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谋生手段到娱乐方式

从谋生手段到娱乐方式：钓鱼活动的人类学分析作者：陈运飘颜冰发表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06期[摘要]钓鱼是一种古老的人类获取食物的手段,到今天其已发展为三种形态,即在作为谋生手段的形态之外,又发展出既为得鱼又为娱乐的形态,以及只在乎钓不在乎鱼的形态。

与此同时其功能亦由单一转变为多元,即由单一的谋生功能发展到谋生、娱乐、休闲及增加人类各方面的丰富性等等这样复杂多元的功能上。

钓鱼活动的这种形态与功能的变化,正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重要表现。

尤其钓鱼活动还具有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这三大层面上的文化意义,并已成为现代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常见现象,因而其在人类学的文化变迁研究和现代人类生活研究中有重要的地位。

钓鱼是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的一种捕鱼方法，在半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种种器物中就有直式与曲式的骨质和牙制的鱼钩。

[1]在历史上的渔猎时期，钓鱼与网捕、叉鱼等是人类获鱼的主要手段，是人类早期获得食物的主要经济活动之一。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捕鱼之术越来越多，除了上述的几种方法外，还有利用动物捕鱼（如鸬鹚捕鱼、养獭捕鱼）、药杀、舟取声驱、光诱、积柴做礁等等捕鱼术。

这些方法的使用为人类带来了大量的鱼获。

然而，与其他种种猎鱼方法日益成为人类重要的谋生手段并物极必反地在今天受到人类的控制不同，钓鱼这种最古老的猎鱼方法却越来越受到欢迎，受到倡导，在作为谋生手段的钓鱼这种古老形态之外，又出现了两种新的形态，即既为得鱼亦为娱乐的钓鱼形态和只在乎钓的过程不在乎得鱼与否的钓鱼形态。

毫无疑问，到今天，同时存在着三种形态的钓鱼活动，既有谋生的意义，又有休闲娱乐的一面。

钓鱼已发展成为既含有物质文化意义，又含有社会交往意义和精神生活意义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从人类学角度看，钓鱼这种文化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对认识文化变迁，尤其对认识文化内涵的扩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本文试图对钓鱼活动的上述三种形态进行陈述分析，运用人类学关于文化三大层面的基本理念，来剖析钓鱼活动及其变迁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最后通过钓鱼活动的人类学分析，指出人类学研究日常社会生活现象的时代意义。

文中引述的资料，以中国的为主，外国的资料则较少。

不足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作为谋生手段的钓鱼钓鱼活动的最原始功能就是为了满足人类对食物（鱼）的需要。

作为谋生手段的钓鱼，在历史上的地位很重要，今天亦还有其一定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民族或族群中，钓鱼仍是其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是获得食物的主要方法。

钓鱼活动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很普遍了，这可以以考古学发现为证。

在考古学上，除半坡遗址发现有骨鱼钩外，各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也都有骨鱼钩的发现。

根据陈文华1992年的统计，至少有21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有骨鱼钩。

[2]而到了商周时代，鱼钩的品质发生了变化，出现了金属钩即铜制鱼钩，商周时代考古遗址中发现有不少这种铜制鱼钩，[3]甚至还发现有倒刺的铜鱼钩。

[4]此外，商周考古遗址中还有少量骨鱼钩及蚌鱼钩出土。

[5]从上述这些资料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即钓鱼活动在人类历史早期是一种较普遍的猎鱼方法。

钓鱼除需要鱼钩外，还需要竿、线、漂、坠、饵，但这些东西在考古学上极少发现。

[6]有人分析是这些物品极易腐烂、受损，无法长埋地下。

如最早的鱼竿可能是荆条或竹子，线则是兽筋和动物的肠子，后来则以麻丝或蚕丝为线，鱼漂可能是羽毛或荻梗，饵则是虫子，显然这些钓具是难以从考古学文化遗址中发现的。

另据一般的知识认为钓具六种组件是到宋代才开始具备的，[7]在这之前可能并不那么完备，所以不可能知道上古时期的钓具是什么个样子。

不过大量鱼钩的出土，已足够让考古学家得出结论：钓鱼活动在人类历史早期是比较普遍的。

在世界各地，关于钓鱼的民族志材料不少。

如我国东北的赫哲族，历史上主要从事渔猎经济，他们钓鱼的工具有铁钩（传说古时还曾用木鱼钩），主要对象鱼是大鳇鱼（古代称‘ ’，但习惯上叫‘ ’的鱼还有不少种，如富春江的黄鲇亦叫‘ ’）。

