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近二十年《西厢记》研究述评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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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研究与欣赏

《西厢记》研究与欣赏

《西厢记》研究与欣赏《西厢记》研究与欣赏王实甫《西厢记》红娘的形象蒋星煜人物形象塑造是戏曲的重要元素之一,《西厢记》这一宏伟杂剧塑造了一群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如崔莺莺、老夫人等均是我国戏曲文学形象画廊中的典型艺术形象。

红娘在《西厢记》中的身份只是个使唤丫头,也只是作为崔张爱情的陪衬而存在,但她在崔张爱情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她的存在,将自己独特的个性发挥的淋漓尽致,具有深刻的意义。

《西厢记》总共五本二十折,其中《堂前巧辩》(《拷红》)使红娘成为主角,给广大读者和戏曲研究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加之其从始至终都贯穿于戏,这就让红娘的形象有着深厚的成长土壤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客观上加强了人物真实生动性,深受读者观众所喜爱。

概括来讲,红娘是一个伶牙俐齿、警聪灵慧、风趣活泼的俏女郎;是一个有情有义、热心助人,成人之美的肝胆女侠;是一个胆大叛逆泼辣善辩的斗士;又是一个是非分明有着黄金般心的巾帼。

一、一个伶牙俐齿、警聪、活泼的俏女郎平凡出场不凡出言,红娘代表老夫人问长老几时与老相国做法事,给张生留下了很好印象,从侧面描写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性。

杂剧曲文【脱布衫】这样描述:“夫人家举止端详,全没有那半点儿轻狂。

大师行深深拜了,启朱唇语言得当。

”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红娘举止大方端庄,礼貌待人,言语恰当,加之可爱的脸庞,精灵的眸子,脉脉含情波流转,身袭淡妆素服,别具风姿。

【小梁州】可喜娘的庞儿浅淡妆,穿一套缟素衣裳;胡伶渌老不寻常,偷睛望,眼挫里抹张郎。

两曲从不同角度描绘出红娘玲珑娇滴,光彩吸人的美丽形象,溜溜转的双眼时刻望着身边的世界,一“偷”一“抹”形象生动的勾勒出红娘的天真活泼,带着少女的挚朴,散发出一股敏锐聪慧,眼尖心细又和着一丝调皮,给人以一份轻松和喜悦,一下子就带动了观众的眼睛,牵动了读者的神经,大家亟待在这个小姑娘身上发生点什么点什么。

作者王实甫在红娘身上用了充足的笔墨,就《西厢记》全剧的316支曲中,由红娘唱的就有106支,仅次于张生的116支,大大多于莺莺的82支,从这点上讲,作者就可以对红娘人物形象有着从容的刻画与塑造加工。

浅谈《西厢记》

浅谈《西厢记》

浅谈《西厢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就作品而论,有两座高峰,这就是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曹雪芹的《红楼梦》。

《西厢记》的出现,引起了社会上的惊叹,贾仲明【凌波仙】吊曲称:“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那么《西厢记》为什么能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呢?首先,它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但又远远超过了前人,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西厢记》本事出于唐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

《传》中的张生是一个文过饰非的无行文人,他骗取了莺莺的爱情,却又抛弃了她而另娶高门,并称莺莺是“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尤物”。

小说写出了封建时代少女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也反映了爱情理想被社会无情摧残的人生悲剧。

在宋金时期又出现了《董西厢》,它是以《莺莺传》为基础的,但在内容上根本改变了原作的思想倾向,把文人士大夫对女性的始乱终弃所造成的悲剧,改变成了莺莺和张生共同为婚姻的自由而奋斗,最终获得幸福结合的喜剧。

这一转变,使作品在艺术和故事情节上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董西厢》的独创性成就,为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创作奠定了基础。

王实甫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把流传了四百年的张生和崔莺莺的故事创作成了代言体的戏剧,称为元杂剧的“压卷之作”。

但是无论是《莺莺传》还是《董西厢》都未有王实甫的《西厢记》出色。

《莺莺传》只是讲述了一个平凡的故事,反映了一个社会现状,思想程度不够深。

《董西厢》虽有所改善,让人物张生和莺莺共同与封建家长进行斗争,但也没有反映社会的本质,没有达到与封建礼教进行斗争的程度。

而故事本身也没有《西厢记》精彩。

无论是在人物形象塑造还是故事结构情节上,王实甫的《西厢记》都更胜一筹。

其次,思想内容独特先进。

故事写了相国夫人携女儿崔莺莺扶崔相国灵柩回老家安葬,途中寄居普救寺,住西厢。

青年才子张珙书剑飘零,上京赶考,顺便游览普救寺,佛殿偶遇,一见钟情。

叛将孙飞虎围攻普救寺,老夫人情急下招贤令,退兵者以莺莺妻之。

张生写信向白马将军杜确求援,打退叛军。

《西厢记》作者研究综述

《西厢记》作者研究综述

文学评论·影视文学《西厢记》作者研究综述张昭怡 扬州大学摘 要:自《西厢记》发行以来,作者为谁,众说纷坛。

从最开始的王作说,到后来有说法为关作说,又出现了王作关续,或是关作王续,又或者有王作一折,关作后四折或王作前四折,最后一折续者不可考。

但总体上,关作王修说论据比较充分,更为真实可信。

关键词:西厢记;作者;关作王修说作者简介:张昭怡(1996-),女,汉族,湖北荆州人,扬州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先秦文学。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5-154-02一、《西厢记》是否为一人所做之争论我读《西厢记》所采用的是由北京的中国纺织出版社于2017年1月出版的本子,另观看了由上海越剧院红楼团于2013年在CCTV空中剧院演出的越剧《西厢记》。

此二者上面都直接著明作者为王实甫。

然而《西厢记》从发行始,作者为谁,是否为一人所著,经何人修订增改,都没有明确的定论,因而也成为了 学术界争论探讨的焦点。

《西厢记》整本书的艺术风格并不统一,整体上透露出两种色彩,并基本上可以将前四折与最后一折划分开。

前四折的文辞优美,如{端正好}中“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

晓来谁染霜林醉?都是离人泪。

”[1]明初戏剧评论家何元朗在《四有斋丛说》里评价“王实甫才情富丽,真辞家之雄”,明洪武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也提及“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2]。

