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余英时与钱钟书的交谊

_往事漫忆夏志清、余英时与钱钟书的交谊
分孙守让
志清（1921 —2013年），著名
文学评论家，江苏吴县（今 苏州市）人，第一次见到钱钟书是 在1940年代的上海。

1943年的秋季 的一个晚上，夏志清的好友宋淇在 家里开派对，邀请了在上海当大学 讲师的钱钟书与会，由宋淇的引 荐，夏志清得以见到风度翩翩，以一部《围城》名闻上海滩的青年作 家钱钟书，而夏先生当时还是一个 年轻青涩的文学爱好者。

据夏先生 回忆，当时的钱钟书手持一根“史的克”（手杖），完全是一副英国绅 士的派头。

他说：“钱钟书本人给我 的印象，则好像是苏东坡《赤壁怀 古》里的周公瑾，的确风流倜傥，雄姿英发，虽然他穿的是西装，也 戴了眼镜。

”当时钱钟书问夏志清，最近读了什么书，夏志清说他读了 古希腊史诗；钱钟书问夏志清喜欢 哪一部，夏志清说喜欢荷马的《伊利亚特》，但不喜欢另一部《奥德 赛》。

钱钟书说，喜欢《伊利亚特》的人，趣味是古典型；偏爱《奥德 赛》者，属于浪漫型。

这一夜，二 人谈兴甚浓，随后一起乘电车，钱 钟书住在法租界，夏志清住霞飞 路，刚好顺路，在车上又谈了一 程。

夏志清下车时，钱钟书叫夏志 清多来看他。

年少气盛的钱钟书当 然没有料到这位愣头青年日后成为 蜚声世界的中国文学方面的研究权 威，而且在推介自己的小说《围城》方面，有伯乐之功。

这一次见面之后，历史鼎革，狼狈的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夏志清 及其兄长夏济安已经先期赴台，任 职台湾大学；而钱钟书则留在大 陆，在文学研究所就职。

后来的几 十年，彼此之间，动如参商，几乎 没有了见面的机会。

1950年代，夏 志清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并获 得博士学位，后来先后在密歇根大 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和 哥伦比亚大学教书，1961年由耶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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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 史》一书轰动西方。

此书现在已经 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 典之作，影响深远。

而这部书的最 大亮点是，其观点、视野迥异于中 国传统的小说史，特别是迥异于体 现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著作，挖 掘出了钱钟书、张爱玲和沈从文等 思想上倾向于自由主义思想、成就 卓越的小说大家，并给予了极高的 评价。

钱钟书的著名小说《围城》 是他一生唯一的长篇小说，除了小 说刚刚问世的时候引起轰动之外， 其余时间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海 夕卜，都显得默默无闻。

在以阶级斗 争为纲的年代，这部小说表现的是 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且作者采用幽 默讽刺的手法对知识分子的劣根性 予以鞭挞和批判，而不是反映革命 斗争和工农兵生活，就显得更加不 合时宜了。

因此，在当时大陆的所 有文学史中极少提到这部天才般的 著作，或者即令提到这部作品，也 是寥寥数语，评价不高。

夏先生对 钱钟书这样的学人小说赞赏有加， 他推崇《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 史中写得最有趣、最细腻的小说， 或许是最伟大的小说”。

经他这么一 评，众人刮目相看，获得了国际国 内的广泛认同。

正是因为得到夏先 生的高度评价，钱钟书国内国际声 誉迅速提升，更由于1987年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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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的上映，使得钱钟书这个名 字家喻户晓。

夏志清晚年唯一的一次来中国 大陆，是在1983年春夏之交，时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钱钟书通 过秘书长梅益邀请夏志清先生到北 京访问。

