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树论苏诗对桐城家法的承继与突破
古代文学论文 桐城派义法说
为文有法，法无定法——浅谈对桐城派“义法”理论的理解元明清的古文领域，如一潭死水，无重大突破。
文化上独尊程朱理学，文字狱日益严苛，八股文风盛行。
文人们不得不在这样严酷的文化专制下，战战兢兢地挥动手中那支脆弱的笔杆。
而时至清中期，桐城派占领文坛几百年，时有“桐城文章甲天下”之美誉。
自先秦诸子至唐宋八家，谁都没有在为文时一个明确的理论依据。
而桐城派却高举“义法”旗帜，大行其道，为清代文坛注入一股新鲜的气息。
而提出做文章所要遵循的“义法”理论第一人乃属桐城鼻祖方苞。
一、“义法”说的起源及内涵最善于从归有光的创作境界中提炼古文艺术法则的，则以方苞最具理论深度——“义法”。
方苞(1668-1749)字凤九,晚年自号望溪,学者称望溪先生,清江南安庆桐城县人。
方苞早年以文名著称于时,受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获罪后,因“学问天下莫不闻”幸被康熙帝宽宥。
后世尊其为桐城派三祖之一。
所谓“义法”，在他看来，“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1]。
而“义法”一词也并非方苞首创，最早提出“义法”这一概念的可追溯到《易经》。
但“义法”一词最早见于《墨子.非命》：“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
[2]此处“义法”即标准，可见“义法”本义中就已有规范准则之意。
桐城派文人姚永朴在他的《文学研究法》一书的序言中对“义法”一词的渊源作过较为详细的说明：“《易》家人卦大象曰：‘言有物’。
艮六五又曰:‘言有序’。
物,即义也；序,即法也。
”[3]《书·毕命》曰：‘辞尚体要’。
要,即义也；体,即法也。
[4]《礼记·表记》曰：‘情欲信，辞欲巧’。
信,即义也;巧,即法也。
”[5]这里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义”是指就文学作品的内容而言，“法”是指文学作品谋篇布局的形式和方法。
后司马迁又云：“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上记隐，下之哀之获麟。
桐城派
兴盛时期（乾隆年间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 ）
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人物。乾隆四十二， 他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正式亮 出了桐城派的旗号。此文中，他引用吏部 主事程晋芳、编修周永年所云：“为文者 有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 逾前古千百，独士能治古文者未广。昔有 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 城乎?”此文还阐述了方苞、刘大櫆以及姚 鼐之间的理论继承关系，揭示桐城古文形 成派系的端绪。此后桐城派之名遂显于世。
文章特点
桐城派文风是由程朱的理学思想，韩欧的文章法度，八股时 文的影响三种要素相互交融而形成的。主张学习《左传》、 《史记》，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 坚持写实、追求平淡自然地艺术风格，强调为文章者“有所 变而后大”颇可贵。代表作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 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的主张，对当时宋儒、汉学两派 的对立有所缓和，有利于扩大古文家的门户，对桐城派能够 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作家集团起了很大的作用。
“阳刚、阴柔”说
姚鼐对“义法”与“神气”说的重要发展，表现在他 注意并阐发了古文作为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融合方 苞“义法”说与刘大櫆的“神气”说，提出了“神、 理、气、味”与“格、律、声、色”相统一的观点。 他在《古文辞类纂序》中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 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 色。来自“义理、考据、辞章”说
姚鼐提出 “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和“以能兼长者 为贵”的主张。他在《述庵文钞序》中说：“余尝谓学问之 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 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
桐城派与晚清社会思潮
桐城派与晚清社会思潮曾光光 摘 要 从社会思潮角度考察,桐城派与晚清社会思潮流变相始终;在晚清纷呈迭现的社会思潮中,均可看到桐城派的身影。
桐城派在晚清各期的主要代表往往也是当时社会新思潮的代表或积极参与者,如经世致用思潮中的姚莹,洋务思潮中的曾国藩、黎庶昌,早期变法维新思潮中的郭嵩焘、薛福成,维新变法思潮中的吴汝纶。
由此可以看出晚清桐城派既有迎合清王朝的一面,也有适应社会思潮发展、与世俱进的一面,不能因桐城派最终落后于时代而予以全面否定,更不能因此把桐城派视为文学上保守、政治上反动的代名词。
关键词 桐城派 顺应 晚清 社会思潮 与世俱进中图分类号K24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56X(2001)06-0127-05 This article tries to evaluate Tong-City Group appropriately in the trend of thought of theLate Qing Dynasty,about its attitude,position,significance.It contains three parts:firstly,aboutTong-City Group with the trend of thought in the Realistic Movement.Secondly,about Tong-City Group with the trend of thought in the Modernization Movement.Thirdly,about Tong-CityGroup with the trend of thought in the Constitutional Movement.In my opinion,Tong-City Groupconformed with the ruling class,but on the other hand,its inherent changeable attitude toward soci2ety made it keep pace with time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Due to its inner conservative factors,itwas replaced by the May4th Movement and disappeared from the Chinese literary circle. 桐城派由于其遗老林纾、马其昶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斥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1],而在世人眼中几乎等同于落后、反动的代名词。
