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70年代英法德外交

英国人是欧洲国家中最机巧、最现实、也最具韧性的民族之一。

其机巧性在英国外交一贯的独立性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绥靖政策"中展现无遗，而英国人的韧性，则往往在危机时刻表现出来。

当二战的战火燃遍了欧洲、法西斯的铁蹄肆意踩踏西欧大地之时，英国人突然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抗议声并迅速行动起来，向纳粹德国发出正义的檄文。

在二战的关键岁月里，英国人那种风雨共舟、共渡难关的"敦刻尔克精神"，激励着世界各国为抗击法西斯进行浴血奋斗。

在战争期间，英国为了胜利的目的，在外交上采取了务实主义的态度，与苏联等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结成联盟。

然而，随着战后英国帝国地位的急剧下降，英国国民精神中的现实性也急剧地表现出来。

为了保持它那摇摇欲坠的帝国地位，英国不仅想通过"三环外交"的方式，而且通过积极地策划和推动东西方的"分离"以从中渔利。

英国即使不是冷战的始作桶者，也至少是最主要的推波助澜者。

英国曾经是一个世界大国，称雄世界上百年，但二战后，英国在世界经济、政治和外交中的地位急剧下降。

这一变化过程，前后不到半个世纪。

如此大的变化，使一向以老大自居的英国人猝不及防，极大地冲击了具有极强自尊心的英国人，并对其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

战后，特别是1969年发表了邓肯报告之后——该报告揭示了英国的经济状况，首次承认英国是一个二流大国——英国人虽然表面上承认英国经济实力削弱了，国力减弱了，国际地位下降了，但事实上心理上并不愿接受这一残酷现实。

类似弗兰茨勋爵所说的“英国应该是一个大国，这是我们思想习惯和内容的一部分”，便典型地反映了英国人在战后普遍拥有的那种怀旧心态。

事实上，要英国人在思维方式和处事方法上一下子放弃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风格确实有些勉为其难。

艾德礼政府时期的外交大臣贝文曾说过:"关于外交政策，我们的义务没有丝毫改变……英王陛下的政府决不接受以下观点……即英国不再是一个大国，或者说，我们已起不到大国的作用了。

我们认为，我们是维护世界和平的至关重要的大国之一，我们依然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英国国力和政治地位的下降本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对此视而不见，认为它仅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这在关键时刻极易对决策产生消极影响。

对此，索尔兹伯里勋爵曾有一句极为精辟的论述:"政治中最常见的错误是坚持死亡政治的遗骸。

"意思是说，任何政治家，一旦迷恋过去的辉煌，而对现实熟视无睹，那么，在遇到重大事件时，极有可能犯下重大的决策性错误。

要放弃过去的光环，坦率地承认现实，必须要在亲身历经痛苦之后，思想上做出一番深刻的反思之后才能得出。

英国人的保守性，意味着它不可能一夜之间便能从容地应付一场突然而猛烈的革命性变化，相反，它必须经历一个漫长而不
战争结束后，英国理论界对英国未来在国家政策上究竟走什么道路并无清晰的思路，各种理论流派异彩纷呈，学说各异。

迈克尔·富特曾经在1945年声称，英国正处于权力和光荣之颠，因此，英国可以走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的中间道路，即把俄国的"经济民主"与西方的"政治民主"有效地结合起来，英联邦国家形成"第三势力"，在这股力量中，英国无疑是精神领袖。

英国将率领这一力量，以自己的模范作用改造世界。

而理查德·克罗斯曼则提出了"西方联盟"方案，即由西欧国家和英联邦国家组成一个西方联盟，它们团结起来，不参加超级大国之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外交大臣贝文则持传统主义的观点，关心的是在欧洲保持实力均衡。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上述观点和理论是否在民众中引起反响，是否成为英国决策者的主流派观点，有一点可以肯定，英国不愿放弃自近代以来在世界舞台上确立的大国地位及在世界事务上拥有的影响。