在北京，他访问了中国社 会科学院，然后到上海拜访他的亲 戚，而他的这位亲戚就是复旦大学 中文系的王继权先生，当然也就顺 道访问了复旦大学。

由于当时意识 形态方面的局限，学界对夏志清先 生的到访不是很热情，甚至有些人 还加以抵制。

据刘再复先生回忆 说，在一次政协会议上，中国文联 的两位作家对夏先生的来访进行了 严厉的谴责：“怎么可以让这样的 ‘反共学者，到中国？”这件事情对 钱钟书来说，未免是一件令人尴尬 的事情；而对于夏志清先生来说， 这次访问并不是一次成功的访问， 以至于后来他一直不愿提及。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原籍 安徽潜山，他和钱钟书结识要相对 简单一些。

1978年10月16日至11 月17日，美国通过“美中学术交流 会”和“国家科学院”两个机构， 组成了一个“汉代研究代表团”到 中国考察考古遗址，余英时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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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的团长。

代表团访问了北 京、洛阳、西安、敦煌、兰州、长 沙、昆明、成都。

余英时先后会见 了俞平伯、钱钟书、余冠英、唐 兰、唐长孺等学术大师。

其实余英 时和钱钟书彼此之间应该还是有所 了解的，余英时是钱穆的人室弟 子，而钱穆和钱钟书不仅是一个家 族，而且钱穆和钱钟书的父亲钱基 博曾经是无锡省立第三师范的同事。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 忆》中记载：
时其子钟书方在小学肄业，下学，亦常来室，随父归
家。

子泉时出其课卷相示，其
时钟书已聪慧异常人矣。

子泉
家近三师，彼一年离校后，遇
其返，余亦常至其家。

其双胞
同胎弟基厚孙卿，亦甚有名。

故余与子泉兄弟及钟书相识甚
檢。

余英时是钱穆的得意门生，他 们在讨论学问或者闲谈的时候，说 及钱家父子是非常自然的，余英时 在《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一文 中叙及他和钱钟书第一次见面时叙 旧的情况时，说：“好像开始不久我 便曾问他还记得他的本家宾四（钱 穆，字宾四）先生吗？因为我知道 关于他的一点背景主要是得自宾四 师的闲谈。

”更何况钱钟书作为一位 著名学者。

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出版后，在海外也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当时羁留海外的胡适先生 给予了很高评价，指出他的书中人 物小传和注释写得非常精彩，这些 对余英时来说也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钱钟书对余英时也应该是不陌 生的，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本身就 是一位著名学者，大学教授，写成 著名的《西洋历史》一书。

在美国 哈佛大学，余英时师从著名文史大 家杨联陞先生，以后又执教于哈佛 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在1970年代中期还担任香港新亚学 院院长和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

余 英时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方面，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西 方汉学界，声名卓著，这些对于钱 钟书来说，肯定也不会是陌生的。

按照中国社科院的安排，余英 时和钱钟书在三里河俞平伯先生住 所会见。

参与交流的还有耶鲁大学 教授傅汉思，傅汉思和余冠英一起 谈汉魏诗；而余英时主要和钱钟书、俞平伯交流，因为俞平伯是著 名的红学家，所以他们的交流从《红楼梦》开始，接着谈文学，谈哲 学，把谈甚欢。

余冠英告诉余英时 说，钱先生有一部皇皇大著《管锥 编》正在印行之中，余英时还是第 一次听到《管锥编》这个书名。

余 英时记载了当时和钱钟书见面时的 深刻印象，他说：“默存先生的博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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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飱炙史_ JIANGHUAIWENSHI
钱穆夫妇与余英时（左）合影
强记实在惊人。

他大概事先已看到 关于我的资料，所以特别提及当时 耶鲁大学一些同事的英文著作。

他 确实看过这些作品，评论得头头是 道。

”可见，他们第一次见面，彼此 还是非常高兴的，讨论问题也非常 广泛而且深入。

1979年4月底至5月初，中国社 会科学院组织一个代表团访问美国。

4月23日，钱钟书等人访问了 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和在该 校执教的夏志清见面，这是他们的 第二次见面，距离第一次在上海见 面已经有36年了。