略述桐城文派的发展过程
略述桐城文派的发展过程桐城文派的发展过程主要表现为：（1）初创时期时间为清康熙、乾隆年间，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
明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
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开桐城派先河。
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
方苞，“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
以后，他在《读史记八书》、《书史记十表后》中提出了“义法”主张。
方苞授徒数十年，成为推动桐城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
刘大櫆，主要在乾隆时期，继承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
其弟子以桐城姚鼐、王灼、歙县吴定、程晋芳、常州钱鲁斯等最为著名。
其徒有阳湖陆补孙、陆邵人、董估成、董思诚、张琦、武进董士锡、谢士元、汤春帆、无锡秦小岘，山阴王绍文、钱塘戴熙等数十人，自成“阳湖派”——实为桐城派初创期的别支。
（2）兴盛时期时间为乾隆年间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以及其弟子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刘开。
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者。
他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提出出了桐城派的旗号，阐述了方苞、刘大櫆以及姚鼐之间理论继承关系，揭示桐城古文形成。
姚鼐中、晚年先后主讲钟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四十余年，传授古文法，培养写作人才。
为文提倡“考据、义理、辞章”兼备，编《古文辞类纂》。
世人称为古文读本最精赅之书。
桐城派至姚鼐，文章风气始遍及全国，形成“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
姚氏门下以上元梅宗亮、管同和桐城方东树、姚莹影响较大，世称“姚门四杰”。
其次桐城刘开、新城陈用光、娄县姚椿、宝山毛岳生等亦在高足之列。
弟子再传弟子，以致南北诸省，皆有桐城派传人，形成了一个声势颇大的古文流派。
（3）末流时期时间为1840年鸦P战争后至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代表人物曾国藩及“曾门四大弟子”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
曾氏自称私淑姚鼐，世称“湘乡派”，实为桐城派的变体。
《文学研究法》：桐城派文章理论的总结
《文学争辩法》：桐城派文章理论的总结《文学争辩法》：桐城派文章理论的总结上个世纪八十年月以来，桐城派的争辩渐渐焕发诞生气，对五四时期严峻而有失偏颇的批判有所修正，并摆脱了以政治标准来评判文章的批判模式，对于桐城“三祖”、曾国藩时期的“中兴”都有较为深化的争辩，对桐城文章理论的阐发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但是，姚永朴的《文学争辩法》作为桐城派文章理论的结穴之作，在理论整合方面有较大贡献，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
作为姚鼐世父姚范的五世孙，姚永朴“恪守姚氏家法”，以桐城派晚期名家的身份论述本派文章理论，所见自然较为真实而少隔膜，也更能反映桐城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作出的应对与调整。
一、整合桐城派文章理论桐城派是一个持续时间很长的文学流派，几乎与清朝统治相始终，在不同的阶段，各有别具特色的文章理论应运而生。
其中较突出者，如方苞所提倡的“义法”说、“雅洁”说，刘大魁所主见的“神气”说，姚鼐所推阐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以及“刚柔”说，曾国藩所补充的“经济”说等等，都在特定时期发挥过确定文章风格、规范文章创作等重要作用。
姚永朴的《文学争辩法》对桐城派不同时期的理论都有所吸取，充分吸取了其中的合理内涵，加以整合，反映了桐城派文章理论在调整中不断进展的面貌。
对于方苞、刘大魁、姚鼐、姚范以及曾国藩等人的评文之作，《文学争辩法》予以大量征引，并以此作为其观点的基础，充分体现了此书的桐城派文章学属性。
姚永朴首先强调了入门须正。
在《起原》中，他指出：“欲从数百千万卷中，撮其英华，去其糠秕，非知所选择不行；欲知所选择，非有真识不行；欲有真识，非有师承不行。
盖有师承而后有家法，有家法而后不致如游骑之无归。
”在学文之初，就应当明确学习的方向，遵循确定的方法。
姚永朴重点推举了两部古文选集，即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与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认为两书“鉴别皆极精审，吾人从事兹学，自当先取派正而词雅者师之，余则归诸涉猎之中，又其次者，虽不观可也。
三桐城派古文的中兴与末路
起古文旗帜所走出的第一步。
二、曾国藩与桐城派的中兴——曾国藩之《圣哲画像
——曾国藩：《劝学篇 示直隶士子》
文者，道德之钥而 经济之舆 。
三、桐城派的复归与末路
——“曾门四弟子”之张裕钊
张裕钊（1823-1894）， 字方侯，号濂亭，湖北武昌 东沟镇龙塘张村人。道光举 人，官内阁中书，历主江宁、 保定等书院。曾门弟子中于 文章之道用力最著，一生专 攻文章之学 。著有《濂亭
一、初创期与承守期的桐城派
——刘大櫆之“神气”说
因声求气之法
刘大櫆认为：古文 之能事，可言论者为文 法，可致意处为神气， 文法可以言传，而神气 则只可意会。行文之道， 当以神气为极致。
