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七律典研究——兼与杜甫七律用典的对比研究

李商隐七律用典研究——兼与杜甫七律用典的对比研究
学科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指导教师：刘明华教授
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研究生：刘丽平（２０００１４０）内容摘要
杜诗用典是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用典之法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

而李商隐则是唐代用典最多的诗人，用典是李商隐诗歌的一大特色。

本文拟以杜甫七律用典情况为参照物，研究李商隐七律用典对以杜甫七律用典为代表的传统用典之法的发展和超越，进而展示这种新变对作家个性化创作风格的形成和诗体本身的发展、
，
演进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除简短的引言和结语外，全文共分两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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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为用典的外部形态。

从杜甫七律到李商隐七律，是一个从无意用典到依赖典故而表达的进程。

杜甫七律只是一般地使用它，而李商隐七律却对它特别关注和有意强调。

主要从三方面来考察：１、典故的分布。

杜诗用典随时敏捷、信手拈来，典故分布处于离散状态。

李诗用典则随着数量的增加出现了高密度、类型化和系列化的趋势。

这种趋势反过来又有助于诗人个性化诗歌风格的形成。

２、典故的组合。

杜诗中的典故组合多为二典联结式。

这种模式促进了律诗体制的成熟和完善。

李诗习以多典组合。

从结构方式的角度看，并列铺排式用典开创了“獭祭体”这种七律新体式，为西昆派导夫先路。

电影“蒙太奇”式用典方法直接导致了李商隐七律语言风格的女性化特色和词化特征。

３、典故的地位。

杜甫七律以赋叙为主而中兼比兴，因而只是一般地使用典故。

典故意象在杜诗中处于伴随地位。

李商隐七律主体部分常以典故组来表达。

典故意象在李诗中处于主导地位。

典故意象婉约传情、深隐蕴藉的特点统摄了全诗的感情基调。

第二部分为用典的内部运作机制。

从杜甫七律到李商隐七律，展现出一个从忠实典故到超越典故的进程。

这个进程最大限度地挖掘了它的潜能，使它最终能
影响作品风格的形成。

主要从两方面来考察：１、用典的机制。

杜诗用典精切，强调典故中历史与现在、神话与现实之间的相似性。

而李诗用典本着“遗神取貌”的原则，是对典故的背离和超越。

这样的典故与比兴、联想等艺术手法结合，形成二重比兴结构。

这是李商隐七律用典之法中最富创新意味之处，也是造成其诗旨多隐僻幽曲，影响其诗歌委婉含蓄风格形成的又一重要原因。

２、用典的效应。

杜甫七律用典力求达到“水中着盐”的艺术效果。

他暗用典故，将经典性语言消融于现实场景之中。

典故的特殊性被诗歌文本内容所消解。

而李商隐七律以用典作为构成二重隐喻和增大隐喻距离的手段，最终导致作品具有无限大的张力，使诗歌的解读走向复义。

用典增强了李商隐诗歌的艺术表达效果，对其独特风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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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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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约二万八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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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Ｐｒｏｆ．ＬｉｕＭｉｎｇｈｕａ
Ａｕｔｈｏｒ：ＬｉｕＬｉｐｉｎｇ（２０００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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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七律用典研究
一一兼与杜甫七律用典的对比研究
引言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说：“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

”“据事”、“援古”即是诗文创作中的用典现象。

刘勰进而还将用典分为两类，一是“举人事以征文”，一是“引成辞以明理”。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将前者称为“稽古”，把后者称为“引经”。

从内容上看，典故可分为事典和语典两类。

事典指引用历史故事、运用前人事迹，从中藉某种特定含义来表达作者的情怀。

即王力先生所称的“稽古”。

语典指选用古代经书中的词句或圣贤的言论来阐明自己的观点。

即王力先生所说的“引经”。

用典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基本的修辞手法之一，也是最具民族特色的表现手法之一。