首先，英国是一个韧性很强的民族，二战虽然严重削弱了实力，但从本能上讲，它不愿追随在超级大国后面，成为一个可怜的"第二小提琴手"，英帝国的传统也不允许它这样做。

这一点，丘吉尔有着清晰思路。

1943年，英帝国的政治家、南非联邦总理史末资将军对英国领导人说过，战后将出现两个巨人，一个是欧洲的俄国，另一个是北美。

丘吉尔对此非常
赞同。

他在德黑兰会议期间一再说，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第一次意识到"英国是一个多么小的国家"。

他描绘说:我的一边坐着一条腿上搭在另一条腿的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是巨大的北美野牛。

蹭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然而，在这三者当中惟有小毛驴能够认准归途。

贝文提出英国政府不接受英国不再是一个大国的观点，认为英国依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只不过是英国政府内普遍持有的观点而已。

其次，欧洲联合，特别是西欧联合的思想，为英国发挥中间力量的影响提供了某种可能。

自由法国的领导人、日后的"欧洲之父"让·莫内在二战期间提出欧洲统一的思想，在战后欧洲国家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使得丘吉尔深深为之感动。

丘吉尔声称，要在法德和解的基础上建立某种"欧洲合众国"，即组建一个"欧洲西海岸同地中海主要国家的联盟……这一联盟将如此强大，地球上无任何国家敢于向它挑战。

再次，二战之后欧洲的政治格局有助于英国发挥作用。

欧洲在相当程度上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力量真空"。

而在这一真空中，惟有英国的力量稍稍强大。

至于同为战胜国的法国，英国人相信，它在战时给予法国以巨大的政治支持和物质援助，新上台的法国领导人不会不清楚。

英国人坚信，英国对法国的政策应该具有一定影响力。

"三环外交":丘吉尔的战后外交设想
然而，对二战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的美国和苏联，会容忍英国在欧洲施加独一无二的影响吗?况且，上述两国在欧洲心脏均占有一席之地，在欧洲问题上，特别是德国问题上均有着比英国大得多的发言权。

英国作为召集人实现西欧联合，进而实现欧洲的联合，在当时既无条件亦无可能。

就在英国就未来外交政策前途争论不休之时，虽然下野但依然深切关注着英国政治的丘吉尔，抛出了长期思考并苦心设计的三环外交(three circles Diplomacy)思想。

这一思想一出笼，不仅因其具有的独特性引起了公众的浓厚兴趣，而且也因其具有相当的务实性而为英国政治家所接受，从而为以后相当一段时期的英国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

1948年10月，在保守党年会上，丘吉尔提出了著名的三环外交思想。

丘吉尔说
在展望我国未来时，我感到在自由和民主国家中存在着三个大环。

、…¨第一环当然是英联邦和英帝国及其所包括的一切。

第二个环是包括我国、加拿大及其他英联邦自治领在内，及美国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英语国家。

最后一个环是联合起束的欧洲。

这三个大环同时并存，一旦它们连接在一起，就没有任何力量或力量的结合中以推翻它们，或敢于向它们挑战。

现在假如你们想像一下，你们就会看到，我们是在这三环中的每一个里都占有重要地位的惟一国家。

事实上，我们正处于三环间的连接点。

在丘吉尔看来，英国与英联邦，是英帝国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英联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支持英国本土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战后，英国在帝国各自治领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英国统治者企图继续维持对英联邦名义的统治，这不仅是英帝国百年来的历史传统要求战后英国统治者使然，也是维持英国一个世界大国的象征。

然而，丘吉尔也许意识到，英联邦内部民族意识的增强，也许是英国难以对付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战后的英国政府对英联邦成员给予了较大幅度的"自由"，如不再把效忠英国君主作为英联邦成
员的一个必要条件。

丘吉尔把英联邦视为外交政策中的一块基石，目的是为了继续确保英国对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树立起英国作为它们的精神领袖的地位，并以它们为后盾，确保英国具有全球范围内与美、苏两国较劲的实力。

丘吉尔所讲的第二个环是英国与美国等英语国家之间的关系。

英美两国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享有共同的文化遗产，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传统生活方式。