再次相见，是在 哥伦比亚大学行政楼前，夏先生已 经记不清钱先生的相貌，还不能确 认哪位是钱钟书；等到认清那位穿 深色中山装的就是钱先生之后，两人不禁“相抱示欢”，足见两人相互 思念之殷，倾慕之诚，这种情真意 切的场面真的令人动容。

在当天上午的交流当中，他 们倾心交谈，推心置腹，谈政 治，谈文学；谈《谈艺录》，谈 《红楼梦》。

谈话当中，有时用中 文，有时用英文，有时候甚至用 法文，钱先生的法文说得流利漂 亮，深为夏先生所叹服。

同时他 们也谈到了钱先生夫人杨绛的妹 妹、名著《名利场》的翻译者杨必 (璧）女士，夏先生年轻的时候，是 倾心于美貌加才女的杨必女士的，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未能遂愿而已。

下午2时到4时，钱先生和有关教授 和研究生交流。

在这次交流会上，钱先生有问必答。

在回答的问题 中，有的是纯粹的文学研究方面的 学术问题，比如和那些研究生讨论 小说《平妖传》，和一位教授讨论 《朱子全书》，同时也和他们讨论美 国电影明星这样的流行文化。

钱先 生足足谈论了2个小时，获得满堂 彩！夏先生在《重会钱钟书纪实》一文的“补记”（载台北《联合报》1979年6月26日）中记载了当时与 会的学者和教授们的反应：“约而言 之是w i t t y(措题巧妙，诙谐而有机 智）和im p r e s s iv e(—见难忘）。

德 文系的一位教授对钱氏更是恭维佩 服得五体投地，连说H e is t h e m o s t w e l l i n t e l le c t u a l t h a t I h a v e e v e r s e e n (他是我平生仅见学养深厚的知识分 子）。

”那天钱先生自始至终都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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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畅的英语，兼及法文、德文，引经据典，他的西方文学功力之厚，令在座洋人咋舌。

在该文中，夏先 生还非常感慨地说：“我国学人间，不论他的同辈或晚辈，还没有人比 得上他这么博闻强记，广览群书。

现在想想，像钱钟书这样的奇才，近百年来我国还没有第二人堪同他 相比。

”访美结束，钱钟书在给夏志 清的英文告别信中写道：“与您再次 会晤，使我欢欣无限。

咱们40年间 只会见过2次并不算多，但是时光 是一个多么神奇的魔幻师，它将我 们40年前的一个黑格尔或克尔凯郭 尔式的那种偶识缔结成了一种亲 情；其后绽放成了一种丰盈的、成 熟的友情!”
代表团中一部分人，包括钱钟 书和费孝通在结束了纽约的行程之 后，坐火车到达康涅狄格州的纽黑 文市，访问了耶鲁大学。

著名汉学 家傅汉思和当时还在耶鲁大学执教 的余英时亲自到火车站接站。

由于 是第二次见面，他们已经没有什么 生疏感，但是，钱钟书面对余英 时，也和夏志清见面一样，先来了 一个熊抱，这是余英时根本就没有 料到的，所以他感到有些别扭。

不 过，他还是感到钱先生情感是非常 真挚的，他们已经完全是老朋友 了，完全已经没有了陌生感。

当天晚上，余英时和夫人陈淑萍准备了晚餐，这顿晚餐是陈淑平 费了三天的功夫准备的，是一顿自 助餐。

在晚餐会上，大家边吃边 谈，其中谈性最浓，大家也特别喜 欢听的是钱钟书的“重咳落九天，随风生珠玉”的高雅谈吐。

四
在中国当代史中，只要是知识 分子，都绕不过去一些重大的历史 事件，比如“文化大革命”。

海外华 人，特别是海外华人知识分子都关 心这场“革命”中知识分子的命 运。

1975年，当时友人误传钱钟书 过世的消息，夏志清悲情难抑，写 了一篇《追悼钱钟书先生—
—兼谈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趋向》的文 章，由台湾《中国时报》发表。

