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农民工” 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冲击

浅析“二代农民工”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冲击【摘要】农民工现象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 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采取自发外出的方式到城市寻找生存和劳作机会而形成的。

如今衣着光鲜、潇洒自信的第二代农民工较之肩扛蛇皮袋的背影、蓬头垢面露宿车站的第一代农民工在务工行业、职业规划、消费观念、婚恋维权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别。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中国社会的变迁。

本文通过分析第二代农民工的特征，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如何对中国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和冲击，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第二代农民工；社会结构；影响；冲击一、第二代农民工的概念及特征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他们目前在农民工外出务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一亿人。

他们大多数初中毕业就跟随父母进城务工。

相对其父母来讲, 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

另外一个方面, 他们对城市充满着渴望，对融入城市充满着期待。

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与父辈农民工极大的不同特点，可以概括为一下几点：第一，受教育程度高。

调查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具有初中文化水平，高中文化水平也占有相当一部分比例。

第二，更加强调个人发展。

在生活方式上，不再为攒钱而使自己变成苦行僧，这是不同于父辈的显著特点。

他们崇尚于有质量的生活, 用于娱乐等精神消费上的支出明显多于父辈。

在人生规划上，不承认自己的农民工身份，不愿意回到农村，继续延续父辈们的生活轨迹。

他们更崇尚于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拼搏，最终能融入到城市社会之中，成为城市的一分子。

第三，注重个性和人格的尊重。

作为接受过高水平教育的新生代，他们接触了更多的新生思想价值观念，具备较高文化素养，对人格的尊重有着更高的诉求。

比起父辈，他们宁愿薪酬少点，也不愿意忍受加班之苦。

第四，就业行为明显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

在不同时代成长的农民工有着不同的阅历和自身不同特点，导致他们的追求目标和偏好不同，因此仅仅将农民工视为同质群体的传统研究方法不能了解当代农民工的劳动市场的供给状况。

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强调工作环境和社会保障等福利,发生在珠三角地区的民工荒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二、“二代农民工”对于中国的社会结构的影响（一）农民工的经济、社会、政治功能农民工作为来自中国最底层的特色群体，其本身经济层面上的蜕变比它给中国政治与社会层面带来的影响更为鲜明，但它的这种特点并不必然导致我们在评论它时完全否定经济功能以外的其他影响，这本身就是一个客观、公平与否的问题。

第一，农民工作为中国发展的潜在创业主体，有利于满足国家的经济性公共需求。

众所周知，中国农民工的兴起首先来自于经济方面的压力。

农村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劳动力出现剩余，而与之相伴的是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与国际化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最为根本的是改革开放28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据了产业形态的大部分，而这种产业的特征之一便是需要大量低廉的劳动力。

因此，在劳动力剩余与劳动密集型产业需求之间，中国农民工逐渐实现自身的积累，既包括硬货币方面的，也包括技术方面的。

农民工群体每年带回家的数以千亿计的现金，已成为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和改善生活条件的重要来源。

这些硬通货的积累为农民工在特定时期走向创业奠定了初始的条件。

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变，农民工脱离农村的欲望更加强烈，而他们最终脱离农村与否则取决于他们对城市、小城镇各自与农村之间比较优势的认识。

如果农民工在综合农村的各种利益之后仍觉得农村的比较优势较大，他们就会选择回流，他们把流入地的资金、技术等带回农村很少投资于第二或第三产业。

如果农民工在综合农村的各种利益之后发现农村根本不存在优势甚至是劣势的话，那么他们就拒绝回流，要么继续游离在城市，或者转而流入较小的城镇，在小城镇实现创业。

还有继续奋斗在城市的农民工会选择自主创业，虽然创业很艰难，但仍有部分农民工可以实现创业，特别是在城市的行业准入制度得到规范以后。

转向流入小城镇的农民工创业现象则较为普遍，因为他们的创业意识、创业资本与创业勇气等在小城镇较为有优势。

与此同时，回流农村的农民工已不再是传统的农民，他们掌握一定的技术与资金，有城市居民的部分经营意识，是农村新型的农民，是遗留农村的精英农民，对提高农业生产率、改善农村环境、实现乡风文明以及带动村民共同致富都具有积极意义。

通过前述分析，农民工的明显意义不仅在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还在于在经过城市“淘金”之后他们素质禀赋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都有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适合“发展压倒一切”的公共需求。

第二，农民工是连接城市与农村的桥梁，有利于满足“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性公共需求。

他们的身份确认方面众所周知，农民工对于农村的农民来说，他们不再是完全的农民，他们只是拥有农村的户籍，却是在城市生活务工。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农民工又只是来自农村的打工者，是农村流出的廉价劳动力。

概言之，农民工的身份被社会架空，身份与职业两相背离。

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民工是城乡分割下二元社会结构的真实写照。

正是农民工这种在社会上的特殊身份，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农民工来自农村，来自社会的最底层，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他们改变贫穷落后的急切想法让城市居民对农村更加了解，让城市管理者对农村的现状能够更真切地把握，进而达到下情上达的效果，使决策者明晰农村与城市之间在发展程度上的差距，从而树立起时代的危机感，作出决策上的调整。

