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凌驾于法律之上但百官百姓必须“依法”

皇帝凌驾于法律之上，但百官、百姓必须“依法”
[摘要]以唐太宗为例。

唐太宗已经算是“好皇帝”了，比较守法。

但与其他皇帝一样，他知道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他的言语就是法律，他的行为不受任何束缚。

唐代是否存在“法治”，看似是个有些奇怪的话题。

法治建设是现代社会的特点和目标，作为封建王朝的唐朝何谈“法治”呢？但是，唐代又确实存在着完善的、以律令格式为代表的法律体系，存在着严格的“依法行政”制度。

对于这些现象，如何来分析和解释呢？一所谓“法治”，有一些不同的标准，比如法律地位的至高无上，比如全社会法律意识的普及，等等。

它最简单的表述，其实就是人人守法，人人按法律办事。

按照这个标准，唐代自然不是“法治”社会，因为皇帝可以不守法，法律对皇帝没有任何制约，甚至皇帝就是法的代表、法的化身。

以唐太宗为例。

唐太宗已经算是“好皇帝”了，比较守法。

但与其他皇帝一样，他知道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他的言语就是法律，他的行为不受任何束缚。

这一点，唐太宗自己非常清楚。

例如他在谈到人主不可骄纵时说：“朕若欲肆情骄纵，但出敕云，有谏者斩，必知天下士庶无敢更发直言。

”（《贞观政要》卷4）正是看到这一点，所以唐太宗总的说来，发言还是比较慎重的。

不过这也从反面告诉我们：皇帝发出的“敕”，本身就是法律，具有不容置疑的法律效
力。

它是凌驾于国家的制定法或曰成文法之上的。

皇帝还可以超越现行法律（成文法）处理案件。

仅从《贞观政要》看，唐太宗在暴怒之下欲杀人或杀人的，就有多次。

例如：“太宗有一骏马，特爱之，恒于宫中养饲，无病而暴死。

太宗怒养马宫人，将杀之”；“太宗尝怒苑西面监穆裕，命于朝堂斩之”（《贞观政要》卷2）等等。

皇帝的这种操生杀大权，凌驾法律之上的地位，使得犯罪者往往非常害怕自己的案件被皇帝过问。

魏征就曾指出：“顷年犯者惧上闻，得付法司，以为多幸。

”（《贞观政要》卷5）这就是说，案件到了法司，可能还会依法审判，而一旦到了皇帝手中，由于其“取舍在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贞观政要》卷5），很可能被加重处罚，甚至丢了性命。

皇帝凌驾法律之上，换言之，法律对皇帝没有任何束缚作用。

仅此一点，就不能说唐朝是“法治”国家，或唐朝实行了“法治”。

不过如果只看这一点，便得出结论说唐朝没有“法治”，也不完全符合实际。

事实上，除了皇帝不受法律制约外，其他臣民一概要遵守法律，依法行事，违法要受到处罚。

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唐朝是除皇帝外，在相当程度上实行了“法治”的朝代。

当然这里还有个前提，即这个“法治”中的“法”具有那个时代的特殊性。

二所谓当时的“法”的时代性，我们起码能指出以下两点。

第一、唐朝的法，具有明显的等级性，这从《唐律疏议》规定的“八议”，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
议勤、议宾（《唐律疏议》卷1）能很清楚地看出来。

有学者归纳唐律的真髓时说：“唐律的等级制，以确立唐代社会的等级结构为基础，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三条，即严别君臣，优崇官贵，异罚良贱。

”（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在法律面前，君和臣不同、官和民不同，良和贱不同。

这与现代法律观念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显然差距甚大。

但是，当时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等级社会，法律不过是反映了这种社会的现实而已，要求唐朝人制定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是不可能的。

同时要强调的是，“与现代刑法相比，唐律中的等级特权原则确是‘不平等’，但却并不‘超越法律’，因为唐律中不平等的特权是公开明白地规定在法律上，精确地说是‘依法实行不平等’的等级特权原则。

