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诠释史上的一部立异之作———刘履《选诗补注》探论冯淑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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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 理论学刊 Jan.2006
第1期 总第143期 Theory Journa l No.1Ser.No.143
《文选》诠释史上的一部立异之作
———刘履《选诗补注》探论
冯淑静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6)01-0121-02
刘履,字坦之,元末明初上虞人。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刘履)入明不仕,自号草泽间民。

洪武十六年诏求天下博学之士,浙江布政使强起之。

至京师,授以官,以老疾,固辞,赐钞遣还,未及行而卒。

”另据明清编纂的几种上虞县志,刘履元末避乱太平山,洪武十二年冬征天下博学老成之士,浙江布政使强起之,见太祖于奉天殿,将授官,以老辞。

《提要》谓刘履于洪武十六年被强行征召,县志的相关记载却是洪武十二年。

据《明太祖实录》卷128,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天下博学老成之士皆应诏至京师”,而洪武十六年并无太祖下诏求博学之士的举动,可见四库馆臣载述有误。


刘履有《风雅翼》传世。

《风雅翼》共14卷,包括《选诗补注》、《选诗补遗》、《选诗续编》三部分。

《选诗补注》共8卷,以《文选》中的各诗为诠释对象,是对选诗的训释之作。

《选诗补遗》共2卷,取“古歌谣词之散见诸书者,选录四十二首以补《文选》之缺”[1]。

《选诗续编》共4卷,“取唐宋以来诸家之近古者一百五十九首,以为《文选》嗣音”[1]。

可见三部分中,惟有《选诗补注》属于《文选》诠释之作。

在对选诗的具体诠释中,《选诗补注》按照时间顺序,对各诗重加编排,分为汉诗(卷1)、魏诗(卷2~卷3)、晋诗(卷3~卷5)、宋诗(卷6~卷7)、齐梁诗(卷8)共五部分。

《选诗补注》对选诗并非全收,其中《酬从弟惠连》、《于安城答灵运》、《西陵遇风献康乐》等都是五章中只取一章进行诠解;在编排方式上,同一作者的诗合于一处,先对作者进行简介,后分列其诗,诗后附以诠释。

诠释“大抵本之五臣旧注,曾原《演义》,而各断以己意”[2]。

查考《选诗补注》全书,刘履重五臣注轻善注的取向是十分明显的,这集中表现在对诗篇意旨特别是隐含之意进行揭示时多参考五臣注。

这里我们不妨略举两例以为说明。

其一如左思《咏史》诗之“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一首,刘履对这首诗隐含意旨的揭示是直接引用五臣成说———“刘良曰:‘此述干木、仲连洁己利物,以刺当世之无功而贪爵禄者也。

’”[1]再如阮籍《咏怀》诗之“平生少年时”一首,刘履注曰:“此嗣宗自悔其失身也,言少时轻薄而好游乐,朋侪相与未及终极而白日已暮,乃欲驱马来归,则资费既尽,无如之何,以初不自重,不审时而从仕,服事未几,魏室将亡,虽欲退休而无计,故篇末托言太行失路,以寓懊叹无穷之情焉。

”[1]检诸五臣注,李周翰曾在此首篇末注曰:“喻人素有美行于魏,今失路归晋,其于美行尽以丧矣,将如之何哉?”[3]显然,刘履的论断正是源自对五臣注的理解。

这样的例子在《选诗补注》中随处可见。

依据五臣注对诗歌意旨进行挖掘,成为刘履《选诗补注》的一个显著特点。


考查《文选》诠释史,这种重五臣注轻善注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

《文选》自唐李善注、五臣注出现后,前者以征引的浩博,后者以释义的精要,成为士子学选的主要凭据。

随着六家注本、六臣注本的出现,更扩大了六臣注的影响。

唐以后,历代《文选》诠释著作,大都是针对《文选》正文、李善注、六臣注的整理评析、考辨补遗,因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诠释体系。

从诠释著作看,这个体系可分为五类,具体如下:一是《文选》正文诠释体系,即以《文选》正文为诠释对象的著作所形成的体系。

此类诠释著作包括:唐李善《文选注》、公孙罗《文选钞》和《文选音决》、陆善经《文选注》;宋苏易简《文选双字类要》、刘《文选类林》、高似孙《文选诗句图》;元方回《文选颜鲍谢诗评》;明凌迪知《文选锦字》、邹思明《文选尤》;清吴淇《选诗定论》、胥斌《文选集腋》。

二是《文选》李善注诠释体系,即以李善注为诠释对象的著作所形成的体系。

此类诠释著作包括:明陈与郊《文选章句》;清孙志祖《文选考异》、王煦《文选李注拾遗》、胡克家《文选考异》、张云《选学胶言》、朱《文选集释》、徐攀凤《选学规李》、胡绍 《文选笺证》、程先甲《选雅》。

三是《文选》六臣注诠释体系,即把六臣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诠释的著作所形成的体系。

此类诠释著作包括:元刘履《选诗补注》(侧重五臣注);明张凤翼《文选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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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文选》正文及善注诠释体系,即以《文选》正文及李善注为诠释对象的著作所形成的体系。

此类诠释著作包括:唐五臣《文选注》;清何焯《义门读书记・文选》、余萧客《文选音义》、梁章钜《文选旁证》、徐攀凤《选学纠何》、赵晋《文选叩音》、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薛传均《文选古字通疏证》、杜宗玉《文选通假字会》、李审言《文选学著述五种》。