而最后一折的文辞则透露出杂剧的当行本色出来,如第五本四折中的{搅筝琶}“小生若求了媳妇,则目下便身殂。

”[1]文采较为平淡,言辞有些粗鲁,具有市井气息,不如前四本显得有诗书气和音乐性。

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中评价关汉卿道“一无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为元人第一”[3]。

明何良俊在《曲论》中评价元剧关汉卿的作品“激烈而少蕴藉”,关汉卿的作品语言自然质朴,多为口语,简洁明快,节奏鲜明。

二十一世纪以来《西厢记》研究综述

二十一世纪以来《西厢记》研究综述

二十一世纪以来《西厢记》研究综述作者:黄启哲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5年第01期摘要:《西厢记》是中国古典戏剧的典型代表,其词章的风韵、人物的典型性达到了元代戏曲创作的最高水平。

本文从剧作的主旨、人物、故事流变等方面对二十一世纪以来的研究状况进行概述。

关键词:《西厢记》研究综述关于《西厢记》的研究,早在明代《西厢记》评点本中就有所涉及,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西厢记》的研究日渐丰富,探析的角度也是不断更新。

据不完全统计,21世纪以来关于《西厢记》的研究文章有1300多篇,其中对《西厢记》主题思想的研究占多数,对建国以来《西厢记》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一定的突破。

下面对近十多年《西厢记》的研究状况进行一下简要梳理。

一、关于主旨思想的研究学术界基本认为《西厢记》的主旨思想是追求婚姻自由、反对封建礼教。

邹尤《发乎情,止乎礼仪——论王实甫<西厢记>的主题思想》(《贵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认为《西厢记》是“情、礼、义”的冲突,通过崔莺莺和张珙的恋爱过程,展示了“发乎情、止乎礼仪”的主题思想。

陈兴从历史入手,来分析《西厢记》的情节,进而突出作品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深刻的主题,此观点继承了戏剧正统思想观的发展。

刘健《男权视角下的女性话语——<西厢记>主题思想的深层探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S1期)和黄一璜《<西厢记>意蕴新解》(华中师范大学2000年硕士学位论文)都是从内容和文化意蕴角度进行分析。

从对封建的妥协性来揭示《西厢记》主题思想的双重性,是近些年来研究的另一角度。

如白忠睿《<西厢记>主题思想的二重性及其成因》(《文学教育》2013年第6期)围绕崔张婚姻问题的解决方案和结局的处理,来剖析人物的软弱性和作者对封建礼教的妥协,进而引出《西厢记》主旨思想的矛盾二重性。

肖志群《<西厢记>主题思想复杂性研究》(《剑南文学》2012年09期)从人物和辞藻,对反叛、矛盾、进步的主题思想进行详细的梳理,最后突出的是这一主题思想的复杂性。

西厢记研究

西厢记研究

《西厢记》研究中文1202班栾玉婷120101213文献综述:伏涤修的《<西厢记>接受史研究》这本书在《西厢记》的选本、演出、翻改增续本、研究史以及各体文学的影响上做了全面的学术梳理。

这本书通过对《西厢记》问世以来的接受情况的研究和论述,使人们了解过去几百年间《西厢记》所取得的成就。

蒋星煜的《<西厢记>研究与欣赏》中研究的角度与伏涤修所选择的研究角度很不相同,这本书主要从版本、形象剖析、选段欣赏等角度来进行研究。

伏涤修的研究方面比较偏僻,前人类似的著作很少见,蒋星煜所选择的研究方向比较普遍,却仍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两本书都具有极大的研读价值。

古今不少文人墨客多多少少对《西厢记》都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和解读,虽然选择的研究方向不同,但主流思想是明确而清晰的,是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也是大多数作品所体现给读者的。

即《西厢记》通过以相国夫人为首的封建卫道士派与以张生莺莺红娘为代表的青春派关于爱情自由的抗争来表现主题意义,一方面表达了对禁人欲的封建礼教和刻板严肃的封建伦理的憎恶与批判,另一方面表达了对婚姻自由的渴望赞美了莺莺大胆追求爱情自由的精神。

简介:《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属于爱情题材的元代戏曲,作者是元代著名戏曲家王实甫。

故事主要讲述了崔相国死了,相国夫人郑氏带着年轻貌美的女儿崔莺莺,送丈夫灵柩回乡安葬,因事耽搁暂住普救寺。

准备上京赶考的穷酸书生张生去普救寺欣赏风景时见到了美貌的莺莺后一见钟情便决定也借宿普救寺,莺莺正经历青春期的苦闷因此也对张生一见钟情。

当叛将孙飞虎想强抢莺莺做压寨夫人时张生果断相助,通过向结拜兄弟搬救兵解了燃眉之急。

相国夫人知道仍抛弃自己的诺言百般阻挠不情愿将女儿嫁给张生。

最后张生上京赶考取得状元头衔,老夫人才无奈妥协,最终两人终成眷属。

这本书通过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遭遇揭露了封建礼教自由婚姻的摧残,同时歌颂了莺莺和张生为自由结合而勇于反对封建势力的行为,表达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爱情理想。

西厢记(古代文学论文)

西厢记(古代文学论文)

王实甫《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的现实主义杰作” ,其中蕴含了大量的古代婚姻信息,本文试从择偶范围、婚姻方法和婚姻成立等几个方面对其进行梳理和研究。

一、择偶范围封建社会的择偶范围“实以族系、阶级两标准为著,且能概括一切” 。

在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中,宗法制度贯穿其始终,成为了维护封建政治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宗法制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按辈分大小、长幼次序、男女尊卑来衡量人们地位的高下,封建大家长有着操纵家族一切的生杀大权,其中包括亲生子女的婚姻问题。

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封建社会里“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 ,在中国的宗法社会里,封建家长们也常以家族的政治经济利益为出发点,来决定儿女们的婚事,在门第观念依然浓重的唐朝,“当时朝贵,尤重其门第,引与为婚” ,甚至一时出现了“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 的现象,高门族系间世亲择婚的方式十分普遍。