钱钟书在这些历史事件中，还 能够安然无恙，这和他的性格与处 世态度是很有关系的，正如他自己 回答夏志清的问题时所表明的，他 并非共产党员，从未出过风头，骂过什么人，捧过什么人，所以也没 有什么“劣迹”给人抓住。

在“文 化大革命”中，钱先生所遭受的冲 击仅仅是在河南息县东岳公社的五 七干校劳动过一段时间而已。

实际 上，在整个“文革”时期，周恩来 总理总是在设法保护知识分子，特 别是像钱钟书这样的著名高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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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与杨绛
分子。

钱先生在1950年代曾经出版过 《宋诗选注》这部书，而这部书在当 时是受到过批判的，批判者认为，这部书实际上是一面白旗，应该给 拔掉，还有的批判者认为钱先生在 书的序言中所标举的“六条标准”(即所谓“六不选”：押韵的文件不 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 不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 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 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不选；有佳句 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当时传诵 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不选）没有强 调政治标准第一，实际上是所谓资 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反映，是一股逆 流等等。

这些情况，处于海外的这 两位学术大师应该是了解的。

余先 生问钱先生，《宋诗选注》为什么也 会受到批判？余英时回忆说：“他没 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大概因为时
间不够，但主要恐怕是
他不屑于提到当时的批
判者。

《宋诗选注》是在当
时文学研究所所长郑振
铎的支持下，钱钟书经
过两年的辛勤工作才编
撰出来的。

在编撰的过
程中，钱先生按照当时
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要
求，挑选了一些反映所 谓民生疾苦的诗歌，而且在挑选哪 些作品的问题上和郑振铎等先生商 谈过，可见钱先生对待这个工作还 是非常慎重的，但是后来仍然还是 免不了遭受批判。

只是《宋诗选 注》的影响仅仅在学术界，在民间 的影响不大，再加上钱先生在历次 运动中均保持沉默，因而批判的火 力不是很猛，批判的时间不是很长。

五
钱钟书晚年基本上是深居简出，除了有限地接受他人拜访之外，基本上不去拜访他人，更遑论 出国访问了。

夏志清在1983年回国 访问遭遇不高兴之后，再也没有踏 上大陆的土地；从1978年访问大陆 之后，余英时也没有回过大陆。

他 们之间主要是通过书信往来，彼此 联络。

“文化大革命”之后，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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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有百万言之多的巨著《管锥 编》出版，同时，他的另外一部学 术著作《宋诗选注》修订后重新出 版。

钱先生将这些著作分别寄送给 了远在大洋彼岸的这两位学术巨子。

这三位学术巨擘在学问上应该 是相互欣赏的，这一点应该没有什 么疑问。

但是我们仔细地分析和揣 摩会发现，无论是钱钟书对待夏志 清、余英时，还是余英时、夏志清 对待钱钟书，他们之间的交往的许 多细节还颇值得回味，从中似乎可 以看到他们之间关系的疏密，情趣 的不同。

比如他们在美国见面，彼 此之间的热情拥抱，在夏先生看来 是真诚和亲切的表现，而在余先生 看来，却显得有些不自然。

夏志清主要从事的是中国小说 方面的研究，他的出名主要是一部 《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作品奠定 了他在学术上的崇高地位。

他对于 钱钟书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非 常崇拜的，再加上他的年龄小于钱 钟书，所以，他总是以一种虔诚的 心态，仰视的目光来看待钱先生，以至于第一次收到钱先生的书信，还在为究竟是用古文回信，还是用 英文回信而感到踌躇不定。

用古文 写，他有自知之明，当然不能和钱 先生处在同一水平；用现代白话文 写，面对钱先生的用古文写的信件，可能有些不恭；最后决定写一封文言夹杂白话的信给他。

由此可 见夏先生从心底里，非常敬佩钱先 生。

这种发自内心的推崇和敬佩更 表现在推介钱先生的小说方面，正 是由于他在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 说史》中对《围城》的评骘，才使钱先 生在文学创作领域获得了很高的国 际声誉，并促使国内外学者重新认识 了这部几乎要湮没无闻的小说。

