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专业毕业论文：曾国藩汉宋调和论

曾国藩的汉宋调和论摘要清乾隆年间，以惠栋、戴震为首的吴、皖二派学者引领整个学术风潮，他们多以东西两汉为标榜，主张以考证经书为求道的方法，其中惠栋首揭汉学之名，其再传弟子江藩则着《汉学师承记》一书，「汉学」乃成为考据之学的代名词。

而汉学派大盛之后，力诋宋学，乃掀开清代汉宋之争的历史。

曾国藩则在此争论中持调和立场，本文即旨在分析其主要论点。

关键词：曾国藩汉宋之争汉宋调和今文学派经世致用前言清乾隆年间，以惠栋、戴震为首的吴、皖二派学者引领整个学术风潮，他们多以东西两汉为标榜，主张以考证经书为求道的方法，其中惠栋首揭汉学之名，其再传弟子江藩则着《汉学师承记》一书，「汉学」乃成为考据之学的代名词。

而汉学派大盛之后，力诋宋学，乃掀开清代汉宋之争的历史。

惠、戴之时，虽有翁方纲、姚鼐等提倡程朱义理，但宋学始终无法对汉学予以有力的反击，故所谓汉宋之争，一开始只是汉学排击宋学之局面而已。

方东树出，始站在宋学的立场，有系统地反驳汉学家诋毁宋儒的言论1，汉宋学之间，也才开始有剧烈的争辩。

但方东树虽对汉学颇致箴砭，但也认为「宋儒义理，实不能不用训诂考证，而汉学训诂考证，实不足尽得圣人之义理」2、「窃以训诂名物制度，实为学者所不可阙之学，然宋儒实未尝废之，但义理考证，必两边用功始得」3。

道、咸之后，汉宋调和论兴起，如曾国藩、陈澧、朱一新等，皆主张汉宋兼采。

1方東樹排詆漢學的作品有《漢學商兌》、《書林揚觶》二書，其中以《漢學商兌》為代表。

2見《漢學商兌》頁１５０。

《漢學商兌》，台北商務６７再版。

3同２，頁１６５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

生于嘉庆十六年（公元一八一一年），卒于同治十一年（公元一八七二年），享年六十二岁。

以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号称清代中兴首功。

曾氏所处的时代，内乱不断，外患纷至，清廷国势，日益衰颓。

而国家社会的变动，加以汉学极盛之后所产生的流弊，学术思潮亦为之一变。

以下即就时代思潮的转变及师友的影响两点，说明曾氏汉宋调和论的思想背景，并就其论点加以分析之。

一．时代思潮的转变清代经学考证的兴起，就外缘因素而言，乃因学者多将明代的亡国归咎于明末王学的空谈心性误国，如黄梨洲、顾亭林等诸大儒出，即倡导征实致用之学，主张以客观的考证，代替主观的冥想4；就内缘因素而言，宋明理学中，无论是陆、王的心即理或程、朱的性即理，他们都不承认是自己的主观看法，而皆强调是直承孔孟而来，因此争论到最后，势必要回到经书中找寻立论的根据，考据之学也就由此兴起5。

顾亭林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经学即理学」，黄梨洲的「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正是主张以考证经书来解决义理的争端，亦即通过「道问学」以进于「尊德性」。

至干嘉之世，考据之学大盛，学者为考证而考证，无论经世致用或以考证明义理的目的不再为学者所重。

就知识而言，考证之学自有其意义与价值，但儒学的重心本在其道德性的一面，由个人的修养以至安定天下，是每一儒生的基本要求。

而考据学发展到最后，却不可避免地与「尊德性」越分越远，不但无益于世道人心，甚且不能保证个人的成德。

因此即使以小学名家的段玉裁，晚年都不免自责生平喜言训诂考证是舍本逐末了。

64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１－６。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華正７８初版。

