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表述、想象及其政治诉求

《辛亥革命》的表述、想象及其政治诉求同学们，大家好，由张黎导演的《辛亥革命》围绕着推翻君主，建立民主这一核心主题和意义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再现。

但我们所要勘察的一方面是《辛亥革命》所再现的辛亥革命历史事实和历史史诗，另一方面是《辛亥革命》是如何来展示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

也就是说，在《辛亥革命》的具体叙述中隐藏了怎样的国家意识形态对革命的表述机制，对革命英雄的想象图式以及表达了在当下社会语境中的何种政治诉求和意愿，“如果说电影是由一系列镜头组成的，它们是按一定的方式被制作、选择和组接的，那么这些操作将为设计和实现某种意识形态的立场服务。

这部影片的内涵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释。

我先说一下第一方面
一、革命表述与国家认同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 媒体文化中的图像、音响和宏大的场面通过主宰休闲时间、塑造政治观念和社会行为，同时提供人们用以铸造自我身份的材料等，促进了日常生活结构的形成，人们使自己嵌入到文化当中。

换而言之，电影在为观众提供视听元素的同时，也为观众提供了认知国家、民族、社会和自我的诸多材料，并通过这些视听材料在个体精神中的渗透和灌输来塑造个体的思维观念和社会行为，使其在个体的认同体系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如果按照道格拉斯·凯尔纳的这种逻辑进行推演，《辛亥革命》同样为个体提供了认知材料和认同联系方式，并构建了关涉某一对象的态度和观念。

具体而言，《辛亥革命》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国现代革命的革命群体、革命理念、革命机制和革命实践等一系列元素和材料，并对其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意义生产，进而使我们对辛亥革命形成高度认同，使个体的国家皈依、社群归属、历史认知和社会实践具有同构性和同一性，能不能正确地反映历史，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关系到人们对历史的正确认知，对国家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而《辛亥革命》的这种革命表述和国家认同意愿在影片开端秋瑾就义中关于革命的阐释场景中表现得十分显著，整部影片也是围绕着革命这一核心主题展开，并主要将其投身到孙中山这一人物身上。

孙中山的革命理想主要集中在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现代民主共和体制和解除个体的精神奴役，实现民众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上。

再现了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民族危亡时机，经过反复的考量，艰辛的探索和无畏的牺牲，最终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共和制政体，展现了孙中山崇高的革命形象和无私的革命思想和精神。

正是由于以孙中山为表征的这种革命行为、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的正当性、合法性和崇
高性使其超越了地域、种群、宗教和文化之间的隔阂，使人们认识到现代国家和国体的建立是个体发展、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和基础，民族的现代化构建，个体公民身份的获取和民主社会的建立都是与现代国家认同有着内在的关联。

这就要求，每个个体都要具有对现代民族国家高度认同的诉求，并主动将自己投放到创建现代国家的进程之中，从而使其由以封建传统政治文化为根基的旧式国家认同向以现代政治文化为内质的现代国家认同转变，并从封建国家专制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辛亥革命及其革命精神被提纯转化为一种不可辩驳的政治思想资源，一种国家社会实践的合法性形象，一种国家历史的精神图腾，一种符合民主、正义和自由的标志符号，另一方面，在对民众参与革命认同的过程中，民众由传统的政治附属体上升为政治主体，即国家的主人，革命成为民众自己的事情。

而国家也恰恰是在民众的认同过程中而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合法性，至少在当时一般民众心目中，‘革命’已深具政治正义性与合道性。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革命话语成为《辛亥革命》的惟一话语和思潮，改良主义、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话语和思潮依旧在其中闪现，只是得到的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否定而非认同。

二、革命英雄与国家神话
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一书中指出: 在历史上由武装起义或暴力冲突所引起的政治争议中，革命专指暴力颠覆。

在某种意义上，《辛亥革命》就是中国现代革命暴力的展示，电影中充斥着大量的暴力场景和细节，革命本身就是最残酷的冲突，各种人物都被卷入革命大潮之中。

影片中大量残酷的战争场面不断地冲击和考验着观众的精神承受力，导演企图用这种真实的暴力场景来还原辛亥革命的历史本相。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否定革命的暴力和牺牲的意义，但我们需要考量的是电影描述了革命暴力的哪些内容，革命暴力与革命英雄之间有何种内在关联，对革命英雄的暴力行为如何阐释和解读，革命英雄的暴力行为与现代国家神话建构之间存在怎样的指涉和关联。