《西厢记》中崔夫人在开场自报家世时说:“只生得个小姐,小字莺莺……老相公在日,曾许下老身之侄,乃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为妻。

”由此可知莺莺在父母之命下所许配的是她舅舅家的表兄,属中表婚姻关系,倘使莺莺果真与郑恒完婚的话,那么崔郑两家便是亲上加亲了。

在封建宗族婚姻里,宗族的利益观念第一,为了维护宗族的利益,保持几大家族盘根错节的权势网,儿女婚姻选择对象的本身素质并不重要。

在《西厢记》第五本第三折中,我们看到了家族为莺莺择选的夫婿郑恒的形象。

他是个“倚父兄仗势欺人”的纨绔子弟,粗话连篇,叫红娘为“小妮子”,称普救寺的僧人们为“长老秃驴弟子孩儿”,如此这般还自称是“仁者能仁、身里出身”,难怪红娘将其与张生相比时说:“你值一分,他值百分,萤火焉能比月轮?”并骂他是个“‘木寸’‘马户’‘尸巾’”了。

其后郑恒到崔夫人处的言语更是将造谣生事、恶毒诽谤的郑恒形象表现的淋漓尽致。

崔夫人对于自己侄子的品行是不会不知道的,连一个侍女红娘都将郑恒看得如此透彻,“即即世世”、“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的崔夫人又岂能不知?但是崔夫人仍然要把莺莺嫁给郑恒。

西厢记文献综述

西厢记文献综述

《西厢记》研究文献综述摘要:《西厢记》以其惊世骇俗的思想内容,“花间美人”般光彩照人的格调,达到了元戏曲创作的最高水平,无论是在它的人物刻画、情节设置、结构安排、语言描写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成就,对后世文学影响颇大。

一大批的学者专家对其创作过程、文本本身、历史地位、影响意义等方面进行专门的研究,并出现了不少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文化影响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对这些研究文献进行综述。

关键词:《西厢记》;文献综述;人物形象记及心理;成就与地位;主题思想,同类比较正文诚如大家熟知,《西厢记》取得的艺术成就对当时及后代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剧本所展现的张生和崔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以及其传达出的追求自由恋爱,反对封建礼教对人的束缚的主题思想为历代人津津乐道,并流传至今,历久弥新。

一大批学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对《西厢记》进行了全方面的研究,达到一个又一个高潮,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把近二十年来不同学者对《西厢记》研究的文献进行综述。

一、人物形象分析《西厢记》中人物形象的刻画是其一大成功之处,尤其以张生、崔莺莺和红娘的形象最为为突出。

除此以外,研究者们的研究文献还涉及到剧中其他典型人物,比如老妇人,普救寺的僧人。

1、对崔莺莺的研究郭慧对剧中人物形象崔莺莺的研究中,对莺莺的作假予以研究和分析,挖掘其复杂而矛盾的性格心理及其叛逆精神。

塑造了一个既矜持而又敢于对抗封建家教礼法的贵族少女的形象,这给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同时也成为古典文学画廊里十分鲜活的人物典型。

岳上铧以莺莺之美为出发点,认为《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是王实甫怀着极大热情塑造的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人物形象, 是《西厢记》的灵魂之所在, 而形貌美与灵魂美亦是莺莺形象的灵魂之所在。

一个“美”字道出了王实甫塑造的崔莺莺形象的内核。

明朝的戏曲家朱权曾评价《西厢记》为“花间美人”, 此“美”有曲词之美, 亦道出了莺莺形象之美以及戏剧整体之美。

二十一世纪以来《西厢记》研究综述

二十一世纪以来《西厢记》研究综述

二十一世纪以来《西厢记》研究综述《西厢记》是元末明初文学家王实甫所创作的一部话本明代杂剧,被誉为中国古代戏曲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自二十一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西厢记》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涵盖了多个领域,包括文学、戏剧、文化等。

本文将对二十一世纪以来《西厢记》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文学研究方面二、戏剧研究方面在戏剧研究方面,学者们通过对《西厢记》的剧本、角色、舞美及舞台表演等方面的研究,揭示了该剧的戏剧特点和表演方式。

他们认为,《西厢记》的剧本结构合理,情节凝练,具有较高的观赏性和娱乐性。

同时,角色性格鲜明,互动关系复杂,给表演者提供了较大的发挥空间。

此外,该剧的舞美设计和舞台表演也很出色,凸显了唐宋传统戏曲艺术的精华。

这些研究为我们深入理解《西厢记》在戏剧方面的价值和意义提供了有益的信息。

三、文化研究方面在文化研究方面,学者们将《西厢记》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对比和探讨。

他们认为,《西厢记》不仅是一部琼瑶式的爱情故事,更是中国封建礼教下女性地位与自由的呼声。

剧中的女性形象如鸾凤身份、李瓶儿、黛玉等,都表达了女性要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独立的渴望。

此外,学者们还指出,《西厢记》中充满了中国文化的冲突,如传统封建道德与现代个体自由的对立,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碰撞等。

这些研究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西厢记》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综上所述,二十一世纪以来,《西厢记》在文学、戏剧和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些研究深化了我们对该剧的认识,揭示了其在文学、戏剧和文化方面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学者对《西厢记》进行深入研究,为我们呈现出更加全面和准确的画卷。

清代《西厢记》理论批评述论-2019年文档

清代《西厢记》理论批评述论-2019年文档

清代《西厢记》理论批评述论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一部以男女情爱为题材的戏曲作品,是文学中的“小道”、“小道”中的言情之作、言情之作中的非正当言情一类,从产生之日起就意味着对儒家诗学体系的游离和突破。

明清两代围绕《西厢记》发生的理论批评,汇聚成丰厚的“西厢”诗学,形成与儒家诗学相纠缠又相对峙的复杂景观,成为感知时代哲学思潮、道德取向和审学趣味变动的窗口。

目前学术界关于《西厢记》批评的研究,在时段上,大都集中在批评大家频出而理论建树突出的晚明和清初,而忽略了对清代中后期批评的梳理;在研究形态上,以对《西厢记》进行包含刊刻、演出、评点、改续等多种方式的广义接受史研究为主,而缺乏在古典文论体系及清代曲学背景下,对《西厢记》理论批评进行独立的历史描述和深入阐释的意识。