此法指示学古者以 纵声朗诵和低声讽诵的 方式阅读古文，从古文 抑扬顿挫的音节字句中， 体味精神气势，揣摩文 脉法度，从而提高古文 鉴赏与写作水平。
三、桐城派的复归与末路
——“曾门四弟子”之黎庶昌
黎庶昌(1837—1896), 字 莼斋，贵州遵义人，同治禀贡 生。曾任驻英使馆参赞 ( 兼驻 法、德、西班牙使馆参赞 ) 、 驻日本使馆大使、川东兵备道 等职。他提倡洋务，力主革新， 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外交家和文 学家。散文文字简洁，清新流 畅，传记体散文和记游散文尤 为出色。著有《拙尊园丛稿》、 《 莼 斋 四 种 》 。
一、初创期与承守期的桐城派
——姚鼐：义理、考据、辞章三事合一
三法求民情赋第一段赏析【北宋】苏轼骈体文
国学 骈体文
三法求民情赋
第一段
北宋 苏 轼
作品赏析
• 三法，古代三刺、三宥、三赦之法的合称。《周礼·秋官·司刺》：“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 之法……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断民中。” 宋 苏轼 《三法求民情赋》：“用三法而下究，求 舆中茵古时犯人可以得到宽大处理 的三种情况。一是不识，即因不知法而犯罪（一说不识即不审，即因错误而犯，例如将乙当作 甲而误杀之）；二是过失，即因疏忽大意而犯罪；三是遗忘，即因忘记法律的规定而犯罪。对 于上述三种情况，可以给予赦宥，不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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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 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 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 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 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 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宋孝宗时追谥“文忠”。
• 三赦是中国古代法律规定三种人可以获得赦免刑罚的制度。《周礼·秋官·司刺》记载，司刺掌 “三赦之法”，“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麿(蠢）愚。”幼弱指年少体弱的人，老 耄指80岁以上的人，麿愚指生下来就痴呆的人。这三种人犯罪，给予赦免。秦、汉、唐、明、 清历代法律，均明确规定此制，但略有差异。
[桐城派代表人物]桐城派有哪些代表人物
![[桐城派代表人物]桐城派有哪些代表人物](https://img.taocdn.com/s3/m/5ffabc4a302b3169a45177232f60ddccda38e613.png)
[桐城派代表人物]桐城派有哪些代表人物篇一: 桐城派有哪些代表人物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讲求经世致用，看不起明末反传统、倡性灵的公安派、竟陵派等浪漫文学。
方苞提倡“义法”说，主张作文为了宣传义理，而义理主要指孔孟、程朱的道统。
他的主张，正好和满清政府尊崇理学和道统的国策配合。
桐城派以“道统自任”，戴均衡《方望溪先生集外文补遗序》说：“平心论之，宇宙间无今汉学家，不过名物、象数、音韵、训诂未能剖析精微，而于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无损也；而确守程、朱如先生者，多一人则道看一方，遂以昌明于一代。
”梁启超说：“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
”戴名世戴名世，今桐城市人，字田有，因晚年在桐城南山买了田宅，以备退隐，人称南山先生。
戴名世6岁时随父到枞阳陈家洲读私塾，父客死塾馆后，戴名世接馆继续教书育人，以文为生。
初为诸生时，以文章锦绣而负盛名。
57岁时才考中进士，官至清廷翰林院编修。
康熙五十二年，因文字狱被杀。
戴名世的文学理念源于儒家的道统和君亲师的正统观，主要成就在于文学的独创，所作的文章皆以道、法、辞三者为要素，以致名满天下，他因此成为清代文坛上倍受人们重视的桐城派代表人物。
方苞苞，字凤九，因祖籍在浮山马溪，晚年自号望溪。
方苞世居南京，大比之年以桐城籍生员参加考试，因此对枞阳山水满怀眷念之情，从来不喜欢作诗的他在文集中仍留下《过枞阳》的诗篇。
康熙五十年冬，方苞因给戴名世《南山集》作序而株连下狱，康熙五十二年，被释放。
方苞最初提出的“义法”文论，即要求作文要言之有物、有序，也是对“空疏”文风的一种矫正和批判。
“义法”之说已成为桐城文派创作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他所着的《左忠毅公逸事》和《狱中杂记》中的人与物，情与景记述精妙，生动感人，催人泪下。
他以实践开创了一代文风，其许多文章成为千古不朽的名篇佳作。
正如姚鼐所说：“望溪先生之古文，为我朝百余年文章之冠”。
以“起棱、汁浆”为中心谈方东树的诗论
第28卷 第6期 牡丹江大学学报 Vol.28 No.6 2019年6月 Journal of Mudanjiang University Jun. 2019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８７１７（２０１９）０６－００１８－０３以“起棱、汁浆”为中心谈方东树的诗论方 新（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安徽 安庆 ２４６０５２）摘 要：方东树秉承“桐城家法”，创造性地提出“起棱”“汁浆”两个范畴，并以此论诗。
考察诗论可知：“起棱”关乎于诗歌章法，要求层层突起，使诗体呈现不平之气；“汁浆”关乎于诗作内蕴，即以此诗法铺排，将作者才情思致融结，诗作内蕴饱满，韵味无限。
方东树以此为诗歌理想，进而构建有迹可循的诗法，并在作品中得到印证。
方氏“棱汁”诗论，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扩大了“桐城诗法”的堂庑，丰富了中国古典诗论。
