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级上将何应钦

一级上将何应钦
五顺时势组织少年贵州会倡爱国推进新文化运动
(一)
何应钦看罢来信，随即叫来自己的随身警卫，叫他们秘密抓捕兴义下
五屯的学生刘怡昌、兴义酸枣的学生胡本吉。

原来是远在兴义的游击军随营学校每况愈下，刘显潜想了解陆军讲武
学校何以办得越来越火，便命人暗中收买兴义籍的讲武学校学生。

刘怡昌、胡本吉不过是将讲武学校的教材、训练内容及设施、规章通过写信或托人
转交的方式报告给刘显潜，各得小洋10元的奖赏。

待二人从实招来以后，何应钦并没有大肆声张，只以“因故退学”为名，将这二人开除。

在贵阳
的何应钦息事宁人，而在兴义的刘显潜却一腔恼怒无从发泄。

善于抓住时机和利用外力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是何应钦成功的秘诀之一。

他深知要建立一个在全省有广泛根底和社会影响的团体，除了适乎潮
流之外，还须无门户之见，杜派系之嫌。

首倡者王，捷足先登，古今同概。

加上何应钦已有的地位、条件，使他成了五四时期贵州第一大团体的主要
发起人和领导人。

1918年10月22日，他邀约了谷正伦、邱醒群、赵季
卿3人到刘显世的侄儿刘敬吾的寓所，商讨建立团体的可能。

参与讨论的
一共9人，都极表赞成。

而且这9个人，几乎可与贵州军、政、商、学各
界通声息。

何应钦以19世纪五六十年代玛志尼党人创立少年意大利会，
以再建一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之意大利的史事为例，主张建立一个少
年贵州会，振作少年之精神，转移末世风气，使贵州由老大而臻于少年，
并进而使中国由老大臻于少年。

这一建议受到与会诸人的赞同。

会上还商
量各人分头向有关方面游说，广泛争取社会赞助和支持，发动青少年共结
团体。

少年贵州会的后台是黔军总司令王文华。

何应钦在贵州的崭露头角，
全仰赖王文华的提携扶植。

而且王文华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远比何应
钦为多，其影响力与号召力，更是何应钦望尘莫及的。

在与刘敬吾等人正
式商讨以前，何应钦自然得到了王文华的支持。

当时的舆论趋重民治，利
用民心民力乃是事情成败的一大关键。

王文华身为黔军总司令，自然不宜
兼任民间社团的头，而何应钦以讲武学校校长的身份，主持以研究学术、
开展社会活动为主的民间团体，较之王文华会更适宜些。

在成立团体的问题上，刘敬吾是何应钦最有力的竞争者。

他毕业于日
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又有其叔父刘显世的支持，控制了法政学校，
与省教育会的关系密切，但却比何应钦迟了一步。

当何应钦把他作为发起
人的时候，他自然不会拒绝。

他寄希望于组织成立以后再施加自己的影响，争取实际上的领导权，至少也要与何应钦平分秋色。

刘敬吾竭力说服刘显
世支持少年贵州会的成立，以便扩大影响。

刘显世对何应钦已存戒心，他
支持刘敬吾进入何应钦主持的团体，既可以抑制何应钦，又为自己树立起
识时务的时髦形象，显示他并非如一般人所说的是足不曾出省门的颟顸老者，而是能与年轻人一道“咸与维新”之士。