换言之，农民工已成为主流社会了解农村境况的最直接的窗口。

正是由于大量农民工的存在，使国家的“三农”政策与城市的支农政策才找到最切实的参照点。

此外，农民工又长期生活在城市，对城市的情况有较为详实的了解，以他们作为平台，农村能够较快地享受到城市里先进的资讯，看到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

从这个意义来说，农民工的存在又适合“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性公共需求。

最后，农民工讲究权益维护与权益声张，有利于满足解决其“权利贫困”的政治性公共需求。

学者王雨林认为，权利贫困是指“人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权利遭到排斥和剥夺，缺乏平等参政议政、公平竞争、公平接收教育等应有的权利，从而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处于劣势地位，容易陷入贫困境地的情况”。

在农民工刚兴起的阶段，囿于自身的素质，以及把主要精力用于改善自己的经济社会现状，农民工有时对自身权益的流失是明知而故意不管，给外界以他们漠视自身权益或者说是权利冷漠的映象。

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农民工自身权益确确实实在流失，一方面给政府以及其他经济组织剥夺农民工的权益提供了机会。

但是，在经过若干年市场经济的磨练之后，农民工也逐渐掌握市场经济实质上为法治经济的本质，开始有要求与城镇市民获得同等待遇的强烈愿望，包括劳动保障、子女教育与提高工资水平等都要求得到一视同仁地对待，倾向于彻底改变“想工作、能工作，但没有权利与机会工作”的状况。

综上所述，当“农民工”逐渐成为合法性或习惯性称谓时，在国家意志干预下出现的农民工并不见得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包袱，相反，这一群体更具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他们对催生中国在新世纪里的深刻变革将起到致关重要的作用。

三、“二代农民工”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冲击只有在“二代农民工”浮出历史的地表，作为一个抽象的群体嵌入经济社会结构并被解读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才真正无法逆转———并且正在经受巨大的考验。

今天，这个继承了父辈的身份却已经以其外在服饰包装和心理特征一扫昔日“农民工”形象的群体正在城市管理者的目光中聚集。

我们能明显地看到这一居高临下的目光所放射出来的不安和焦虑。

无论以何种角度对现代性加以界定，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都体现为从“贫穷”、“落后”进入“富裕”、“文明”的一场重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运动。

而很显然，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并且自身可以源源不断地进行再生产的农民正是中国轰鸣的现代化机器的廉价原材料。

在原初的预想中，这一材料具有无限的供给能力。

“农民工”这一不伦不类的词汇由此从施行了半个世纪的城乡二元体制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里溜出，以此作为一个流动于城乡之间、在血汗工厂和建筑工地里挣扎求生的群体的命名。

这个群体以其吃苦耐劳、忍受歧视侮辱而著称于世。

尽管无论就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实践，还是现代化本身所具有的规范性指向都暗示发生在中国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必然会冲破“农民-市民”二元区分的身份壁垒，从而使城市化真正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指标，但对这一庞大群体的容纳的想象性恐惧使得城市迟迟没有打开平等的国民待遇之门。

而另一方面，农民工本身对于命运的认同和因心理与乡村同构而对城市的隔膜也契合了原有的政治-经济模式利用农民工提升gdp方面的秩序设定。

这一切都使得这一群体在集体性的沉默之中无法超越作为历史客体的命运。

但是“二代农民工”的出现终结了“农民工”的心理特征，他们正在以历史主体的诉求迫使整个城市社会正视他们的存在。

在已不可避免地成为陈词滥调的诸多观察式描述中，他们被视为已经适应城市生活或对城市生活具有无限向往而无法在心理上回到或固恋相形之下缺乏任何吸引力的乡村。

他们还拥有媒体解读中的“平等意识”和“权利诉求”。

这样的心理特征、精神结构和权益诉求必然对歧视性隔离性的城乡二元体制提出挑战而要求一个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农民进行“市民化”的机制与之对应。

这必将引发政府管理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

如果说老一代的“农民工”只是唤起了对城市秩序的破坏的想象性恐惧，那么，“二代农民工”的能量指向了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构。

估计不少人都看到了“二代农民工”身上的这种对既有秩序的冲击性力量。

但以户籍来决定一个人的福利资格的制度性排斥依然存在。

更重要的是，排斥本身乃是一种“国家”和“市场”共同参与的二重奏。

福利的缺乏和畸高的房价等强加的有形限制和无形生活成本正在成为“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不可逾越的高山。

一个既回不去也无法前进的人往往会在绝望、茫然中产生并释放破坏性的心理能量。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延续下来的城乡二元体制、在现代化进程中加剧的贫富悬殊、把廉价劳动力当成原材料使用的经济发展模式终将因其对农民工的排斥性利用而使社会付出巨大的成本。

四、小结总之，农民工群体是具在中国特色的社会群体，在社会按常规运行的博弈中，制度安排对结果最为关键。

如果制度安排含有对某些群体的利益倾斜，博弈结果也往往会有这种倾向。

公正的制度安排，其核心原则是机会均等、公平竞争。

当然，任何社会都做不到让每个人都实现地位上升，地位变迁的结果，总会是有人上升了，有人下降了。