关键词：方东树；“起棱”；“汁浆”；诗论中图分类号：I22 文献标识码:AFocusing on the "Ridge and Juice Paste"as to the Poetics of Fang DongshuFANG Xin（Anhui Huangmei Opera Art Vocational College,Anqing，Anhui 246052）Abstract:Fang Dongshu, adhering to the "Tongcheng Family Law", creatively put forward the two categories of "ridge" and "juice" and used them to discuss poetry. From the study of poetry theory, we can see that "ridge" is related to the composition of poetry, requiring that the style of poetry be uneven, and "juice paste" is related to the connotation of poetry, that is to say, the arrangement of poetr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uthor's talent and thoughts, the full connotation of poetry and unlimited charm. Fang Dongshu takes this as the ideal of poetry, and then constructs a traceable poetry method, which is confirmed in his works. Fang's poem theory of "Ridge Juice" h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expanding Tanglu of "Tongcheng Poetry Method" and enriching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theory.Key words: Fang Dongshu; “ridge”; “juice paste”; poetics.收稿日期：基金项目：作者简介：２０１８－１２－０４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桐城派刘开的文学创作和思想研究”（ＳＫ２０１８Ａ１０２２）；安徽省教育厅“安庆地域文化智慧课堂项目”（２０１７ｚｈｋｔ１４４）；安徽省教育厅教学研究重点项目“黄梅戏文化视域下语文课程的渗透式教学研究”（２０１８ｊｙｘｍ０７９３）；安徽省教育厅“大学语文之‘文心诗品’章节智慧课堂项目”（２０１８ｚｈｋｔ１９２）的阶段性成果方新（１９８３－），男，安徽桐城人，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桐城派及皖江文化。
善因善创：方东树诗歌“通变”论
Ｄｅｃ．２０１６ ＶＯＩ．３５ Ｎ０．６
善 因 善 创 ：方 东 树 诗 歌 “通 变 ＂论
郭 青 林
（安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安徽 安庆 ２４６１３３）
摘 要 ：对传统诗学 中的“通 变”问题 ，方东树提 出“善 因善创 ”，要求诗家既要善于继承前人创作精神 ，又要以此 为 基 础加 以创新 ，并 提出具 体的继 承 、创新的方法或角度。这一看法继承了诗学史上通变观念 ，旨在实现诗文创作的个性化 。
收稿 日期 ：２０１６—１０—０１ 基金项 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重点项 目“方 东树诗歌史论研究 ”（ＳＫ２０１５３８４）；安徽 省教 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 目“文学
史学视域下的《昭昧詹言》研究”（ＡＱＳＫ２０１４Ｂ０１３）。 作者简介 ：郭青林 ，男 ，安徽庐江人 ，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文学博士。
文律 运 周 ，日新 其 业 。变 则其 久 ，通 则 不 乏 。Ｈ
刘 勰 明 确 了“通 变 之 术 ”对 从 事 文 学 创 作 的重 要 性，指出“参伍 因革 ，通变之数也。”“通变 ”就是 “因革”，即继承与创新之义 。为此 ，他要求“先博 览 以精 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凭情 以会通 ，负 气以适变” ，即继承前人之为文之方 ，又依据 自
一 般 以为 ，“通 变”一词 ，源于《周易》：“生生 之谓易 ，……通变之谓事 。”［２ｐ＿３４“化而裁之谓之变 ， 推而行之谓之通 。”［２１ｚ２４“参伍以变 ，错综其数。通其 变 ，遂成 天下 之文 。”『２ “一 阖一 辟 谓之 变 ，往来 不 穷 谓 之通 。 ”［２１２４６“穷 则 变 ，变 则 通 ，通 则 久 。 ”［２ｐ．５７ “通 ”即 通 晓 、通 行 ，虽 不 可 直 释 为 继 承 ，但 因 为
【doc】论张惠言的古文观
论张惠言的古文观2005年l1月第6期苏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AcadeIIlicJournalofSuzhouUniversityr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 NOV.20Q5No.6论张惠言的古文观董俊珏(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021)摘要:张惠言是清代中叶的经学大师,也是阳湖文派的精神领袖,将经术与文学融会贯通,是其古文的一大特征,也是其古文观的基本精神.其具体表现,即在尊重古文作为文学样式的独立性和美学特质的同时,大力推崇古文的现实功用,渗透着强烈的经世理念,而不斤斤于门户派别.其古文观,是时代变革在文学领域内的先声.关键词:张惠言;古文观;经世致用;阳湖派中图分类号:10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403(2005)06.0050.02作为l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常州文人集团的领袖人物,张惠言在经学,文学,书法等众多领域内有着突出的成就. 与他同时的吴德旋盛推他为”开辟以来吾郡文人中所未有之品”…一,当代美国学者艾尔曼亦认为他是”常州学术顶峰的象征”….就其文学成就而言,张惠言既是披靡百余年的常州词派的开山鼻祖,又是清代常州今文经学两大源头之一的阳湖文派的奠基人,以经学大师而兼具两大重要文学流派的创辟之功,实为绝无仅有.在文学方面,张惠言以古文,词,赋而擅场,但历来关于他的研究,多是偏重于他在词学范畴的卓越建树;然而, 恰如丁绍仪在《听秋声馆词话》中所指出的那样,惠言”着述以古文为最.词固余力及之”,他用力最勤最久,并且也最能体现其文学造诣,反映其文学思想的,仍然是他的古文.再进一步比较而言.张惠言的古文创作虽负盛名,但批评的意见,亦往往而在,吴德旋在高度评价其文”淳雅无有能及之”的同时,也委婉地点出其”摹古之痕尚不尽化”的缺憾¨.事实上,奠定惠言在阳湖文派当中领袖位置的,除了创作实绩之外,他的古文观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如果从流派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来考察,惠言在古文这一领域内所持观念的价值,并不逊色于他的词论,尽管他并未作过系统而明确的理论阐发.