而对于余英时来说，钱先生固 然非常钦佩他的学问和取得的成就，2008年，钱钟书已经逝世10周年，余先生发表了《余英时时隔十 年谈钱钟书》一文，对钱先生给予 了相当高的评价，特别是针对某些 人对钱先生的学问不成系统，犹如 “七宝楼台，拆碎只见片断”的说法 进行了驳斥。

他指出：“他捕捉的是 一种很小的真理，但是加起来很可 观，就是这样说他是有许多散钱，没有整个串成一串，可是他有很多 小小的串子，串起来的，那些还是 有用的，而且是永远有用的。

换句 话说就是所谓大系统，往往没有几 年，就被人丢掉了，就忘记了。

你 留下真货，还是有用的。

”钱先生也 非常推崇余英时，他在送给余英时 的《管锥编》扉页上留下这样的字 样：“每得君书，感其词翰之妙，来 客有解事者，辄出而共赏焉。

今晨 客过，睹而叹曰：‘海外当推独步 矣。

’应之曰：‘即在中原亦岂作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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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想乎! ’ ”钱先生还在另外一封 信中赞余先生道：“两奉惠书及赠 什，寓意深永，琢句工适，足使老 于吟事者咋舌敛手，自是君身有仙 骨也……弟如田光，恨不相逢于壮盛 之日，友声和答;今则臣精销亡，愚才 竭尽，惟有把君诗过日耳。

”
无可讳言，钱先生对余先生， 在某些方面还是有所保留的。

在谈 到余英时的诗作的时候，钱先生 说：“不今日作旧诗者，亦有美才， 而多不在行，往往‘吃力’，‘举止 生涩’。

余君英时、周君纵策之作， 非无佳句，每苦无举重若轻‘面不 红，气不喘’之雍容自在。

”钱钟书 认为余英时的诗作当然是不错的， 但是并没有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 地。

而余先生对钱先生的某些说法 也有自己的看法。

钱先生“在美国 他批评陈寅恪太‘T r i v i a l ’（琐碎、 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 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 节。

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 有保留的。

我本想说，陈氏那一番 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 夷狄，故闱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的大议论，不能算‘T r i v i a l ’。

但那 时他正在我家做客，这句话，我无 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余英时是陈 寅恪的再传弟子，余英时的老师杨 联陞是陈寅恪的学生，余英时研究 学问的路数大概也有出自祖师陈寅 恪的，因而他对陈寅恪的了解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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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钱钟书更全面，更深人。

不过这些也表明，钱先生和余 先生之间的关系远比不上夏先生和 钱先生之间的互相理解和默契所达 到的程度，其原因当然和彼此之间 的性情、际遇有关，也可能和他们 所研究的对象差异有关。

钱先生在 写给夏先生的信中写道：“尊著早已 拜读，文章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 鬼簿户口册之伦，足以开拓心胸、 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

不才得附骥尾，何其幸也!”钱先生 对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推 崇备至，而最后一句“不才得附骥 尾，何其幸也”更值得玩味。

他们 除了互相仰慕其才华，引以为知己 之外，更多的是钱先生的深深的感 激之情；而钱先生和余先生完全是 学术之间的交流，钱先生研究的主 要是文学和诗学，当然也涉及历史 文化典籍，而余先生主要研究的是 中国历史。

两人的研究有分野也有 交集，在某个问题上各人有各人的 看法，是很自然的。

当然，中国古 代有文人相轻的传统，是不是他们 之间也不能免俗，那就只有他们内 心清楚了——
而笔者认为，他们是
名人，也是常人，不能免俗的可能 性还是存在的。

[作者单位：武汉市经济开发区第一 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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