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强与文雅

《世纪大讲堂》——富强与文雅王鲁湘：追求国富民强一直是现代中国人的梦想，然而有些学者也指出，国富了不一定民强，民强了也未必代表民众的生活实现了现代化。

那么我们需要国富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现阶段又该怎样实现这个目的？关于这些问题，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著名学者甘阳先生。

1952年出生的甘阳以翻译卡西尔《人论》而一举成名，是八九十年代文化思潮的领军人物之一，现为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被视为“新左派”代表的甘阳，并没有熄灭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批判锋芒，这一次，他犀利的目光直接切向了百病丛生的中国高等教育。

王鲁湘：作为一个亲历者，而且可以说是一个弄潮儿，在80年代、90年代，一直进入到21世纪，您一直走在中国思想的前沿。

那么您能不能比较一下，80年代和90年代我们的思想文化到底有一种什么样的差异？甘：我想90年代比较单一，90年代基本上就是两个字，经济。

80年代相对反而是比较多元，因为80年代是思想解放运动刚起，那么各种各样的领域都很活跃，而且并不互相归属，比方说他们，像做体改所的，他们并不归到文化这个领域，他们也并不知道你文化领域里面想问题，但你文化领域的人想问题想哲学的也并不去看他们在干什么，就是说并不按照他们的经济的逻辑去想问题，所以各自倒是比较按照自己的逻辑在想问题，我觉得这是80年代的特点。

王鲁湘：90年代就是单一了。

甘：而且所有的人都用了经济的词汇，所有人都用经济的语言来说话。

如果你不用这个语言，那就不行。

王鲁湘：我们也注意到您这些年来一直在呼吁，在大学里头做一种通识教育，那么什么是通识教育，您怎么定义它？甘：通识教育我觉得有两个比较关键点，这个当然都是西方的概念，但是实际上这中国概念里边并不是没有，但我们仍然从比较好理解的西方来讲，西方通识教育是属于generaleducation，首先是从它liberaleducation来的，这个liberaleducation，因为我们可以有时候把它翻译成博雅教育，后来就是比较字面上叫自由教育。

所谓自由教育或者博雅教育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学习的科目一定是非实用，非功利的。

甘：非功利性，比如哲学，比如说数学，物理，化学，它都是作为纯粹理论，也就是学习的目的并不是把你培养成一个职业人，并不是为了帮你去找一份职业，培养的，教育的目的是提升你人作为人的一个存在物的价值，是认识你自己，这是中外从前传统的教育都是如此。

那么通识教育是在一个现代社会下，力求保存原先说的自由教育或者博雅教育的精神，但是适应现代社会的一些需要，也就是说现代大学都必然要考虑就业的问题，因为原先之所以有可能讲博雅教育，一定程度上是由社会结构所构成的，也就是说一旦你被进入像欧洲这种进入这样一个教育体系，你不用考虑谋生的问题，那么所以它这个是保证的，所以它确实和谋生是比较没有关系，它树立文化对于社会的统治，某种意义上，这在中国是最发达，实际上，但现代社会的话，实际上就是说，现代大学的一个相当大的特点，你不可能都是有就业的要求，但是如果一个大学仅仅变成了一个就业场所的话，那么教育的最根本的目标和功能，或者做人，一个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一个方面就没有了。

所以任何教育都不可能是纯粹的职业教育，这是为什么要谈通识教育的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王鲁湘：那么您最近还有一个比较惹火的一个说法，就说中国大陆名校学生的素质不及美国的州立大学。

甘：这个我要补充一下，我的说法是，清华、北大的学生，一年级第一学期进来的时候的优秀程度，超出哈佛、芝加哥，但是他有一个麻烦，就是一年比一年糟糕，这个大学教育，就说美国，比如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刚进来的时候，一年是什么都不懂的，傻傻的，四年以后是一个绝对的精英被打造出来，我们的大学教育没有起到打造精英的一个作用，而且现在就说大学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它的浮躁，不是说我们学生的素质不行，而是说他在这一个学习氛围之下，变得非常地浮躁，浮躁到，就说到毕业的时候，可能连人家州立大学都不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所在。

王鲁湘：实际上这个原因还是在整体的大环境。

甘：对。

王鲁湘：所以这个大环境如果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的话，要求我们的大学生们静静地坐在图书馆里头去深刻地花很长时间去研读几本经典，大概也比较困难。

甘：我觉得不是不可能，实际上现在，我觉得最近几年情况有相当大的变化，我觉得你刚才讲，就是实际上有两个环节，这也是我待会儿要讲的一个，就是说一个是大的氛围，一个是比较具体的制度，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你具体制度的建设可以去扭转大环境给你造成的这个负面影响。

当教育的使命只剩下就业，当文雅成为历史的向往。

我们需要反思：什么是民之雅？怎样从民强实现民雅？甘阳放言：富强与文雅。

甘：我今天这个题目，从富强走向文雅有点困难，因为感觉到有点不大合时宜，现在金融海啸，就业困难，你还谈什么文雅，人家说，你甘阳是不是在香港吃饱了撑的。

但是我也给一个解释，因为香港现在的这个恐慌，金融的恐慌比大陆大，但是香港出来一个说法，叫做经济萧条，就业困难的时候，正是读书的好时候，这个话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你是说就业很好的话，你不要读大学，你就去找工作了，你就业情况很好，你比如说澳门，澳门前几年开了几个很大的赌场，谁读书啊，因为他中学毕业，到赌场里面做个发牌员，就有很好的一份钱，你大学毕业熬到4年毕业以后，你还找不到比它更高的薪水，澳门那个赌场开了以后，引起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父母亲辛辛苦苦、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工作一辈子，他这个儿子，本来都希望他们读书，好好地，中学毕业，就在里面做个发牌员，薪水比他老爹老妈还高，当然了薪水一高，就看不起他的父母亲，然后说这个消费方式都不一样，当然我们现在说迫使它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据说是中央是要关这个，是要控制这个赌场。