阮元在惠言身后为其《茗柯文编》作序,以”以经术为古文”一语来概括个中要旨,并进而就经术与古文之关系作了阐释:武进张皋文编修,以经术为古文,于是求天地阴阳消息于《易》虞氏,求古先圣王礼乐制度于《礼》郑氏,岂托于古以自尊其文欤?又岂迂回其学而好为难欤?圣人之道在六经,而《易》究其原,《礼》穷其变,知扶阳抑阴之旨,然后交际之必辨其类,议论之必防其流失也.知经上下,定民志之旨,然后措施必求其实有裨于治,许与必衷与彝典也.下及《骚》,《选》,其支流也.近时《易》学推惠氏栋,《礼》学推江氏永,而二家之文无传.盖义之附于经者,内也;义之征于文者,外也.由内及外,而发挥天人之际,推阐制数之精,其所蕴更宏.其所就更大.这就是说,”经”与”文”是相互依赖的,经为本而文为用,借助于古文这一形式,《易》,《礼》等儒家经典所蕴含的”微言大义”就能更好地昭示于天下,更好地发挥其修齐治平的经世之用,因而文词之优劣,对于义理之显晦是有直接影响的.显然,这一观点既不同于当时考据学家之以学代文,亦非桐城文人之以文涵学,而是倡导文道并醇,在尊重“文”的独立性的前提下,强调”文”与”学”的共同性.这就给自孑L子提出”有德者必有言”…,”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以来数千年文人学者所哓哓不休的文道关系作出了一个新的解释.尽管此论出自阮元笔下,但他自谓序中之言系”阐编修素所持论,俾后之学为文者抉择焉”,可见所反映的仍是惠言本人的见解.在很大程度上,这样一种观念正是惠言于学者”率椎少文”.文士”亦多不学”的对峙格局下”兼是两者”的决定性因素_II.在惠言自己的文章和言论中,反映此种古文观的例证亦相当之多.他在《赠毛洋溟序》,《送徐尚之序》等文中,就屡屡以”学古之道”和”为古之文”相提并论;《赠杨子换序》更从”君子出其言则思文其行”的角度,认为文辞虽”非君子所尚”,”及其求道,则文辞之功亦不可废也”.这充分体现了惠言对文学的重视.《茗柯文编》里最集中地展示惠言古文观的是他在4O岁时写就的《文稿自序》o文中说道:收稿日期:2005一Ol一20作者简介:董俊珏(1976一),男,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基金项目:本文获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江苏近代文学史”(项目编号:J3—028)资助.50?余友王悔生,见余《黄山赋》而善之,劝余为古文,语余以所受于其师刘海峰者.为之一二年,稍稍得规矩.已而思古之以文传者,虽于圣人有合有否,要就其所得,莫不足以立身行义,施天下致一切之治:荀卿,贾谊,董仲舒,扬雄以儒,老聃,庄周,管夷吾以术,司马迁,班固以事,韩愈,李翱,欧阳修,曾巩以学.柳宗元,苏洵,轼,辙,王安石虽不逮,犹各有所执持,操其一以应于世而不穷.故言其必曰”道”,道成而所得之浅深醇杂见乎其文,无其道而有其文者,则未有也.故乃退而考之于经,求天地阴阳消息于《易》虞氏,求古先圣王礼乐制度于《礼》郑氏,庶窥微言奥义以究本原……在惠言看来,凡是真正有所造就的文章大家,其得力之处不在文章本身,而在于他们对于圣人之道的体悟功夫;并且衡量其人得道与否及浅深醇驳的标准,就要看其所得能否真正地致用天下了.所以归根到底,惠言的古文观本质仍是一种儒家传统的功利主义的文学思想.和理学家”文以载道”之说的区别在于,他并不简单地视文章为经术之附庸, 而是强调文道之间的相辅相成,实际上已经涉及文学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之辩证关系的问题.虽然他说过”文章末也,为人非表里纯自,岂足为第一流哉”的话,却并无在文道关系上畸轻畸重的意思,只是反对不务德行徒饰文辞而已.《毕训咸咏史诗序》中说得明白:古之为学,非博其文而已,必有所用之;古之为文,非华其言而已,必有所行之.这样的论调,很容易使人想到顾炎武”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的说法‟.实际上,惠言以”实用”为旨归的古文观,与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思想是有相通相承之处的.联系其各自的时世背景,那么似乎可以这样理解:与顾,黄等辈身遭国变而力倡”文须有益于天下”]l引,”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相似,惠言的古文观也反映了在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情势下,先进的知识分子内心的焦虑情绪和他们亟思奋发有为以振萎起痹,力挽狂澜的用世热情.惠言说”吾位卑,能言之而已”,说明他将古文视作了自己干预社会的重要武器,其中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由此亦可见出惠言之由酷好辞赋转而选择古文为主要创作形式,正是其自身思想认识不断深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古文较之其他文学体裁,显然更能自由,充分地发挥他的政治见解和社会理想.然而,惠言的古文观与前人相比,又自有其先进之处.这就在于他尚实用的同时却不废辞章之美,相对于那种以文学的社会功能消解其艺术价值的激进观念,无疑是一大进步.要客观,全面地理解和评价惠言的古文观,那么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如何看待他与桐城派之间的关系.有关桐城派与阳湖派二者到底是何种关系的疑问,一直是文学史上聚讼纷纭的一桩公案;而惠言与刘大椐之间的关系,则是争论的一大焦点.无可否认,惠言之转入古文创作,是在接触了刘大椐所谓”古文法”之后.他坦言”余学为古文,受法于执友王明甫,明甫古文法,受之其师刘海峰9l补编卷上‟;并且他还特意编了一本《刘海峰文钞但是, 刘大樾对于惠言的影响究竟到怎样的程度,却是非常值得仔细探讨的.在《书刘海峰文集后》一文中,惠言谈了他对刘氏古文的基本看法:本朝为古文者十数,然推方望溪,刘海峰.余求海峰文六年,然后得而读之.海峰之文,有学《庄子》,《史记》为之者,弗至也;学欧阳,王介甫为之,时至焉;学归熙甫,辄至焉.名取远,迹取迩,其效然耶?后有作者,终不得为庄周,司马之为耶?明甫之言曰:”海峰治经,功半于望溪,其文必倍胜于望溪.然则海峰为之而不至焉者,果系于世之远迩耶?”明甫又言:”海峰为古文既成,乃着籍为望溪弟子.”呜呼,两人故相为先后哉!王灼是刘大樾的弟子,其持论一意回护本师,欲以刘氏凌驾方苞之上,但惠言于此,明显是深不以为然的.他认为刘大樾之文,只不过能达到归有光的境界而已;而他在《文稿自序》中胪列的他所推崇的文章巨擘,到唐宋八大家即为断止,元明以下一概弗道,说明即便是归有光,在惠言看来亦难登作者之堂.所以,对于刘大樾的古文成就,惠言是不甚满意的;特别是王灼”海峰治经功半于望溪,其文必倍胜于望溪”的说法,显然是”以经术为古文”,走学文兼擅之路的的惠言所不能接受的.由此可见,刘大樾的古文观对惠言的影响,实在是非常的有限,以惠言为刘氏之再传弟子的提法,未免太过牵强.