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水河在“南方丝绸之路”中的支柱意义研究

赤水河在“南方丝绸之路”中的支柱意义研究作者：张铭李娟娟
来源：《贵州文史丛刊》2017年第01期
摘要：历史时期赤水河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支柱。

西汉时期随着唐蒙取道赤水河，赤水河成为西汉王朝在巴蜀向“西南夷”腹地推进的重要军事通道；东汉开始，赤水河流域经济文化较快发展，赤水河成为巴蜀繁盛之地向“西南夷”腹地传播先进文化技术的经济通道；西晋末李氏据蜀，人口锐减，李氏引僚入蜀，赤水河成为牂牁等“西南夷”腹地向巴蜀遗民的民族走廊；唐宋前期赤水河流域经济文化继续发展并留下大量遗迹，赤水河在南方丝绸之路中主要充当经济文化交流通道；南宋后期，因防御蒙古的需要，赤水河则主要充当军事往來通道；明清以来，随着贵州设省及改土归流的推进，赤水河流域开发加快，在川盐入黔、皇木转运、黔铅调运等国家资源调配之下，赤水河流域交通的经济功能凸显，虽然平播之战、平奢之乱、平吴之乱亦有取用赤水河行军，其军事通道的意义相较预经济大通道的重要作用要逊色。

当今在“一带一路”战略统筹下，系统考察历史时期赤水河在“南方丝绸之路”中的属性与价值，让其继续发挥南方丝绸之路支柱作用有着重要意义，可为赤水河流域区域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南方丝绸之路”遗产福利。

关键词：赤水河南方丝绸之路支柱意义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7）01-93-101
赤水河系长江上游重要支流，古称大涉水，晋为安乐水，唐名赤虺水、安乐水，明清为赤水河，有的河段称齐郎河、仁水、之溪、习部水等，是目前长江上唯一一条自然流淌的一级支流，其唯一性无可复制；但流域内整体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有云南镇雄、威信，贵州大方、习水以及四川叙永、古蔺等六个国家级贫困县。

正因如此，在振兴“一带一路”大背景及保护赤水河生态的前提下快速推动流域经济发展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在国家“一带一路”大战略的影响之下，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渐趋深入。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蓝勇等人就对南方丝绸之路有过深入的探讨，蓝勇的《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1《交通贸易与西南开发》2等都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相关内容有所探讨，其《南方丝绸之路》更是“我国第一部南方丝绸之路学术专著”；1随后高大伦2、吴焯3等人进一步对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时间、起点、整体意义等提出了不同看法，黄光成认为“西南丝绸之路应该是一个具有较大的时空涵盖性的概念”，是“一个纵横交错的多元立体的交通网络”，4更为符合南方丝绸之路的特性。

一、西汉南方丝绸之路中的赤水河——军事通道
新石器至商周时期，赤水河已经成为流域内先民的联系纽带，故赤水河附近区域发现了众多这一时期类似的遗迹，如习水官仓坝遗址、习水黄金湾商周至汉代遗址5、赤水市元厚镇米
粮村板桥遗址6等。

特别是黄金湾遗址和板桥遗址皆长期延续，出土文物也具有一定相似性，系这一区域内人们沿赤水河沟通交流的结果。

秦汉时期赤水河成为中央政府联系西南夷腹地的重要交通要道。

当唐蒙在南越食到蒟酱时，“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遂上书汉武帝筹划假道夜郎、兵出南越，建元六年武帝“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降伏夜郎“以为犍为郡”，7此次唐蒙兵威夜郎即取道赤水河，使赤水河首次有了大规模行军的记载，实际上这之前赤水河就作为巴蜀与南越地区交流的重要通道了，唐蒙问蜀贾人南越蒟酱从何而来时，贾人曰：“独蜀出蒟酱，多持窃出市夜郎”，8虽然蒟酱为何物尚有许多争论，但是这条文献更重要的价值系唐蒙出南越之前巴蜀地区产的蒟酱经夜郎、牂柯江后能到南越地区，证明唐蒙之前赤水河附近区域这条交通道路已经长期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行程中较为安全，是一条重要的交通线路，故巴蜀地区商人多取道此路，唐蒙大军亦选择此路出符关进军夜郎。