鉴于此,本文尝试以清代《西厢记》理论批评为描述和分析对象,对其历史轨迹、时代特点和理论成就进行总结和论述,以完善《西厢记》的理论批评史,并期以实现对清代曲学的丰富和补充。

一历史轨迹清代《西厢记》理论批评的学术思路和批评风格,随着道德哲学思潮、主流意识形态导向及学术兴趣的变化而变化,整个变迁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初、中、晚三个阶段,各阶段边界较为清晰,阶段性变化也很明显。

1 初期,即顺康时期,以刊刻于顺治十三年(1656)的《第六才子书》、刊刻于康熙十五年(1676)的《论定西厢记》和刊刻于康熙十九年(1680)的《西来意》为标志,形成了《西厢记》理论批评的在继晚明之后的新高潮。

高潮的出现,自然不能忽视晚明批评家积累的批评态势的推动之力。

清初三大批评家金圣叹、毛奇龄、潘廷章都身跨明清两代,其理论观点均可在晚明寻找到承继关系。

但是,清初文化背景的变化,导致了对学术思想及风气不同程度的修正,即与晚明各执一端、以一二断语短兵相接的批评风格不同,清初批评家表现出了相当的务实作风和严谨的研究意识。

2 中期,即雍乾时期。

这一时期的批评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集中在乾隆时期的各种改续之作,通过改写和评点相结合的方式,对《西厢记》作出批评;一是承继初期的评点模式和批评思路而出现的评点本《此宜阁增订金批〈西厢〉》。

二十一世纪以来《西厢记》研究综述

二十一世纪以来《西厢记》研究综述

二十一世纪以来《西厢记》研究综述一、引言《西厢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其刻画了唐代大文学家王实甫笔下一个非常完整的女性形象和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自从其问世以来,就广受读者和研究者的喜爱和关注。

本文旨在回顾和总结二十一世纪以来《西厢记》研究的最新进展,以期对该作品的深入理解有所助益。

二、传统观点与现状在《西厢记》诞生的唐代、元代和明清时期,其中主要都是将其作为情节感人的小说来看待和欣赏。

在那个时代,人们甚至把它视为是通俗小说的代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西厢记》的人物形象、情感刻画、历史背景等方面,并对其进行反复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见解和评价。

然而,尽管这部作品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关注,但仍然存在一些传统的观点和看法,如:该作品只是情节感人的小说,缺乏文学价值;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是王实甫自身经历的写照;该作品与唐代诗歌和元曲有很大的联系等等。

事实上,这些观点并不完全正确,我们需要通过更加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才能真正理解这部杰作的内涵和价值。

三、现代研究进展1.历史和社会背景在二十一世纪以来,《西厢记》的研究已经不再滞留在表面的情节和形式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和解读,认为该作品是当时妇女地位低下的体现,也是反映朝廷腐败的警示。

2.人物形象关于《西厢记》中人物形象的刻画,近年来也有了更深入的研究。

学者们指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非常鲜明的,特别是丽娘和崔莺莺,她们不仅是美貌动人,而且聪明伶俐,敢爱敢恨,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思想。

另外,关于张生这一人物形象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有学者认为,他不仅仅是一位青年才俊,而且也具备了儒家道德的才能和表现。

3.情感刻画《西厢记》的情感刻画也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焦点之一。

不同的研究者对于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感情关系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认为,这段感情非常真实和深刻,不仅是个人之间的感情,也是一种中國文化之情,是对婚恋关系的重新诠释和拓展。

二十一世纪以来《西厢记》研究综述

二十一世纪以来《西厢记》研究综述

二十一世纪以来《西厢记》研究综述《西厢记》是元代戏曲作品之一,由明代作家王实甫创作。

自问世以来,《西厢记》一直备受研究者的关注,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其研究逐渐深入。

本文将对二十一世纪以来《西厢记》研究的发展进行综述。

在文学研究方面,学者们对《西厢记》的特点进行了深入探讨。

他们认为,《西厢记》以写实手法描绘了明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融入了浓郁的浪漫色彩。

研究者们通过对《西厢记》文本的分析,审视作品中角色的刻画、对话的表达、情节的结构等方面,从而揭示了其独特的文学魅力以及其与其他元代戏曲作品的区别。

戏曲演绎与演出也是《西厢记》研究的热点之一、研究者们对不同版本的《西厢记》进行了比较研究,深入剖析了不同演出版本的特点,并对其演出效果进行了评价。

此外,他们还关注了演员的表演技巧、舞台布景的设计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以期更好地展现《西厢记》的魅力。

舞台美术设计是近年来《西厢记》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

研究者们通过对不同舞台美术设计的对比分析,探讨了其与剧情、人物形象的关联,以及如何通过舞台美术设计来增强观众的审美体验。

他们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对舞台布景、服装道具等进行改进和创新,形成了独特的舞台美术风格。

在人物形象与剧情分析方面,《西厢记》的主要人物,如张生、杜丽娘、晏紫萍等都受到了学者们的深入研究。

他们通过对人物心理、行为动机等方面的揭示,丰富了人物形象的内涵,使之更加立体、丰满。

同时,他们也对剧情的编排、冲突的处理等进行了分析和解读,揭示了其文学艺术的价值。

另外,《西厢记》也被视为文化历史的一个重要载体,通过对作品中所呈现的社会现象、人物命运、伦理观念等进行解读,可以了解明代社会的风貌与文化精神。

研究者们通过对《西厢记》与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关联性分析,进一步探究了其文化内涵,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与见解。

总而言之,二十一世纪以来,《西厢记》的研究得到了广泛关注,涵盖了文学研究、戏曲演绎与演出、舞台美术设计、人物形象与剧情分析、文化历史解读等多个领域。

近百年《西厢记》研究

近百年《西厢记》研究

近百年《西厢记》研究张人和同世界上任何事物发展过程一样,《西厢记》的研究历程也是波澜起伏的。

自从这部古典名剧问世以来,七百年间其刊刻、评论及演出,曾出现两次高潮。

一次是元末明初,一次是明中叶至清代初年。

元末明初,杂剧虽然趋于衰微,但《西厢记》的影响却伴随南戏的复兴与日俱增,获得人们越来越高的赞誉。

这一时期存留的文献资料虽然不多,但从朱权“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

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贾仲明“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

