朝向东南亚地区的扩张？我认为，这不仅涉及到明成祖的海外交通政策问题，而且也涉及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形态——“华夷秩序”的问题。
同时，从长时段角度考虑，明成祖在东南亚地区所构筑的“华夷秩序”，是否形成了明朝与东南亚地区关系的长效机制？或许也是我们今天所应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郑和使团与明朝和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关系明成祖在其统治的1402至1424年间，曾向东南亚国家频繁地派遣使团。
其中，向占城(位于今越南中部)派遣使团14次、向真腊(今柬埔寨)派遣使团3次、向暹罗(今泰国)派遣使团11次、向爪哇(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派遣使团9次、向浡泥(位于今加里曼丹岛北部及文莱苏丹国一带)派遣使团3次、向满剌加(位于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一带)派遣使团11次、向苏门答剌(位于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亚齐一带)派遣使团11次。
[5] (第34页)按照明初人对海外的地理划分，爪哇、浡泥等国属于“东洋”国家(东洋范围包括自今菲律宾群岛至爪哇岛的广大海域)，而占城、暹罗、满剌加等国则属于“西洋”国家(“西洋”范围则包括自今中南半岛至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以及印度洋区域)。
（注：参见刘迎胜：《“东洋”与“西洋”的由来》，陈佳荣：《郑和航行时期的东西洋》。
刘文载南京郑和研究会编：《走向海洋的中国人》，第120-135页；陈文载前揭书，第136-147页。
）而在明成祖派遣到东南亚以及整个海外国家的所有使团中，郑和使团则最为突出，一是规模大到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左右，[6] (卷三○四，《郑和传》)二是次数多达六次(另外，明宣宗也曾派遣郑和下西洋一次)，三是所访问国家众达三十余个。
[6] (卷三○四，《郑和传》)仅就永乐时期(1403-1424)郑和六下西洋过程中所访问的东南亚国家来看，第一次(永乐三年六月至永乐五年九月间)所访问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有占城、满剌加、爪哇、苏门答剌等；第二次(永乐五年冬至永乐七年夏)所访问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有占城、暹罗、满剌加、爪哇等；第三次(永乐七年九月至永乐九年六月间)所访问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有占城、真腊、暹罗、满剌加、爪哇、苏门答剌等；第四次(永乐十一年十一月至永乐十三年七月间)所访问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有占城、满剌加、爪哇、苏门答剌、彭亨(今马来西亚的彭亨州一带)、急兰丹(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州一带)等；第五次(永乐十五年十月至永乐十七年七月间)所访问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有占城、满剌加、爪哇、苏门答剌、彭亨等；第六次(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年间)所访问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有占城、暹罗、满剌加等国。
占城是郑和下西洋的首站和必到之国。
明成祖登基之初，占城人正与北邻安南人围绕领土而发生战争。
永乐元年，占城国王占巴的赖就派遣使臣前来明朝通报安南人的扩张行径，期望得到明成祖的干预。
[7] (卷二一，“永乐元年七月丁酉”条)于是，明成祖于当年就派遣蒋宾兴、杨渤等人分别前往占城和安南劝和。
明成祖从“天子”的立场对安南出当权者提出了警告：“夫两国土地传自先世而主于天子，何得恃强逾越为恶受祸？……自今宜保境安民，息兵修好，则两国并受其福。
”[7] (卷二二，“永乐元年八月癸丑”条)永乐二年，占巴的赖又遣使来告安南侵略占城之事，并提出自己“恐不能自存，愿纳国土，请吏治之”。
[7] (卷三三，“永乐二年八月庚午”条)但明成祖还是很明智地拒绝了占城国王的请求。
