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人物研究

端午节历史人物研究
——伍子胥（学术版）
张洪倩811420059*
摘要：历史人物伍子胥，因其与众不同的经历，而成为历史人物研究的一个热点。

千百年以来，人们对其鞭尸复仇行为往往给予很多不同的看法。

赞赏者有之，批判者有之，效仿者有之，自比者有之。

我这篇主要是对伍子胥信仰和故事进行研究。

任何一个历史事物都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在前代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变化，对民间信仰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方便地认识中国古人的精神世界，更加多角度地体悟传统社会的各色文化，更好地理解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伍子胥信仰故事
伍子胥信仰是民间信仰的一部分。

民间信仰是近年来的一个研究重点，众说纷纭。

但各家都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在历史发展中人们形成的对其畏惧、祈祷、还报等心态下，进行的祭祀和信仰活动。

即对伍子胥神的一种信仰。

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人把自然现象如潮水波涛归因于伍子胥神、并最终以伍子胥神被冠之以涛神、潮神的称号。

伍子胥信仰主要表现在伍子胥神的灵验上面，过河渡水、祈风求雨、还报祈愿、因为伍子胥神的灵验表现，常常带给古人福祸关照，古人也藉此常常祭祀神灵、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在经历复杂的历史变迁中，伍子胥信仰最终得以确立。

历史上的伍子青是春秋晚期人，伍子青信仰亦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无法确定具体的时间，但应明显早于汉代刁‘传入中国的佛教。

司马迁在《史记》中已经称伍子骨死后“吴人怜之，为立祠砖于江上”，可以作为伍子青信仰在当时早已成型的一个有力证据。

众所周知，佛教自两汉开始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并在随后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适应了中国社会动荡时局的需要，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佛教从传入中国以来，不断的与汉文化融合发展，并逐渐得到了各层阶
级的认可和接受，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中一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宗教。

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各种佛教神话故事和高僧传记也不断的被总结和创造出来，这一方面是佛教适应汉文化需要的表现，通过对高僧法力神力的宣扬，可以扩大佛教的影响力;同时也是与汉文化融合的表现，通过具体的案例宣讲，拉近了佛教与通过民众的距离，促进了佛教在汉文化中的发展。

伍子胥信仰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他的的发展不是一瞰而就的，而是有着曲折的发展历程，这一过程与中国古代社会各个时期的朝廷统治政策密不可分。

在不同的朝代政策之下，伍子胥信仰自身的发展状况和对应的朝廷政策也大不相同。

根据史书所载，伍子青生活在春秋晚期，楚国人，生年不详，因父兄为楚平王听信谗言诛杀，愤而奔吴，并决心复仇。

后借助吴国的力量破楚，实现了复仇的目的，在吴越争霸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因吴王阖间听信太宰豁谗言赐伍子胥死，伍子胥愤而自杀。

这是一个充满着悲剧性的历史人物。

在伍子胥死后，人们就开始对其进行祭祀，自吴越之地逐渐向四周扩散。

前人对伍子骨的祭祀习俗有所研究，认为这些祭祀与伍子胥自身的品质节操、对吴国的巨大贡献、吴越民间信仰的区域特征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伍子胥的功过评价和祭祀习俗有了一个初步的探索。

随着历史的发展，伍子胥信仰的传播和祭祀的记载也逐渐增多，伍子胥信仰的内容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伍子胥对吴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却最后因劝谏吴王夫差而死。

为报父兄之仇伍子胥隐忍多年，积累力量终于大仇得报。

这样一个人物是不甘心于这种死法。

死前，伍子胥发出最后的抗争“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激怒了吴王，“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青尸盛以鸥夷革，浮之江中。

