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通典——典制史的掘起

第四节通典——典制史的掘起
《通典》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政书，唐代杜佑编撰，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通史。

《四库全书》中，以《通典》为典志体政书之首。

一、典制史
1、政典之作，最著者当推唐杜佑之通典。

其前刘知几之子刘秩曾撰政典三十五卷，杜佑更推广之为二百卷。

2、属于典制史者，尚有各朝会要。

如：《唐会要》、《宋会要》《大明会典》、《清会典》。

宋代对修本朝会要事甚为注意，《宋会要》是在《永乐大典》中辑录而成；宋徐天麟仿唐宋会要而撰西汉会要七十卷，东汉会要四十卷，但其材料大部取自班、范两书，与唐宋会要既为当代所修，而材料又与正史有多寡不同者相异，故不能相提并论也。

3、世称三通，为唐杜佑之通典，宋郑樵之通志，马端临之文献通考。

通志中虽包括二十略，但其性质则属通史，而非如通典及文献通考之专属于典制史；因二十略以外，有纪、列传、载记等；至十二十略则等于各史之志，此部分方属于典制史。

总古今典章制度而考之者，《文献通考》也。

二、杜佑事略
✧杜佑(735—812)，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于名门。

杜佑不足20岁，以“荫补”
入仕，至78岁致仕，近60年宦途，历玄、肃、代、德、顺、宪六朝。

其间，他以任淮南节度使的时间最长，首尾14年；以生命的最后10年历任三朝宰相的职位最高。

✧杜佑从大历元年(766年)开始撰写《通典》，至贞元十七年(801年)成书，历时36年，成此巨制。

杜佑是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又是精于政治的文学家，他同时在这两个领域里都获得有重大历史影响的成就。

《通典》这部书，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双重价值。

《杜佑评传》——1、瞿林东：杜佑评传——创典制通史汇治国良模，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主体部分分为十个部分：名臣门户、天宝入仕、宦海播迁、治理淮南(上、下)、巨著《通典》(上、中、下)、宰相生涯、晚年情趣。

2、郭锋：杜佑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上篇述生平：盛世青年、动乱年代、长吏生涯、宰相岁月；下篇谈思想：《通典》的编纂旨趣、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在思想史上的贡献.
三、《通典》
《通典》200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

每门之下分若干子目，子目之下又有细目。

全书条分缕析，结构严谨。

《通典》以历代典章制度的历史演变、得失兴革为撰述的中心，兼记与此有关的言论。

其记事上起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有的记载延至德宗贞元年间，距成书上奏只相隔数年。

其所据文献，主要是《五经》、群史，以及历代士人的文集、撰述、论议。

《通典》创造了综合性的典制体通史形式，奠定了独立的制度史撰述的基础，扩大了历史研究和撰述的领域。

《通典》在内容上和体裁上最显著的特点，是以制度分门立目。

在《通典》以前，重要的史书体裁有编年体和纪传体。

《通典》创立了以典章制度为中心，分门立目、以类相从、叙其始终的典制体。

这是在编年体、纪传体之后发展起来的又一种重要的史书体裁。

《通典》除分门立目外，还有两个特点，一是讲求会通，一是重视论议。

通典史论1
A：史论的形式
《通典》的史论，有丰富的形式，包含序、论、说、议、评。

据的粗略统计，《通典》史论约为七十余首，其中序近二十首，论、说、议、评五十余首，而说与议占了半数以上。

◆序，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叙全书之意；二是分叙各典之意；三是叙某典之中某篇之意。

这三
个不同层次的序文，从结构上和理论上确定了《通典》全书的内容与规模，是全书的支柱。

《通典》叙全书之意的序，仅二百二十七字，加上白注五十七字，也只有二百八十四字，但它说明了作者的治学旨趣，指出了《通典》的撰述目的和逻辑结构，是古代史书中的一篇名序。

大凡研究《通典》的人，都极重视这篇序。

《通典》除《食货》以外，其余八典均有叙本典之意的序。

这些序，反映了杜佑对上述诸典所述领域的认识，集中地表明了他的历史观点、政治思想和社会主张。

◆《通典》的“论”有两种，一种是前论；一种是后论。

前论一般置于某典某篇之首，后论一般则
在某典某篇之末。

前论，见篇章如《职官四·尚书上》、《职官七·诸卿上》、《职官十四·州郡上》、《职官十五·州郡下》等。

这些“论”带有综述的性质，属于作者本人的评论并不多。

后论，如《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丁中》文末的长篇后论，论述户口对于“国足”、“政康”的重要，以及历代户口的盛衰和唐朝在安史之乱之后户口锐减的严重局面与应采取的对策。