不过，他对于安南的扩张行径还是派遣使节给予了警告。
[7] (卷三三，“永乐二年八月壬申”条)永乐四年三月，安南当权者胡氏以迎请逃难到中国的原陈朝后裔陈天平回国继承王位为名，却于边境地区在明朝护送人员面前明目张胆地杀害陈天平，恣意向明成祖的权威挑衅，从而激起明成祖的征安南战争。
在明成祖征讨安南胡氏的檄文中，第十四条至第十六条所列的理由就是安南对占城的三次武装侵略。
[7] (卷六○，“永乐四年十月乙未”条)可是，当明成祖将原安南领土直接纳为明朝版图并设交阯布政使司进行管理时，占城国王也甚感恐惧，即在暗中支持安南黎季扩集团的反明活动。
为此，明朝兵部尚书陈洽建议对占城用兵，但遭到明成祖拒绝。
他只是派遣使节前往占城对占巴的赖予以警告。
[7] (卷一七○，“永乐十三年十一月辛酉”条)不过，郑和使团前往占城，仍然是向占城国王传达明成祖的好意并向他转交“赏赐”品，同时补充船队的给养。
明成祖在即位当年和永乐元年，曾三度遣使暹罗，并赐予暹罗国王驼纽镀金银印，且把暹罗视为明朝开展与其它海外国家交往的桥梁。
（注：参见《明太宗实录》卷17，“永乐元年二月甲寅”条，第304页；卷24，“永乐元年十月辛亥”条，第435页；卷34，“永乐二年九月壬寅”条，第598页。
）然而，当明成祖了解到暹罗阿瑜陀耶王朝在东南亚地区谋求霸权并对明朝发展与东南亚其它国家关系构成障碍时，他于永乐五年十月专门以“敕谕”警告暹罗国王昭禄群膺哆罗谛：占城、苏门答剌、满剌加与尔均受朝命，比肩而立。
尔安得独恃强拘其朝使，夺其诰印？天有显道，福善祸淫，安南黎贼父子覆辙在前，可以鉴矣。
其即还占城使者及苏门答剌、满剌加所受印诰，自今安分守礼，睦邻境，庶几永事太平。
[7] (卷七二，“永乐五年十月辛丑”条)为了使这种警告更具效果，永乐六年，明成祖还专门让“郑和使其国。
其王遣使贡方物，谢前罪”。
[6] (卷三二四，《暹罗传》)昭禄群膺哆罗谛去世后，其子三赖波波磨剌札的赖继承暹罗王位，又对满剌加国进行侵略扩张。
消息传来，明成祖再次派遣使节到暹罗进行交涉：满剌加国王既已内属，则为朝廷之臣。
彼如有过，当申理于朝廷，不务出此而辄加兵，是不有朝廷矣！……辑睦邻国，无侵越，并受其福，岂有穷哉？王其留意焉。
[7] (卷二一七，“永乐十七年十月癸未”条)而暹罗王朝从维护对明朝贸易利益的立场出发，也主动派遣使节来明朝“谢侵满剌加之罪”。
[7] (卷二三六，“永乐十九年四月辛亥”条)统治爪哇的麻喏巴歇王朝在14世纪后期曾极为强盛，周邻的苏门答腊岛、小巽他群岛、苏拉威西岛、马鲁古群岛、加里曼丹岛甚至马来半岛上的诸国都成为它的属国。
但在15世纪伊始，麻喏巴歇王朝由于内战已开始走向衰落。
明成祖对于爪哇对立两方的东王(威拉布弥)和西王(威格拉玛跋达拿)采取了中立立场，并且与他们都有使节往来。
不过，郑和使团下西洋途中经过爪哇国时，正值“爪哇国西王与东王相攻杀，遂灭东王。
时朝廷遣使往诸番国，经过东王治所，官军登岸市易，为西王兵所杀者七百十人。
西王闻之惧”。
[7] (卷七十一，“永乐五年九月癸酉”条)于是，他派遣使节专程来明朝谢罪。
明成祖也宽大为怀，要求爪哇西王赔偿六万两黄金。
永乐六年，爪哇国西王使臣送来一万两赔偿金，明朝礼部官员认为违约，建议将爪哇使臣治罪。
但明成祖认为：“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岂利其金耶？今既能知过，所负金悉免之。
”[7] (卷八十六，“永乐六年十二月庚辰”条)明朝收取这种象征性的赔款，更加促进了爪哇麻喏巴歇王朝与明朝的交往，麻喏巴歇王朝甚至开始借助于明朝的影响来保护自己在巴林邦地区(位于苏门答腊岛的东部)的利益。
当时，满剌加国王企图借明成祖权威从爪哇人手中骗夺对巴林邦地区的控制权。
爪哇国王立即遣使向明朝报告，明成祖因而知道了真相并阻止了满剌加国王的企图。
[7] (卷一四三，“永乐十一年九月癸未”条) 作为一个由于受到麻喏巴歇王朝和暹罗王朝双重扩张而逃亡到马六甲地区的巴林邦王子拜里迷苏剌所建立的新兴王国，满剌加国能在建立之初就进入明成祖的视野，据研究可能与来明朝贸易的南印度穆斯林商人介绍有关。
[5] (第72-91页)于是，明成祖在永乐元年十月就立即安排内官尹庆前往招谕，“宣示威德及招徕之意”。
[2] (卷三二五，《满剌加传》)拜里迷苏剌也感到这是一个借明朝力量来化解强邻对满剌加国威胁的大好机会，随即遣使回访，并向明成祖表示“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贡”。
[7] (卷四十七，“永乐三年十月壬午”条)此后，满剌加国的前三位国王拜里迷苏剌、母干撒于的儿沙、西里麻哈剌还曾四次朝觐明成祖，另外还有王室成员的三次来访，力图表示满剌加王室对明朝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