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宏观翻译生态环境研究与建设的认识与思考

第21卷 第8期 牡丹江大学学报 Vol.21 No.8 2012年8月 Journal of Mudanjiang University Aug. 201257文章编号：1008-8717（2012）08-0057-04对宏观翻译生态环境研究与建设的认识与思考向 群 飞（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河源 517000）摘 要： 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

本文通过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典型宏观翻译生态环境的研究，基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目的，阐释了加强宏观翻译生态环境建设与研究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翻译; 社会主义文化; 宏观翻译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宏观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无疑处于主体地位，然而正如所有其它科学或者艺术创作一样，译者受制于他所在历史时期的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这些主客观因素形成了一个“翻译生态环境”。

上海大学教授方梦之将翻译生态环境定义为：影响翻译主体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

[1]国内学者胡庚申教授和许建忠教授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前者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2]后者提出了 “将生态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翻译研究，将翻译及其生态环境相联系”。

[3]一般认为，影响翻译的因素主要有：原作、原作者、译者、读者、翻译赞助人、文化背景（译出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等）、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等。

按照其发生作用的主体不同以及产生影响的不同，本文将这些因素分为两大类，即：微观翻译生态环境和宏观翻译生态环境。

所谓微观翻译生态环境，指影响单个翻译作品的相关因素，如译者，文本等，而宏观翻译生态环境则是指对于某一历史时期，对整个国家或者社会的翻译倾向（翻译选择），翻译发展等起重要影响作用的相关因素，如国家制定的翻译政策等。

本文通过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典型宏观翻译生态环境的研究，基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目的，阐释了加强宏观翻译生态环境研究与建设的有效途径。

二、历史上典型宏观翻译生态环境的改变 中国历史上的宏观翻译生态环境变化的发展收稿日期：2012-05-16科研项目：本文是广东省“千百十工程”（粤教师函[2010]92号）人才计划阶段性研究成果，广东省河源市2010年度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Hysk10-025）及广东省教育科研“十一五”规划课题2010年度研究项目（2010tjk28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向群飞（1981—），湖北武汉人，广东省河源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着，而它的每一次改变，都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翻译的发展。

这些变化发展对今天宏观翻译生态环境的建设也是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作用的。

1. 翻译官职及机构的设立使译者在宏观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地位发生改变中国历史悠久，译事活动源远流长，我国有文献记载的翻译活动最早可追溯到周公居摄六年即公元前1058年。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和刘向《说苑·善说》分别记载了最早的口译活动和诗歌译文（《越人歌》）。

[4]其实若单从社会融合发展的规律进行推测，那么在夏商甚至之前应该早有翻译活动。

然而历代史书均少记载译事，即便记载也大都不提译者。

译者地位的低下不言而喻。

翻译官职和机构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这一状况（当然还谈不上根本的）。

《周礼·秋官》中记载“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该记载表明，象胥是周王朝负责外事之主脑，并有不同层级下属三十一人。

[5]就如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1945-1996）对“赞助人”的论述：意识形态左右选材，经济方面提供报酬，地位方面表达身份认同（代表了他们能够融入某些团体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

[6]作为宏观翻译生态环境中的“赞助人”——封建统治者或统治阶级，在民族融合的趋势下(周王朝时，周边主要藩属国有“八蛮四夷七闽九貉四戎六狄”[7])，迫于统治的压力，以翻译赞助人的身份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设立翻译官职（象胥），成立翻译组织机构：上士——中士——下士——徒。

这一官职和机构，使得译者成为一种职业，融入了主流生活，同时使得这一群体在经济上得到保障。

2. 翻译政策在宏观翻译生态环境中起主导作用政治内涵的核心就是统治阶级为维护本阶级利益而采取的策略、行为、手段和组织形式，翻译政策作为政治制度的一部分，自然也是政治统治的一部分，也要维护这统治阶级的利益。

翻译政策对于翻译的影响是巨大的，下面以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典型历史时期翻译政策对翻译的影响为例进行说明。

封建末期的明朝时期奉行的是“不拒来者”政策，对翻译行为是“不倡不禁”，这一时期翻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翻译事业在中国稳步发展。

而到了康熙年间，以“禁教”为开端的政策扩展成为“禁绝西学”，中国近代的被动挨打是诸多原因作用的结果，而西学翻译的没落不能不说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开始被迫实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开始“特译紧要之书”，形成了清末西学翻译的高潮。

从明清这一阶段的翻译政策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影响可以看出，翻译政策对翻译发展的显著影响。

当翻译政策开明，符合促进生产力发展要求时，翻译事业则繁荣发展；反之，当翻译政策落后于时代发展要求时，则会影响翻译发展，阻碍社会进步。

3. 大规模翻译场所在宏观翻译生态环境中起着重要导向作用中国大规模的翻译场所，得从佛经翻译开始说起。

佛经翻译在中国的历史可以从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大月氏国使者伊存向汉朝的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开始。