5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中國哲學思想論集〃清代篇》，台北水牛７７再版。

6由段玉裁＜博陵尹師所賜朱子小學恭跋＞云：「喜言訓詁考核，尋其枝葉，略其本根，老大無成，追悔已晚。

」可見之。

時段玉裁七十五歲。

《段玉裁遺書〃經韻樓集》卷八，台北大化６考据学发展到最后，流弊渐深，加以国家社会内忧外患的刺激，汉学渐为学者所不满，时代思潮亦为之一变。

以下即分述之。

１．汉学的流弊：汉学家反对宋学的立论之一，乃批评宋学空言穷理，堕入禅学、玄学，而非孔门圣学。

因此「训诂明而义理明」是他们所力持的治学方法，认为只有以考文知音的工夫来治经，以治经的工夫来明道，学问才不致落入玄谈空疏。

故考据的最终目的仍是以求得义理为要。

但发展到后来，却只着重文字的考据训诂，不再注重思想的探索，甚且陷入烦琐的笺注主义，不但研究范围小，态度亦流于迂拘，颖达之士，渐不餍其所为。

如许周生（公元一七六八－一八一八）云：今之治经者吾惑焉！其言曰，圣人所以明道者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必有渐。

然字有篆隶之异，有古今之殊，考之苍雅，攻其训诂，其有不通，又必博稽载籍，展转引申以说之。

一字之谊，纷纭数千言，冗不可理，而相推以为古学。

7又云：今之学者，奈何不求圣人之志，而专务其文辞也。

然而不为者，则群斥以为空疏。

夫学之虚实，至易明也。

积之内，见之外，行其所学，而贤不肖皆见焉，言其所学，而贤不肖皆可知焉，斯之谓实学矣；联牍殚翰，返之心无当于仁义礼智之数，推之家国天下，一无所施之，执人人而告之，茫然不知其所谓，则真所谓迂疏寡效者也。

8先不问义理是否只存于古书之中，只训诂考证以求得经书中义理而言，一个字、一个音的解释便联篇殚翰，纷纭数千言而不可得，所谓６初版。

7見《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二＜儀徵學案〃原學篇＞，徐世昌，台北世界，５５版。

8同７「朴学」、「实学」，反而流于华而不实，琐碎饾饤了。

汉学大师戴东原中年时以考据为重，至晚年时亦肯定义理的重要性，认为为学不可以专门考据为限：先生初谓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据之源，有文章之源，吾于三者皆庶得其源；后数年又曰，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义理又何源哉？吾前言过矣。

9可见戴氏亦肯定考据实应以义理为目的。

与曾国藩同时之陈兰甫（公元公元一八一０年－一八八二年）亦云：说经者欲经文之明白无疑也。

欲经文之明白无疑者，将以讽诵而得其义也，若既解之明白无疑，而不复讽诵以求其义，则何必解之乎！且经文之本明者，世人不读也，而惟于其难明者解之，既解亦仍归于不读而已矣，解经而不读经者，其心曰我既解之，已皓首矣，使后人之读之而无疑可也，然而后之人又慕其解经，于是又解经而又不读经，不知待何人而始读之也。

10解经本欲明白经书中的义理，但考据学家却是皓首解经而不读经，是汉学末流之弊不可谓不深。

２．社会的变化：一八四０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战争爆发，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间，中国已经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进入破产的危机中。

鸦片战争后，外强侵略纷至沓来，如一八四二年的中英南条约、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联军攻陷广东，一八五八年的中俄瑷珲条约、一八六０年的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清帝远避热河，签订北京条约等。

此外，单从中国内部来看，亦是变乱频仍。

据侯外庐统计，从公元一七七四年至一八四０年，光是农民的暴动便有二十五起之多11，而一八五０年（道光9見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八十一輯，台北文海10見東。

11見《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頁６２６，北京人民１９５８，２刷。

三十年）起事的太平天国之乱便滋扰长达十五年之久。

内忧外患导致国事日非，而清廷的国势，亦日益衰颓。

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者治学的次第，也是儒者为学的目标，除了「内圣」，尚须「外王」，亦即所谓「经世致用」也。