那么你现在想，如果赌场一关门，或者一裁员，那这些人反正还年轻嘛，假定说他没有工作了，假定学校是有奖学金的，甚至还有生活费，那他可不是读书好时候嘛，所以说香港现在很多广告都说了这句话，就说工作不好找的时候，是读书进修的好时候，香港人很会做广告，所以我想就是说，我要说明一点，我今天提出这个问题，从富强走向文雅，我并不是要唱什么高调，我不是一个喜欢唱高调的人，我基本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所提出的问题，基本上也还都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因为纯粹我个人偏好的东西，我一般不会讲，我知道我个人的想法和整个社会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如果在做这种公共演讲的时候，我讲的是社会大众所想的一个问题。

经济危机来袭，正是读书好时机，是闲谈还是忠告？为何经济崛起未必带来文化的崛起？香港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何在？我想讲的一个，基本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改革30年了，我们现在都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经济成就的巨大无与伦比，不管它有多少问题，比方说贫富差距的问题，但实际上从总体人口去贫致富的速度，可能是人类史上所没有的。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样一个现代化，同时这30年的模式问题确实非常地多，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就是刚才我和王鲁湘谈的时候，我谈的一个问题，它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什么呢，是一个单一的现代化，基本上这30年，特别是90年代以后，基本上只有经济一个层面，就是除了挣钱，我们到90年代以后没有别的话语，我们所有人的关心只有经济，关心的问题只有经济，谈的只是挣钱，而这样是一个比较低级的一个社会，这样一个，即使你经济发展非常好，它并不能被人所敬重，因为我想一个文明社会最重要的产品是什么东西？是人。

是你这个社会，你这个文明所培养出来的人，是一个非常有素质、有气质、有教养的公民和人，还是一个脑满肠肥的、毫无教养的、非常粗鲁的腰缠满贯的人，这个实际上并不复杂，我们不要说澳门，还有很多石油输出国，我们知道他们靠石油可以非常非常富，他们受人尊重吗？一个文明社会，特别我想讲的是像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一个文明，单纯的富裕并不能够受到人们的尊重，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几千年文明的国家，我们对我们的人，需要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中国崛起，这是必然要求一个文化的崛起，而并不仅仅是经济的崛起，因为经济的崛起是并不足以的。

大家都知道犹太人就不一样，犹太人很能挣钱，但是犹太人在相当长时间，在欧洲的形象，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澳门和石油输出国一样的，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大家都知道，大概在中世纪的，犹太人在西方人的心目当中就是两个，一个他是不信基督的，第二就是他是个放高利贷的商人，莎士比亚这个剧是16、17世纪，这个时候，一直到那个时候，犹太人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就是这样一个形象。

犹太人到18、19世纪以后，大规模的、大量的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人才辈出，你比方说他这个，我举一个例子，研究西方思想史或者特别是艺术史的人都知道，西方有一个叫瓦堡学院，现在是在英国，从前是在德国瓦堡的，它是在二战时间，因为迫害犹太人，它全部迁到英国去，那个迁移过程非常非常惊心动魄，因为打个比方就好像是，突然一个晚上，上海博物馆整个迁掉了，是一个非常秘密但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转移，而这个瓦堡本人就是一个犹太人的长子，因为犹太人家庭基本上是长子继承财产，所以他的这个老二、老三、老四就是做其它事情，但这个瓦堡本人，他从中学的时候，他就不喜欢做生意，他和他弟弟就做了一个交易，他就说我把家族继承权让给你，就是给他的老二，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以后我要买多少书就得买多少书，你这里要无条件地，不管再贵的书，从哪儿运来，所以他做成了这个，所以这就是瓦堡学院最有名的就是这个瓦堡图书馆，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只有出了这样的人，就是说不是以挣钱做生意为最高的人生理想，这样的民族才会是一个有意思而且有创造力，而且能够在其它创造性领域里受到人们尊重。

我觉得人类有一种天性，比方说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音乐家，伟大的科学家，我们都会肃然起敬，这个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你就是会起敬，如果没有这一点，我觉得这是人之为人的一个根本规定所在，是人不同于动物所在。

所以这个一点我觉得是我们下面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以往的改革的30年，我们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工夫，我觉得80年代的文化讨论，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刚刚开始，就转上了经济，1994年的时候，上海那些学者，王晓明、张汝伦他们曾经试图提出人文精神的问题，但是马上就被打掉了，这个也很可以理解，大家就是觉得你发什么神经啊，就是说大家都在这样，而且你们摆什么高尚，所以他有些提法，我确实我也有一定保留，比如说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我很不以为然，我所关心的不是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我是关心整个民族的一个文化素养，文化素质，知识分子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我觉得他那个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只是隐含了一种知识分子的自以为是，这个东西让人不舒服。

前30年，比方说我基本觉得我们现在的一个现代社会，虽然我们现在富裕的程度已经相当可观，但我们现在是一个比较相当地粗鄙，粗野，粗鲁，一个不大有教养的一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