可以说没有用典就很难想象中国古典诗歌所达到的辉煌成就。

张戒《岁寒堂诗话》云：“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而极于杜子美。

”颜延之开创了符合诗歌特点的用典方法，促进了诗歌的律化。

杜甫诗歌用典法门万千，是唐代杰出的大师。

诗歌用典之法发展到杜诗即进入成熟阶段。

盛极而变，李商隐作为唐代用典最多的诗人，他的诗歌用典之法与前人相比出现了新的形态。

尽管历来论者对此评价不一，褒之者以为“善用事”（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二）、“用事似僻，而意则甚远”（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唐人中另开一境”（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十二），贬之者认为义山用典似“獭祭鱼”（黄懿《杨文公谈苑》），或讥为“编事”（范唏文《对床夜语》卷第四）、“若其用事深僻，语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卷下），然而用典正是李商隐诗歌艺术的一大特色。

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用典就没有义山诗歌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相应的艺术成就。

对于两位诗人的用典情况，前辈时贤分别有相关的论述。

本文拟以杜甫七律用典情况作为参照物，对李商隐七律用典情况进行研究，揭示李商隐七律用典对以杜甫七律用典为代表的传统用典之法的发展和超越，进而研究这种修辞手法的新变所带来的诗歌风格的变化和诗体本身的发展、演进。

．
文中所引杜诗及对其所用典故的笺注皆出自仇兆鳌《杜诗详注》。

杜诗七律１５１首（包括拗体诗）的数据统计参考了浦起龙《读杜心解》中对杜诗体裁的分类。

所引李诗及对其所用典故的笺注均出自刘学锴、余恕诚二位先生所编《李商隐诗歌集解》，并参考香港邓中龙先生所编之《李商隐诗译注》。

李诗七律近１３０首的数据统计亦依此二书而作。

２
第一章用典的外部形态
——从无意用典到依赖典故
第一节典故的分布
杜甫七律用典法门万千，是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用典之法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

但用典只是杜诗诸多修辞手法中很普通的一种，杜诗只是一般地使用它。

散见于１５１首七律中的１３２个典故并不具有共同的特征，亦无规律可寻，因此不具备个性化特色。

而且平均每首七律用典不到１次，都是诗人在创作过程中随时敏捷、信手拈来的。

而李商隐作为唐代用典最多的诗人，他在近１３０首七律中使用典故竟达３００余次。

平均每首用典将近３次。

随着用典数量的剧增，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典故亦相应增多。

综观李商隐七律中的典故。

可以发现，出现了类型化、系列化的趋势。

考察李商隐七律所涉及到的３００多个典故，可以发现，从典故的出处来看，真可谓人间天上、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有出自儒家经典或正史的，有源于传记、稗官野史的，有出于古代神话传说的，有大量的佛教术语和故事，还有很多道藏术语和故事……这些纷纭复杂的典故并不是无秩序地纷乱地零散于诗歌文本中，它们的分布是有其内部的秩序和规律的。

诗人根据诗歌题材和意境的不同，取用相应的典故来表达意义。

在李商隐的的诗歌世界中，像与超自然有关的诗，用典多半出自神话：咏史的作品，典故多半源于历史；比较不容易看出的，如与恋爱有关的诗，用典大多采自传奇、神话或早期文学作品；而与政治或社会情况有关的作品，其中找不到源于神话或传奇的典故，所用典故多半取自儒家经典或正史；诗境复杂，包含现实世界中好几个层次的作品，典故的出处也很复杂，包括传奇、神话、历史与哲理。

展现单纯诗境的作品，像乡愁或对大自然的欣赏等，大多很少用典或者根本不用典。

唐朝统治者不遗余力的崇信倡导道教，因而道教在唐代特别兴盛。

“当时上自将相大夫，下至凡夫走卒，炼丹服药，入道求仙，蔚成社会风气”。

李商隐生活。

杨柳：‘李商隐传）．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８０页．
３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思想意识自然不能不受影响，“诗人在中进士前的一段时期，亦即自二十二岁起到二十五岁止这三四年时期里，特别醉心道教，有仙游之举”。