吴人怜之，为立祠龄江上”。

史家笔下的伍子胥得到了人们的同情和怜惜，建庙立祠以缅怀这位悲剧英雄。

庙宇祠堂的建立意味着伍子骨祭祀的形成，伍子胥信仰也逐渐展开。

从三国开始，各地开始相继发现了关于伍子骨庙的记载。

河南顿丘“庙前有碑，魏青龙三年(235年)立”;河南“有伍员祠，晋大安中立”，这些被认为是苏南浙北之外伍子青庙的最早记载。

而北魏时期也在在河南和山东发现了子肯庙，这反映了伍子胥信仰已经从早期的吴越之地逐渐向中原地域传播。

伍子胥的历史故事被各朝代编辑收录了很多版本，他是是历史上真实的人
物，伍子胥事迹，历史上有真实的记载。

“伍子胥(名员)，春秋后期楚国人。

祖父伍举，事楚庄王。

楚庄王即位三年，不事国政，日夜作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

”伍举冒死进谏，庄王终于“一鸣惊人”，任伍举以政，成就霸业。

故伍氏后世，显赫于楚。

父伍奢，兄伍尚。

奢历事楚灵王、平王，任平王太子建太傅。

奢与太子少傅费无极(也作费无忌)有隙，无极谗诸平王，王执奢，令召二子。

兄尚至，与奢俱遭杀害。

员如吴，尽事吴王阖间，后吴伐楚陷都，得报父兄之仇。

后事吴王夫差，赐死以终。

”
伍子胥故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还源于其超越历史、时代和阶级的共同追求—面对厄运和强权表现出来的顽强反抗精神，以及宁死不屈的人格抉择。

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超越更加现实化，也更加人性化……在其悲剧意识中，他可以肯定杀人，甚至杀戮及无辜，但是不能容忍悲剧性人物的怯懦;可以肯定反抗，但不能原谅屈服，宁折不弯的人格力量得到了高扬。

对照伍子骨故事，可以看出其正因体现了这一悲剧审美意蕴而得到历代的关注和传承—而不仅仅源于伍子青的“忠”或“孝”。

伍子胥对于命运和强权的反抗主要体现在其艰辛逃亡和隐忍复仇中。

从战国时代的诸子著作到《伍子骨列传》、《越绝书》、《吴越春秋》再到《伍子青变文》以及后来的诗歌、戏曲、小说等等，无不一一展现了伍子青逃亡之路的艰辛、实施复仇计划的漫长过程。

诸子作品中自不待言，司马迁也称赞他“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

《吴越春秋》、《越绝书》记录下了其逃楚奔吴、过大江、走昭关的漫漫复仇路;《伍子青变文》描述了他强弃夫妻、姐弟之情，忍辱负重，跋山涉水到吴国后五年的辛劳筹划;《伍员吹箫》则让我们看到其为复仇流落吴市十八年的悲凉人生;《东周列国志》更是通过一夜白头的传奇，展现了伍子青无比艰难的反抗之路。

而民间关于他的、围绕着走樊城、过昭关等展开的传说也是数不胜数，《文昭关》至今仍是京剧中常演不衰的剧目。

在那些中原板荡、民不聊生的时代里，这些为生存、为复仇而进行顽强斗争的故事尤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因为它们展现了“真正的民间道德—在承受和抵抗苦难命运时所表现的正义、勇敢……从美学意义上说，伍子胥在这里的一切行为在根本上也是个体在面对摧残生命的强权和暴力时所做的最为艰苦卓绝的抵抗，展示了生命为争取存在而奋斗的崇高美和悲壮美。

伍子胥的忠谏被杀，也是其在反抗暴政.与命运作出的最后抉择。

以一死来维护人性的尊严是以否定生命的方式表达对人性的肯定，这死便成了对生的歌颂对人性的追求。

伍子胥的“谏”除了表明对夫差的忠心外，同样是一种反抗—为维护真理和人格的完整而进行的反抗。

面对强权与暴政，他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存在，表达了选择人格完整而不是生命延续的崇高、悲壮选择，这就使得伍子骨故事超越了原有的“孝”、“忠”、“信”等伦理道德，具有了永恒的悲剧意义—因为这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终极叩问。

不论是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评判角度出发，还是运用西方的悲剧理论，都可以看出，伍子青故事是一个彻底的悲剧:从人伦角度来说，他于孝道有亏:而在追求人格的完整时，个体生命却被摧毁。

这一切使得伍子青故事带上了浓重的幻灭感和悲剧崇高感。

伍子青所面临的宿命悲剧，就不由让人感慨“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伍子胥的最终走悲剧作为一种文学艺术，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历史内涵，它往往会对人类命运和人的生存困境展开富有诗意的想象，并进行富有哲理意味的思索。

伍子胥之生，带给后人的不只是对其“忠”“孝”等伦理道德的追思一一那只会在儒家所建构的道德体系中做无谓的纠缠。

我们应该看到的还有其所折射出的人性的光辉;是个人对面对强权和命运时应该持有的坚忍的反抗精神;是个体对于家国、正义、他人及自身等各方面责任的主动认同和倾心实践;是个体所应该体现的力量之美和智慧之美。

而伍子肯之死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再次说明了“死亡”是人类走向更高境界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后人所能做的就是从这悲剧中，能从个体生命的毁灭中寻求精神的永生，从对生的否定中去肯定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