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中语用失误及交际策略研究

跨文化交际中语用失误及交际策略研究
方 洁
（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青岛 266061）
摘 要：语言教学应是培养学习者语用能力的过程，其重心是语用知识的传授。

跨文化语用学是近年来外语教学中的一个被广泛关注的领域。

本文通过分析交际活动中交际双方由于文化差异出现在词汇、句法、语篇等层面的语用失误，并探讨了避免这些语用失误的交际策略，由此提出语言教学中应加强培养学习者的文化敏感性和交际能力。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语用能力；文化敏感性；交际策略
1. 引言
随着外语教学研究与实践的不断深入与发展，我们对语言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掌握语言进行交际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

从结构教学法向交际教学法的转变正是这种教学观念转变的使然。

“交际能力”的培养已成为当代英语教学的主要目标，教学的目的是通过语言来学习交际，获取交际能力，而获取这种交际能力的核心就是要能够运用所学语言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对象进行有效的、得体的交际。

但在真正交际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学习者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语用失误。

我们只分析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在跨文化交际中时常出现的、由文化差异引起的语用失误及避免失误的交际策略。

2. 交际能力和语用失误
语言学的研究重点曾一度放在语言本身上。

无论是美国的结构主义还是乔姆斯基语言能力的理论体系都忽视了社会环境和文化规约的存在。

社会语言学家们注意到这一点，将研究重点从分散抽象的语言形式转向语言在社交语境中的具体运用。

是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D. Hymes）（1972）提出了交际能力理论。

他认为交际能力由四部分组成：形式上的可能性、实施手段上的可行性、语境适应性和现实性。

即实际包括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前者体现为语言形式的准确性，后者体现为具体情境中语言运用的得体性。

Bachman（1990）的观点虽稍有不同，但总体类似，他认为交际语言能力（communicative language ability）涉及关于语言的知识以及在语言交际中运用这种知识的能力，由语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和心理——生理机制（psyc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s）三部分组成，其中语言能力进一步划分为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 competence）和语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

所以交际能力实际上就是语言能力与交际文化的结合。

缺少任何一种能力都会导致第二语言和外语学习者的语用失误。

语用失误就是“在言语交际中导致交际者本人未能取得完满交际效果的差错”（何自然，1988）。

语用失误主要表现为说话方式不妥；不符合特定语言和文化社区的表达习惯；说话不合时宜等（何自然、陈新仁，2004）。

语用失误在母语交际和跨文化交际中都有体现。

由于语用失误与外语教学有着内在的联系，我们不妨讨论一下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

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交流者之间的文化背景、交际习惯和思维模式的差异，说话者常会在潜意识里
【作者简介】方洁（1970－），女，汉族，山东微山人，硕士，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跨文化语用研究、二语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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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第一语言的语用习惯和交际模式用于第二语言交际中，引起语用迁移。

这种迁移很可能干扰交际活动的正常进行，导致交际失败。

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双方有必要了解制约对方语言或语言交际的文化规约，如此，才能保证交际双方所传递的信息不会受到对方误解。

3. 语用失误的方方面面
3.1 富含文化意义的词汇
词语的意义大体可分为三种：概念意义、色彩和联想意义。

概念意义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概括反映，它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色彩意义是指附加在概念意义上的、使用语言的人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态度和评价；联想意义是由词义或声音所引发的人们的联想，它反映了一定社会的文化习俗和民族思维习惯，一般不反映在工具书中，只能在语言社会中学习或到阅读中去体会。

在跨文化交际中，对受民族文化制约的色彩意义和联想意义的了解显得尤为重要。

下面仅举几例：
（1）有些表动物、植物的词在概念意义上是相同的，但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蕴涵意义。

这类词本身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典故、隐喻、情感及民族心理对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投射不同的意义。

汉语中“猫头鹰”常带给人们一种“不祥”的感觉，因为汉语社会强调“猫头鹰”以动物尸体为食的习性，因此熟语“夜猫子进宅没好事”集中反映了汉族人对这种动物的厌恶心态。

而“owl”在英语文化中则被看作是“智慧”“聪明”的象征。

在许多英语寓言故事中，“猫头鹰”常充当“法官”、“博士”、“教师”之类的角色，英语成语“as wise as an owl”即反映了这种认识。

又如，汉语中“喜鹊”由于其谐音，富含喜气、幸福的意思。

而在英语言文化中，“喜鹊”被用来指说话喋喋不休的人。

我们常遇到的还有“大象”、“蝙蝠”、“龙”等在英汉两文化中的联想意义也迥然不同，以这些形象为商标的出口商品也被我们多次用作负面例子。

近来，不少从事文化交流的学者提倡将“龙”译为“Long”放进词典，以明确二者不同的联想意义。

还有汉语言文化的人一致认为松、梅、竹是“岁寒三友”，人们赞誉它们不畏严寒，傲然风雪的品德，然而“pine trees”，“plum blossoms”和“bamboo”却不能引起英美人这样的联想，也就是说，这三个词在英语中不具备松、梅、竹在汉文化中的蕴涵意义。