，他在自己的诗里也提到“明朝骑马出城外，送我习业南山阿。

”＠“忆昔谢四骑，学仙玉阳东。

”＠因而他对道藏典籍是非常熟悉的，他的七律中大量典故来自道藏术语和故事。

这一点突出表现于与神仙、道教有关题材的七律创作中。

如最典型的《圣女祠》、《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

现列表加以说明：诗题用典诗句典故出处
无质易迷；旱苇＜后汉书·张霸传》
不寒长著罩谚零神谷子‘博算志》‘圣女祠》人间定有擘琴什‘酉阳杂俎·冥迹》
天上应无割摹孽‘神仙感应记》
寄问天上翠阜孳‘洞冥记》卷二
节譬华来无定所‘真诰＞卷一
莓羊香去未移时‘搜神记》卷一《重过圣女祠》
罩郎会此通仙籍‘太平御览）卷六十七引‘金根经》
忆向天阶间紫葶‘真诰》、‘抱朴子》卷四
翠螭十二曲栏杆，‘上清经》
厣辟尘埃罩辟寒·‘岭表录异》、＜杜阳杂编》《碧城三首》阆苑有书多附第·‘锦带》
享摩无树不栖鸾·‘山海经·西山经》
一生长对水昂枣‘杜阳杂编》卷下
不逢萧史休回首葛洪‘神仙传·卫叔卿》
莫见洪崖又拍肩郭璞‘游仙诗》
其二
紫风放娇衔楚佩‘列仙传·江妃二女》
鄂君怅望舟中夜‘说苑·善说》
七夕来时先有期‘汉武帝内传》
其三
检与神方教驻景《汉武帝内传》、‘集仙录》。

杨柳：‘李商隐传＇，江苏人民出版杜，１９８１年版，第７７页·。

‘安平公诗》．。

‘李肱所遗画松诗书两纸得四十一韵》．
４
据笔者统计，绝大多数的道家术语、名物、人物和故事的典故都以一种十分密集的方式分布于与道教和神话有关题材的诗歌中。

这类典故意象的密集嵌入，使作品充满了仙风道气，营造出独特的神秘迷离的诗歌意境。

商隐在少年时期，即已耽习佛义，直到晚年，并无改变。

《樊南乙集序》日：“三年以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

始克意事佛。

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

”对佛法的依恋也在他的作品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与佛教有关题材和主题的诗如《题白石莲花寄楚公》、‘题僧壁》等几乎旬句用典，而且典故全出自佛家经书。

诗题用典诗句典故出处
大海龙宫无限地‘妙法莲花经》卷第十四
诸天雁塔多几层‘西域记》‘题自自莲化葡楚公》
漫夸麓子真罗汉＜法华经》卷第一
不会牛车是上乘‘法华经》卷第二
‘妙法莲华经》卷
舍身求道有前踪
第四、卷第五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二
乞脑剜身结愿重
‘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三
大去便应欺粟颗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八
小来兼可隐针锋
＜题僧壁》
蚌胎未满思新桂‘吕氏春秋·季秋纪·精通》
琥珀初成忆旧松‘神仙传》
‘酉阳杂俎’前集卷二十八
若信贝多真实语
（妙法莲华经》卷五
‘魏书·释老志》
三生同听一楼钟
《金刚般若经》取佛典意象，以佛家语言佛家事，意象的选取与诗歌主题协调统一，自然是最恰当不过了。

但是过多地铺排和堆砌佛家典故，密度过大，达到密不透风的程度，反而不能脱略形迹、意出言外。

因此，义山诗之与僧佛相关涉者，大抵佛迹佛典之什多，而禅趣澄悟之篇少。

咏史的作品中则充斥着来自正史的有历史意义和深刻思想意义的典故，借以
反映作者对历史事件的独特见解和借古鉴今、以古讽今的良苦用心。

典型的如下表三首诗所用之典
以《筹笔驿》所用之典故对诗歌主题和内涵的影响为例进行分析。

筹笔驿位于四川北部，三国时，诸葛亮伐魏，尝驻驿于此，筹划军事。

上旬以管仲、乐毅比诸葛亮，下旬慨叹关羽和张飞的不幸身死，似乎两句之间没有什么关联，此联也无深意。

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

“管乐”并非泛指，它是诸葛亮未出山前用来自拟的，见《蜀志·诸葛亮传》。

管仲佐齐桓公成霸业，乐毅为燕昭王破强齐。

诸葛亮替刘备筹划并实现了鼎峙三分的局面，比之于管乐，当然是“不忝”的。

但他为什么不能挽救蜀汉危亡的命运呢？这和关羽、张飞之死有着极大的关系。

自刘备之死，诸葛亮当国以还，蜀、魏斗争的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蜀汉渐渐走下坡路。