五是《文选》正文及六臣注诠释体系,即以《文选》正文及六臣注为诠释对象的著作所形成的体系。

此类诠释著作包括:明闵齐华《文选瀹注》、凌 初《合评选诗》;清洪若皋《昭明文选越裁》、于光华《文选集评》、方廷 《文选集成》。

以上涉及了38部选学著作的体系划分,基本可以反映《文选》诠释的概况。

各书的诠释主要针对《文选》正文、李善注、六臣注,很少有专门针对五臣注的,而六臣注诠释体系中刘履的《选诗补注》,却表现出了重五臣轻善注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探讨的现象。


从《文选》诠释发展史的角度看,唐宋时期的8部诠选之作,只有五臣注对李善注有明显的参据,其他都是直接针对《文选》正文,可以说唐宋时期还没有形成崇善贬五臣的风气,生当元末明初的刘履在研究选注时,自然也就没有受到过多的崇善贬五臣之学术观点的影响。

刘履《选诗补注》之所以具有重五臣轻善注的倾向,这与其诠释体例不无关联,换言之,刘履对五臣注的偏重,乃是受到了该书诠释体例的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经明确指出:刘氏该书的诠释体例是“悉以朱子《诗集传》为准”。

此说系承自明代杨慎“刘履作《选诗补注》,效朱子注《三百篇》”[4](卷12“选诗补注”条)的论断。

检诸朱熹《诗集传》,其对每一首诗的诠释基本上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释以赋、比、兴;二是简单诠释难懂字、词;三是对诗篇章旨进行揭示。

比如《诗集传》对《邶风・静女》的诠释,朱熹先是把全诗分作三章,每章之后依次作解。

兹谨以其第三章为例酌加说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

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赋也。

牧,外野也。

归,亦贻也。

荑,茅之始生者。

洵,
信也。

女,指荑而言也。

○言静女又赠我以荑,而其荑
亦美且异,然非此荑之为美也,特以美人之所赠,故其物
亦美耳。

)
朱熹在释文中,先是释以“赋也”,然后依次对诗句中的牧、归、荑、洵、女等字词进行简单解释,最后再对全章的意旨进行揭示。

对章旨的揭示是朱熹解诗的重点。

刘履诠释选诗,基本上也是包括了这三部分内容,只是改朱熹的章后作解为诗后总释。

在诠释重点的安排上,刘履继承了《诗集传》中注重揭示诗篇章旨的特点,同样重视对诗歌深层意旨的挖掘。

李善注多借引文为释,从客观上说刘履很难在其中寻找到直接立意的依据,而五臣注的诠释特点与他对诗篇意旨的挖掘相合拍,这或许就导致了他对五臣注的偏重。


《选诗补注》除了所表现出的重五臣注轻善注的态度在《文选》诠释史上比较特殊而外,其承继朱熹《诗集传》诠释体例的背后所潜藏的诠释理念更为独特———它以继承《诗经》风雅传统来诠释选诗,是一种宗经观念的体现。

在卷1末,于郦炎《诗二首》之后,刘履写道:“愚按汉诗气度深厚,兴趣悠远,多得《三百篇》流风余韵。

下至张衡《四愁》,亦未失汉人词调。

”[1]他认为选诗中的汉诗继承了《诗经》的“流风余韵”,可见他是有意识地在选诗中寻找风雅传统。

这一观念还突出表现在其对每首选诗都释以赋、比、兴,这一方面是对朱熹《诗集传》体例的继承,另一方面则是其宗经观念的体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为“刻舟求剑,附会支离”,认为“朱子以是注《楚辞》,尚有异议,况又效西子之颦乎”。

但是《提要》同时又承认其对选诗赋、比、兴的标注,“大旨不失于正,而亦不至全流于胶”。

宗经思想作为一种落后的文学诠释观念,以其指导对上起先秦、下至齐梁八代文人的各体代表诗作的诠选,必定会产生很大的局限性。

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刘履在具体诠释中,意识到了文学的发展变化,并给予了揭示。

如在郦炎《诗二首》释文的篇末,刘履在概述汉诗乃《三百篇》流风余韵之后,接着写道:“郦炎当桓灵时,诗特骄峻,已有曹魏风气,今故录于卷末,可以观世变矣。

”既指出了汉诗“气度深厚,兴趣悠远”的风雅传统,又认为东汉末年郦炎的“骄峻”诗风开了“曹魏风气”之先,寥寥数语,就把数百年间诗风流变的轨迹与特点概括而又明晰地揭示出来。

不过,受宗经思想的影响,对于后世文学创作中的变化,刘履持一种否定的态度。

这可以从其补选之作《选诗补遗》对后代诗人的评价中窥得一斑。

如卷13末所录张籍《离怨》一诗,刘履曾作如是评说:“观籍所作,词虽古淡,音调则唐而已,独此《离怨》一篇,庶几近之,余皆似是而实非,大抵贞元以后称学古者类如此。

夫唐以诗名世者,无虑三百家,而欲求古作之纯全合乎风雅之遗响者,何其不易得也!呜呼!世降风移,一至于此也夫!”[1]刘履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人在诗歌创作上虽欲学古,但是全合乎风雅传统者并不多,于是发出了“世降风移,一至于此”的慨叹。

这种深深的失落,正是其遵循的风雅传统在具体诠释中难以维系的表现。

综上所述,刘履《选诗补注》重五臣注轻善注的诠释态度,以宗经为主、追溯诗三百风雅传统的诠释思想,在《文选》诠释史上都是极其少见的,这就使得《选诗补注》在《文选》诠释史乃至文学诠释史上有其独到之处,堪称《文选》诠释史上的一部立异之作。

参考文献:
[1][明]刘履.风雅翼[M].四库全书本.
[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
[3]六臣注文选[M].
[4][明]杨慎.升庵诗话[M].
作者简介:冯淑静(1974— ),女,山东临朐人,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

责任编辑:裴传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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