（2）一些表示颜色的词语的象征功能更加复杂，如英语中的绿色“green”常常形容“嫉妒”，“green-eyed”，“green with envy”；常用来表此义的汉语词却是“眼红”、“红眼病”，英语直译为“red-eyed”，恰好与英语“green-eyed”相反。

另外英语中还用绿色表示缺乏经验，“He is still green, you can not expect too much of him”。

（3）禁忌语。

在一定的文化中，参与交际的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对某些话题和语言系统中某些词汇表现出“迴避”的行为，人们不愿或不能或不敢随便谈及那些话题或使用那些词汇，反应在语言中便出现了诸如此类的禁忌现象。

由于中西方的历史发展状况、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在各自的文化中出现了自由话题与非自由话题，我们已熟知在西方年龄、收入、宗教信仰等属个人隐私，却对怀孕不加避讳，这与中国人的习惯不太一样。

再如由于犹大背叛耶稣的日子在13号，所以在西方避免使用这个数字，高层建筑物中你找不到“十三”层，公交车中没有“十三”路；而对中国藏民族来说，这却是一个吉利数。

还有人把“半夜鸡叫”翻译成“Cock Crows at Mid-night”；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翻译成“A Shining Screw”，这些语用失误都属于误用英语言中的禁忌语造成的。

3.2 句法不当引起的语用失误
这类交际失误主要不是由其文化的差异造成的，多是由于学习者语言能力有限，对目标语的语法和词汇方面的使用缺乏了解，无法找到确切的表达方式而造成的，即托马斯（Thomas，1983）所认为的语用——语言失误（pragmatic-linguistic failure）。

如“Never mind.”常被中国学生用作对对方谢意的反应，其实它是英美人对别人的道歉表示不介意的回应，其“言外之意”是一个“安慰”。

本族语说话者的言语行为有时表现在语言形式上是正确的，但在交际中是不合适的。

如“Be quiet.”，“Close the window.”，“I can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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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 with you.”等句子在句式上是对的，但总是比较唐突和直接了些，假若学会使用本族语者常用的模糊限制语（何自然，1988），换一种句式，“Would you please be quiet ?”，“Do you mind closing the window?”，“I am afraid I can not agree with you.”就显得较为得体，不至于太生硬。

3.3 语篇层次上的语用失误
此处的语篇系沿用斯塔布斯（Stubbs）的观点，指口语中具有句法上的组织性和交际上的独立性的话段和句子。

语篇层面的语用失误较为复杂，它与交际者母语中的文化习俗息息相关，美国语言学家R. Lado （1961，p. 281）在其《语言测试》一书中指出：“当学生与外族文化接触时，他把本族文化系统迁移到外族文化中……在表达和理解时都运用本民族的模式”。

下面我们对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几种语篇负向迁移略加阐述。

3.3.1招呼和道别
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都知道英汉招呼语、道别语的不同，但在校园或街上碰到外国朋友时，还是会用汉字思维习惯地进行招呼“Where are you going ?”，“Have you had your lunch?”，送客人时会用“Please stay inside.”，“Go slowly.”之类的话语，说过我们才会意识到这会使说英语的听话人感到不快。

3.3.2称赞和反应
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称赞语都可作为建立和巩固人际关系的手段，但两种语言中称赞语的使用和对答是不尽相同的。

如称赞某人时，中国人可能会说“You are gaining weigh.”，“You have not changed much since I saw you last.”或“I heard you have earned a lot of money, congratulations.”这对中国人来说显然是一种恭维，而发“胖”、“不变”在西方人的价值体系中的地位较低，挣钱多少更是“privacy”，所以同样的称赞语反而会冒犯西方人。