”（钱大群《唐律研究》）我们今天谈唐朝的“依法”治国，就要明确当时所依的“法”是一部“不平等”的法。

但它又确实是“法”，除皇帝外，一般臣民不能超越这样的法律。

第二、唐朝的法，除“律”外，还有令、格、式。

唐朝是律令格式体系发展最完善最成熟的时期。

大量行政法规、民事规定都体现在令格式中。

因此我们讲唐朝人的“依法治国”或“依法行政”，就不仅指依“律”，而且更重要更普遍的是指依令、依式。

这与西方法律体系有很大不同，甚至与唐宋以后的法律体系也有区别。

这可能也是唐朝的一个特殊的地方。

简单地说，虽然唐朝的法律是个不平等的法律，但除皇帝外，理论上所
有臣民都要依此法律办事，特别是在官员行政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必须依令、依式，乃至依格行事。

我们讲唐朝的“法治”或“依法治国”，第一要承认皇帝在此之外，即皇帝往往是破坏法治的魁首；第二要明白这里“依法”的“法”具有唐朝的特殊性。

三有了以上前提，我们再来谈唐朝的“法治”，就可以指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首先是皇帝重视，特别是唐朝前期。

虽然唐初奉行的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议》卷1）的原则，但“德礼”不过是务虚，真正要处理事务，还是要依靠法律。

唐太宗就很注意“依法”处理政务，曾经自责地说：“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

”（《贞观政要》卷1）一旦对制度有所改动，马上想到的是这一改动要体现在法律上。

例如他认为“三师”作为皇帝老师，地位十分重要而唐初没有设立，因此在讲了许多置师傅的道理后说：“可即著令，置三师之位。

”（《贞观政要》卷4）因为他知道，只有形成法律，才能使制度长久，才能使后世依此法律执行。

他甚至说出了“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贞观政要》卷5）这样宣示遵守法律的语言。

另一位重视法律治国作用的是武则天。

她在当皇太后掌握实权的文明元年（684年，6年后她当了皇帝）说“律令格式，为政之本”（《唐会要》卷39），第一次明确说法律是施政的根本，与前面所说唐初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就有所不同。

后来她还作了详细解释：“近见
所司进律令格式，一一自观。

至于经国成务之规，训俗惩违之范，万目咸举，一事无遗。

但能奉以周旋，守而勿失，自可悬诸日月，播之黎庶，何事不理？！何化不成？！”（《唐大诏令集》卷82）武则天认为“律令格式”已经规范了从政务到习俗的方方面面，只要遵从这些法律，以此治国，就能达到天下大治。

中国古代社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皇帝重视法律作用，提倡遵守法律，是“法治”能否实施的重要保证。

唐朝前期，几乎每位皇帝即位，首先就要修订法律，连续出现了武德律令、贞观律令、永徽律令、开元律令等一系列成熟律令格式，以及垂拱格、神龙格、太极格等补充法律。

这样高频度地修订法典，是唐前期诸事依法办理的法律基础。

（二）与皇帝重视法律，提倡“法律为施政之本”相适应，是百官的依法行政。

第一、法官审判依据的是法律条文，即依法审判。

《唐律》明确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

”（《唐律疏议》卷30）从实践看，这一点基本是做到了（酷吏时代另当别论。

但即使是酷吏，主要也是罗织诬陷百官谋反等，到断狱阶段，仍然要依法判决），以致“比来有司断狱，多据律文，虽情有可矜而不敢违法”（《贞观政要》卷8）。

唐太宗时的大理少卿戴胄曾就一个案件的处理与太宗争辩。

太宗力主处死，戴胄则“据法断流”。

争论几个回合后，戴胄对太宗说：“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

”（《贞观政要》卷5）武
周时张易之诬告崔真慎与魏元忠同谋，武则天让监察御史马怀素按鞫，想让马构成其罪，但马执意不受命。

“则天怒，召怀素亲加诘问，怀素奏曰：‘……陛下当生杀之柄，欲加之罪，取决圣衷可矣。

若付臣推鞫，臣敢不守陛下之法？’则天意解。

”（《旧唐书》卷102）唐玄宗时武强县令裴景仙因乞取赃五千匹，玄宗要杀他，大理卿李朝隐认为若是枉法赃，15匹就该死，而乞取赃，数千匹也只是流刑。

玄宗仍不同意。

李朝隐又说：“有断自天，处之极法。

生杀之柄，人主合专；轻重有条，臣下当守……若今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枉法当科，欲加何辟？所以为国惜法，期守律文”（《唐会要》卷40）。