因此，尽管美利坚合众国产生于母国英国，是以英国原有的13个殖民地发展起来并与其宗主国英国进行不断斗争而日益壮大的，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两国能找到更多的相同点。

这为英国推行英语国家，尤其是英美两国的"合作"奠定了文化基础。

建立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一直是丘吉尔孜孜追求
的目标。

早在1943年，丘吉尔访问美国时，就表达了战后美英两国要在兄弟般的共同体中友好合作的思想。

他设想，英美两国公民不须改变国籍便可按平等的原则在两国的领域内自由互访、迁徒和贸易。

按照他的话说，完全可以使用通用的公民证，两国公民在一定的居住期满之前享有表决权。

他甚至建议在战后仍保留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两国参谋部定期举行会谈，并采取共同的外交政策。

二战结束后，丘吉尔的这一思想表现得更为强烈。

他在富尔顿演说(Fulton Speech)中，大力鼓吹建立"英语民族之间兄弟联合。

这就是指，不列颠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特殊关系。

这种兄弟的联合不仅要求在我们两个广阔的、亲密无间的社会体系之间不断增长友谊和相互了解，而且要求我们在军事参谋部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共同研究可能发生的危险。

在丘吉尔撰写的6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丘吉尔的一个主题思想就是大量鼓吹英美间的特殊关系。

丘吉尔这样做当然是有其企图和目的:一是想借美国的实力，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图英国之利。

由于美国实际上在战后已成为西方国家的盟主，因此，一旦英国搞好同美国的关系，一些国际问题便极有可能以有利于英国的方式而处理;二是企图借美国之力，在世界范围内与苏联抗衡。

丘吉尔所说的第三环是英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

英国在战后极想充当欧洲的盟主，但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苏联的倔起，加之自身力量有限，英国要达此目的显然觉得力不从心。

作为欧洲国家的一员，英国的利益是与欧洲大陆息息相关的，无论政策怎么变化或凋整，它对欧洲的政策将始终占据一个重要地位。

那么，战后英国对欧洲该奉行何种政策呢?实际上，早在1936年底，丘吉尔在保守党外交委员会上就阐述了英国一直遵循的欧洲政策思想。

他说:
"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落入这个国家的手中。

从历史上看，在这四个世纪中，人和事，环境和情况己发生了变化，而这个目的却始终如一……我们总是走较为艰难的道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或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

这样，我们就保住了欧洲的自由，保护了欧洲的生气勃勃和变化多端的社会的成长。

·…¨这是英国对外政策的本能的优良传统。

在今天，我们的思想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丘吉尔继续道:
请注意，英国的政策并不考虑究竟是哪一个国家企图称霸欧洲。

问题不在于它是西班牙，还是法兰西王国，或法兰西帝国，是德意志帝国还是希特勒政权。

这个政策与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谁当统治者都毫无关系……因此，我们不要怕别人说我们亲法或者反德。

如果情况改变，我们同样可以亲德或者反法。

这是我们正在遵循的国家政策原则，它不是根据偶然的情况，或因为主观上愿意或不愿意，或者以某种别的什么感情来决定的权宜之计。

继续在欧洲奉行近代以来就采取的均势政策，稳住欧洲，进而与欧洲国家主要是指西欧国家，建立起一个英国占据较重份额的欧洲共同体，是英国外交决策者战后主要思考的问题。

这一目标如能达成，英国不仅可以把它作为抗衡苏联的一个有力工具，还是英国与美国进行讨价还价的硅码，甚至是对付美国的一张有力王牌。

可以看出，英国一旦有了英联邦，其外交政策的实施便有了坚实的基础，而一旦有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开展将更为有效。

从这一点看来，英联邦是基石，英美关系是有效手段。

而最终的目的，在近期是充当欧洲的盟主，用以与美国讨价还价，而在远期，则是力争在美苏两国的均势外寻求适合自已的位置。

英美特殊关系
二战的经历使英国人真正认清了美国所具有的潜在能量，两国建立特殊关系由此迎来了新的机遇。

英国与美国这种"特殊关系"的实现，与其说是战争土壤中培养出来的产物，不如说是英国首相丘吉尔战时的努力起了重大作用。

作为有着美利坚血统的英国人，丘吉尔觉
得英美两国是一个共同体被人为地分割成了两块，于是，他努力——不仅是作为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活动家——把它们统一起来。