[8]之后，随着封建统治者的重视，佛经翻译开始盛行，佛经典籍的卷帙浩繁,使得大规模译场应运而生，而其中最为著名的译场为敦煌寺，它是众多学者公认的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翻译佛经的场所。

敦煌菩萨竺法护在此翻译出《正法华经》、《光赞般若经》等重要经典。

大规模翻译场所的出现是翻译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并且由于其规模宏大，组织科学，人力物力充沛，因而一般译作精良，最终其译作在整个翻译生态环境中起着重要导向作用，能够极大地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

4. 词典的编撰及翻译学校的建立与翻译学科的建立如果翻开汉语西语双语词典的编撰史，就可以发现，词典的编撰在确定翻译规范和保证翻译质量上的巨大作用。

而到20世纪末，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图书馆所藏各类英汉、汉英词典就在1000种以上。

[10]由于字词构成语句，语句构成语篇，因此翻译工作通常是从字词开始的，而双语词典是以字词为基础进行双语转换的，它的出现为翻译工作提供了最为基本的和不可或缺的工具。

双语类词典的编撰促进了翻译实践的规范化、标准化以及翻译质量的提高，因此可以说，词典的编撰是宏观翻译生态环境中规范和质量的保证。

翻译的发展，翻译人才的培养是关键，中国最早的培养翻译人员的中央机构可以追溯到明朝的四夷馆①，“四夷馆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为培养翻译人才而官方设立的专门机构。

”[11]它是“我国外语学校的滥觞”。

[12]而翻译教育制度推动了京城民间少数民族及外国语言文字的学习，有利于民间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以及民族间的融合。

同时，也有助于推动明王朝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关系。

”[13]因此可以说，在整个宏观翻译生态环境中，翻译专门学校58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它是翻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三、对当前宏观翻译生态环境发展的思考和启示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提出了“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进一步完善”等具体举措。

中国当下宏观翻译生态环境的发展面临空前的发展机遇。

基于对历史上典型宏观翻译生态环境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宏观翻译生态环境建设的观点。

1. 重视译者在宏观生态环境中地位的提升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强国应有的地位，需要“引进来”和 “走出去”，即“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个过程离不开译者，译者的地位理应得到尊重和提升。

在微观翻译生态环境中强调译者的地位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其主体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译者不再依附于原文作者处于边缘地位。

而在宏观翻译生态环境中，翻译的文化转向让我们意识到，强调译者的地位，指的是对译者身份的认可，译者不是“舌人”、“媒婆”、“译匠”，译者应该得到与其创造性劳动相对应的身份认可；对译者权益的认可，比如“现在国际通行的著作权法规定译文的版权不再为原作者独立所有，而是为原作者和译者所共有。

”[14]2. 重视政府在宏观生态环境中的主导作用，制定科学合理的翻译政策从明清时期翻译政策对国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可以看出，翻译政策是政府主导的，要顺呼时代发展，适应国家实际。

当前，我国翻译实际就是几对矛盾：翻译市场的日益扩大化与国内翻译服务机构发展缓慢的矛盾。

2003年国内首次公布的翻译产业市场年产值为人民币110亿元，而2005年国内翻译产业产值已突破人民币200亿元，[15]到2008年翻译产值接近300亿元人民币②。

翻译产业发展是迅猛的，面对这一现状，政府需要制定产业发展政策，加速国内翻译服务机构的翻译规模和翻译服务水平。

“引进来”与“走出去”发展的不均衡性矛盾。

以英语翻译为例，无论是中国历史上明末清初的西方科技著作翻译，“五四”时期政治、文化、哲学翻译，还是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翻译，都是中译外—“引进来”居多，而外译中—“走出去”偏少，这与中国当前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地位是极其不相称的。

因此，政府要制定具体政策，“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形象和我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③翻译领域多元化需求与翻译对象单一性的矛盾。

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对于文化消费的多元化趋势得到增长，但是当前我国翻译现状是题材和体裁的单一，翻译语言的单一（以英语为主），政府需要积极引导，在政策上给予倾斜，使得翻译向多元化发展，全方位地认识世界，同时也让世界全方位地认识中国。

3. 加强宏观翻译生态环境中翻译规范化和质量化的梳理就如词典编撰在翻译发展中所起的标准化作用一样，宏观翻译生态环境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规范化和质量化。

规范化和质量化是翻译产业和市场发展的必然要求，翻译行业标准的建立，翻译行业的准入机制和审查机制的建立迫在眉睫，无视或者小视必将危害翻译在中国的发展，影响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