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闲情赋》创作的精神世界渊源

论陶渊明《闲情赋》创作的精神世界渊源
作者：石佳玉
来源：《教育周报·教育论坛》2019年第04期
摘要：在陶渊明的存世赋作中，《闲情赋》是其最具特色也最惹人争议的一篇，这首与陶渊明其它作品风格迥异的赋作得到了历代众多读者的解读。

陶渊明既受到儒家济世之心的影响，又十分向往道家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诗文作品中也有佛理的流露，他在多种思想中进行调和，最终形成自己的处世哲学。

关键词：陶渊明;《闲情赋》;儒释道
一、儒家思想对陶渊明的影响
陶渊明生于没落的世族大家，他的曾祖、祖父、父亲三代均为高官。

外祖父孟嘉是当代名士，陶渊明在为外祖父写的传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曾这样描述：“行不苟合，言无夸衿，未尝有喜愠之容。

好酣饮，逾多不乱。

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

”孟嘉对陶渊明一生的个性发展和修养有着深刻的影响，年少时期的陶渊明“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其十六），有着“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的豪情壮志。

一方面，陶渊明同其他文人一样，认同并接受儒家思想积极入仕的主张，他先后五次做官，“其间休官三次，两次皆休而再做。

”这说明陶渊明对政治理想抱有一定的热情，“他还是关注于政治，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

”然而，从年少到不惑，前后十三年在仕途上的摸索和追寻，陶渊明收获的就只是精神的压抑和痛苦以及不自由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让陶渊明不禁感慨自己“心为形役”，特别是刘裕篡政、代晋而起，让他对政治彻底失望。

另一方面，儒家思想也让陶渊明学会重新审视自己，反省自己，《闲情赋》中追求渴慕之人而不得的痛苦，“十愿十悲”中种种的幻灭与委弃，都是陶渊明屡次受挫的政治轨迹的折射，他自嘲自谏，借以排遣理想破灭后的辛酸与愁闷。

“激清音以感余，愿接膝以交言。

欲自往以结誓，惧冒礼之为諐”，我们不仅能看到一个儒者的自持，也能感受到陶渊明想去亲近渴慕之人却又顾虑重重的复杂心情，而这正是他屡次出仕受挫又屡次出仕做官时顾虑重重、犹豫彷徨的心情的写照。

二、老庄玄学对陶渊明的影响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自然”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当儒家的济世之心在现实生活中屡屡碰壁，陶渊明选择返归自然，“抱朴守静”，去探寻心灵的自由。

陶渊明所追求的自然不仅仅是归隐田园，农耕劳作的快乐，他也追求一种未被世俗异化的天然本性。

其次，陶渊明的众多诗文作品中常常出现“化”字，如“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神釋》）;“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这里的“化”指的是自然和宇宙，所谓“乘化”就是指顺应天命。

我们都知道，老子和庄子也都曾提出过“化”的概念，老子曾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老子》第五十七章），老子所提到的“化”更多指一种尊崇自然、无为
而治的观念，而庄子对“化”的理解就更深了一层，他“对于‘化’的基本态度可称之为‘顺化’”。

在这一点上来看，庄子的观点对陶渊明思想的影响更加深刻直接，陶渊明所追求的“乘化”实际上是继承了庄子的“顺化观”。

此外，庄子的某些篇章中还表达出现实与梦幻的融合，如最著名的庄周梦蝶（《齐物论》）中提出真实与虚幻的哲学命题，他利用瑰丽而奇崛的想象，采用寓言的形式，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提出人不可能准确区分真实与虚幻的观点。

而陶渊明也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就《闲情赋》而言，赋作整体上就充满缥缈朦胧的诗意美，从炽热的爱情宣言到梦醒来之后的恍惚迷离，无论现实还是梦境，都充满一种虚幻之感。

另一方面，“陶渊明的归隐，是其一生最大的节目。

”他的“隐”体现了道家所尊崇的“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观念，“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饮酒二十首》其五）陶渊明在车马喧嚣的闹市也依然从容安心、自得其乐，这可以算是“隐”的最高境界了。

陶渊明还有一点不同于平常的隐士，就是他毫不避讳地谈对衣食的追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再来看玄学对陶渊明的影响，魏晋清谈之风盛行，而陶渊明所生活的东晋末期，是玄学发展的顶峰时期，“言意之辨”是魏晋玄学的基本命题之一，陶渊明并不十分精通音律，但他爱弹无弦琴，这能看出他崇尚的是“意”，而非“言”，他不讲求音律，而只是单纯的追求一种天然和谐的意趣。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可以说，陶渊明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最高的玄学之道，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处处都是玄理的渗透。

总之，陶渊明生活在一个多种思想碰撞交集的时代，他既受到儒家济世之心的影响，又十分向往道家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他在多种思想中进行调和，最终形成自己的处世哲学。

三、佛教对陶渊明的影响
谈到佛教对陶渊明的影响，我们不得不提到与陶渊明同时代的东晋高僧慧远大师。

从可考的资料来看，我们找不到两人交往的直接证据，但慧远大师当时在庐山讲授佛法，而庐山正是陶渊明的家乡。

陶渊明以庐山作为自己的创作背景，留下了《桃花源记》、《饮酒》等著名的作品，开创了影响一代诗风的田园诗派。

此外，除了慧远法师，在陶渊明身边的众多友人中，有很多信仰佛教之人，如颜延之就是一个笃信佛教之人，而“陶渊明诗中那些玄学色彩十分浓厚的诗句，与佛教理论颇可以相通”。