这篇史论，多为唐史研究者和经济史研究者所引用。

《通典》的史论，直接题为“论”、“后论”的并不多，但它们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引古论今，有强烈的时代感，反映了作者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和自觉的“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的责任意识。

杜佑所谓“说”、“议”、“评”是属于三个层次上的史论：说，是阐说“经典”的深奥；议，是议先儒的“未明”之义；评，是评“先儒”所据之理的优劣。

概括说来，这三个层次就是经典、义、理的区别，故分别用说、议、评表示出来。

这里，除了反映出作者在三者之间所把握的极鲜明分寸感之外，还有对前人思想遗产的极谨慎的态度。

◆《通典》的“说”，约有十七八首，都分布在《礼典》之中，故其所要阐说的经典的深奥所在，也
都是关于礼的制度的。

◆《通典》的“议”约二十首，分布在《职官》、《礼》、《刑》、《州郡》诸典，以《礼典》为多，这
比“说”的分布显然要广泛一些。

从“议”先儒之义所“未明”的宗旨来看，《通典》的“议”在很多方面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看法或是对前人见解的批评，很有参考价值。

◆《通典》的“评”，大多是对礼制中的某一制度而发，比之于“议”，更加具体、细微，但也有特
例，即从宏观方面对历代制度进行评论的。

通典史论2
B：方法论：不可“将后事以酌前旨”
“乃将后事以酌前旨，岂非强为之说乎?”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以后来历史发展事态去推测前人的思想、主张，完全是强词夺理的说法。

《通典》史论的特点之一，是重视事实，反对臆说。

从认识历史来看，这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杜佑的这一思想，在《职官十三·王侯总叙》中阐述主封国者与主郡县者的争论时，反映得最为鲜明和最具有理论价值。

杜佑这一认识的理论价值在于：在分析、判断、评价历史事件的时候，必须从这一事件所处的历史环境出发，而不应以这一事件之后的历史环境去妄测与这一事件有关的人的思想和主张。

通典史论3
C：关于史学批评
《通典》是一部讲典章制度的书，它涉及到许多历史文献。

《通典》的史论，有时就是针对某些历史文献而发，其中不乏史学批评的段落、论点。

◆《通典》史论的史学批评，极重视史家的见识。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杜佑提出批评所依据的文献未
必都是确切的；但他在当时人们对这些文献的理解的基础上，提出的疑问和批评是有很重要的分量的，表明他不迷信经典和名家的可贵的批判精神。

◆《通典》史论的史学批评，注重于从事物全局的逻辑关系上着眼。

◆《通典》作为典章制度的通史，它的史论所反映出来的史学批评涉及到制度沿革者要更多一些。

◆杜佑撰《通典》，参考经史百家，群士议论，而于论礼之书和论地理之书，尤为重视。

从文中论九
州、十二州孰先孰后以及对《汉书·地理志》和《帝王世纪》的批评，可见他对于地理书和论地理
通典史论4
D：人物评价及其他
◆《通典》史论也涉及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作为一个有多年宦途的史家，杜佑对执法公正的官员
十分崇敬，《刑法七》盛赞西汉张释之的执法严明，就是一例。

杜佑评价历史人物，不仅仅是一般地从历史人物的品质或事功去论其高下，而是特别着重于说明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从而加重了评论的分量。

同时，他也注意到从历史人物的比较中作出不同的评价。

◆反对轻薄浮华，主张务实“从宜”，是《通典》史论所一再强调的。

◆杜佑出身于门阀士族，《通典》又以百卷之巨叙述沿革礼和开元礼，从这两点来看，杜佑有重礼
的一方面。

但杜佑的重礼，并非陶醉于礼，更不是迷恋于礼的繁文绣节，其中也显示出明确的批判精神，包含着朴素的历史主义成分。

四杜佑国富民安的经济思想
A、杜佑将“食货典”置于首位的创新旨趣
《通典》一书结构安排的先后次序是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

以食货为先，这是正史书志所未有的。

从《通典》以前的正史书志来看，《史记》、《隋书》以“礼书”、“礼仪志”为先；《汉书》、《晋书》、《魏书》等也是将“礼乐”置于“食货”之前；《后汉书》、《宋书》、《南齐书》则不设“食货志”。

《通典》一改前例，将“食货典”置于全书之首，是一种创新。

这种结构变化，绝非是形式上的标新立异，而是作者精心安排布局的结果，是作者写作思想的体现。

B、杜佑的经济观点
第一，强调发展经济，保障人的衣食生活，认为这是富国安民的重要基础。

杜佑身居高官要职，“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出于一个封建执政者的责任感，对社会的治乱兴衰尤为关注。

他结合自己多年的执政经验，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历代治乱的具体原因，认为国家经济基础薄弱，人民生活贫困，是造成社会动乱的重要因素。