然而此道并不能满足经略西南夷地区的需要，武帝下令开凿南夷道，“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到牂柯江”，意在“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 9进一步连通夜郎地区与巴蜀腹地，加强对西南夷的控制，借以征服南越。

南夷道设有多个邮亭，“自僰道南广有八亭道平夷”，10据考证南夷道途经赤水河上游地区，再连夜郎到番禺。

11南夷道开辟使巴蜀腹地与夜郎腹地得以互通，成为开发西南夷地区的战略通道，在促进西南地区与番禺沿海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二、东汉南方丝绸之路中的赤水河——经济文化通道
随着武帝开发西南夷地区，赤水河流域经济开发逐渐加快，赤水河流域人们的活动遗迹逐渐增加，特别是到了东汉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的赤水河流域使得当地留下的众多遗迹颇与巴蜀内地相似，反映了赤水河作为经济交流通道的重要意义。

如1994年习水县土城镇范家嘴村赤水河岸即发现两座东汉崖墓、土城镇袁家坳、儒维两地亦分别发现两座东汉崖墓，袁家坳、儒维两地东汉崖墓中发现的大量器具与巴蜀内地具有很大相似性，反映了这些崖墓与四川地区古代崖墓应具有相应的文化联系；121998年赤水市马鞍山南侧发现了二十一座崖墓群，发现大量陶制、铁制、铜制随葬品，抚琴俑及大量狗、鸡等动物陶器、房屋模型的出土反映了东汉当地经济的繁荣，最西侧四座崖墓墓葬形制与在赤水河上游清理的习水土城东汉崖墓是相同的，同时赤水地区东汉属江阳郡符节县，两晋南北朝时期则属东江阳郡，与四川属同一文化区，该墓葬群的墓葬形制在四川地区属东汉中晚期形制，赤水地区属巴蜀边缘地带，同形制墓葬时间可能晚一些，崖墓群中东汉晚期、蜀汉两晋的十五座崖墓出土陶制人俑、动物及房屋与四川各地东汉中晚期崖墓出土的同类遗物接近，1反映了巴蜀内地经济文化影响通过赤水河逐步向赤水河上游及贵州腹地扩展，赤水河在李氏流民扰乱四川之前承担着川黔两地经济交流重任，充当着经济交流孔道的角色。

为进一步确定赤水河在东汉南方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笔者有幸参加了2015年“中国古代西南丝绸之路专家考察活动”，兹将考察相关内容摘录：
此次考察过程中考察的合江县汉代画像石棺博物馆就在合江已发现了一百多具汉代画像石棺，保存较好、质量较高且运回博物馆收藏者28具，这些汉代石棺上丰富的画像内容反映了汉代赤水河口地区人们的社会生活，其中22号石棺上“董永侍父图”就反映了汉代赤水河口地区农业耕作技术，牛耕尚少，董永这样的“上层人物”耕作依旧使用锄耕，可见这一地区农业技术依旧较为落后，与巴蜀地区人口较少，落后农业生产技术也能满足人们粮食需求的现实相符合；此次考察过程中考察千江寺东汉崖墓出土了东汉铁剑、陶器，体现了东汉时期千江寺一带人类活动频繁，社会经济较为发达，故能在此开出至少五座崖墓，并有大量生活用品陪葬。

黄金湾遗址出土的文物则藏于土城镇赤水河流域考古工作站，其中众多半两钱、五铢钱证明秦汉时期土城一带商贸较为发达，故货币流通较为频繁，也证明了秦汉时期赤水河流域这条商道确实较为繁盛；黄金湾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网坠证明了秦汉时期土城地区的农耕经济与渔猎经济都较为发达，为存在赤水河流域的这条商道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后勤保证。