这固然由于经济力量的对比，但人才的消长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所以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十分慨叹于“关羽被擒，犹亭败绩”，认为是蜀汉兴衰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这里的“欲何如”，就诸葛亮而言是一种大厦将倾、独木难撑的无奈。

诗歌第四句“终见降王走传车”的结局不但说明了作者对历史问题的正确理解，而且连诸葛亮在当时的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艰苦奋斗精神和风雨飘摇、四顾苍茫的感慨，也都表现得深情若诉。

对诸葛亮的歌咏，杜甫也有“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咏怀迹五首》）的名句。

但还只是一般的比拟。

李诗这两旬诗则紧密地联系到诸葛亮的一生和具体的客观历史条件。

令读者感到分外生动亲切，极具艺术感染力，同时，它也表现了深刻的思想意义和作者独特的历史眼光。

这完全得益于典故的恰当取用。

６
诗题用典诗句典故出处
军令未闻诛马谡《蜀志·马谡列传》
《隋师东》
捷书唯是报孙歆‘晋书·杜预列传》
管乐有才真不忝‘蜀志·诸葛亮传》
《筹笔驿》
关张无命欲如何‘三国志·蜀书·杨戏传》
玉玺不缘归日角
‘唐书·唐俭传》
锦帆应是到天涯‘隋宫》
地下若逢陈后主
‘隋遗录》卷上岂宜重闷后庭花
与政治和社会情况相关的这类严肃题材的作品，如《行次昭应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等，作者所取用的典故相应地较正式和严肃，一般采自儒家经籍和历代正史。

而古代神话故事典故、传奇典故和早期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故事等则大多集中在爱情题材的诗篇中。

这些典故意象极富生活气息，或凄美动人，或缠绵悱恻，或细腻婉约，或惆怅朦胧，这些特点都极符合李商隐诗歌中所要抒写的爱情这种情感的状态。

如《无题》诸篇的情感表现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类典故意象的高密度排列组合。

诗境朦胧、内涵复杂、具有多重阐释潜能的诗歌文本，其典故意象往往具有哲理内涵、历史深度和神异色彩，其来源往往也很博杂。

包括诸子之书、传奇、神话故事，甚至还可能来自于文论或者看似毫无意义的典实。

如《锦瑟》：诗题用典诗句典故出处
庄生晓梦迷糊蝶‘庄子·齐物论》
望帝春心托杜鹃‘华阳国志》‘锦瑟》
沧海月明珠有泪‘博物志·异人》
蓝田日暖玉生烟‘汉书·地理志》总之，典故的类型与诗歌主题、题材是相互关联着的。

典故意象作为诗歌语言的基本符号，它是为表现诗歌主题服务的。

因此，一首诗的主题、题材决定了该诗取用何种典故。

如上所述，李商隐七律中同一题材的诗歌常常取用同一类型的典故，比如佛家题材诗歌用典均出自佛经，仙、道题材诗歌中的典故同为道藏术语或故事，爱情题材诗歌中的典故同为神话、传说和早期文学作品等。

且在首诗中，他又常常使用多个同一类型的典故共同表现诗歌的主题。

这种状况导致了李商隐七律典故分布的高密度、类型化和系列化。

反之，这些密集的类型化、系列化的典故又会深刻地影响诗歌风格和创作个性的形成。

第二节典故的组合
在考察两位诗人七律中的典故组合情况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两位诗人各自七
律用典的总数及每首诗用典的频率进行统计。