因此十分重视历代经济制度和前人经济思想的研究。

对西周姜太公、春秋齐国管仲、战国魏相李悝、秦国商鞅、北周苏绰、隋代高熲[jiong]等人的经济思想和措施备加推崇赞赏，称颂他们为“六贤”，说他们“上以成王业兴霸图，次以富国强兵，立事可法”。

即使对前人有非议的汉代理财家桑弘羊、耿寿昌也给予了公允的评价和肯定，认为他们的经济改革，“犹事有成绩”。

这种见解不是偶然的，反映了杜佑对经济改革
第二，提出“农者，有国之本”的观点，强调发展农业生产，重视田土管理，劝民务农，从事水利建设。

杜佑深知封建国家的经济收入和人民的生活资料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农业是国民经济之本，而土地又是农业生产的核心问题，是民众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老百姓安心务农是发展农业的重要保证。

他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

第三，主张实行轻摇薄赋，与民休息的宽简政策。

杜佑认为赋税的轻重是直接关系到农业发展，国富民安的重要问题，必须慎重制订其政策。

他对历代的赋税制度及前人的有关论述作了深入的研究，极力主张轻摇薄赋，制定宽松缓和的政策，安抚百姓，使其安居乐业。

第四，崇尚勤俭节用，反对奢侈浪费。

他重点研究了历代统治者的生活作风，认为“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

列举了历史上大量正反事例说明节用兴国的重要性，强调统治者应勤俭节用，不可奢侈浪费。

第五，主张君主调节财物轻重，控制市场物价，促进商品流通，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杜佑详引了《管子》一书中关于轻重的言论及经济观点，深刻阐述了商品流通过程中的贵贱原理，根据供求需要，阐明物品、货币的轻重辩证关系。

五、杜佑的史学思想——之经邦致用
经邦、致用，是杜佑史学思想的核心。

同以前的历史著作比起来，《通典》具有更明确的经世致用的目的。

杜佑在《通典》自序中首先落笔说：“佑少尝读书，而性且蒙固，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

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像他这样由史家本人明确地表示，把历史撰述同“将施有政”直接结合起来，在以往的史家中同样是不曾有过的。

从唐代史家对史学之社会功用的认识来说，这可以看做是对刘知几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的史学思想在历史撰述实践上的发展。

杜佑的经邦、致用的史学思想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具有勇敢的批判精神。

杜佑曾以婉转的口气指出儒家经典中有许多空泛的言论而“罕存法制”；同时，又直接批评“历代众贤”，说他们大多局限于指陈“紊失之弊”，很少有“匡救之方”。

从他的这种批判精神中，更可以看清楚他为什么“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了。

第二个特点，是重实际，讲功效，把对历史的认识转化为现实的实践。

杜佑撰《通典》着眼于现实而关注于“理道”。

他主张“理道不录空言”，必然认真探讨“礼法刑政”，进而研究“政理”的具体措施。

第三个特点，是把握了社会的症结、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杜佑“经邦”、“致用”史学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潮流的反映。

杜佑青年时代经历的“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唐皇朝政治力量的削弱和财政收入的困难，极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思想、学风和撰述旨趣。

杜佑的史学思想——之历史进化
杜佑继承了史学史、思想史上的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史学上的历史进化思想。

杜佑的历史进化思想，一是反对“非今是古”，从人口、地理等物质因素分析历史进化的“势”和“理”；二是主张“变通”和“适时”，以顺应历史进步的趋势。

杜佑对于秦、汉、隋、庸以来的政治形势，着重从郡县、封国的利弊分析它们的得失，论证历史的进步趋势。

六、唐会要
现存编纂最早的断代政书——《唐会要》：
中国现存编纂最早的断代政书，即会要著作，是宋代王溥编汇的《唐会要》。

古籍中的会要，是以朝断代的政书。

它汇集某一历史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资料，由于材料丰富，可补正史之不足。

唐德宗李适时，苏冕首先编次唐高宗以后九朝事为《会要》40卷；唐宣宗李怡时，杨绍复等续编唐德宗以后七朝事为《续会要》40卷；这两部书已佚。

宋代王溥，根据这所部书并补充唐宣宗至唐末事而成全唐朝的《唐会要》100卷，记述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各项制度的沿革变迁。