充其量,刘大樾只是间接地在古文创作的基本法则方面给了惠言一定的引导和启发;而惠言一旦入门,便不再亦步亦趋地追随于桐城文人之后,而是完全依照自己对古文的理解和自身早已成型的美学趣味,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历来论及桐城派与阳湖派之区别的时候,往往多从艺术形式的层面立言,肯定惠言等阳湖诸子能博取广汲而不入樊篱,能融通骈散等,至多说到他们的思想比较不受程朱理学之束缚.然而,从根本上来说,惠言,李兆洛等之于桐城诸子,其古文的本质差别,乃在于文学观念的不同.桐城派的古文,基本上是文人之文;桐城文人的文学意识明显要胜过其传道意识和经世意识.方苞就说:在文言文,虽功德之崇,不若情辞之动人心目也.¨刘大樾更直言:为国家建立勋业,前代多有其人,而能文章之士,旷世而不一见也._JI_黼当有人说刘大樾”文有余而道不足”的时候,方东树更为之争辩说:”自左,马,韩,苏,不免矣,可以此责之文家耶?”fJ.卷显然,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了一种文学本位的思想.这与主张文道并醇,认为”无其道而有其文者,则未有也”的惠言的观点,自然是格格不入的.作为一位抱负远大的儒者,惠言”经世致用”的观念几乎主宰了其人生的全部,从立身行事到学术研究,到文学创作,莫不如此.他之所以专攻《易》,《礼》之学,就在于他认为其有助于”致天下之用”【卺一.他之专事古文,也是因为”古之以文传者,虽于圣人有合有否,要就其所得,莫不足以立身行义,施天下致一切之治”;并且其古文所体现的实际的思想内涵,亦(下转第78页)51?百姓无仇无怨,能怎么样咱?跑,跑得再J决能跑过枪子儿? 藏,藏到那天是个头”(上官吕氏语).日本鬼子真的洗劫了大栏镇,上官家的两个大男人也送了命.这种朴素的哲理思考是对强盗的控诉,也是对麻木百姓的一种指责.此外,穿越时空的电影蒙太奇的剪接艺术,在这部作品中也得到了巧妙的运用,使犬牙交错的情节线之间的过渡和转换,形成了一种突然地大幅度的跨越效果.比如第二章写沙月亮的黑驴鸟枪队进驻大栏镇,这条线与母亲找马洛亚牧师给”我”和八姐取名与洗礼交织进行,转换处就有这样的效果.还有这部小说以人物为线索,颇具《水浒传》的特色.每个姐姐都是一条线索,通过他们的婚恋纠葛从不同角度描写了中国现当代史,反映了社会状况,体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独立性,又是一环紧扣一环相互勾连的.所以说《丰乳肥臀》的结构是完整的,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尤其最后七节补遗,补充了前七章中一些人物线的遗漏情节,比如对八姐,五姐的失踪的补充,对母亲打死上官吕氏的补充,等等.说上官家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条线索,作家并不是在每个人物身上平分笔墨,而是把一些主要人物和事件集中起来叙述,大姐来弟,二姐招弟,三姐盼弟,五姐领弟及母亲是全篇叙述的主角,作者把她们放在广阔的不同的历史背景中,让她们充当不同的角色,来展示高密东北乡”这块土地的百年变迁”(莫言语).此外,这篇小说的完整结构还表现在作家对开端,高潮和结局等的精心安排和设计上.作者把”我”的出世,安排于开端,是便于”我”的叙述,也是为了突出在苦难中挣扎的母亲的伟大形象.随着姐姐们的一个个长大,自然而然地开始婚爱,逐步形成了小说高潮,直至一个个死去做了某段历史的殉葬品的结局.第七章结局部分是一反常态的”倒插笔”,是把开头拿到结尾去说,突出了母亲的屈辱和母亲的反抗,映射了清末民初的历史.母亲身上带着历史给妇女的屈辱,那就是裹脚,随着革命的到来,放脚并没有解脱她的灾难,生不出孩子被责骂为”光吃食不下蛋的废物”,母亲的反抗是到处借种以显示自己的生育能力,生不出男孩又得遭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以上是笔者重读莫言《丰乳肥臀》有关艺术特点方面的一些想法,自知艺术修养浅薄,尚难洞悉其深奥的艺术星空,只是在此方面很少有人论及之时,率先一步,意欲遗足痕于后来诸公,或许能对之有所启发.参考文献:[1]王尧,林建法.莫言王尧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2]兹韦坦?托多罗夫.叙述作为话语[A].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下册[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责任编辑:王英志)(上接第5l页)确然以经世为旨归.由此可见,当姚鼐为当时朴学风气所挟而不得不拈出”考据”一义来为其”义理”,”词章”装点门面的时候,惠言和他所代表的一批常州作家,已明确地从观念到实践都在倡导文学的”经济”之用.这在某种程度上与道光以后龚自珍,魏源等开创晚清经世文风,以及曾国藩标举“经济”以药桐城古文侈谈义理的空虚之病等皆遥相呼应,隐然导夫前路,尽管他们并未直接打出”经济”的旗号.就此而论,惠言的古文观已颇具近代色彩,绝非桐城家法所能同日而语.当然,就阳湖文派内部而言,恽敬的古文论代表了这一流派的理论中坚,他对于一些古文家的评价也基本反映了当时常州文人的看法,尤其是他为自己的文稿所定之”通例”二十五则,实足以视为阳湖文派在文法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比较起来,惠言显然未能如此深入地探讨具体的艺术形式的问题.他的古文观,仍是较为大而化之的停留于如文道关系这样的宏观理论范畴的讨论上.但是,在更高的层面上,能够成为常州学派冠冕的,阳湖文派之中,却首推惠言.梁启超认为阳湖文派”由张皋文,李申耆开派”【lJl”,就是在常州多层次的复合的文学文化格局的基础上立论的. 细细推敲之下,不难发现阳湖文派实际上是一个二元融合体,是惠言与李兆洛所代表的学者与恽敬,陆继辂所代表的文人共同构成的.惠言在文学宗旨方面确立了阳湖派古文的经世走向,而恽敬则在艺术性方面及时总结了阳湖派古文的创作特色并作了理论阐发,两者的相互结合,才造就了阳湖文派”瑰辞朴学”的总体风貌¨5J一.当然,这也只是举各自主导的一面而言的,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总而言之,惠言的古文观及其所反映的学术,社会思想,使他成为了阳湖文派的精神领袖.参考文献:[1]吴德旋.初月楼文钞[M].花雨楼校刻本.[2]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3]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4]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5]章炳麟.校文士[A].近代文论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6]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集[M].光绪十年刻本.[7]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8]黄汝成.日知录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4.[9]张惠言.茗柯文[M].同治八年刊评点本.[10]方苞.方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1]刘大槐.刘大樾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2]方宗诚.柏堂集[M].光绪初年刻本.[13]董士锡.张氏易说序[A].道光二十年江阴暨阳书院刊本.齐物论斋文集[c].[14]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15]陆继辂.崇百药斋文集[M].光绪四年兴国州署重刻本.(责任编辑:王英志)78?。