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等言简意赅的评价里,不难想见《西厢记》及其作者在当时所受到的尊崇和在文坛曲苑中的至高地位。

明代前期,由于统治者对戏曲的偏爱与控制,把它作为粉饰太平和宣扬封建道德的工具,使戏曲创作成为封建政治的图解,充满伦理道德的说教,扼杀了戏曲发展的生机,明传奇陷于僵化萎靡的境地,《西厢记》的流传和影响也受到抑制,翻刻和演出皆处于沉寂的局面。

到了嘉靖万历年间,直至康熙初年,随着经济领域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城市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意识形态领域“反传统”思潮的出现,戏曲小说的繁荣,《西厢记》的研究也进入新的高潮。

这一时期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戏曲家都竞相参予《西厢记》的评价与论争,许多名人校注本和批评本,各种各样的翻刻本不断涌现,形成传播评论《西厢记》的热潮。

清代中叶,封建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大兴文字狱,不少文人遭到迫害,许多书籍遭到禁毁。

乾隆十八年(1753)皇帝亲自下令将《西厢记》、《水浒传》作为“秽恶之书”,以“使人阅看,诱以为恶”,“满洲等习俗之偷”,“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书之所致”的罪名,加以禁止。

此后,诬蔑《西厢记》为“淫书”的种种谬说,又死灰复燃,甚嚣尘上,禁止出版、演出的舆论和法令,纷纷出笼。

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曾通饬查禁“淫词”小说,《西厢记》首当其冲。

在统治者高压政策的淫威和严酷的思想文化专制的阴影笼罩下,《西厢记》的研究也和整个戏曲创作一样陷入低潮。

西厢记评论范文

西厢记评论范文

《西厢记》评论试论《西厢记》的语言艺术《西厢记》是我国文学史和戏曲史上的一部杰作,它诞生于盛产戏曲的元代,这部作品以深刻的反封建礼教的思想性和精湛优美的艺术性赢得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喜爱。

这位来自社会平民阶层的人士与当时另一位戏曲大师关汉卿齐名,其作品全面地继承了唐诗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又吸收了元代民间生动活泼的口头语言,并将它们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创造了文采璀灿的元曲词汇,成为我国戏曲史上所谓“文采派”的最杰出的代表。

明朝初年著名戏曲评论家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称《西厢记》:“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

极有佳句,若玉环之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

”本文拟就《西厢记》里所体现出来的这种语言艺术,试为论述二三,管窥之见,浅陋在所难免。

一、《西厢记》语言艺术的丰富性大凡读过《西厢记》的人都觉得这部剧作的语言文字很美,让人有一种感觉,就好像走进一座迷人的语言艺术宝库,觉得异彩纷呈,目不暇给,如珠似玉,叹为观止。

这部剧作包涵着多种不同风格的艺术语言,而又不留雕琢痕迹地融合为一体,浑然天成。

所以,研究《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我们首先应当注意到它语言艺术的丰富性。

剧作中有雄浑豪放的曲辞:“[油葫芦]九曲风涛何处显?……这河带齐梁分秦晋隘幽燕。

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东西溃九州,南北串百川。

归舟紧不紧如何见?却便似弯箭乍离弦。

”①(第一本第一折)这里把九曲黄河写得何等气势磅礴,一泻千里。

剧作中也有绮丽流畅的小词:“[中吕][粉蝶儿]风静帘闲,透纱窗麝兰香散,启朱扉摇响双环。

绎台高,金荷小,银镇犹灿。

比及将暖帐轻弹,先揭起这梅红罗软帘偷看。

”(第三本第二折)这里洋溢着美好幽深的诗一殷的气氛。

但剧中写惠明和尚的唱词却是另一种慷慨激昂的“金刚怒目”式,请看剧本第二本《楔子》: [正官][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不礼《梁皇仟》,风了僧伽帽,袒下我这偏衫。

杀人心逗起英雄胆,两只手将乌龙尾钢椽昝。

浅谈《西厢记》的艺术特色

浅谈《西厢记》的艺术特色

浅谈《西厢记》的艺术特色浅论《西厢记》的艺术特色摘要:王实甫,是我国元代著名戏曲作家,《西厢记》是其惊世骇俗之作,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不朽的杰作。

贾仲明提出:“《西厢记》天下夺魁”,一锤定音,而这部作品在艺术上也取得了突出成就。

这部作品中不仅具有深刻的反封建礼教色彩,而且“一见钟情”恋爱模式别出心裁。

戏剧结构宏伟而紧凑严整而巧妙、纵横交错、跌宕多姿的复杂面貌。

根据复杂的人物性格特征又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从而也就完成了莺莺、张生、红娘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塑造。

不仅如此,还打破戏剧体例加以创新,还用富于典雅宫丽、戏剧化、个性化的语言写下了这部具有“花间美人”班格调的作品。

关键词:艺术成就反封建戏剧结构戏剧冲突人物塑造体制创新语言特色《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中的典范作品之一,这部作品以深刻的反封建礼教的思想性和精湛优美的艺术性赢得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喜爱。

它表达了“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这一永恒主题,反映了广大人民美好而善良的愿望。

《西厢记》之所以能成为元杂剧的“压卷”之作,不仅是因为它具有深刻的反封建礼教色彩和进步的婚姻爱情思想,而且在戏剧结构与冲突以及体制创新和语言特色都取得了较大的艺术成就。

首先,《西厢记》具有深刻的反封建色彩和进步婚姻爱情思想。

“一见钟情”的恋爱模式别出心裁,打破了封建束缚的层层壁垒,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主题思想。

张生和崔莺莺的故事可谓是“一见钟情”,不再停留在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也不在把那种“门当户对”、“夫贵妻荣”作为婚姻的理想,表现出的是封建社会中大胆追求爱情与幸福的主题。