因此，也表示支持何应钦。

10月26日，各发起人又聚集在刘敬吾的住处，汇报了各自联络的情况。

会上决定由何应钦起草《本会缘起》，以此送往报馆，通告社会，请
准立案的依据。

与会者原那么上讨论了少年贵州会的章程，委托邱醒群拟稿。

同时，决定组织正式成立前，需邀请各学校、各社团的代表参与讨论
纲领、会章。

因刘敬吾的住所容纳不下这么多人，又决定以后的会议移到
陆军讲武学校何应钦的住处召开。

第二次碰头会对何应钦来说，除了少年
贵州会的性质、宗旨之类的问题根本确定之外，他个人作为该组织主要负
责人的地位也为到会的11人认可。

会议地点的改变，自然进一步突出了
以何应钦为主的形象。

(二)
目的、追求、理想的驱动，多少改变了何应钦以往稳重、不擅辞令和
交际的性格。

他的组织指挥能力也初步得到显露。

抄抄写写、跑腿联络之
类的杂事虽然都有人做，但为了筹备少年贵州会的成立大会，他每晚都到
忠烈祠内与大家一道加班熬夜，把一座森严破旧的祠庙变得有了生气。

1918年11月10日，忠烈祠内外人头攒动，热闹异常。

何应钦在临
时用木枋搭起的主席台上，成了最引人注目的核心人物。

往日祠庙大殿的“忠烈”牌位，在鲜亮醒目的对联、贺幛的比照下，黯然失色。

何应钦主
持了这天的成立大会。

在一片震耳的鼓掌声中，何应钦报告了少年贵州会
组织筹备的经过和缘由。

他原本要用贵阳人听起来总觉不顺耳的兴义泥凼
土话，把他所起草的《本会缘起》向到会的人宣讲。

然而这是一篇文绉绉的文言文，作为大会的讲词，说的人拗口，听的
人别扭。

况且，他所写的这篇文章《铎报》早已全文刊载，不应再念下去。

于是，何应钦干脆不看讲稿，心之所想，兴之所至地发挥起来：诸君试看我贵州，又属于垂暮古国中的老病者。

辛亥之年，护国之事、护法之役，强为兴奋，再起再蹶。

想医者纵然尽心竭力，而病家却不相信，致使灵药也失效，近来更有人讳疾忌医。

照此下去，何日能医好贵州的病
应钦在日留学，听说东洋、西洋的医生，都时兴心理疗治之术。

目的使病
人振兴精神，健其意志，以便他忘记自己之病躯，而发皇其朝气。

应钦虽
不懂医道，但也略知，生病之人，精神奋兴而血气流行，生机就不绝，体
质也就不衰。

在此根底上，医生察病施方，药效立现，病者也就不再讳其
病而忌其医，无须多少时日，病去而延其年，哪能因老病而死去呢如果不
这样，医者自医，病者自病，各不相牟，体质日渐削弱，我们贵州岂不要
病死了吗中国岂不要病死了吗
何应钦中气足，声音浑厚，比喻也生动贴切，台下人伫立聆听，时而有人点头赞同，时而相互以目表示同感。

何应钦见状，自信心增强，话语的感染力无形中也加大了。

他略停顿一下，润了润嗓子，接着演说下去：应钦所比方的体质者，就是社会。

而组织社会者，便是人民。

这就是我辈之所以欲聚我同胞，充实其体力，活泼其天机，游肄其艺术，奋兴其意志，相互激发而忘其耄耋而却其病苦。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贵州、我中华，少年进取之气蓬勃兴旺，然后社会诸事业才有开展的希望。

这就是我辈同人所以要发起成立少年贵州会的原因。

演讲完毕，博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何应钦感到一种自我表现得以实现的满意，有如战场凯旋一般。

随着少年贵州会的成立，何应钦还发起了一个支持少年贵州会的宣传和募捐活动。

先后捐款的人达千余人，捐款总数达五六千元。

12月5日，少年贵州会获省长公署立案，次日，警察厅也成认其为合法。

这样一来，少年贵州会便成了名为民办，实那么受“官”左右的组织。

何应钦也成了既是官意又是民意的代表，可借官府的威权，又有挟民意以胁迫官府的方便。

自辛亥革命以来，未有任何一个团体的成立受到如此的重视，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它的发起人、参加者和支持者，虽然目的、打算并不完全相同，但许多人都满怀改造贵州、改造中国的善良愿望参加
或支持何应钦的这一组织，对之寄予殷切的厚望。

(三)
在成立少年贵州会时，何应钦充分利用了刘敬吾的力量，暂时联合了几乎所有的“旧派”头面人物为自己支撑了场面，壮大了声势。

但随着何
应钦的声名越来越红火，“新派”对“旧派”夺权的企图越来越显露出来，刘敬吾也感到上当，自己的一切努力不过是张口挥掌替何应钦呐喊。

于是，他在参加少年贵州会活动的同时，又借助“旧派”人物张彭年所控制的省
教育会，以响应大中华民国学生爱国会总会号召为名，发动贵阳各中小学
生成立“大中华民国贵州学生爱国会”，自任筹备处主席。