仁怀市博物馆收藏的大量出土于合马镇的铜制品、银饰品、陶制家禽家畜证明汉代合马镇地区社会经济繁荣，生活较为富足；同时合马镇出土的东汉两具农耕俑证明了汉代合马镇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程度与巴蜀内地相似，其所用农具依旧是单人所用之铲，牛耕等畜力农具依旧不见踪影，说明汉代合马镇一带虽然社会经济较为繁荣，但是人口相对稀少，不用像中原地区使用牛耕扩大耕地面积、改进生产技术即可满足当地粮食需求，而且能够保证沿途商旅、行军的物资供应。

此次考察过程中秦汉时期文物多出土自赤水河周边地区，如合江、赤水、土城、千江寺、合马、火石岗等地，这些地区在秦汉时期社会经济都较为发达，彼此之间的联系除了赤水河本身外，距离赤水河较远的地区也有秦汉时期文物出土，则穿插其间的陆路交通也是客观存在的。

故南方丝绸之路赤水河流域段并非单线交通线，而应该是网状交通线，各种要素在其间频繁流动，促成了秦汉时期赤水河流域段丝绸之路的繁荣。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丝绸之路中的赤水河——民族迁徙走廊
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先后经历西晋灭蜀、钟会叛乱、李特起义等战乱，人口锐减，同时巴蜀西北被仇池、吐谷浑等少数民族控制，东部地区则成汉与两晋、南朝与北方政权用兵之地，多次发生大规模战争，同时巴蜀民众反抗起义、地方豪强图谋割据巴蜀的武装叛乱不断，整个魏晋时期巴蜀地区多处于政治大动乱时期，特别是李氏据蜀后，蜀民多南入宁州、东下荆州，城邑皆空，野无烟火，人口的减少使得巴蜀地区农业生产缺乏必要的劳动力，最关键的是能够在战时逃亡宁州、荆州的多是巴蜀地区综合素质较高的人群，传统农业社会中只有综合素质较高的人群才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如此远距离的逃亡，综合素质较低的人群则被战乱裹挟，更无暇从事农业生产；2为改变这一巴蜀人口缺失的局面，李氏引僚入蜀，赤水河遂成为牂牁等地僚人北迁巴蜀的民族走廊。

僚人入蜀较早发生在西晋中期，西晋太康四年六月“牂柯獠二千余落内属”，3赤水河作为重要交通要道，部分僚人内迁即取此道；但大规模的僚人入蜀则发生在李氏引僚入蜀之后。

《华阳国志》载：“李氏据蜀，兵连战结，三州倾坠，生民歼尽。

府庭化为狐狸之窟，城郭蔚为熊罴之宿，宅游雉鹿，田栖虎豹，平原鲜麦黍之苗，千里蔑鸡狗之响，丘城芜邑，莫有名者”；1为改变巴蜀之地人口锐减的局面，引僚人入蜀是李氏集团的重要选择，当时僚人分布较为广泛，据《华阳国志》载，建宁郡谈槀县有獠2；泠丘县有主獠3；兴古郡“多鸠獠”4；侯
馥为江阳太守时，“抚恤蛮獠，克复江陵，请通长江”，则可见当时江阳地区已经为“蛮獠”所威胁，5僚人正通过唐蒙出夜郎的古道等川南孔道慢慢向遭受战乱而人口大减的巴蜀腹地推进；晋康帝建元元年，李氏成汉内乱，虽然“势大赦境内，改年嘉宁，势骄淫不恤国事，中外离心”，“蜀土无獠，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大为民患”；6李膺《益州记》对李氏引僚入蜀记载更细致，谓：“李雄时尝遣李特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徙旁郡户三个以上实成都；又从牂牁引獠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獠居；蜀土无獠，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家；獠遂挨山傍谷，与土人参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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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僚人受文化程度远低于巴蜀原居民，使巴蜀地区两汉以来繁荣的文化局面遭到严重破坏，在僚人散居而未置郡县之地更加明显，造成了长期的社会动荡；8但僚人入蜀毕竟为遭遇长期战乱而人口流失的巴蜀之地增加了“十余万家”人口，加速了僚人与巴蜀遗民的融合，到宋时蜀境内地已不再见僚人之反抗斗争，当是晋时入蜀之僚人基本已与汉人融合的结果，僚人入蜀亦为唐宋巴蜀地区的兴盛准备了必要的人口条件，“僚之初来，蜀之荒废几三百年，及僚汉蔽合，而蜀之兴盛亦三百年”；9在僚人入蜀这一过程之中，赤水河作为唐蒙取用之前就已经广泛取用的古道在僚人入蜀过程中担当着“民族迁徙大通道”的重要角色。