尤其政治社会面临危机的时代，「经世致用」的观念便会更加活跃，晚明的东林学派、清初的颜李学派都是有名的例子，即如清初三大儒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亦皆有用世的理想。

而考据学家的治学范围，除经学而外，广及文字音韵、天算地理、史学制度、金石校勘等等，而其所标榜，号称实事求是，但其流弊，如前所言，已流于琐碎的笺注主义，甚且脱离现实，于儒者经世之旨，了不相涉。

章太炎云：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楉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纡死。

12魏源亦云：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

苏州惠氏、江氏、常州臧氏、孙氏、嘉定钱氏、金坛段氏、高邮王氏、徽州戴氏、程氏，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鈲析，视国初昆山、常熟二顾及四明黄南雷、万季野、全谢山诸公，即皆摈为史学非经学，或谓宋学非汉学。

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

13因归咎王学空谈误国，主张征实致用而兴起的考证学，发展到最后，却是「经世先王之志衰」、「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面对内外交相而至的变乱，学者警悟到笃守古经，钻研书本已无益于实际，因考据学全盛之后而衰竭的学术致用之说乃又兴起。

今文学派的兴起即是一例。

12見《檢論》13見《古微堂外集》卷四＜武進李申耆先生傳＞，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四十三輯，台北文海。

清代今文学派的兴起，始于武进庄存与（公元一七一九年－一七八八年），其为学以公羊学为据，专求微言大义，而不屑于考据，但因与戴震同时，所以不为世人所重，后学刘逢禄、宋翔凤于公羊学理论次第发明，至袭自珍、魏源、凌曙，今文学派乃披靡一时，直至清末，学术风潮几为今文学派之天下。

而今文学派即主张通经之微言大义，求有用于世，并站在致用的立场上，对于汉学家治学仅限于古书训诂校勘，「言论不关于经义小学及观点不是汉儒古训的，不录」14的态度深致不满。

清代经学考据，或因本身流于琐碎之弊，或因时代动乱的刺激，渐渐为学者所讥评，而在汉学全盛时期饱受诋毁的宋学，其价值亦因此而再次受到公允的论断。

以宋学为宗的桐城学派固不待言，即如今文学派的学者，其学虽主治公羊以求微言大义，但对宋学亦多肯定之语。

如宋翔凤即说：自孔孟之后，异端纷扰，惟董仲舒独言正谊明道。

韩氏后为原道，学者始知道学为正宗。

至濂洛数子，穷极性命，发挥义理，讲明切究，以归实用；朱子搜辑二程遗书，而后洛学大备。

按程子易传，不用河洛先天之说，作春秋传，谓周正月非春，皆合汉儒，至其辨天理人欲之分，最为学问入门要路。

学者守此，可以不流于释氏。

朱子毕生之学，皆在四书，而于大学，改定前后如古本。

．．．．朱子之学自足继往开来，非他儒所能及。

15可见宋氏不但不排诋宋学，反而肯定其成就。

因汉学本身发展至末流所产生的弊端，加上时代社会的急遽变迁，道咸以下，盛极一时的汉学已为一般学者所不满，而宋学的价值则再次受到肯定，曾国藩的汉宋调和论便是在这种思潮转变中提出来。

14見《漢學師承記》序言，周予同選注，台北華正，７１初版15見《過庭錄〃道學篇》，藝文印書館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三編。

二〃师友的影响曾国藩在汉学独盛之后，能肯定宋学的价值而主张汉宋调和，除了因时代思潮的转变之外，师友的熏陶也是重要的因素。

曾国藩曾自言其为学渊源于姚鼐16。

姚鼐（公元一七三一年－一八一五年），字姬传，在汉学大盛时期，独以古文辞名，学者相从，称为桐城派。

姚氏论学亦宗程朱，其＜赠钱献之序＞云：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

元明守之，着为功令。

当明佚君，乱政屡作，士大夫维持纲纪，明守节义，使明久而后亡，其宋儒论学之效哉。

17姚氏将明朝久而后亡归功宋儒，其对宋学真可谓推崇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