在古代封建社会中穷书生与堂堂相国小姐的相爱已经是中打破封建门第观念、爱情至上的进步思想。

张生为爱夜留普救寺、跳墙幽会,莺莺也突破封建藩篱自由大胆的追求爱情。

虽然说他们只能用“酬简”、“听琴”等十分隐蔽的方式进行相互倾吐爱慕,遭遇重大阻碍时也有所苦闷,但是他们却依然不放弃,始终相守,捍卫他们自己的爱情。

西厢记论文

西厢记论文

西厢记论文
西厢记是元曲四大家之一王实甫所创作的一部杂剧,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西厢记以爱情为主线,讲述了柳永与崔莺莺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他们经历了各种困难和考验后最终能够在一起的故事。

在西厢记中,王实甫采用了大量的对白和歌曲,结合了散曲和说唱的形式,使得整个剧作充满了音乐和戏剧性。

该剧的语言生动活泼,情节曲折动人,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行为真实的人物形象。

除了爱情故事外,西厢记还涉及到了社会问题和伦理道德的探讨。

通过描写官场虚伪、媒妁之言等社会现象,王实甫对当时的社会风气进行了批判,同时也展示了女性的坚强和智慧。

值得一提的是,西厢记还包含了对于文人情怀和儒家思想的诗词抒发。

王实甫通过柳永的角色来表达自己对于艺术追求、守正出奇的看法,也与当时的文人思潮相呼应。

综上所述,西厢记作为一部元曲杂剧,以其音乐性、戏剧性和社会性的表现形式,将爱情故事与社会现实相结合,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对于我们理解元曲和研究元代社会风貌,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西厢记1000字论文

西厢记1000字论文

西厢记1000字论文篇一:西厢记1000字读书笔记不到一顿饭的工夫,江十六出聚以看完,自觉辞藻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的记诵”。

这是《红楼梦》二十三回中黛玉对《西厢记》的赞词,其实也就是曹雪芹的赞词。

读西厢,想红楼。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张生念及莺莺夜不能寐,叹道,想及我多愁多病身,怎配你倾国倾城貌。

--------------黛玉听得,向宝玉懊恼,哪里来的艳词欺负我。

待宝玉看到---落红成阵----一霎时,满树的桃花随风飘落。

月上柳梢头,张生在西向外弹琴,“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假借上香祷告在西厢内对句“兰闺久寂寞。

无事度芳春,料得行临者,应怜长叹人。

-------------那日,宝玉挨打,想黛玉一定悲伤,白白的着晴雯送两只旧帕子去,别人不解,笑其痴颠。

黛玉见帕,可惜可叹可畏可怜,无限心事,也管不得避嫌,吟诗帕中,泪痕重重,自顾镜中面羡桃花,却不知病已侵。

一样的爱恋,一样的身不由己。

只是,宝黛成棒打鸳鸯,张生与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

张生被逼科举,莺莺嘱咐“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怕你停妻再娶妻。

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

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

”莺莺把自己压上了赌注,何况在封建社会的压力下,就是当今,哪个女孩愿意换数载飘零。

那年,当我们分隔异乡,仅仅是一工作,又多少忧愁,每次火车启动,一南一北,不知就此何时再见,较之莺莺,她的勇气是所有世事的想往。

细腻的《西厢记》真乃爱情的美学宣言。

在王实甫的笔下,莺莺和张生公然战胜了封建礼教,维护了他们至纯至洁的爱情,重在公然上,这就是宣言。

人们常说《西厢记》是喜剧,吾深感如此。

张生看似有愚钝笨拙,但其实质无非是追求自身的真爱,所表所露都是自然真诚的,于生活中不易寻觅而已即不常见的更难拥有,遂讥之天真,实则笑己矣。

篇二:《西厢记》读书笔记《西厢记》读书笔记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是我国古代的爱情戏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戏曲作品之一,第四本第三折的一首《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

《西厢记》文献综述

《西厢记》文献综述

近二十年来《西厢记》研究文献综述蔡微(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汉师0901 1502090128)摘要: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一起被誉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作品创作方面的两座高峰的《西厢记》,无论是在它的人物刻画、情节设置、结构安排、语言描写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成就,对后世文学影响颇大。

一大批的学者专家对其创作过程、文本本身、历史地位、影响意义等方面进行专门的研究,并出现了不少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文化影响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对这些研究文献进行综述。

关键词:《西厢记》;文献综述;心理描写;人物形象;爱情;崔莺莺正文诚如大家熟知,《西厢记》取得的艺术成就对当时及后代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剧本所展现的张生和崔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以及其传达出的追求自由恋爱,反对封建礼教对人的束缚的主题思想为历代人津津乐道,并流传至今,历久弥新。

一大批学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对《西厢记》进行了全方面的研究,达到一个又一个高潮,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把近二十年来不同学者对《西厢记》研究的文献进行综述。

一、人物形象分析《西厢记》中人物形象的刻画是其一大成功之处,尤其以张生、崔莺莺和红娘的形象最为为突出。

除此以外,研究者们的研究文献还涉及到剧中其他典型人物,比如老妇人,普救寺的僧人。

1、对崔莺莺的研究郭慧对剧中人物形象崔莺莺的研究中,对莺莺的作假予以研究和分析,挖掘其复杂而矛盾的性格心理及其叛逆精神。

塑造了一个既矜持而又敢于对抗封建家教礼法的贵族少女的形象,这给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同时也成为古典文学画廊里十分鲜活的人物典型。

[1]岳上铧以莺莺之美为出发点,认为《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是王实甫怀着极大热情塑造的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人物形象, 是《西厢记》的灵魂之所在, 而形貌美与灵魂美亦是莺莺形象的灵魂之所在。

一个“美”字道出了王实甫塑造的崔莺莺形象的内核。

明朝的戏曲家朱权曾评价《西厢记》为“花间美人”, 此“美”有曲词之美, 亦道出了莺莺形象之美以及戏剧整体之美。

西厢记毕业论文

西厢记毕业论文

西厢记毕业论文西厢记毕业论文西厢记是元曲四大名剧之一,由明代戏曲家王实甫创作。

该剧以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为主线,通过描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相爱相隔、相思相望的故事,展现了爱情的伟大力量和社会道德的束缚。