四、唐宋时期南方丝绸之路中的赤水河——经济文化通道与军事通道
唐前期，中原朝廷经营西南重点不在今贵州地区，统治较为松弛，赤水河流域成为中央王朝、当地土著与南诏政权等势力不断角逐之地，唐中晚期，黔西北毕节以及黔中贵阳的罗罗人（彝族）发展壮大，羁縻蔺州的命名就受到赤水河流域彝族扯勒部的影响；10赤水河在扯勒部开发下，出现了“交租纳租的，如飞雪降雨，水道运输忙，木船飞驰过”的景象。

11唐天宝时，唐军曾从东路出击南诏，即从泸州出发，溯永宁河到赤水西南折向曲靖。

12贞元十七年，吐蕃攻伐南诏，南诏请求唐军援助，唐军又借助纳川道行军“（韦）皋督诸将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夷，或下陇陀和石门，或经纳川与南昭会”。

13唐代末年中央政权衰弱，贵州土著蛮族势力迅速壮大，“蛮酋分据其地，自属为刺史”，14“自唐末以来，珍、播、溱、夷悉为蛮夷所据，朝廷以其边远，不复问及”。

15随着“南诏叛陷播州”，乾符三年杨端遂从泸州合江逆赤水河而上“军高遥山，据险立寨，结土豪臾、蒋、黄三氏，为久住计，蛮出寇，端出奇兵击之，大败，旬纳款结盟而退”，杨氏遂据有播州之地。

1两宋时，中央王朝在贵州地区依旧沿袭隋唐时期的羁縻政策，“树其酋长，使自镇抚”。

2尽管两宋控制松散，但贵州地区土官土酋都比较积极地纳土归附，承认并接受宋王朝的统治，如播州杨氏入宋后一直效忠中央朝廷，后世子孙多提倡儒学、兴教养士，土俗大变，“俨然与中土文物同”；3两宋时期，在贵州土著与中央王朝互动密切的氛围中，赤水河地区在南方丝绸之路中的作用体现得更为明显。

虽然唐代在赤水河流域控制力较为薄弱，但由于地处云、贵、川交接地带，得天独厚的优势方位使这一地区在唐代仍是中原与滇黔经济文化沟通的重要通道。

中原与蜀地先进的农业技术与工具经由赤水地区传入土著民族之中，促进滇黔经济的发展。

4中原文化、黔文化与滇文化在这里相生相融，使赤水地區受到多文化的浸染与滋养。

如播州杨氏先祖杨端汉文字水平较高，所作《罗氏忠爱堂序》一文文辞优美，无论他是本地土酋还是北方大族，都说明中原汉文
化在黔地的传播与勃兴。

又如中原、西蜀的佛教从晋代开始影响黔西、黔北和黔东。

唐时，赤水地区借便捷的水路与方位，继续得川蜀佛教风气之先，以大乘佛教为主流。

5加之毗邻“佛国”南诏，“南诏时之佛化，不惟盛于中国，亦且沿及交缅、东印度国，服于蒙诏，盖南诏威服诸邦，崇信佛教，遐迩钦风”，6赤水地区佛教亦受惠于南诏浓厚的崇佛风俗，以南诏佛教为支流。