同时，也在社
会上发宣言、刊广告，造舆论，企图与何应钦的少年贵州会对垒。

但是，
少年贵州会已经容纳了几乎全部“大中华民国贵州学生爱国会”的主要人物，何应钦也虚予其位，大权自操，颇有政治家的气度。

在“大中华民国
贵州学生爱国会”的发起人中，也有不少人是少年贵州会的成员，但却没
有一个是“新派”的骨干，何应钦、谷正伦等主要人物自然被排除在外。

刘敬吾所拼凑的这一组织的宗旨与少年贵州会的大同小异。

尽管它的简章也如它的名称一样堂皇正大，但却缺少有影响的活动，
毫无生气，完全为少年贵州会生龙活虎的气势所淹没。

何应钦与刘敬吾的
这种竞争，实质上是“新派”与“旧派”的暗斗。

结果证明何应钦适应形势，他的组织能力，远在刘敬吾之上。

何应钦从筹备少年贵州会时，就积极创办报纸。

1919年3月1日，《少年贵州日报》出版。

何应钦在省议会报告该报的八条宗旨：一是砥砺
品节，“悯人道之沉沦，撑中流之砥柱，口诛笔伐，破施术者之玄机，剪
纸招魂，反丧心者之落魄，俾旧污涤去，保其天真，庶灵台复莹，认识明德”；二是阐扬正义，“悬明镜之台，凛春秋之义，彰善瘅恶，树之风声，酌理揆情，明标模范”；三是振作朝气，“东西并启，流通两面之风，英
华同含，蔚为浩然之气，平矜躁者之狂焰，而注以沈雄；招泄踏者之亡魂，而振其馁惫”；四是警醒夜郎，“设嘹望之镜台，具千里于尺幅。

馈贫者
之食，蓄万钟于四库，俾抟抟大地，指掌了然，庶英英少年，车趋竞进”；
五是审辨政潮，“探世界之思潮，定政海之指针，庶灯塔连翩，不致望洋兴叹。

航途明确，自可破浪乘风”；六是灌输新智，“汇中西之学术，择精要以发挥，阅者事半功倍，无多而不精之失。

学即致用，收坐谈立行之益”；七是监督官吏，“本大公无我之怀，体主权在民之旨，鼎犀并具，庶或奸怪潜踪。

褒贬无心，一自我民是视”；八是通达民隐，“以悲天悯人之怀，写伤心惨目之照，旁搜博采，为百万同胞之喉，高唱疾呼，竭五千毛瑟之响”。

与此同时，《少年贵州日报》在创刊号上也刊出《日报出版发刊词》，系统阐述了上面的八条宗旨，从中可以反映何应钦及少年贵州会当时的思想、主张。

从何应钦公开发表的言论和少年贵州会的主张中，既可以反映何应钦思想中积极的一面，也反映了他的局限性。

他主张用改进主义，使中国由“老大”臻于“少年”。

而所谓“少年云者，非以年事之多少为衡，而以精神之健惫为断”。

一个人、一个省、一个国家，只有焕发其精神，“而后具优强之能力，适存于世界矣”，“得享和平之幸福矣”。

何应钦笃信“优胜劣败，天演之公理难逃”。

在帝国主义时代，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尤其是在中国已处于资产阶级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交替的门槛前，这种还停留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动阶段的理论，自然是大潮以外的支流。

但这种“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理论，风行于时代落伍的贵州，仍多少具有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

经过一年的开展，到1919年11月底统计，少年贵州会贵阳本部的在册会员达2800余人。

在广泛开展本部会员的同时，何应钦以发函或派专人前往的方法，在全省各县开展支部。

第一年度建立支部77个，几乎普及全省各地。

这种在一省地区有如此众多基层组织的团体，在五四运动前后的社团中，实不
多见。

少年贵州会成立不久，支部就如此迅速地开展，会员也这样快地增加，其原因除了何应钦等人将其控制的部门纳入少年贵州会系统这一点外，少年贵州会所标榜的新思想及其所鼓吹的新学识，像磁石吸铁般抓住一般
分子；同时，爱国救国的强烈愿望，超越了少年贵州会宗旨的内涵，突破
了何应钦等组织者的影响，赋予了少年贵州会以巨大的凝聚力。

少年贵州会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何应钦几乎忘却了自己身为军界
要人，全身心地投入该会开展的各项。

不久，伟大的五四运动就涉及到偏
远的贵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