这种感情上的依附，使丘吉尔设想美国和英国有朝一日能真正地结合起来，不是作为国家关系，而是作为超越国家关系的感情联合。

二战后英国不断式微的实力也使丘吉尔感到，美国的友谊和支持，对无论作为一个大陆国家、还是作为一个帝国生存的英国来说都是必需的。

在1946年发表富尔敦演说回来的火车上，丘吉尔不无感叹地对杜鲁门的副手克里弗德说:"如果我能再生的话，我愿生活在美国。

贵国是世界的未来。

你们拥有自然资源、气魄、年轻和决心，它们将稳步地增强你们的全球影响。

而英国已过了顶峰"。

正是出于这种思想，他在二战的大部分岁月中，有意识地培养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关系"，为两国建立特殊关系打下基础。

对欧洲的态度
在近代，英国一直在西方国家占据着霸主地位，执掌着世界的牛耳，长期的力量优势和优越感使其无法以平常的心态看待自己与欧洲大陆之间的关系。

战争结束之后，英国为战争的胜利欢欣鼓舞，继续沉醉在战时的大国幻觉中，企图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平起平坐，分享战后国际事务的发言地位。

面对西欧一体化的逐渐兴起，英国力图以一种保护者的姿态出现在欧洲国家面前。

然而，英国的综合国力今非昔比，英帝国殖民体系也开始瓦解。

美国毫不留情地对其殖民帝国进行侵蚀，对日薄西山的英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导致了英国地位的进一步削弱。

此时的英国，不仅难以左右世界格局，对欧陆事务也失去了施加决定性影响的能力，面对欧洲大陆如火如茶的一体化运动，英国呈现出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心理。

一方面，它基于理性主义的考虑，在建立自由贸易区努力陷于困境之后，很快调整外交战略，把外交的重心从殖民地和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聚焦到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上;另一方面，英国又不想为欧共体统一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政策所拖累，始终想在欧共体内部保持相当大的独立地位，并借助于外界的力量对欧洲事务施加自己的影响。

于是，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英国的外交便表现出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文化特征，英国奉行的外交政策虽然不能说是欧洲一体化的障碍，但导致的结果总使人感到不那么舒服，英国便被人称为是欧洲一体化这一"牡蛎中的沙粒"。

战后英国的历届政府在处理外交关系时，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基本延续了丘吉尔的三环外交的思想，把英国与英联邦和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置于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之前。

英国与英联邦其他成员国的关系和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是英国外交的基础，与欧共体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陪衬。

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外交因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反而失去了立足点，英联邦与英国离心离德，"帝国团结"已不复存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也在一点点消失。

在美国对西欧一体化表示出持续热情的前提下，英国如不及时调整外交政策，把外交重点从海外和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及时转到欧洲来，不仅不利于修复与美国的关系，而且将使英国外交陷于迷茫，更谈不上大国地位的恢复。

1961年4月，接替艾森豪威尔出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对麦克米伦私下保证，英国加入欧共体的行动将会受到欢迎，将会导致英美更加密切的合作，更坚定了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决心。

从另一方面看，在欧共体得到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加入该组织有利于英国增强对欧洲事务的影响，对维护英国的大国地位也会产生巨大的正面作用。

因此，尽管英联邦成员国对英国加入欧共体的努力迹象表示了极大的担忧，但英国政府仍然于这年7月正式向欧共体递交了申请加入统一欧洲市场的报告。

但是，英国的首次申请遭到了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否决。

戴高乐否决英国加入欧共体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法国在欧共体内的领导地位是否会因英国的加人而受到动摇。

戴高乐认为，英国一旦成功地迸人欧共体，欧共体的基本特征
会因英国与英联邦以及美国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遭到改变，更为严重的是，英国人有可能逐渐替代法国充当八国的实际领导人。

1962年12月，戴高乐在与麦克米伦举行的会谈中曾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在六国中，法国即使对德国人也可以说'不'，但不能制止它所不同意的政策，因为它拥有坚持立场的力量。