《唐会要》不分门，共514目，目下分条记载史实，细琐典故，编成杂录，附于各条之后。

《唐会要》原本已残，今本是根据乾隆年间整理本重印的。

《唐会要》分目五百十四项，原本后来有残缺，清朝乾隆年间，整理补充过一次，仍分一百卷。

唯其中材料被编配得七零八落，看不出原本的体系。

后来南宋徐天麟撰《西汉会要》、《东汉会要》，清龙文彬撰《明会要》，分为十五类，是仿效王溥《唐会要》的体例，因而也可以再把《唐会要》还原为十五类：
帝系类、礼类、乐类、学校类（学校、经籍、修撰、暮夷诣经史、附学读书）、宗教类、选举类、职官类、民政类、封建类(功臣、前代功臣、封建杂录)、历数类(历象、浑仪图、测景、地震、日月蚀)、灾异类、刑法类、食货类、舆服类、外国类。

七、五代会要唐六典等
王溥撰的《五代会要》分二百七十三目，其史料价值也大致与《唐会要》相近。

五代时期史料贫乏，《五代会要》系统记载典制沿革等重要史实，为学者历重视。

如卷八《经籍》一目中，记载后唐长兴二年(公元931年)始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至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全部刻成，这是正式刻印经书的最早而详细的纪录。

又如卷二十五、二十六《租税》、《逃户》、《盐铁》等目中，详细地开列了后唐以来各朝统治者对人
民加重榨取的事实，足以补新旧《五代史》之缺。

现在所见唐代有关典章制度的书，还有《唐六典》、《大唐开元礼》和《唐律疏义》等。

《唐六典》为玄宗时李林甫等奉诏编纂，共三十卷，记唐代的官制。

《大店开元礼》为玄宗时萧嵩等编纂，共一百五十卷，记唐代的五礼。

《唐律疏议》为高宗时长孙无忌等编篡，共三十卷，记唐代的律令。

这三部书都是唐代所实行的法令律例等文件，虽不是历史记载，却成为今天的重要史料，颇有参考价值。

第五节唐代史学的撰述——兼论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转折
自司马迁、班固以下，至唐初刘知几止，大约六、七百年间，我国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

从历史编纂来看，这个发展有两点是很突出的：一是史书种类的增多，一是断代史书的撰述风靡一时。

这从《隋书·经籍志》史部所著录的十三类史书中，看得很清楚。

而在这几百年中，史学家的通史撰述则寥若晨星，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撰述思想，好象已经被大多数史学家遗忘了似的。

隋朝陆从典，曾经执行一个宏大的撰述计划，即“续司马迁《史记》迄于隋”，可惜他没有把书写完就被免职了。

唐代自开国以后，有许多史家在撰述通史方面作了可贵的努力，成就是很突出的。

他们撰述通史所采用的体裁也比较广泛，有纪传体，传记体，编年体，典制体，文征体，等等。

其中有的是在前人所著史书的体裁上发展起来的，有的则是新创立的。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史家所撰述的通史，或存或佚，它们所达到的成就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它们却可以描绘出我国史学在通史撰述发展过程中的一道轨迹，而循着这道轨迹前进，便可通向我国中世纪史学之通史撰述的鼎盛时期。

这里，先讲纪传体通史和传记体通史的撰述。

◆唐代史家关于纪传体通史的撰述，主要有李延寿的《南史》，《北史》一百八十卷和高峻的《高氏
小史》六十卷(后析为百二十卷)。

◆唐代史家在编年体通史的撰述方面，成就更加突出。

萧颖士撰的编年体通史、许篙撰的《建康实
录》、马总撰的《通历》和姚康撰的《统史》是这方面成就的主要标志。

从历史时代的要求来看，隋唐统一的政治局面，尤其是唐皇朝的统一政治局面，带来了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繁荣。

这就赋予当时的史学家一种比他们前辈们更大的气魄和胸怀，使他们能够把自己的视野投向遥远的古代和自古迄今的历史进程。

从史学发展趋势来看，唐代中叶以后，有的史家深感纪传体通史的寥落，有的史家则又有慨于编年体史书的多有冗阙、缺乏条贯，反映了他们不满足于断代为史的心理和撰述通史的要求。

(一)唐代史家，特别是唐中叶和唐晚期的一些史家，有不少人着意于通史的撰述，这是历史时代的要求，也是史学发展的趋势。

(二)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在史书体裁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这跟他们对史书的表现形式有比较豁达、开阔的见解有关。

自魏晋以来，关于编年、纪传孰优孰劣的争论一向很激烈，刘知几反对“唯守一家”的论点，“主张班、荀二体，角力争先”，编年、纪传都应当存在下去。

(三)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在唐代史学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对唐代以后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是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1、如果说，唐盛世的史家在补齐或重修一些前朝史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那么，唐中叶和唐晚期的史家则在通史撰述方面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2、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对宋元及其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宋元时期史家的通史撰述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是和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的影响分不开的。

司马光对李延寿《南史》、《北史》和高峻《小史》都给予很好的评价，而他撰的《资治通鉴》一书初名《通志》，这与唐代史家多以“通”名书，似亦不无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