西厢记不仅在戏曲界具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本文将从剧情、人物形象、艺术手法等方面探讨西厢记的魅力。

首先,西厢记的剧情扣人心弦,情节跌宕起伏。

故事发生在唐朝,梁山伯与祝英台相爱,但由于身份不同和社会道德的束缚,他们无法在一起。

他们的爱情被迫经受了各种考验和磨难,包括祝英台被迫嫁给了富商马文才。

然而,他们的爱情并没有被打败,他们通过秘密书信和暗号传递信息,终于在西厢房相见。

这一段爱情故事让人激动不已,引发了人们对爱情的思考和追求。

其次,西厢记的人物形象生动鲜明。

梁山伯是一个忠诚、勇敢、聪明的青年,他为了与祝英台相见,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祝英台则是一个聪明、独立、勇敢的女孩,她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不愿被社会的束缚所控制。

马文才是一个典型的商人形象,他追求金钱和地位,不顾他人的感受。

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得剧情更加丰富多彩,也让人们对不同性格的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此外,西厢记的艺术手法独具匠心。

该剧以曲艺形式表演,曲调婉转动听,旋律优美动人。

其中的唱词、对白和动作都很精彩,能够真实地表达人物的情感和内心世界。

特别是西厢记中的“秋千曲”,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曲子,通过描绘梁山伯和祝英台在秋千上相互呼唤、相互思念的情景,表达了他们之间深厚的感情。

这种艺术手法的运用,使得观众更容易被剧情所吸引,也更容易产生共鸣。

西厢记作为一部经典的戏曲作品,不仅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也在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描绘了爱情的伟大力量,表达了对社会道德的质疑。

这种对爱情和人性的思考,让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同时,西厢记也对后世的文学和戏曲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后来的作品都受到了它的启发。

总之,西厢记以其扣人心弦的剧情、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独特的艺术手法,成为了中国戏曲史上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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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近二十年《西厢记》研究述评的论文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摘要:20世纪对《西厢记》的评价以及对元杂剧文献的收集整理考证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方法的更新及视角的转换,研究领域大大拓展,无论是对微观问题的深入探索还是对宏观问题的准确把握。

都取得了斐然可观的研究成果,元杂剧的研究已步入成熟期。

本文主要就大陆近二十年《西厢记》研究情况作一个述评。

关键词:《西厢记》;大陆;研究;二十年述评《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它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自诞生那天起就吸引了无数观众和专家学者的眼球。

《西厢记》的评价一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赵春宁在她的《20世纪(西厢记)研究述评》一文中曾把《西厢记》百年的研究情况作了一个分析,认为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起步期(1908-1949)、拓展期(1949-1966)、停滞期(1967-1976)、兴盛期(1977年以后)。

其划分的标准主要是研究论文和专著的数量,有一定的科学性,因为这在很大意义上表明它受关注的程度。

《西厢记》的研究成果斐然可观,从1977年至2000年《西厢记》的研究成果共计552篇。

尤其是80年代以后二十年间的文字总量远远超过了前七十年的总和,研究专著已近20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近二十年来《西厢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夯实传统、注重考证考证是一个传统的研究方法,也是学者们最注重的一项基本功。

首先表现在对作家和剧中人物的研究方面。

包括作家生平、剧中人物的出处。

关于作者之争经过30年代至60年代的反复讨论。

终于尘埃落定,认为非王实甫莫属。

尽管80年代中后期蒋星煜等学者对此问题又有新的看法。

以为“王作关续较为可信”,但大多数学者仍然认同“王实甫作”这一说法。

重要的研究专著主要有潘兆明《王实甫与西厢记》(1980)、孙逊《董西厢与王西厢》(1983)、王万庄《王实甫及其西厢记》(1990)等,论文有李毓珍《关于王实甫》(1991)等。

关于剧中人物的研究是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

张人和的专著《谈(西厢记)的人物》(1981)、段启明《(西厢)“三幻”同名人物性格辨》、(1981)林文山《论红娘》(1986)、许总《崔莺莺家世及行踪辨证》(2003)、孙鸿亮《崔莺莺何曾作胡女》(2003)、陈诏《再谈崔莺莺绝非胡姬》(2003)等文章在研究人物时带有很强的考证色彩。

其二,表现在对文本的考校、注释方面。

在注释、校点及资料的整理方面等方面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张燕瑾、弥松颐《西厢记新注》(1980)、祝肇年、蔡运长《西厢记通俗注释》(1983)傅晓航校点《冠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1985)、张国光校点《金圣叹批本西厢记》(1986)、王季思与张人和合编《集评校注西厢记》(1987)、霍松林《西厢汇编》(1987)、傅惜华《西厢记说唱集》(1987)、傅晓航《西厢记集解》(1989)、贺新辉、朱捷《西厢记鉴赏辞典》(1990)、张人和《(西厢记)论证》(1995)、蒋星煜《明刊本西厢记研究》(1982)、《中国戏曲史探微》(1985)、《西厢记考证》(1988)、《西厢记新考》(1996)、《(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1997)等。

蒋星煜《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1997)贡献巨大,先生这十七万字论文主要是论述以下几个问题:(一)三十多种明刊本《西厢记》的大致的系统和异同之点。

彼此在曲文、批校、注释、著录、插图等各方面的关系。

(二)《西厢记》的独特体例以及和南戏的关系。

(三)《西厢记》形式上的差别影响内容的问题。

(四)探讨一些名家批注本的真伪问题、探讨一些仅存的《西厢记》的残本与残页、探讨一些仅有记载而尚未发现的明刊本。

(五)比较详细地考证了明刊本《西厢记》某些过去不甚知名的批校、注释、刊行者,如张深之、余泸东、徐笔峒诸人的生平事迹。

二、综合性研究大大拓展了新的领域这主要表现在语言、艺术成就的研究上。

前一时期尽管有关于《西厢记》语言的论述,数量极少,而从1980年至1990年发表在各类期刊上有关《西厢记》语言方面的文章就有三十二篇。

是建国十七年间的十倍还多。

它们有的是语言赏析、典故解释。

有的是对方言、修辞、语法等语言学问题进行探讨。

周义方的《论王实甫(西厢记)叠词艺术的声律美》从声韵的角度挖掘《西厢记》的艺术美,朱恒夫《西厢记语言的动作性》从舞台演出的角度肯定了《西厢记》语言中包含的形体动作、表意动作、描景动作,使这个作品“具有很大的舞台实践意义”。

