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征战几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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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征战几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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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传奇》2017年第16期
清明节这天,缅甸华人也放一天假。
在华人墓园里,中国远征军老兵李光钿给自己和妻子立了个高大的合葬墓,一副对联,字刻得苍劲有力,上书——“远征异域青史长留英勇绩;竟业营生白发不变爱国心”。
十萬将士牺牲在了缅甸
清明节,云南腾冲国殇墓园。
黑色石墙绵延百米,上面刻满了103141个名字。
77岁的陕西人张三幸佝偻着身子找父亲张双照的名字,却查无此人。
七十多年前的张双照,他是哪个部队的士兵,死在哪儿,埋骨何处,没人知道。
离家时,张双照才20岁。
那是1942年的4月,陕西省洛南县张沟村。
当时是“双丁抽一”的兵役制,家里要有两个男孩,就必须有一个要上战场。
保长来抓壮丁那天,哥哥张双照走出来,“弟弟没结婚,我替他去”。
到了第二年,来了消息,只说人没了,怎么没的不知道。
母亲无法接受,很快就疯了。
妻子改嫁了。
张双照开拔去云南的那个春天,湖南、四川、贵州等十多个省份的士兵也已经在路上了。
他们都十分年轻。
这年一月,日军从泰缅边境入侵缅甸,夺下仰光,进逼中国大后方和西南门户。
为了保住滇缅公路这唯一一条对外接受海外抗战物资的通道,张双照他们被送往缅甸和印度的热带丛林。
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后,归国通道被日军切断,大部分将士在远征军第5军军长杜聿明的带领下选择穿越野人山回国。
野人山是面积数百里的原始森林无人区,云南的远征军历史研究者戈叔亚说,就算是隔了几十年,躺在病床上垂垂老去的老兵听到“野人山”三个字,还要大哭。
杜聿明于1960年在公开发表的《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一文中,曾提到这段逃亡的经历: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蝗、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虫到处皆是。
蚂蝗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
一个发高热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蝗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洗,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
第五军的参谋邹德安曾回忆,穿越野人山时,路边有部队搭的草棚子,供大家走累了休息,他一看发现一排排死人,很整齐地排队躺着,觉得太奇怪了,后来才发现,那些躺下休息的人,本只想睡一觉,但是一躺下就醒不来了。
醒来的走了,空了一个位置,活人插空躺下,可能又死了。
那时正修滇缅铁路,修路的工程师们也跟着军队撤退。
他们年纪大了,又没有武器,“有枪还能拿枪自杀”,于是只好吊死。
路边树上都是他们的尸体。
据杜聿明的估计,在第一次入缅作战中,中国远征军牺牲人数超过6万,其中有5万人是在撤退途中非战斗死亡的。
史料中没有任何关于他们被埋葬的记载。
戈叔亚介绍,资料显示,第二次入缅作战时牺牲人数在4万左右。
算起来,就是10万将士牺牲在了缅甸。
藏在关公像背后的灵位
缅甸北部的城市密支那本来有三处远征军墓地,战时留下伤病战士照看。
如今墓地已毁,50师和新30师的墓地,现被辟为两处学校,14师墓地则变为一片居民区。
今年4月5日,国内的关爱老兵志愿者前去祭奠,新30师墓地之上,已经长了高大的香蕉树。
很长一段时间里,在缅华人只能偷偷祭奠战亡将士。
本世纪初,腾冲远征军历史研究者李正到缅甸去采访抗战老兵,找到一个在当地华人学校教书的老兵后代。
缅甸法律规定信仰自由,他们便把学校打扮成关庙,规避政府的检查。
学校大厅显眼处,挂着一张关云长的画像,老兵后代拉他过去,撩起画像,后面竟藏着一个牌位,上书“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之灵位”,李正当时受到极大震撼,“他们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去纪念不能被纪念的人”。
其实,早在2011年,国内就曾有过挖掘中国远征军遗骸回国的先例。
那是一场备极哀荣的仪式。
按照云南当地的风俗,在边境口岸放着的远征军骨灰,盖上了青天白日旗,被穿着黑色中山装、戴着白色手套的青年捧着,经过起灵、迎灵、护灵的仪式,在安魂曲声里,十九具遗骸被埋进了云南腾冲国殇墓园的地宫。
这是一次“国家行动”。
2011年,正值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云南省侨联、云南省黄埔同学会等首次发起“忠魂归国”行动。
当时在密支那的第30师墓地遗址中挖了十具,又在第50师墓地遗址挖了九具。
全程参与此事的滇西抗战纪念馆副馆长伯绍海回忆,当时的计划十分周密——在缅华侨偷偷挖出遗骸后,直接送到边境,提前一个月进了国门,在口岸搭了灵棚供奉,并派人驻守。
等到9月13日,他们再去边境迎接。
受访的官方人士均强调两个观点,一是这种涉及多种敏感议题的活动,必须要以国家的名义,靠政府来组织和运作;二是,在别国的土地上动土,必须保持高度的低调和谨慎。
国殇墓园那个为远征军新建的地宫,确实是考虑到了之后还可能回国的远征军遗骸,而留出了很大的空间,还留出七块没有刻字的碑。
“远征异域不变爱国心”
逝者已矣,远征军老兵中,在世者也已不多。
李光钿已经95岁了。
上世纪40年代,16岁的他受到“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召,加入远征军。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李光钿要从腾冲回到宣威。
走到一半想起,自己国民党兵的身份,怕是回不去了。
又原路返回,无路可走,进了缅甸。
到了缅甸,李光钿认识了一位叫杨增芬的云南女子,她本是大家闺秀,逃难到了缅甸。
两人成了家,生了一子三女。
华人当时在缅甸的地位并不高,李光钿以他在战乱时的生存经验,来对抗饥馑和贫穷。
他开过杂货店,修过桥、补过路,六十岁还在矿山挖玉石,总算是把四个孩子都拉扯大了。
他有自己的固执,让四个孩子都上华人学校,从小读中文诗,写繁体字,受的是最传统的中文教育,按中国人的方式生活。
李家所有成员至今都未入籍。
被问到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李光钿扬说,“我们是客人,是在缅甸作客。
”
家里人都知道,他一直想回家。
回中国。
但回国并不容易。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远征军”在缅甸都是个敏感词。
在缅的最初二十年,李光钿从没跟孩子提过自己从军的经历。
直到長子李玉明十五岁那年,有老兵组织找来,他才云淡风轻说了几句。
并严厉提醒孩子,不许往外说。
到了九十年代,这种观念渐渐松动,李光钿带着妻子、儿子回了家。
刚到宣威,妻子突发胃穿孔,在宣威去世、火化,他只好仓促带着骨灰回到缅甸。
1997年,他带着儿子再次回国,心心念念要把大家族搬回云南,从此不再回缅。
他顺利拿到身份证,但是公安机关回复,四个孩子生长于缅甸,没办法认定为中国人。
他不愿一人在中国生活,只好垂丧地回到密支那。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转交给他。
他因此得到安慰,一有客人拜访,就要拿出来戴上给人看。
清明节这天,缅甸华人也放一天假。
在华人墓园里,李光钿给自己和妻子立了个高大的合葬墓,一副对联,字刻得苍劲有力,上书——“远征异域青史长留英勇绩,竟业营生白发不变爱国心”。
李玉明说,父亲知道自己可能是回不去了,准备百年之后落葬于密支那。
墓志铭已经写上去了,一共三百字,有一半都是在讲他投军、受训、辗转于各个战场的经历。
(《新京报》2017.4.1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