这就是说，一个案件，如果皇帝插手，法司不能阻拦（实际也可反对但比较困难），而如果走正常法律程序，交由法司处理，则一般会“据法”处置，遵守“律文”。

第二、国家机构的制度规定在法律之中，是依法设置。

唐朝的政府组织，包括机构隶属、人员多少、品级大小、职掌职务，都明确规定在法律中。

《开元令》的前几篇令文为“一曰《官品》，二曰《三师三公台省职员》，三曰《寺监职员》，四曰《卫府职员》，五曰《东宫王府职员》，六曰《州县镇戍岳渎关津职员》，七曰《内外命妇职员》”（《唐六典》卷6）。

《开元令》共有27篇，其中占四分之一的是政府机构与人员设置，可见法律中政府组织制度所占的比重。

不仅如此，政府组织的变动，也都要反映到法律中。

上面举出的唐太宗设置
“三师”并要求“著于令”就是一例。

因此我们看到，到《开元令》中，“三师”已经赫然规定在法律中了。

高宗时候有两次改变官府和官员的名号，改变之后，两次都必须修入法律，这就是龙朔二年（662年）与仪凤二年（677年）两次修订法律的原因。

第三、百官处理政务要遵守法律，是依法行政。

当时的《狱官令》规定：“诸司断事，悉依律令格式正文。

”（《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举个例子：唐代公文的收发、处理，是有程限的。

《公式令》规定：“诸内外百司所受之事，皆印其发日，为之程限，一日受，二日报。

其事速及送囚徒，随至即付。

小事五日程（谓不须检复者），中事十日程（谓须检复前案及有所勘问者），大事二十日程（谓计算大簿账及须咨询者），狱案三十日程（谓徒已上辨定须断结者）。

”（《唐令拾遗》）我们看看实际执行情况。

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有一件是处理安西镇士兵孟怀福因患病
在柳中安置，病好后要回本贯，申请行粮的事情。

由仓曹发文“关”户曹。

文是开元廿一年（733年）正月廿一日发的，廿二日录事“受”，同日“付”户曹参军。

符合“一日受，二日报”。

户曹参军梁元璟廿三日判曰“检案”并“责问”，孟怀福回答了责问，廿五日西州都督府都督王斛斯判曰：“既有保人，即非罪过，依判”。

廿九日户曹参军将处理结果（“准给去，依勘过”）留档，并注明“正月廿二日受，廿九日行判”（《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

这一事务因为需要“检
案”和“勘问”，属于“中事”，法律规定了10日的处理程限。

实际处理则从“廿二日受”到“廿九日行判”，说明当时虽远在新疆地区，公务处理仍然是“依法”进行的。

百官在行政过程中，要时时关注并遵守法律规定，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事，要依法拒绝。