对称赞语的回答中国人一般倾向于否定以示谦虚，而西方人习惯向对方表示感谢。

3.3.3接受邀请、礼物
在这种场合英美人会爽快答应，并用语言或非语言行为表示非常乐意或已期待好久。

在跨文化交际中，许多学生将母语的文化策略移植到了相应场合，一开始半推半就，然后勉强接受并说些诸如：“You should not have done it.”，“It is too expensive.”此类的话，这样多半会使对方感到窘迫，他们会犯嘀咕“It seems he does not want to come.”，“He is not fond of my present.”
3.3.4表示尊敬
操汉语的人对不熟悉或受尊敬的人，有时使用亲属的称谓，以表亲切或敬重，如对陌生的男人称“老伯”、“叔叔”，对陌生的女人称“阿姨”。

但切不可将这些称谓直接套用到英语上，像“Old Mr. James”，“Aunt Nurse”会使操英语的本族人感到不快。

因为西方人十分忌讳“老”字，“老”意味着衰朽残年、来日无多。

这里所举的几例远远不能覆盖说汉语者在语篇层次上的语用失误，它还表现在众多其他方面，诸如“致谢”、“应酬”等方面，在英语学习和交际中应引起中国学生足够的重视。

4. 交际策略和策略能力
通过以上对语用失误各层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预见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找出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的办法，适时运用交际策略，以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

交际策略（communication strategy）就是在交际过程中，人们在语言表达上遇到障碍时所运用的策略。

由于各大家的认识不同，研究角度不同，因此学术界对于交际策略的定义、识别、分类、标志等尚无完全统一的看法，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交际策略有二大特征：（1）问题性（problematicity），即交际者是为了解决该语言表达上的问题才使用交际策略的；（2）意识性（consciousness）即交际者是为了解决该问题而有意识地运用交际策略的。

因此，能够根据具体情况恰当地运用交际策略去应付和解决交际中的困难与问题，是跨文化交际能力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能力——策略能力。

Bachman（1990）认为，策略能力贯穿交际行为的全部过程，反映了交际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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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能力或语言知识与语言使用者的知识结构和特定语境特征发生联系的能力，在确定实现特定交际意图的最有效手段的选择上发挥估测、规划和执行等功能。

在语言教学中有必要对它投入更多的关注。

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遇到的问题大体包括语言方面和非语言方面，一般求助的交际策略有两种：积极策略和消极策略。

积极策略是为了解决交际中的问题所采取的积极补救措施，包括求助（cooperative strategy）、拖延（stalling strategy）和副语言策略（paralanguage strategy）。

消极策略是放弃、简化或回避问题的减缩方法（reduction strategy）。

也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四种策略：回避双方差异较大方面（avoidance）、容忍对方交际行为的偏离（tolerance)、悬置文化差异（suspension）、进行自我调节（accommodation）等（许力生，1996）。

策略运用得当，不仅可以使交际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而且为获得尽可能大的交际成效创造有利条件。

5. 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通过本文对语用失误和交际策略的分析我们对目前的教学得到三点启示：（1）进行语言教学的同时，应系统导入目标语文化，以达到语言学习和文化认同的同一性。

在教学中有必要让学生多注意那些带有浓厚文化色彩的词语、语篇，有目的、有步骤地介绍母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的异同，以加强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敏感性；（2）充分利用多媒体电化教学手段，在课堂内为学生设定一定的交际情景，比如可利用有权威性的教学片或简易原版电影，选取一定交际场景让学生为其配音，然后进行对照，反复操练；（3）有意识地向学生介绍一些交际策略，培养学生运用策略的能力。

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就是在所提供的交际场境中设置交际障碍，给学生创造运用交际策略的机会, 鼓励学生大胆使用交际策略，以便他们今后在实际的跨文化交际中应付自如。

参考文献：
Bachman, L. 1990. Fundamental considerations in language testing. Oxford: OUP.
Brown, G. 1990. Cultural valu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discourse. ELT, (4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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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cia,Ofelia & Otheguy, Richards. 1989. English across cultures, cultures across English: A reader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Mouton De Gruyter.
Hymes, D. 1972.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J. B. Pride & J. Holmes. (Eds.). Sociolinguis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Lado, R. 1961. Language test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use of foreign language test. London: Longman, 281.
Stubbs, M. 1983. Discourse analysis: The sociolinguistic analysis of natural languag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Thomas, J. 1983.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 Applied Linguistics, (4), 91-112.
何自然，陈新仁. 当代语用学[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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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力生. 跨文化交际中的言谈规约问题[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1）．
Study on pragmatic failure and communicative strategies in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F AN
G Jie
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he anecdotes of pragmatic failure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lexicon, syntax and discourse, some pragmatic strategies are suggested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o improve learner’s cultural awareness and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 culturalingistic approach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should be adopted.
Key word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agmatic failure; pragmatic competence; cultural awareness; communication strategy
(Edited by Jim and C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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