7赤水沿岸的佛教文化遗存多见，今仁怀云安乡存有建于唐初的永安寺、习水土城镇有始建于景福年间的景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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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以及北方常被游牧民族控制，赤水河地区在两宋时期还是沟通中原内地与本地僚蛮、大理政权的经济文化要道。

熙宁七年宋王朝开始在西部地区推行茶马贸易，赤水河中上游的土著民族将本地茶、酒、麻、杂毡、鹿貂皮等土特产从乐共（今太平渡）上船，顺赤水河下到九支（今合江九支），再转运至泸州“博易于市”，赤水河中游兴起了乐共、武都（今习水土城）、九支三个商业城市，滋州城开设了瓷器市场，为适应运输量、里程的变化，赤水河上船只作出改造，增设高层驾驶台梭耳以及“活动雨篷”。

9今习水土城儒维堡子头存有宋代土城通往云南、越南的茶马古道。

10南宋时，金、蒙古占据北方，原有获取良马通道断绝，宋王朝只得在南方买马。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11唐宋以来黔西北亦是盛产良马之地，有水西马、乌蒙马等名马延续至明清依旧声名在外，12赤水河流域成为宋王朝在此买卖良马的重要基地与转运通道。

1986年贵州仁怀市三合镇出土的双室合葬墓，墓葬规模较大且装饰豪华，从出土的绍定三年“王兴、李八娘买地券”可看出墓主的身份并非是官军或土酋夷官，极有可能是进入夷区的汉地商人，13可见宋代赤水河流域经济较为发达，商业性土地流转较多。

此外，笔者在考察中发现更多两宋时期赤水河地区经济文化频繁交流的遗存：
考察中参观的合江县汉代画像石棺博物馆、赤水市复兴镇“江西会馆”、仁怀市博物馆均收藏有大量宋代石刻雕像，贵族类、金刚武士类、花卉动物类、社会生活类、神灵异兽类等种类的宋代石刻雕像一应俱全，各地虽然地理空间上距离较远，但是所有的雕刻款式均相类似，都属于统一文化浸润下繁衍出的雕刻作品，证明宋代赤水河流域交通较为发达而能频繁交流，故能使这一时期墓葬中的雕刻要素都具有高度相似性。

其中以荔枝石刻雕像最能体现宋代赤水河沿线地区交流往来的频繁，据蓝勇先生研究唐宋时期泸州荔枝地位迅速提升，仅位于宜宾之后，系巴蜀荔枝第一等的第二位，同时长江边的杜园、母氏园、余甘渡等地均有荔枝种植；1今仁怀地区在宋代虽属泸州，海拔较泸州却高出许多，仁怀出土的宋代石室墓中的荔枝石刻雕像形制与合江县宋代荔枝石刻雕像一样，可能证明仁怀地区曾出产过荔枝；抑或宋代赤水河流域社会经济生活中人员往来密切，对于生前在仁怀之外的今泸州地区品尝过的荔枝这一美食的宋代仁怀人来说在死后都希望能继续享受，故在墓中雕刻着大量荔枝形象；无论何种原因使得今天不再出产荔枝的仁怀地区与至今仍大量出产中国最北方荔枝的合江在宋墓中出土了高度相似的荔枝雕刻，证明宋代赤水河流域人员往来频繁、交流广泛，交通线路较为发达，故能在距离如此遥远的地区都能受到“荔枝”这一文化因子的影响，并在墓室之中将其体现出来。

南宋时期因与金、蒙古对峙，巴蜀地区战略地位迅速提升，赤水河流域在这一大背景下迎来了发展的又一时机。

“泸州合江县与南平军白锦堡杨光荣族连接，旧有大、小两溪，皆在蕃
界远来。

大溪两傍有九支、遥坝、青山、安溪、绥远、仁怀等寨，足以隄备”，2因军事对抗需要，南宋在合江到赤水之间筑有九支等寨堡，作为山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相互策应、相互拱卫的作用。