《辛亥革命》对革命英雄的塑造在某一方面主要是通过对英雄革命暴力的展示来完成，并集中在黄兴这一人物身上。

在影片中黄兴最引起观众情感共鸣的不是它的革命思想和军事才能，而是在战场上舍我其谁的革命气概和革命人格。

在一定程度上，黄兴的革命英雄气质和革命暴力行为成为确定其历史意义的一个标识和原点。

尤其是在当黄兴俯览长江江面上14 省宣布独立的木牌的场景，更是将黄兴的革命英雄形象和革命家的壮志情怀展示得淋漓尽致。

虽然黄兴这一革命英雄形象在线性时间链条上已经处于“前现代”阶段，但革命英雄所进行的革命实践、革命思想及其所涵纳的价值体系却没有线性时间性，它以同样的方式解释现在、过去和将来。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辛亥革命》中关于以黄兴为代表的革命英
雄叙事阐释为一个关于现代国家的神话叙事，黄兴等革命英雄虽然是一个历史事件，但他们却为我们解释现代国家的起源和意义提供了一个没有时间限制的开放性场域和原始模型。

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创建民主共和政体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延伸到当下社会所进行的民族复兴运动，我们都可以在革命英雄身上寻找到线索，革命英雄及其暴力行为与现代国家建构发生了不可分割的关联，从而被提升为一种政治话语和国家神话。

或者说，《辛亥革命》对革命英雄的塑造已经成为一种政治仪式和重塑现代国家神话的手段，通过对革命英雄的认同和宣扬使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震颤，进而对人们的情感进行唤询，最终完成人们对革命英雄的无限崇拜和敬仰。

至此革命英雄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此同时，与革命英雄紧密相连的建构现代国家事业也获得了神话的地位，“爱国的咏叹”和“强国的梦想”在英雄身上实现对接。

这种关于革命英雄与国家神话的叙事不免让我们产生一种警惕和怀疑，在辛亥革命历史进程中国青年学生对革命英雄的复杂情感，普通民众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肤浅理解，革命中心城市与边远农村对革命辐射效应的截然不同的反应，晚清的民主共和政体与西方现代国家政体之间的分歧与背离等问题，并不能因为革命英雄和现代国家政治正当性的建立而被遮蔽起来，至少应该在影片中留下一个思考的裂隙。

三、革命女性与国家气质
导演张黎曾经表达过对《辛亥革命》的期望: 希望能把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拍摄成为一部感人的、有震撼力的、有生命质感与人格气息的好作品。

张黎所期望的“感人”“震撼力”“生命质感”和“人格气息”在某种程度上被投射到影片中的女性形象身上。

无论是秋瑾对革命的无限忠贞，还是徐宗汉的刚强坚毅，林觉民妻子的无畏顽强等等，这些女性形象都对我们的灵魂构成了强烈的冲击和捶打。

但影片中的这些女性形象除了具有母亲、妻子、女儿等这些女性自然身份属性认同之外，还具有革命者的社会属性身份认同。

也就是说，影片中这些革命化的女性更加能够引起我们的关注，她们穿军装、留短发，充当战地医生、护士，为了唤醒民众的革命意识她们组织宣传队，与国民革命军一同为了革命而奋斗。

（怀抱战士，正在锯腿，战士死亡）
但是在这些革命女性身份认同的表象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意识形态话语谱系和成规。

因为，身份认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是由族群、地域、阶层、性别、价值观等多种相互排斥、对峙的因素形成的复杂的文化体系，将其放置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之中，身份认同往往转化为现实的阶级属性的确认。

因此，身份认同的产生通常都包含了繁复的政治运行机制和国家意识形态因素，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需要通过认同一定的身份来确定自己的位置。

社会
为不同的身份建构了不同的本质和价值，身份体系的重组即意味着权力机制对身份的本质和价值做出重新规定。

所以，对影片中女性所具有的革命身份的探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对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探寻。

在影片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她们都为了革命而献身，共同支撑起革命的天空，他们的性别身份已经失去了界限，却共同拥有革命身份。

这种身份属性和身份认同的选择与辛亥革命的革命思想高度契合。

她们完全展示出男性革命英雄所具有的特质美，成为男性革命英雄气质的一种重要的表征和隐喻。

《辛亥革命》中的革命女性身份认同就与国家气质的建构产生了内在的关联，并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表征，与此相对，影片中女性的女儿、妻子、母亲身份得到弱化。

即使是黄兴与徐宗汉的爱情也是建立在建构国家气质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典型的“革命+ 恋爱”模式，他们之间的三次别离和三次相聚都是为了强调“关于理想的情怀”，而这个理想不外乎是建立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的英雄气质，把对异性的爱提升为对英雄所具有的牺牲奉献精神的爱，扩大为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爱。

现在我们对这节课做个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