一旦英国和所有其他国家参加到这个组织，情况就会变得不同。

"二是害怕英国加入欧共体，会充当美国人的"特洛伊木马，在欧共体内部大幅度增加"大西洋成分"，甚至增强美国人统治欧洲的可能。

自50年代以来，法国与美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扩大，以至在防务和外交上坚决奉行独立的政策。

1959年，法国拒绝参加北约的统一防空体系，不久其地中海舰队和大西洋舰队退出北约，直至1966年，法国撤出了北约的全部官员，彻底与北约脱了钩。

就在英国与法国就前者加入欧共体问题进行谈判期间，传来了英美两国在巴哈马签订拿骚协定的消息，英国以防务上放弃独立的核武器政策为代价，接受了美国的北极星中程导弹，这在戴高乐看来是对美国的投降，而这一点，更加强了他关于英国充当美国"特洛伊木马"的印象，这是戴高乐最不愿意看到的。

三是法国的农业保护政策。

欧共体制定统一的农业政策时，法国煞费心机，英国的加入可能会使这项政策受到直接伤害。

戴高乐对英国的否决固然有其历史和现实的考虑，而英国加入欧共体是否如政府所说，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做出的，是否还有其他目的，也是值得怀疑的。

工党政府的威尔逊首相尽管不太情愿地认识到，英国的未来在于长期地作为一个欧共体的成员国，但他从来不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欧洲人，在他担任两届首相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坚信，英国是一个世界大国而不是严格的欧洲国家。

对英国人来讲，加入共同市场，就像是星期天早晨起床一样，必须要做，但不是着急的事。

联系起英国战后维持世界大国地位的努力，继续不放弃与美国的联系，以及事实上在加入欧共体后与欧共体其他成员国在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及其政治一体化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人们有理由相信，英国当时提出加入欧共体的申请，并不表明英国与过去决裂，而是想获取能加强英国现有的世界地位的新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这一基础就是欧洲。

加入欧洲的决定，应当看作是英国恢复其在三个环——欧洲、美国和英联邦连结点地位的一种手段。

由此看来，英国加入欧共体在相当程度上依然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充当英国与英联邦、事实上与美国关系的附属品。

从另一方面看，英国加入欧共体的努力也没有更多的国内基础。

70年代中，随着英国经济情况的恶化，公众关心的更多是生活、失业、罢工，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直接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水平。

相比之下，欧洲是政治家的事务，加入欧共体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抽象的、遥远的概念，与日常生活没有多少联系。

英国公众从没有把自已看作是欧洲人，对欧共体的热情，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政治家对他们做出的承诺，因此，在1973年初英国与欧共体进行第三轮申请谈判时，英国公众的情绪是反欧的，支持率也极低。

英国加入欧共体也没有在公众中产生积极影响，赞成英国加入的人数比例为42%，而反对者居然高达48%。

而当英国正式加入了欧共体后，保守党政府因没有如希思在大选中所说的一举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招致公众的极大不满。

尽管政府再三解释说，通货膨胀是因为世界经济状况的不好而不是因为英国加入欧共体，但公众依然对欧洲没有多少感情。

由于英国战后外交政策的公开化，公众舆论、媒体、社会团体、党派斗争等已实际参与英国外交政策的讨论，公众的上述思想状况和倾向必然对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产生巨大的潜在影响。

伴随着英国的传统思想，英国公民那种对欧洲固有的冷漠以及对美国出于本能的好感，都制约着英国对欧洲的政策无法跟上时代的节拍，而迅速做出回归欧洲的调整。

上述文化背景对70年代以来英国的对欧政策也产生着持续的影响。

如在70年代中后期解决失业和经济困难时，当时担任英国首相的卡拉汉便倾向于与美国而非欧洲的协作来解决问题。

1978年年中，欧共体货币统一已经摆上议事日程，德法两国的领导人施密特和德斯坦提出了欧洲货币体系(EMS)作为走向欧洲货币统一(EMU)的新道路。

这一体系提出了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