可见，原赤水河流域用于经济社会交流的网状交通线路则开始用于军旅，赤水河军事交流地位再次占据重要地位。

3故唐宋前期赤水河地区在南方丝绸之路中主要充当经济交流通道，到唐宋后期则主要充当军事往来通道。

五、明清时期南方丝绸之路中的赤水河——国家资源调配通道与军事通道
明永乐十一年贵州承宣布政司设置，贵州政治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赤水河在南方丝绸之路中承担的角色也不再如前代都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在不同时代因政局不同而承担较为单一的角色。

随着贵州省级行政区的设置，贵州地区得以整合资源，在国家与地方资源调配、中央与地方权力分割过程中，明清赤水河主要扮演着盐业通道、皇木通道、军事通道等角色。

明清赤水河流域商业交流往来频繁，以川盐入黔最具代表性。

洪武六年朱元璋批准招募盐商以粮易盐供应播州等地的军食，从此黔北居民主要以所产粮食换取食盐。

这种“商人纳米给盐”的制度，一直沿袭到明穆宗隆庆六年，商人才可用银钱交纳盐课和向盐运司购买食盐进行运销。

4盐商转运黔北粮食出黔入川及运川盐出黔多经适合大宗货物运输的赤水河，故赤水河航运在此时较为繁荣。

清代川盐入黔四大口岸中仁岸、永岸两大口岸多采用赤水河运输，清中期时仁岸“行边引一千五百六十张，每张载盐五十包”，5永岸“每年行黔边引一千九百零八张”；6仁岸、永岸取用河段不同，仁岸主要取道赤水河的中下游，永岸盐道主要沿道赤水河的上游，而仁岸与永岸的销区在黔西北大定府地域多有重合，为增加赤水河运盐数量并降低运输成本，乾隆时张广泗、光绪时丁宝桢都疏浚过赤水河航道，保证了赤水河航道的通畅。

7张广泗奏称“黔省食盐，例销川引，若开修赤水河，盐船亦可通行，盐价立见平减”，足可见疏浚赤水河对川盐入黔的重要意义8。

故张广泗疏凿河道后，“商船直抵新城之茅苔村，蜀船俱泊城外东关，易船转运，商民便之”，仁岸运盐之船“由合江入赤水河，而厅城，而猿猴，而二郎滩，而新隆滩，然后至仁怀县之茅苔村，凡三易舟而后达”；1川盐通过赤水河入黔，结束了黔省食淡之苦，赤水河承担的主要是经济通道的角色，正符合南方丝绸之路所代表的进行积极经济文化交流的特质。

雍正年间改土归流的推行，大批移民进入贵州，加速了黔省铅铜的开发，急需水路通行降低运费，乾隆八年贵州总督张广泗决定疏浚赤水河，改善赤水河航运条件，遂奏称“黔省威宁、大定等府，州、县、崇山峻岭，不通舟楫，所产铜、铅，陆运维艰，合之滇省运京铜，每年千余万斤，皆取道于威宁、毕节、驮马短少，趱运不前，查有大定府毕节县属之赤水河，下接遵义府仁怀县属之猿猱地方，若将此河开凿通舟，即可顺流直达四川、重庆水次；委员勘估，水程五百余里，计应开修大小六十八滩，约需银四万七千余两；此河开通，每年可省脚价银一万三、四千两，以三年余之节省，即可抵补开河工费”，2足见疏浚赤水河对降低铜铅运输成本有着重要意义。

但经过半年整治，效果不甚明顯，部分险滩处还得将货物从船上起岸陆运，运费虽有节省，但并不多。

光绪四年至六年，丁宝桢再次对赤水河航道进行整治，重点整治赤水河上游部分吴公岩至茅台村段，疏凿凡三十五滩。

3虽然赤水河航道用于运输铜铅的时间并不长，“嗣因河道险阻，仍多由陆运”，“应运之铅，照向例各由陆路分运永宁水次”；4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