据笔者统计，杜甫１５１首七律。

共用典１３０余次。

其中用典１次的诗歌有１６首，用典２次的有３２首，用典３次的有１０首，用典３次以上的有５首。

李商隐七律近１３０首。

，共用典３００余次。

其中用典１次的诗歌有９首，用典２次的有２２首，用典３次的有１７首，用典３次以上的有４３首。

为方便对比，现列表如下：
每首诗用典次数１次２次３次３次以上杜甫七律１６首３２首１０首５首
李商隐七律９首２２首１７首４３首
由上表可知。

杜甫七律中用典２次的诗歌数量最多，有３２首；用典３次以上的数量最少，只有５首。

而李商隐七律中用典３次以上的诗歌数量最多，有４３首；用典１次的数量最少，只有９首。

杜甫七律中，用典２次的诗歌数量占全部用典诗歌总数（６３首）的一半还多：李商隐七律中，用典３次以上的诗歌数量占全部用典诗歌总数（９１首）的一半左右。

可见，在杜甫用典的七律中，典故存在形态多为二典联结式；而在李商隐用典的七律中，典故存在形态多为多典组合式。

下面我们将对这两种典故组合的方式进行考察，以期揭示用典的外部形态对诗歌风格和诗人创作个性的影响。

（一）二典联结
１、巧用虚词，赋予新意
杜甫七律用典，往往以一对连接虚词贯串两个在意义上毫无关联的典故，使这个典故组形成对仗共同表达新的意义。

杜甫比前代诗人更加熟练和灵活地使用典故，已经能够根据表达的需要随意地嵌入辅助词和驱遣典故。

在用典２次的３２首诗中，使用这种以虚词串二典言一事模式的诗歌竟达１５首之多。

下表我们撷取了７组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进行讨论。

据［清］浦起龙：‘读杜心解）的诗体分类而统计，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版．。

据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舨所收录的诗歌而统计．
８
ｌ序号诗题用典诗句二典关系
扁舟不独如张翰，
①《严中丞枉驾见过》递进关系
皂帽萃瘁似管宁。

湘西不得归关羽，
②‘奉寄章十侍御》递进关系
河内攀事借寇恂。

勋业终归马伏波，转折关系
③‘奉寄别马巴州》
功曹非莩汉萧何。

对比关系
沧海未全归禹贡，
④‘诸将五首＇其三并列关系
蓟门何处尽尧封。

听猿謇下三声泪，
⑤‘秋兴八首》其二对比关系
奉使摩随八月槎。

但军文翁能化俗，
⑥‘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转折关系
琴却李广未封侯．
尽回燕石能星陨，
⑦‘酬郭十五判官》对比关系
自得隋珠觉夜明。

①上旬用张翰弃官典，出《晋书·文苑传》：下旬用管宁避世典，出《魏志·管宁传》。

诗人以二位古人自喻，借比自己的流萍之迹。

“扁舟”代指浮游江海，“皂帽”借比平民生活。

作者撷取事典中最具特征的意象进行暗示，并以“不独……还应”这组表示递进关系的连词贯串其中，将两个意义毫无联系的典故镕铸为一，表达出诗人飘泊天涯、任意西东的无奈与自嘲心态。

②上句用《三国志·蜀书》中的典故：“先主收江南诸郡，乃封元勋，以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

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都荆州事。

”此赞关羽之治军有方。

下旬典出‘后汉书·寇恂传》：“光武收河内，拜寇恂为太守，后移颖州，又移汝南。

颖川盗贼群起，恂从驾南征，百姓请复借寇君一年，乃留恂。

”此赞寇恂之能干。

此联承颈联“指挥能事回天地，训练强兵动鬼神”而来，“不得归”承强兵，“犹宣借”承能事，以一组递进关系的虚词连接二位古人的事迹，共同称美章侍御，赞赏和期冀之情跃然纸上。

⑨上句典出《后汉书·马援传》，马援封伏波将军，切姓比马巴州。

下旬典出《三国志·吴书》：“孙策谓虞翻日：‘孤有征讨事，未得还府，卿复以功曹为吾萧何，守会稽耳”。

广德二年，公不赴功曹之补，将东游荆楚，故此自指。

在“终归……非复……”的对比与转折中，称美宾客之意、作者的自谦态度以及惜别之
９
情不言而喻。

④上句典出《禹贡》、《十洲记》。

沧海本为禹贡青州之域。

下旬典出《史记》，周封尧后于蓟。

以“未全”、“何处”两个否定词并列使用，加强语气，此伤安史乱后河北余孽犹未尽除，充满忧虑、愤慨之情。

⑤上旬典出《水经注》：“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下旬典出《博物志》：“有居海渚之人八月随浮槎而去……至天河……”。

严武为节度使，公曾入幕参谋，故为奉使虚随之句。

夔州附近高猿长啸的确令人忧愁，而此老颠沛流离、老病孤愁，更令人伤感！“实”与“虚”的对比中，作者愁苦、落魄的心绪深切如诉。

⑥上句典出《汉书·循吏传》：“文翁为蜀郡守，修起学宫于成都市中，吏民大化……”，下旬典出‘史记·李广传》：“……广尝与望气者王朔燕语，日：‘自汉击匈奴，广未尝不在，然无尺寸功以得封邑，岂吾相不当侯耶？”二典本义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但由于典故中发生在两位古人身上的两种情况同时出现于李剑州一人身上，因而作者以“但见……焉知”这对转折、对比关系的虚词将二者联结起来，合为一意。