艺术方面也存在着和语言相同的情况,关于其喜剧特色、人物心理、戏剧冲突、情节结构,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西方文学比较等文章大量出现,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

吴国钦、段启明在前人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写出《西厢记艺术谈》(1981)、《西厢记论稿》(1982)。

吴著以随笔形式从故事源流、人物塑造、戏剧冲突、艺术风格等《西厢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将《西厢记》与同时代关、白、马、郑的作品及《红楼梦》等爱情名著进行纵横比较,屡出新意;段著除对《西厢记》的题材、主题思想、艺术特色论述外,还探讨了《西厢记》使用宫调及用韵的特点,为一般论著所不及。

蒋星煜《西厢记的喜剧效果》(1993)认为无论从人物、情节还是场面上看“《西厢记》毫无疑问是喜剧”。

黄慧的《西厢记金评的叙事理论研究》(2003)一文指出《西厢记》金评对中国叙事理论的独特贡献及其不足。

在研究领域另一个最明显的特色是对《西厢记》传播的研究及综述性研究。

董每戡的《(西厢记)发覆》(1980)、金宁芬《试论王实甫(西厢记)的流传及影响》(1980)、高奈延《(西厢记)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2005)、韩梅《(西厢记)对韩国文学的影响》(2002)认为《西厢记》曾对朝鲜的文体文风产生过影响。

一些文人还模仿它写了一些作品如汉文演本《东厢记》、汉文小说《春香传》等。

崔霞《20世纪(西厢记)文本传播与接受述论》(2006)认为20世纪的《西厢记》文本传播与接受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至建国前。

建国至文革前,文革后至20世纪末。

前两个阶段重在对《西厢记》的历代刊本进行发掘和重新刊印,第三阶段则转向对历代刊本的研究;三个阶段都出现了不少的《西厢记》校注本,但不同阶段的传播接受又各有特点。

传播与接受方式随代际递承而丰富多变,除刊印方式之外,还出现了教科书传播、报刊传播、专著传播、选编和改编传播等新的方式。

这些作者从传播的角度,在观照《西厢记》对戏曲、小说、诗歌、说唱文学等文艺样式渗透的同时,对改作、翻作、续作、仿作。

进行了富有新意的论述。

更可谓独具匠心。

在这方面研究成果最突出的要数赵春宁。

她的《论(西厢记)插图版画》(2002)论述版画的流传在当时具有重要的传播价值和舞台演出的借鉴与指导价值;其专著《(西厢记)传播研究》(2005)。

凭借了十分翔实的资料,以及作者对史料所作的许多别出心裁的阐析,对《西厢记》的传播,从文本到舞台。

从批评到改编,从影响到移植,从常态到殊态,进行了系统而又较为深入的探索。

从而在前人基础上,为《西厢记》研究作出了新的有意义的开拓。

尤其在考论《西厢记》的批评传播时,特辟了禁毁一书,亦都能见人所未见。

发人所未发。

徐大军《(金瓶梅词话)中有关(西厢记)杂剧资料析论》(2003)、史小军《论(金瓶梅词话)对(西厢记)的袭用——以第八十二、八十三两回为例》(2006)通过对《金瓶梅词话》中有关王实甫《西厢记》杂剧资料的详细梳理,可以见出《西厢记》杂剧对当时社会习尚和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为我们勾画出当时社会生活中有关《西厢记》杂剧传播的图景,而且,由这些资料亦可见出当时市井阶层对,《西厢记》杂剧的解读角度和接受视角。

而伏涤修《明代人对(西厢记)体例的改易》(2005)从明代戏曲南曲化的演唱、传播大势着眼,从《西厢记》明刊本是否被取消分卷是否还具有题目正名、是否被加上折目、剧中人物角色是否被予以传奇化标注、是否被插入传奇化曲唱安排及曲牌组合运用、是否有开场词和下场诗等方面,详细考述了明代人对于《西厢记》体例所作的改易;他的《明清时期北(西厢记)的演出情形考述》(2006)《明清时期北(西厢记)演唱样式变化考述》(2007)则从明代戏曲南曲化的演唱、传播大势着眼,论述《西厢记》在明代实际演唱中的传播。

前者对明清时期文人笔记记载的《西厢记》演唱资料进行了勾勒,对戏曲选本收录《西厢记》、文人及曲家们所制订的《西厢记》曲谱与演剧本、文学作品中有关《西厢记》演唱情形的描写进行了论列,从而说明,虽然明清时期北《西厢记》的演唱逐渐衰退,不过它并没有从清唱、演出场上完全退出,北《西厢记》的演唱始终不绝如缕地存在于厅堂及场上;后者认为明清时期北《西厢记》虽然时有演唱,但不同时期它的演唱样式却各有不同。

明清时期北《西厢记》除了有弦索唱法外,还有昆腔唱法、弋阳腔等地方声腔唱法,不同的唱法在演唱音乐曲调、行腔吐字的方式、所用的伴奏乐器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

另外即使同为弦索唱法,也有以三弦为主要伴奏乐器和以琵琶为主要伴奏乐器的两大类型:即使是作为元代对《西厢记》的古代研究北曲遗音的弦索唱法。

在明代实际演唱中也出现了北曲南唱的变形。

与此同时,对《西厢记》的研究之研究也受到重视。

谭帆的《论(西厢记)的评点系统》(1990)与张世宏的《王世贞述评(西厢记)之价值》,对《西厢记》的古代研究进行了总结与评价。

宋瑞芳《近十年西厢记研究综述》(2003)从主旨、悲喜剧、大团圆结局、考证等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状况作大致的梳理,赵春宁的《二十世纪(西厢)研究述评》(2004)试图厘清百年《西厢记》研究情况。

由此观之,《西厢记》几百年来受到的关注的确非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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