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商业价值与制度局限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商业价值与制度局限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创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既是中国人的光荣，也是全人类的自豪。

郑和下西洋，推动我国古代航海事业达到顶峰，成为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驱。郑和下西洋是世界古代航海史上时间早、规模大、技术先进、活动范围广的洲际航海活动，比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的航行早了87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行早了92年，比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早了114年。郑和下西洋时的船舶建造、天文航海、地文航海、季风运用和航海气象预测等方面的技术和航海知识，在当时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顶峰，也是世界航海业发展的里程碑。

郑和下西洋，促进海外贸易扩大，带动了中外经济交流与发展。郑和下西洋期间，通过多种形式与当地开展双边贸易，平等互利，互通有无，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麝香、金属制品和书籍等运往国外，换回当地的香料、药材、动植物、珠宝及生产瓷器所需原料等多种货物。这种贸易活动，推动了中国和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促进了中外文化的双向交流和共同进步。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郑和下西洋，向海外传播科学文化、典章制度、文教礼仪、宗教艺术等中华文明，将中国在建筑、绘画、雕刻、服饰、医学等领域的精湛技术带入亚非国家，向当地人民传授凿井、筑路、捕鱼技术，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作物栽培方法，推行货币、历法、度量衡等。同时，亚非国家的文明成

果也传入中国。郑和七下西洋，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郑和下西洋，推行亲仁善邻，巩固和发展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明朝中期的中国，是一个综合实力走在世界前列的强国。但中国人没有恃强凌弱，郑和下西洋是世界上公认的和平之旅；28年间，郑和船队始终奉行“共享太平之福”的对外政策，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在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进一步树立了中国的和平友好形象。

郑和下西洋，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和开放进取、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600年前，面对人类还知之不多的广阔无垠的海洋，面对险象环生的长途远航和种种难以想像的困难，郑和与他的船队没有退缩，以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继汉、唐、宋、元各代与世界各国人民陆上交往的不断扩大，又开辟了中华民族从海上走向世界的新纪元，将中外交流提高到新的水平。

郑和下西洋，发扬了中华民族重视海洋、探索海洋的科学精神，为振兴我国海洋事业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是一个既有陆域又有海域的国家，中华民族为探索海洋奥妙、发展海洋事业，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郑和下西洋，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勇于探索海洋、经略海洋的生动写照，激励我们不断增强海洋意识，加倍努力，振兴中国的海洋事业。郑和下西洋为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和东非各国人民

的友好来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它是明朝政治、经济以及综合国力强盛的反映和标志。郑和七次下西洋，作为和平的使者，宣扬国家之间的和睦相处，以提高国家的威望和国家地位；同时也有“耀兵异域”，显示中国强大国力的一面。结果，许多国家纷纷派人带着当地的特产，比如大象、犀牛、长颈鹿、狮子和宝石、珊瑚、胡椒以及香料等随郑和船队来到京城，要求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这都与郑和下西洋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不像后来的欧洲殖民者在世界各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郑和下西洋，遍访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但是我国古代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就是在当时世界航海史上，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它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交流和友好来往，使中国先进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地理和航海知识。另外，以郑和下西洋为契机，更多的中国人来到南洋，为南洋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另一方面，郑和下西洋，并没有为国内的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没有刺激中国手工业的发展，没有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倒是强化了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基础。而且这种贸易，对国计民生关系不大，因为输入的商品多为香料、珍宝等高档消费奢侈品。同时也助长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不思进取，固步自封以及夜郎自大，更加不利于中国的政治经济革新。郑和下西洋所进行的对外贸易，并不是一种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交易。按照明政府的旨意，贸易坚持的是“厚往薄来”的原则，即高价收购外来番货，而低价出售中国的货物，其目的仅仅是为了显示中国的富强与富有，从而加深了中国人的自我虚

骄心理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这种贸易产生的后果只能是给国内经济的发展蒙上一层阴影，贸易背后巨大的耗费给人民增添了巨大的负担，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喧嚣中，郑和的遗产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当人们都在高声颂扬郑和的航海成就时，我要说出一个被长期忽略的事实，即郑和对海外华侨社会及其文化架构的非凡意义。在我看来，郑和不仅是中国海洋叙事的最高代表，而且是全球华侨社会及其文化的奠基人。

尽管宋元两朝都有华人流落海外，从事“非法”的民间贸易，但真正形成华侨社会，当始于明朝永乐年间。它是郑和舰队的杰作。郑和在马六甲海域击败了陈祖义的私贩武装，剿灭了早期自由的民间华侨社会，而后，一种与大陆国家关系更为密切的新华侨社会在那里呼之欲出。

在七次大航海的进程中，马六甲和巨港等地成为海军基地和货物转运中心。士兵们在这里度假，推销、采购，赌博，搜集漂亮的女人。作为宦官的郑和不需要女人，但他并未阻止下属的寻花问柳。据郑和的翻译马欢和费信所撰的游记声称，那些身材高大的北方水手深受当地女人喜爱。

按照当地的浪漫风俗，一些好客的主人希望自己的妻子拥有一个中国情人，这样可以使他感到非常体面。郑和舰队的到来，除了刺激当地贸易和香料种植业的发展，也促成了色情业的繁华。多情的女主人与船员们结下了深厚友谊。

郑和的士兵原先都是帝国的囚犯，远航是囚犯与帝国的某种生命交易，他们是一群亡命的赌徒，籍此从皇帝那里换取第二次生命。但舰队的减员情况非常严重，据说最多的一次有一万人死在海上，人数超过整个舰队的三分之一。远征者的家属再也无法触摸那些已经葬身大海的尸体。他们的恸哭淹没在皇帝胜利的笑声之中。

但这些死亡者的名单却充满了猫腻。在经历了多次性交易或真正的浪漫爱情之后，一些士兵中在南洋滞留不归，成为幸福的逃亡者。出于政治和贸易战略考虑，郑和没有深究他们的叛国罪行，反而默许了这种逃亡行径。为掩人耳目，他们被戏剧性地加入了死亡名单，而他们却已改名换姓，与当地女子通婚，生儿育女，经营中国杂货，形成第一个具有国家主义特征的华侨社会，并成为郑和舰队和当地土著社会间的政治纽带。

郑和时代建立的南洋华侨社会，具有下列四项基本表征：第一，它从事中国货（丝绸、瓷器、茶叶、生姜和蔬菜等）的经营，而这正是郑和舰队携带或贩运的主要货物。这种杂货市场就是唐人街经济的主体。

其次，郑和为华侨社会还提供了核心文化符号。今天出现在各地唐人街的各种中国文化符号，从石狮、牌坊、琉璃瓦顶、红色灯笼、舞龙到中国草药，都是明成祖朱棣和郑和的联合杰作。朱棣是中华国家主义符码的集大成者，紫禁城不仅是皇帝的壮丽家园，而且也是中华国家主义符码的最大展厅。它们被镶嵌在紫禁城建筑群里，成为权力美学的象征，而郑和则奉命把它们输送到南洋，成为华侨社会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