叙述李剑州在蜀地虽似文翁颇有功业却如李广将军一样始终得不到公平升迁待遇。

作者为朋友鸣不平的无限愤慨之意尽在不言之中。

⑦上句典出‘韩非子》和《左传》。

本义是说燕石与瓦甓等，没有光彩、没有价值。

下旬典出《世说新语》：“葛稚川目陆平原之文，如玄圃积玉，无非夜光……”上旬谦己之诗如陨石在地、不见光彩。

下旬赞郭受诗如隋珠夜明、光彩斐然。

“只同…自得”的对比关系使两种毫无关系的事物巧妙地用于比附文章的华彩，抑己扬人之意在对比中表达出来。

这种以虚词斡旋二典言一事的用典方法以故为新，使诗脉流转自如，升华了用典这种修辞手法的表现效果，显示了诗人学养的深厚、博大。

２、一典一事，形成对仗
马茂元先生在谈到近体诗用典问题时指出：“现实生活至为繁复，而诗歌的语言要求精粹，特别是今体诗。

如何概括最繁复的现象和感受，纳于精粹的语言中，安置在固定的短短篇幅之内，使之平匀妥贴，内容和形式统一起来，用典是重要的技巧和手段之一。

”①杜甫七律即非常成功地使用了用典这种“技巧和手段”。

他。

马茂元：‘玉溪生诗中的用典），载‘光明日报’，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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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典故精粹、凝练的特点，往往以一典言一事，二典形成对仗，在一联之中言二事。

这种用典方法以短小的篇幅涵盖了繁复的内容，促进了七律体式的成熟和完备。

比如，“谢安不倦登临费，阮籍焉知礼法疏。

”——《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上句用《晋书·谢安传》典：“安于东山营墅，楼馆竹林甚盛。

子侄往来游集，肴膳亦屡废百金。

”此借比严公之将至草堂野亭游赏。

下旬典出《晋书·阮籍传》：“籍性疏懒，礼法之士，疾之如仇。

”此公喻己之疏于礼法，乃宾未至而先致谦词也。

对仗工稳，人名对人名，事对事，否定虚词对否定虚词。

又如，“新亭举目风景切，茂陵著书消渴长。

”——《十－，９一日三首》其二上句典出《晋书·王导传》：“中州士人避乱江左，每至暇日，邀饮新亭，周颧中坐叹日：‘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

诗人用此典借比当时中原未平，同时也表达出作者忧国伤时的情感。

下旬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典，相如有消渴疾。

此比己之因肺病留蜀；“新亭”与“茂陵”同为地名，“举目”与“著书”同为动词，而“切”与“长”均以一字加深典故中的情感程度，属对精巧，令人回味无穷。

还有“鱼吹细浪摇歌扇，燕蹴飞花落舞筵”。

——《城西陂泛舟》
上句暗用《列子》：“瓠巴鼓琴，而鸟舞鱼跃”之语典，写水中鱼之情态。

下旬化用阴铿诗句：“莺呼歌扇后，花落舞衫前”，写天上鸟儿的欢快。

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动物对动物、植物对植物，如此工巧，真天工之笔也！
这样的例子很多，杜甫七律用典之法在前人基础上迈进了一大步，将这种艺术手法如此自然又如此巧妙地融入诗歌表达，不愧为一位用典的大师。

（二）多典组合
李商隐早年尝从令狐楚学习骈文，成为四六名家。

他巧妙地将骈文的写作技法特别是六朝骈文用典繁复精巧、结体袱丽绵密的特点施于七律创作。

因而，他的七言律诗被众多美丽纤袱的典故意象点缀得玄黄备采、璀烂夺目。

前人对此有过很多评价。

贬之者讥为“编事”。

，“用事深僻，语虽工而意不及”。

，有人则认。

范唏文：‘对床夜语》卷第四．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４３７页。

蔡居厚；‘蘖宽夫诗话》卷下，郭绍虞辑《束诗话集佚》．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３９９—４００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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