桐城派古文及其他
桐城派古文及其他㈠桐城派康熙年间由桐城人方苞开创，同乡刘大櫆、姚鼐等继承发展，成为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
桐城派以“义法”为基础，发展成具严密体系的古文理论；姚门之后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四大弟子”。
⑴先驱：戴名世为桐城派理论的发轫，主张：⒈为文以“精、气、神”为主，“言有物”为“立言之道”（《答赵少宰书》）。
⒉“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而不可谓之文也。
”（《己卯行书小题序》）⑵奠基者：方苞（1668—1794）⒈“义法”说，言之有物而文有条理；分开来说：“义”指文章内容，以儒家经典为宗旨，具服务于当代政治的目的；“法”指文章作法，包括形式、技巧问题，如布局、章法、文辞等。
义决定法，法体现义。
⒉讲文章作法，或侧重“虚实详略之权度”，或追求“首尾开合，顺逆断续”之“脉络”，或提倡用语“体要”、简洁，偏重文法；但认为“义”在其中。
⒊要求内容醇正，文辞“雅洁”，使古文用语典雅、古朴、简约，适应清统治者“清真古雅”的衡文要求，并给古文建立更严格的具有束缚性的规范。
⒋由于与制举之文相通，利于维护理学道统，所以受到朝野崇奉和欢迎，“义法”说也成了桐城派遵奉的论文纲领。
⒌创作：选材精当，以凝练雅洁见长，开桐城派风气。
⑶刘大櫆（1698—1780）上承方苞、下启姚鼐，是桐城派“三祖”之一。
⒈对“义法”理论进行拓展，以“义理、书卷、经济”的“行文之实”扩大“言有物”的内容，是姚鼐“义理、考据、词章”说的先导。
⒉认为“行文自另是一事”，“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对“行文之道”的“神”“气”“音节”等要素给予重视，突破“言有序”的范围。
“神”、“气”是作者精神气质在文中的表现；“神”是首要的，居于支配地位；“气”是贯穿文章的气势韵味；“神为主，气辅之”。
⒊为使“神”“气”易于掌握，提出因声求气说：由字句求音节，由音节求声气，音节是行文关键，诵读能体会文章的“神”“气”，为探寻“义法”奥妙揭示出门径和方法，也使理论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苏轼家风传承故事
苏轼家风传承故事
《苏轼家风传承故事》
嘿，咱今天就来讲讲苏轼家风传承的事儿。
你们知道吗，苏轼他们家那可是有一套特别厉害的家风呢！
就说苏轼他爹苏洵吧，那可是个对读书特别执着的人。
我听说啊，有一次苏洵在家里读书，读得那叫一个入迷。
那时候苏轼还是个小娃娃呢，就在旁边玩儿。
苏轼看着他爹那认真的样子，就觉得好奇怪呀，这书有啥好看的呀，能让爹这么着迷。
于是呢，小苏轼就跑过去，拉着他爹的衣角问：“爹呀，你为啥老是看书呀？”苏洵就放下书，笑着摸摸苏轼的头说：“乖儿子，这书里有好多好玩的东西呢，等你长大了就知道啦。
”从那以后呀，苏轼就对书也产生了兴趣，总想着书里到底有啥好玩的。
随着苏轼慢慢长大，他也开始像他爹一样爱读书了。
而且呀，他还把这种爱读书的风气传给了他的孩子们。
有一回呀，苏轼坐在院子里看书，他的孩子们就在旁边跑来跑去地玩儿。
苏轼看着他们玩儿得那么开心，就想，得让孩子们也感受感受读书的乐趣呀。
于是他就把孩子们叫过来，给他们讲书里的故事。
孩子们听得可入迷啦，眼睛都不眨一下。
从那以后呀，孩子们也爱上了读书，经常跟着苏轼一起读书学习。
你看，这就是苏轼家风的传承，从苏洵到苏轼，再到苏轼的孩子们，都有着对知识的热爱和追求。
这种家风就像一条纽带，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咱也得学学人家这种好家风呀，让知识的火种在咱自己家里一代代传下去！嘿嘿！。
桐城三祖都有谁？为桐城派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桐城三祖都有谁？为桐城派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导读：方苞“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
人物生平方苞(1668-1749)清代散文家。
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
安徽桐城人。
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
五十年，被牵连进戴名世《南山集》案入狱。
赦出后隶汉军旗籍，入直南书房。
累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曾写《狱中杂记》，揭露当时司法制度的黑暗与残酷，具有现实意义。
风格及主要成就方苞治学宗旨，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尊奉程朱理学，日常生活，都遵循古礼。
为人刚直，好当面斥责人之过错，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排挤。
方苞首创“义法”说，倡“道”“文”统一。
在《史记评语》里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
以义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论文提倡“义法”，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基础。
后来桐城派文章的理论，即以方苞所提倡的“义法”为纲领，继续发展完善，于是形成主盟清代文坛的桐城派，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全国学术界重视，方苞也因此被称为桐城派的鼻祖。
方苞著有《周官集注》13卷、《周官析疑》36卷、《考工记析疑》4卷、《周官辩》1卷、《仪礼析疑》17卷、《礼记析疑》46卷、《丧礼或问》1卷、《春秋比事目录》4卷、《诗义补正》8卷、《左传义法举要》、《史记注补正》、《离骚正义》各1卷、《奏议》2卷、《文集》18卷、《集外文》10卷、《补遗》14卷，另删订了《通志堂宋元经解》。
名篇：《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汉文帝论》、《李穆堂文集序》、《书卢象晋传后》、《与李刚主书》、《孙征君传》、《万季野墓表》、《游潭柘记》等。