这种大鳇鱼是黑龙江流域独有的，最长可达5米，重数百斤，它们是赫哲族对外交易的主要商品，鳇鱼骨曾经是他们交纳给清朝宫庭的贡品。

赫哲族使用特别粗大的无倒刺的铁钩钓鱼，垂钓时一条线上栓二十到三十把钩。

近几十年来，由于俄国在黑龙江上游筑水坝，鳇鱼无法回游产卵繁殖，产量锐减，于是赫哲族以快钩取代了鳇鱼钩，以方便钓取其他较小型的鱼，对付鳇鱼减产造成的食物不足。

快钩即滚钩，发明者是汉族。

其单只钩较鳇鱼钩为小，一杆线上可栓240－260把钩。

[8]垂钓时将之布于水的中下层鱼群必经的过道中，鱼群或大鱼经过时，触动钩、线，便被群钩扎身不脱，越挣扎鱼身中鱼钩越多，最后被人捕获。

赫哲族人以滚钩捕鱼，目的在于获鱼，因而赫哲族的钓鱼属于生产领域和谋生性质。

李亦园教授曾对台湾日月潭边邵族的钓鱼活动作过民族志研究。

他发现上世纪五十年代邵族的钓鱼方法有三种，其中一种是竿钓，跟其他地区的钓法无异，另二种则较为特别：一种是绳钓法（垂钓术语叫‘延绳钓’——本文作者按）。

邵族人用长达几十丈的粗麻绳作钓绳，在粗麻绳上每隔一尺即系小绳一条，绳尾系鱼钩一枚，整条绳上共有鱼钩数百枚。

放钓之前，先把每个钩挂上鱼饵，然后驾驶独木舟出潭，出潭时间约在午后。

放钓时把鱼钩按顺序放下，直到数百鱼钩均已放完，再把最后的绳头系于崖边枯树上。

竖日清晨渔人再坐独木舟依顺序收钩，把钓到的鱼置于鱼笼中。

李教授还发现，他的其中一个报告人高武老绳钓时用的钓绳上共栓有189枚鱼钩。

这种延绳钓法，夕放晨收，显然为了求鱼，是较为典型的谋生手段。

邵族还有另一种钓鱼法叫浮钓法，是利用浮力原理而不必由人看管的钓法。

所用的工具是一把长约五尺的钓竿，细端系一钓绳及系钓钩，粗端系一条极长的藤条，藤条的末端系一石头。

钓具在“驰”时竿平浮于水面，钓绳及钓钩沉于水中，另一端藤条及石头沉于潭底，并因石头重力而固定钓具位置。

渔人下午驾舟出潭把钓具“张”好，只待次晨来观察是否有鱼上钩。

钓竿“张”法简单，即把藤条和石头捞起，把系石头的一小段藤条缚于竿头，再把钓竿放下，因为钓竿粗端石头较重，藤条又被弄短了些，致使钓竿细端跷起于水面，而挂好鱼饵的钓钩恰好浸于离水面一、二寸的表水中，以诱来往的鱼儿。

[9]这种浮钓法，每支竿一次（夜）只能钓到一条鱼，收获不大，但这种夕放晨收的钓法，不需人看管，其在获鱼方式上与延绳钓及江南地区普遍的放钓相同，目的亦是为了获鱼，显然也是谋生的一种手段。

李教授认为，绳钓和浮钓比之竿钓更适合邵族，因为这两种钓法是黄昏出潭，清晨收获，不需人看管，而竿钓需花时间，收入又肯定低于渔人替游客摇船，故邵族人较少进行竿钓。

[10]这就表明在简单社会里，钓鱼目的在于获鱼谋生，哪种钓鱼法获鱼多，又省力，人们就会选择那种钓鱼法。

陈国强教授等人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展福建惠安县崇武镇的人类学调查，其中对该地渔业有较详细的报告，并描述过当地作为生产手段的大海海钓活动。

在该次调查所写成的民族志报告中，讲述了崇武镇城区历史上和上世纪八十年代钓鱼作业的基本情况，如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海上钓业船，可钓海带、鱿鱼、鲨仔等；而当地钓带鱼作业时的“一条线，五沉五浮”的钓具结构特色，在全国性水产刊物上进行了专门介绍。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崇武镇则有了250马力的延绳钓机帆船,载重量达到100吨左右，作海上钓业船用时可以背带10只子船。