例如“折冲杨师，身年七十，准令合致仕”（敦煌文书《判集残卷》），是说要依法（依令）退休。

又如“有公主之子，请补弘文、崇文馆诸生，（许）孟容举令式不许。

主诉于上，命中使问状。

孟容执奏竟得。

”（《旧唐书》卷154）许孟容时为礼部员外郎。

虽然此事公主试图通过皇帝插手达到目的，无奈许孟容坚持依法办事，以“令式”没有规定为由加以拒绝。

又，宣宗大中四年（850年）有诏书说：“诸州府及县官到任以后，多请远假，或称周亲疾病，或言将赴婚姻。

令式既有假名，长吏难为止遏”（《册府元龟》卷508）。

这就是说，即使到了晚唐，官员仍依据《假宁令》等令式中对婚嫁、疾病给假的规定请假，而长官则无可奈何。

可知“依法”办事执行甚为彻底。

“令式”在行政事务中作用如此之大，以至唐玄宗时宰相牛仙客在位时，“百司有所谘决，仙客曰：‘但依令式可也。

’”（《旧唐书》卷103）百官处理政务都要依据“令式”，是唐代“法治”即“依法治国”的很重要的特色。

（三）在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无论百官还是庶民，也都要遵守法律规定，虽然这规定体现着鲜明的等级性。

比如衣着方面：冠服规定在《衣服令》中，
而常服则规定在《礼部式》里。

《唐律疏议》引《礼部式》说“五品以上服紫，六品以下服朱”，并说“违式文而著服色者，笞四十。

”出行方面：《仪制令》规定“三品以上遇亲王于路，不合下马”；“四品以下遇正一品、东宫四品以下遇三师、诸司郎中遇丞相，皆下马”；“诸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唐令拾遗》）。

居住方面：《营缮令》规定“诸王公以下，舍屋不得施重栱藻井。

三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五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七架……六品以下及庶人，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其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临视人家。

”（《唐令拾遗》）其他如丧葬方面，《丧葬令》规定有“五品以上听立碑，七品以上立碣。

”（《唐律疏议》卷27）；“去京城七里外，不得葬埋”（《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这些在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都有种种规定的“令式”，制约着臣民的日常生活。

臣民们必须依法按等级规定去穿衣、住宿、行走、婚嫁，不能违反。

如果违反，就要受到刑事处分。

例如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曾下诏说：“自今以后，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县官明加检察，随状科罪。

”（《贞观政要》卷8）唐高宗咸亨五年（674年）下敕曰：“如闻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令式……自今以后，衣服上下，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

仍令有司严加禁断。

”（《唐会要》卷31）从中可以看出，无论官人也好，百姓也好，都
必须“依令式”生活。

这种全民必须“依令式”生活，是当时“依法治国”或曰“法治”的重要体现。

四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简短结论如下：唐朝由于皇帝凌驾于法律之上，不能说是实行了“法治”。

但是，只要皇帝尊重法律，不过多干涉法律实施，知道自己的诏敕与经法典编纂程序后成为“永以为式”的正式法律有所不同，甚至清楚知道“律令格式，为政之本”的话，在此前提下，我们可以说唐朝还是一定程度上实行了“法治”或者说实行了“依法治国”的。

当然，唐朝无论是“法治”的“法”，还是“依法治国”中的“法”，都是体现着种种不平等的具有等级性的“法”。

但是，它却又是将不平等公开写进法律的“法”。

在当时社会，所谓“法治”，所谓“依法治国”只能依据这样的“法”。

此外，这种“法”不仅是律，更重要的是还有令、格、式。

这种以律令格式组成的法律体系，是唐朝“法”的很重要的特色。

说唐朝人“依法”云云，主要就是指他们依据“律令格式”而非仅仅依律来行为。

这种一定程度的“法治”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一些皇帝提倡法治，有着“法是天下人的法”的概念，甚至将法律看作施政的根本。

皇帝的这种法律意识是实施法治的基本保证。

第二是百官必须依法行政。

这其中的“法”主要是体现着行政法或政府组织法等的“令式”。

第三是百官和庶民在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都必须依据法律。

依法穿衣、依法住房、依法行路、依法婚丧，等等，否
则就要受到刑事处分。

因此，武则天才说法律的规定是“万目咸举，一事无遗”。

法律已经渗透到行政与生活的各个层面，依法也已经达到了这些层面。

当然，唐朝的“法”中渗透了“礼”的精神。

但那是“法”的问题，与“依法”与否没有关系。

还有，虽然我们说唐朝的“法治”，说当时人必须依法行事，自然那时也存在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的问题，这一问题有时还表现得非常严重。

这一点，也是不容置疑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