“义法”解释所谓“义”，即“言物”，所谓“法”，即“言有序”。
“义”指文章的思想内容;“法”指文章的形式技巧。
方苞要求文章的形式服从于内容，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文章语言要做到“清真雅正”和“雅洁”，去掉“冗辞”，直到“一字不可增减”。
“义法”说，涉及文章的立意构思、布局谋篇诸问题，对形成有益的文学理论，有积极的意义。
桐乡 书院
桐乡书院
据《桐城县志》和《桐乡书院志》载，桐乡书院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里人文聚奎、戴钧衡、程恩绶为教化桑梓，谋设书院，呈知县陈元中复核建修。
捐得大钱9000串零9820文，购置田产十数处，建房舍五重，设“朝阳楼”、“漱芳精舍”、“讲堂”、“内堂”、“后堂”、“课堂”、“仓房”、“帐房”等，辟“旷怀园”，广植异树奇葩。
道光二十一年(1841)，桐乡书院开课后，群贤聚首，学子咸集。
清桐城派学者方东树有诗赞之：“胶庠(炎欠)起汉桐乡，淳朴山川自一方。
峻宇遥峰通一气，秋阳螟色暖周堂。
今来偶共壶觞聚，后会难凭筋力强。
信识斯人多俊杰，不因兴没待文王。
”
桐乡书院宗旨为振文风，广教化，“馆同集雅，风云开科第之基”。
桐乡书院创办未及3年，成绩卓著，县试，府试，首卷均为该书院弟子所得，颇负盛名。
咸丰三年(1853年)书院遭兵灾。
同治六年(1867年)里人买程姓屋宇，改建为书院，课士一如既往。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为“公立桐乡高等小学堂”。
民国元年后，改名为“桐城县立第三高等小学”。
现为孔镇学校。
桐乡书院故址位于安徽省桐城市治东三十里孔城镇中街。
孔城，因汉属桐乡而得名。
桐乡书院显名全国，经典有载，戴钧衡的《桐乡书院四议》（即择山长、祀乡贤、课经、藏书），清廷曾谕令全国效法，并载入《皇朝正典类纂》。
桐乡书院因战火及年久失修，现仅存朝阳楼和《桐乡书院记》碑。
碑记为清翰林、通政大夫罗惇衍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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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卷第2期2004年4月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Journal of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S ocial Science)
No.2Vol.25
Apr.2004方东树论苏诗对桐城家法的承继与突破
王友胜
(湖南科技大学文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摘 要:作为桐城文派的后劲,方东树的苏诗论评颇受其古文理论主张的影响。
首先,方氏以古文之法探讨苏诗七古,注重开合起承、格局布置、虚实详略、字句气节等写作技巧。
其次,桐城先辈论文的一些概念与术语也被方氏用来评述苏诗。
再次,方氏还以是否有文法来重评苏轼某些为前人所争议诗的优劣高下。
方东树亦有突破桐城家法的地方:第一,桐城派文人标举江西诗派与黄庭坚,方氏则认为苏诗胜黄庭坚诗。
第二,在方氏看来,苏诗摆脱蹊径,自成一家。
第三,方氏崇信义理,其苏诗评论难免染有理学色彩。
关键词:方东树;苏诗;桐城派;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73X(2004)02—0054—05
作者简介:王友胜(1963-),男,湖南常德人,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F ang Dongshu C arried on and B roke through Tong Chen’s Old
Theories and R esearch Methods on Commenting Sushi’s Poems
W A N G You-sheng
(Institute of Literature,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onology,Xiangtan Hunan411201,China)
Abstract:As a successor of Tong Chen Group,Fang Dongshu’s commentaries on Sushi’s poems were much influenced by his ancient Chinese prose theory.Firstly,he discussed Sushi’s seven-syllable prose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composition and rhetoric.He laid stress on structure and arrangement,paid attention to words and expressions、details and omissions and other writing skills.Secondly, Fang Dongshu also used some concepts and terminologies which were discovered in Tong Chen Group ancessors’compositions to com2 ment on Sushi’s poems.Thirdly,Fang Dongshu reconsidered the good and bad of Su’s controversial poems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composition and rhetoric.He broke through Tong Chen’s old theories and research methods:Tong Chen Groups boosted Jiangxi Po2 em Group and Huang Tingjian,but Fang Dongshu believed Sushi’s poems were superior to Huang Tingjian’s.Fang Dongshu thought that Sushi’s poems have a unique style in contrast to S ong Dynasty poems.Fang Dongshu also trusted reason and good sense,so his commentaries were hard to avoid the flavour of Neo-Confucianism.
K ey w ords:Fang Dongshu;Sushi’s poems;Tong Chen Gro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