[11]而崇武镇的港 村，有9艘海上钓业船，在秋冬季北上舟山渔场钓鱼，甚至到达黄海以北，靠近韩国和日本的海域，捕钓到的鱼基本上作为商品上市。

[12]前面我们说过，大量鱼钩的出土表明了人类早期钓鱼活动的普遍性，但民族志的发现又告诉我们另一个事实，即最早的钓鱼并不是用鱼钩的，也就是说，人类在使用骨鱼钩之前可能就已经有了钓鱼活动。

比如民族志材料显示，我国云南的苦聪人（后来被识别为拉祜族）和芒人妇女钓鱼时就不用鱼钩的，她们只用一根竹竿，竿尾上系一条细麻绳，钓鱼时麻绳一端栓一条蚯蚓，把绳子连蚯蚓丢入水中，竿插在岸边，人躲在树后，鱼食蚯蚓，拉动竹竿，妇女便猛拉鱼竿，准确地把鱼甩到竹篓中。

[13]而即使是鱼钩，在骨鱼钩之前，人们还有用竹、木的棘刺、鸟类的爪子作鱼钩钓鱼的。

[14]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使用骨鱼钩钓鱼的时间，可能并不是作为谋生手段的钓鱼活动出现的最早时间，人类钓鱼活动出现的时间，可能还要早一些。

现代社会里，作为谋生手段的钓鱼活动中的垂钓方法，数“深海一支钓”最具代表性。

这种钓法专门钓取深海名贵鱼类，1979年由台湾省的钓手研究成功。

其运用一绳多钩直立于180米深水的钓鱼方法，一天内可钓到1－2吨金目鲷、红目鲷等鱼类。

其后这种钓法在日本和台湾省推广普及，并得到改进，使钓绳可延伸至500米深水，钓鱼效果更加显著。

[15]象“深海一支钓”这样的钓鱼，已与捕鱼无异。

人类出于生存的需要，进行钓鱼活动已有几千年了。

但钓鱼作为人类谋生手段之一，它的功能在今天仍然继续发挥着。

二、既为鱼亦为娱的钓鱼钓鱼活动在第一种形态即作为谋生手段的形态之外，发展出了第二种形态，即既为了得鱼亦为了娱乐的形态。

这种形态出现的时间比较早，大概在阶级社会中的贵族阶级中最先出现的。

流传甚广的姜太公磻溪垂钓传说，说的是其钓鱼时“直钩无饵，离水三尺，愿者上钩”，其实他是借钓鱼等待时机，“钓人不钓鱼”，因为他钓到周文王后就放下钓竿，辅周灭纣去了。

然而还有另一个传说是关于姜太公钓鱼的，据《说苑》记载：“吕望年七十，钓于渭渚，三日三夜无鱼食者，望即忿，脱其衣冠。

上有农人者，古之异人，谓望曰：子姑复钓，必细其纶，芳其饵，徐徐而投，无令鱼骇。

望如其言，初下得鲋，次得鲤，刺鱼腹得书，书文曰：吕望封于齐。

望知其异。

”[16]原来年已七十岁的姜太公开始并不会钓鱼，肯定不是以钓业为生的，他是“偶发钓兴”后才去钓鱼的，而且很想钓到鱼，故无鱼食饵时便气急败坏，连衣服帽子都脱（甩）掉了，以后在别人的指点下才钓到鱼，又碰巧“刺鱼腹得书”，才钓起人（周文王）来。

这后一则传说，表明了姜太公钓鱼的目的，是既想得到鱼，又为消闲，又为钓人。

如果说关于姜太公钓鱼的传说只是历史上杜撰出来的，不足为信，那么，汉代画像石刻划的当时有闲阶级又钓鱼又谋乐趣的图景，应该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钓鱼的第二种形态的。

在山东，出土了不少汉画像石，内容包罗万象，其中有一些渔猎图像。

这些汉画像石中的渔猎图像，多刻画在楼阁水榭的一侧，池中有鱼、鳖等水生物以及渔夫用种种技术捕鱼的景象。

如在两城山画像中，有执竿垂钓、下面众鱼争食鱼饵的情景，但钓鱼者多危坐于水榭上栏边，这可能就是有闲阶级的寻乐谋趣。

[17]在汉代，渔猎仍然是获得人们物质生活资料的重要手段，而渔猎产品多为统治者所独占，只有统治者才能成为“肉食者”，因而当时的钓鱼活动，有谋鱼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