对于陶渊明与佛教的关系，历代学者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如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否定陶渊明对佛教思想的接受和认同，而宋代的苏轼“以佛解陶”，从陶渊明的诗文中探寻佛理的痕迹，肯定佛学对陶渊明诗文创作的影响。

我们尚且不能做出陶渊明信奉佛教这样的论断，但我们确定的是陶渊明的的确确是受过佛教影响的，至于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被动的，值得我们探讨。

朱光潜先生曾说：“我并不敢因此就断定渊明有意地援引佛说，我只是说明他的意识或下意识中可能有一点佛家学说的种子，而这一点种子，可能就是熔铸成就他心灵许多金属物中的寸金片铁，在他的心灵焕发中，这一点小因素也可能偶尔流露出来。

”李泽厚先生也认为：“陶渊明把玄学以及佛学所追求的人生解脱放到了门阀世族名士们不屑一顾的日常最平凡的农村田园生活之中。

”[7]佛家信奉“三世轮回”，主张“涅槃”，宣扬“彼岸世界”，陶渊明与之不同而且独树一帜的是，他肯定现世人生，反对佛家的三世轮回之说，在田园劳作中体悟人生百味。

钟嵘评价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辞官归隐是陶渊明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他躬耕田园，亲自劳作，诗歌中也有许多的“烟火气”，《归去来去辞》可以说是他决心辞官归隐的宣言，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序》中就道出自己归隐田园
的原因，“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他感慨“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官场的黑暗让他彻底死心，他决心回归自然，享受“来日可期”的田园生活：“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归园田居》其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田劳作，终于让陶渊明有了“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放松与愉悦。

毋庸置疑的是，《闲情赋》最大的艺术成就在于其中“十愿十悲”的描写，鲁迅先生在他的《且介亭杂文二集》中评价“十愿十悲”这种强烈的心理活动是“胡思乱想的自白”，“陶氏写得更大胆、更热烈、更深情。

”由愿到悲，其间充满追求而不得的酸楚与孤独。

而与“十愿十悲”类似的句式早在陶渊明之前就已经出现：“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

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

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

绸缪主中馈，奉礼助蒸尝。

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在罗衾帱，在上卫风霜”。

（张衡《同声歌》）全诗以一个新婚女子的口吻，写女子的事夫之道，用以托喻臣子事君。

其中“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在罗衾帱，在上卫风霜”一句，写新婚女子自陈自己愿意变成蒲草做成的席子，盖在那安适的床上，又想变做丝绸做的被子，为夫君抵挡寒冷，此可谓“愿”之源头。

陶渊明与其不同的是，他在每一“愿”之后紧接着写一“悲”，这种由愿到悲的心理过程更能表现作者内心复杂的情感。

这种句式在张衡的另一篇作品《定情赋》中就已经出现，其中有“思在面为铅华兮，患离尘而无光”一句，而蔡邕《静情赋》中也有“思在口而为簧鸣，哀声独不敢聆”一句。

这两句中，前者写“一思一患”，后者写“一思一哀”，都是由愿到悲，由憧憬到失落。

陶渊明《闲情赋》中的“十愿十悲”实则是继承了这一句式，与张衡和蔡邕在赋作中表现不同的是，陶渊明的发愿更加热烈而大胆，缠绵且富有情韵。

诗人愿意化作衣领、衣带、发泽等能与佳人亲近之物，然而，这一系列美好的发愿都将成空，陶渊明在每一“愿”之后紧跟着一“悲”这一“下转语”来转折，所谓“转语”，是与禅宗有关的概念，指禅宗在参禅者迷惘之时，巧妙地道出具有启发性的语句，从而使参禅者顿悟，后人也常用“转语”来表示只用一两句话就使人恍然大悟。

与禅宗帮助参禅者顿悟的“转语”不同的是，陶渊明的“愿”之“轉语”是在表达不能如愿的失落与忧伤，他感叹再美丽的衣裳和衣带终究会被美人抛弃闲置，那乌黑的发鬓也会在沸水中受到煎熬，内心炽热而强烈的感情与愿望成空的失落感形成鲜明的对照。

后代很多作家在创作中，都受到“十愿十悲”句式的启发和影响，体现出模仿的痕迹，如南北朝民歌《折杨柳》中“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

出入擐郎臂，蹀座郎膝边”一句;又如五代崔怀宝《望江南》种的“平生愿，愿作手中筝，得近佳人纤手子，砑罗裙上放娇声，便死也为荣”一句;邵无恙《赠吴生》之二中“香唇吹彻梅花曲，我愿身为碧玉箫”一句。

从艺术价值角度来看，这些作品的艺术魅力远不及陶渊明的《闲情赋》，后代的作者虽然也用了“愿”之句式，但所表达的感情并没有像陶渊明那样强烈，而且也缺少了其中的“悲”之“下转语”。

总之，陶渊明生活在一个多种思想碰撞交集的时代，他既受到儒家济世之心的影响，又十分向往道家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他在多种思想中进行调和，最终形成自己的处世哲学。

参考文献：
[1]魏耕原.陶渊明五官三休的痛自忏悔[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4
[2]袁行霈.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J].中国社会科学，1990.2
[3]李剑锋.陶渊明及其诗文渊源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7
[4]魏耕原.陶渊明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